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再现功能与表现功能之所以都存在着上述明显片面性与局限，归根结底，是由于它们在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态度上都不尽合理。无论人=世界或人>世界，都设定了人与世界的对立关系，只不过前者视自身为世界的复现物，后者因视自身为世界的主宰而在对立程度上更强罢了。然而，人与世界的这两种对立关系，都是以不自由为实质与代价的。因为在这两种关系中，世界与自我（自我是世界的另一方面）的关系是被现成决定好了的，我们只需要现成地去再次呈现那种外在于我的客观现实，或者现成地去再次呈现那种先在于我的主观情感就行了，这个过程无需我们的主动选择，因而是不自由的，尽管表面上显得很自由。自由只能发生在人能主动作出选择的基础上，选择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它必然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的限制中人才能进行选择，所以，主动选择的可能性维系于范围的有限性，自由从而便来自限制中的选择。就像一个长生不老的人因失去了生命的限制而相应地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据，被世界所遗弃，其实不自由，一个懂得人是要死的、生命有限的人，才能更珍惜生命，而在选择中让人生变得真正自由。再现论与表现论由于都设定了人与世界在关系上的现成性，这种现成性对任何人都适用，只存在去被动地代入它的问题，这便失去了具体情境设置的限制而变得无所不包，自然也便取消了主动选择的可能而变得不自由了。前面所述的两者的局限，根本上即由于此。
看来，自由只能来自文学的第三种功能——显现功能，在这种功能中，人有限地寓居于世界中，清醒地意识到限制性，而在受限中始终主动地作出选择。它以显现论为思想基础，可以概括为人<世界。这种功能赋予文学的深刻意义，在于使文学具有了悲悯与见证的力量。
首先，因为人如上一章所述，在得到的同时总是失去着，所以，人值得悲悯。在非终极的现实中，人们挣不脱名缰利锁、贪嗔痴恨的羁绊，欣然不自知，而总自忖所欲求的与所得到的是成正比的，却不考虑“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这样的问题，[1]相信想要什么就能最终获得什么，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和付出何等代价，都并不惜。这个乐观的信念以人始终高估自己的主体性力量为实质，永远回避着真相。真相是，一个人“随着自己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反而觉得更加迷惑”[2]。这便在终极的层次上启动着关于生存的思索，开始拥有抵达生存意义的积极姿态。由于欲求的同时总是失去着，人就没有什么可骄傲的，非但无可骄傲之处，反而要在得到的同时如履薄冰念想失去的意义，这使人逐渐学会悲悯自己，进而也以同等的终极思考悲悯他人。
其次，因为世界如上一章所述，总是让人在得到的同时失去着，所以，人总小于世界，无权掌控世界，而只能去见证世界。在非终极的现实中，假如设定所欲求的与所得到的存在着必然的符合关系，这种潜在张扬着人的骄傲与自信的乐观信念便暗含着人可以按自己意志影响甚或改变世界的实质，即人被视为占据着高于或等同于（等同是一种变相的高于）世界的主体性位置。但由于在终极层次上，人越得到便同时越相应失去，世界便从不为人这一主体的优越视点而特定存在，毋宁说人只成其为世界中有限的一分子，这样，人在世界面前所能做的不是动辄自信的二元论式的干预或改造，而是非二元论的、充满谦逊的观察与见证。“在非二元的觉察中，他们和我是无别的。一种伟大的‘平等意识’因而发展，它一方面去除了骄傲与自尊，另一方面也斩断了恐惧与嫉妒。”[3]如此，世界的真相得以客观地显现出来了。
上述两方面作为文学显现功能的基本内容，为我们观察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成功奥秘，提供了新的视角。
先看国外文学的悲悯与见证。例如俄国伟大文学家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叙述男主人公开始并不接受达吉雅娜，后又追求她未果，奥秘便在于欲求与所得总是动人地悖反。将这奥秘推广地看，便是一种不处于中心（处于中心者总觉得所求必然带来所得，这就是“当局者迷”），却处于边缘（处于边缘者才感到所得必然伴随所失，这就是“旁观者清”）的“多余人”实质：从德国的“烦恼者”（如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到法国的“世纪儿”与“局外人”（如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萨特《恶心》与加缪《局外人》），从英国的“拜伦式英雄”（如拜伦《怡尔德·哈罗德游记》）到俄国的“多余人”（如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赫尔岑《谁之罪》、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与屠格涅夫《罗亭》），从日本的“逃遁者”（如夏目漱石《我是猫》）到中国的“零余者”（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再到美国的“反英雄”（如埃利森《看不见的人》、索尔·贝娄《赫索格》、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与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就拿“反英雄”来说，他为何是“多余人”呢？因为“反英雄”强调英雄性格的世俗性与日常性，以此来适度反思传统视野中英雄性格的理想性与崇高性。《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把传统英雄精神“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创造性地改成“宁可站着生，决不跪着死”，便在戏谑的黑色幽默中体现出英雄观念的微妙变迁，这里面显然开发出了新的深刻思想：对个体生存质量的高度重视。