事件与叙述分离：文学理论新解

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上述三种叙事视角每每是同时起作用、错综结合在一起而并不机械分离的，但纵观文学在二十世纪前后的整体发展格局，应该承认，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文学对后两种叙事视角尤其是外聚焦视角，运用得更为自觉与频繁。这种演进具有积极性，即引导我们看清文学活动中事件与叙述相分离的意义。这被二十世纪前的传统叙事视角每每遮蔽着的事实，经由视角的现代化而积极敞开出来了。

在传统文学习惯于运用的全聚焦视角背后，隐含着一种信念，那就是，事件必然是叙述安排与设计的产物。自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危机的日益凸显，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断得到着积极反思与调整，这种传统信念相应地也在文学活动中引发了怀疑，在内聚焦视角，尤其是外聚焦视角看来，一切叙述行为，都只能是对事件的某个角度、某个层次与某个侧面的叙述，却始终无法垄断与穷尽事件本身的客观面目与内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现代作家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杰作《喧哗与骚动》。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头两个十年里。美国南部的没落地主康普生先生与太太有三个儿子——昆丁、杰生、班吉以及女儿凯蒂，他们一家同诚实善良的黑人女佣迪尔西住在一起，做过公理会牧师的康普生先生早早去世了，四兄妹从小一块儿长大，但凯蒂成人后与人私订终身，生下了女儿小昆丁并寄养在母亲家，老大昆丁因难以接受这一切居然自杀，老二杰生恨透了凯蒂，逐渐掌握了家庭管理权，性格很像凯蒂的小昆丁在某一天也不明不白离家出走了。小说是从三十三岁的白痴——康普生家老三班吉的混乱意识活动开始的。福克纳一上来就用时空倒错的意识流手法，朝我们端出了整个事件的可能性。正由于班吉是个精神不健全的白痴，他的意识活动更容易因为各种视、听、嗅觉触媒而随机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纷乱意识内容，这些意识内容尽管表面上毫无联系，却已在暗中酝酿和发动着事件的各种可能性。福克纳没有像上帝一样全然安排好整个故事，就像传统小说家热衷于做的那样。他也在和我们一起观看这个故事接下来发展的可能性：这样一些意识碎片透露出来的无数故事可能性里，我应该看到哪一种呢？他就这样观看着故事发展的可能性，而且一遍遍观看，除了从白痴班吉的视角观看，还从老大昆丁的视角观看，看到凯蒂的私情，从老二杰生的视角观看，看到小昆丁的讨厌与当家作主的快活，还嫌不够，干脆自己出马，亲自观看了一遍，看到小昆丁的出走和迪尔西上教堂，直到最终加上一个完全出于全知视角的附录，看到康普生一家在几十年间的活动脉络，故事就这样被福克纳不厌其烦地一连讲了五遍，才清晰起来。这种苦心孤诣的写法表明，每个人对世界的观看成果都不一样，然而每个人观看着的又都是同一个世界，这同一个世界始终有超出着任何个体观看成果的客观性，即事件始终大于叙述，或者说，故事始终大于讲故事。现代小说在叙事上的深刻变革便体现出来了。类似的叙事视角，至少还可以从日本现代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筱竹丛中》与中国当代作家金庸的《雪山飞狐》中领略到。归根结底，事件与叙述的这种深刻分离，并不来自先验的设定，而来自叙述的操作，事件对叙述的超出，是通过包括外聚焦在内的叙述视角等一系列叙述技巧来达成的，而叙述技巧问题是一个“怎样把故事讲好”的语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事件与叙述的分离，是统一于语言中的分离，两者在分离中实际上达成着语言上的高层次统一。

这就提出了叙述技巧的限度问题，或者说提出了把叙述力量推至极端的后果问题。叙事欲望在现代的膨胀，以及其让“讲故事”压倒“故事”本身的发展路数，潜伏着相对主义的傲慢。这是因为，一方面，如第二章所述，语言不具有实质性，另一方面，人类的文化又总得通过语言媒介来表达，处于现代生活中的人于是必然对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人类文化产生出深深的失望，后果是相对主义思潮开始泛滥，即不信任绝对的事物与价值的存在，而认为所有关乎文化的议题的有效性都囿于某种有限范围内，相对、易逝而留存不下来。这是语言论哲学内在的消极面。它直接导致了一些先锋小说家认定故事尽可“在讲述中诞生并被讲述者任意改变”，叙事的“重要部分不在于‘故事’，而在于‘讲’”。^[1]但在张扬叙事中隔绝于读者，这种态度只是相对而言的表象。因为索绪尔已同时表明，语言是活的存在，只有在（共时性结构的）使用中才存在。使用中的语言包括口语与书面语，两者都能担待起叙事的任务。事情的关键在于，一涉及具体的语言使用，客观上就不能不同时触及接受者的存在，从而有一个在更大背景中被赋予意义的问题，因为当作家主动考虑到读者看到的这个世界很可能不同于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时，事实上便允诺与尊重着人们对于世界的不同观看可能，而抑制了自己的叙述权利，让事件超出叙述而客观存在了。一个擅长叙事技巧的现代作家，尽可以在傲视并试图区隔于读者的宣示中确证自己叙事能力的优越，但关于读者阅读习惯与接受方式的考虑，仍不自觉地潜隐于作家的意识中，并使之为建造一个超出自身的更为广大的世界而努力。这便是海明威这样的现代小说家尽管痴迷冰山原则等精妙叙事技巧，却仍在心底里告诫自己精神高于技巧、写作是建筑而非室内装饰的原因。现代以来的叙事狂欢向着更高层次提升，由此获得着潜能。(www.xing528.com)

这样，认识到事件与叙述的分离后，我们实际上获得了更自由地面对事件的心态，即因人小于世界、有限地居于世界中，而获得主动选择的可能与智慧。这是文学惠泽我们的深刻思想方式，以这种思想方式去看待世界，我们将因真正自由而幸福。

[1] 林建法、傅任：《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