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功能反思：得失与局限

在上述比较后反思中国文学在功能方面的得失，我们不难发现导致其显现功能不发达、悲悯与见证力量相对薄弱的两个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来自政治伦理。如上所述，在中国文化中，人的地位因无神而被放置得很高，所谓乐感文化便主要建立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学基础上。这带来的后果是，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活动，几乎成为着中国文学创作的全部目标，而在封建制度下，除了晚近几部小说中开始涉及的普通人日常生活外，这些活动中突出而耀眼的，主要便是鼎革江山的政治活动。同样源于巫术文化这个文明源头，较之于巫在西方后世主要发展为宗教，实现着政教分离，巫在中国后世则主要发展为政治，实现着巫君合一。动物在古代中国被认为拥有沟通天人的神秘力量，成为中国先民巫术祭礼的祭供，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正为此而发，这一来，占有青铜器使用权的上古君主便独占沟通天人的渠道，也垄断着知识与权力，^[1]于是，君代表上苍来就任权力主宰者。由此，中国人对经验世界的伦常纲纪每每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例如明末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批点《水浒》，不惜用很多篇幅津津乐道宋江潜意识中对晁盖第一把交椅的长久觊觎之心，以及其为谋划争位而不动声色施行的一系列手段，便正是金氏对政治兴替夙怀兴味使然。这种视野，使中国文学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但从更高的层面看是有某种局限的。

原因之二来自说书传统。我国宋元以来的说书传统，调动一切精彩的叙述手段营造扣人心弦的现场效果，高度注重对于故事的“讲”，在叙述技巧层面上每每使出浑身解数来极尽巧思、吸引观众与读者，这种做法实际上从外部切入文学活动，将关注的兴奋点聚焦于文学对人的一系列外部关系的再现或表现，因而在深入开掘文学内部精神等方面的兴趣相对显得淡漠。这与我们对待生活的某种逍遥的、庄子式的态度有关。这种逍遥来自中国文化的“一个世界”特征，其实质是，由于并无在更高的力量面前的渺小感、有限感，而不滋生出相应的不安全感，反而认为自己可以自如地操控眼前的局面，怎么具体地操控它都不妨碍自身所占据着的安全位置。这与西方文化在“两个世界”的特征上所形成的、出于被拯救的诉求而滋生出的不安全感，是颇异其趣的。一个可以用作比较的典型例证是，在西方文化中，勇于坦承自身隐私的回忆录与自传很发达，留下了诸如圣奥古斯丁与卢梭的《忏悔录》等杰作，相比之下，中国自古却极少流传下这类作品。从这个角度观察，我国文学在显现功能方面的薄弱同样可以得到解释与进一步的反思。(www.xing528.com)

[1] ［美］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