例如封建社会中因忠君而舍生忘死（跪着死），其价值就未必比另一些清醒独善其身的人（站着生）来得高。这岂不正是悲悯与见证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型电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圆圆对“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传统观念调侃“不懂不懂不懂，都死了怎么还站得住啊”，便跃动着一股在油腔滑调中悄然消解政治权威崇拜的微妙色彩，即与正襟危坐的政治性官方权威话语并行着一种民间谐谑话语，身体力行着“世俗和神圣这两种内容的相互作用”[4]。以上这份并不完整的名单，遂足以显示出悲悯与见证对人的本真生存境况的动人显现力量，这种显现力量是国外优秀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具备着的。
再看国内文学的悲悯与见证。如果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卧薪尝胆”为题材，可以如何来创作一部好看的小说或剧本呢？面对两千五百余年前风云激荡的吴楚争霸，怎样以最强的张力展现成王夫差对败寇勾践的羞辱，以及勾践对夫差由忍辱负重到十年生聚直至扭转国力这一焦点，是处理叙事逻辑并试图创新之际最棘手的难题。比较常见的思路，不外乎维系于“复仇”这个关键词，以此为出发点来极力渲染一代国君寄人篱下的不世耻辱与处心积虑装痴卖傻、隐瞒真相的苦心，以及最终成功洗刷前耻的快意，一些历史小说不惜引入了颇显污秽的“尝粪”等细节，借以极尽含恨吞耻之艰辛。但让我们深入一层思索，仅定位于复仇的历程，是否显得肤浅呢？这种本质上没有跳出“一报还一报”模式的逻辑设计，在让当事人成功实现了报复夙志后其实留下着“复仇之后”的精神空虚，而经不起哲学的反思与人性的拷问。由于缺乏不同于复仇模式的新模式的引入，人们仍有意无意地重蹈着旧的思维模式与习惯，哪怕勾践出于完全正义的动机而终于涤荡开曾经加在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实现了自己忍辱偷生的复国大计，作为一个男人的他真的就在精神深处感受到了快乐与幸福吗？还是于登上胜利者宝座之时蓦然发现，自己一直苦苦追逐着的那个目标原来是一场空幻，自己尽管赢了却依旧陷入了无边的自我灵魂呼号中：我煞费心机做下的这一切，果真有意义而在终极意义上对得起自己吗？为什么胜利的最终辛苦到来不但没有使我从内心感到快乐，相反仍隐隐带给了我孤独、寂寞与空虚？那曾经不可一世地骑在我背上骄狂大笑、把我当牛马驱使的吴王夫差，此刻失去了全部尊荣而沮丧地跪倒在我脚下，却似乎也隐隐令我生出一丝恻隐之心，忽然觉得他原本也十分可怜而可宽恕，这又是怎么了呢？当我们提出这样一系列追问时，便发现，越王勾践的胜利者姿态并不能抵消他依然在失去着的微妙东西，他的幸福指数并未由于卧薪尝胆带来的成功而必然提升，相反被打上问号，被作这般深度心理开掘的勾践，便成为了一个充满终极悖论的形象，他变得与先前那个只图报复、毫不在意意义追索的俗者大不一样了，一种哲学上的深层次反思开始跃然纸上。尤其是，勾践进而察觉到最了解自己的人原来其实就是自己的敌人，由此产生出的心灵激荡与进一步的宽恕念想，把哲学上围绕着终极悖论的上述叩问推向了新高度，一种基于人性的关怀生发出来了。我们可能由此读到一个充满了行动犹豫与迟疑的勾践形象，但这样的勾践形象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他正陷入的终极悖论，岂不是我们每个人生存在世同样也拥有着并可能为之正焦虑着的吗？稍显遗憾的是，这样的叙事逻辑在我国传统中还很少见到，唯如此，对难得一见的这方面的成功尝试，我们便有足够的理由珍视。这里要提到的是冯至的中篇小说《伍子胥》。诚然，在这个叙事文本中直接出场的不是勾践夫差而是伍子胥，但鉴于后者在吴楚交战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同样身负的著名复仇使命，怎样来写伍子胥的逻辑，也同样能启示怎样写勾践的逻辑。冯至怎样写伍子胥呢？他完全淡化甚或取消了这个男人复仇的结果，而将主要的笔力倾注在其人逃离楚国、向吴国而去的一路心理波动，字里行间饱蕴着终极悖论的色泽。如写太子建，“他的使命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是十分可耻的”，叹惋自己“生也好，死也好，恐怕要比任何一个人都可怜，都渺小”；批评季札，“这算什么高洁呢，使全吴国的人都能保持高洁才是真高洁。他只自己保持高洁，而一般人都还在水火里过日子”。于是子胥终于领悟到：“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5]仇恨在一路奔波中渐次消泯，是因为仇恨感“永远停留在有条件的事物的范围之内，它永远不断地提出问题，但不会得到终极的东西”[6]，而在执念中难以去领略仇恨之上的更为宽广的天空与大地。对于文学来说，积极跳出这种相对显得偏狭的视角，人性的温度才会取代冰冷的刻度而被触摸到，这需要文学作品去努力显现人性在生存荒谬中的挣扎与搏斗。文学提出的最为深刻的问题就在这里。中西方文学对此的触及能力是值得比较的。(www.xing528.com)
[1] ［美］奥尔：《大地在心》，君健、叶阳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08页。
[2] ［奥］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吴桐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页。
[3] ［美］威尔伯：《恩宠与勇气：超越死亡》，胡因梦、刘清彦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5页。
[4] ［英］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江先春、沈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5] 冯至：《伍子胥》，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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