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文学的不同功能，最终是为了更有效地观察与把握文学的走向。当以人与世界的三种基本关系为基础，依次看清了文学的再现、表现与显现功能后，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在功能上的整体相似处与相异处便顺理成章地接着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两者的相似处在于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前两种功能，对此前面都已举例作过说明。两者的相异处则集中在了第三种功能的不同境遇上：较之西方文学，中国文学并不以悲悯与见证见长，在显现世界的能力方面因而相对显得薄弱。以我国四大文学名著为例来看，《三国》与《水浒》都因历史题材的限制而主要在社会性层面展开笔墨，《红楼》涉及某种哲学深度，但这种深度被包裹在对“诗礼簪缨之族”社会生活的刻画中，似乎谈不上有多么入木三分，至于《西游》，虽看起来触及神魔世界而具有悲天悯人的空间，如果我们注意到四位主人公从头到尾始终没有年龄变化这一事实，便不难领悟到，作家没有将笔力深入探至人物深邃幽微的精神世界，谈不上由此而来的人性深度开掘。窥一斑而见全豹，如果认为西方学者那种认定“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经常是紧密相联的特性和世界文学的观念相左，因为后者意味着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所有人都能理解和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文学”的看法多少由于文化的隔阂而不乏偏激之嫌[1]，那么，国内学者的类似洞察却不能不引发我们的省思。从现代文学范围看，我国文学的哲理性深度被认为是比较匮缺的，虽造巅如鲁迅者，亦不以整体性哲思见长，其知音以为“就中国一般的作家论，是大抵没有甚深的哲学思索的，即以鲁迅论，也多是切近的表面的攻击，所以求一种略微深刻的意味长些的作品就很少，根源不深，这实在是中国一般的作品令人感到单薄的根由”[2]。从当代文学范围看，一些作家诸如“（中国）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的感喟[3]，以及“没有虚无感的作家不会是一个好的作家”的省察[4]，都借助于世界一流文学的参照系，同样道出了中国文学在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困境的关怀方面的整体不足。如有识之士所总结：“中国作家有个普遍毛病，就是对人的看法缺乏超度，缺乏更高层次的大悲悯。”[5]某种程度上这构成着我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某种瓶颈。
这自然与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关。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传统自古希腊以来便深深含有神性维度，这使人在此种传统中的地位相对渺小而有限，由于始终有一个高出于、大于自身的背景存在着，人才对自身与世界的生存因缘敏感，每每从世界出发思考问题，这就使西方文学更善于悲悯与见证，并由此积极显现出世界。相比之下，由于始终处身于一个现实世界中，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相对要高得多，他更习惯于从自身出发思考问题，这则使中国文学更善于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发挥功能，再现尤其是表现有余而显现不足。如果借用现代存在主义著名哲学家保罗·蒂里希的划分，人有两种超越方式，一种是“部分超越”，表现为追寻“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乌托邦”，以达成“有限的境界”，另一种则是“彻底超越”，它致力于“超越整个水平维超越的全部范围”，带来的是“某种突破整个水平维的神性事物的闯入”，以开启无限自由之境，而这两种超越方式所造就的“两个境界是互相渗透的”，这保证着“我们既有历史的实在又有超历史的实现”[6]，那么，前者是中国文学中更为常见的再现功能与表现功能，后者则是西方文学中更为常见的显现功能。
[1] ［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2]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www.xing528.com)
[3] 史铁生：《写作的事》，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1页。
[4]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91—92页。
[5] 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页。
[6] ［美］蒂里希：《政治期望》，徐均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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