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今解：再现功能

再现功能是古往今来文学最为人们熟悉的一种基本功能。再现，顾名思义即再次呈现出世界，它的思想基础便是自古希腊起深入人心达数个世纪之久、在中国也以“文以载道”观念而影响后世的再现论，可以概括为人=世界。在这种功能中，文学作品通过塑造一系列生动具体的形象，使读者对社会现实生活形成认识。对文学这种再现世界的功能，不难举出作家创作上与读者接受上的生动例证。就创作例证而言，例如在西方，斯陀夫人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由于真实再现了奴隶主残酷统治下的黑奴的非人生活，而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激起了巨大而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了十九世纪美国为废除农奴制而进行的南北战争与黑人解放运动的导火索，以至于总统林肯事后盛赞作者是以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再如作家金庸创作于1960年代的长篇小说《笑傲江湖》，以栩栩如生的笔触描画出一幅争权夺利的江湖斗争图景，谁能说字里行间没有对当时大陆如火如荼的“文革”现实的某种深刻再现呢？就接受例证来讲，例如数百年来流传于我国社会城乡、几乎家喻户晓的口号“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便朴素地道出了人们对文学再现功能的强调，少不读《水浒》是怕年轻人因读了这部小说而不恰当地学书中人物好勇斗狠，老不读《三国》则是认为人老了不应再像这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工于权谋，而应以宽容心态看淡名利，这样陈述并深信不疑的前提，显然是预设了两部小说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具有对应性，而对应性即再现性。诸如此类，都是文学具有再现功能的绝佳证明。

由于再现论具有如上所述的深厚群众心理基础，在东西方文学观念发展史上，再现论都是一种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学功能观。从被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首先引入文学理论的摹仿论到被达·芬奇进一步予以发展的镜子说，都为再现论在西方文学观念史上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的事实提供了证明。在东方，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受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美学思想影响，而提出过文学是“寓于形象的思维”的著名观点，为后人每每视文学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阐述，而既然认为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伴随着形象塑造的思维活动，便在根本上肯定着文学的认识功能，这种认识功能的实质，显然是再现功能。在注重伦理教化的我国，文学的再现功能同样自古便得到着不断的肯定。如孔子提出的“诗可以观”等早期文学观念，主张诗歌有助于了解社会生活与政治风俗，鲜明地包含了对于文学再现世界的功能的首肯。唐人韩愈倡导的“文以载道”思想与白居易有关“文合为时而著”的主张，都有力推进着这一功能在我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重要地位。直到近代，梁启超大声疾呼的“小说界革命”，同样透露出通过文学来认识现实、改造社会的信念，它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思潮，比如文学研究会提出的“为人生而艺术”等观点中继续得以深化。东西方的这些客观事实，都决定了以再现功能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至今仍是人类文学创作的主流。

尽管具有如上积极意义，仅把文学功能定位于再现，是否完整全面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文学的再现功能也至少带出着以下两点前后联系的局限。

第一点局限是容易将文学活动片面地理解为一种认识性活动，而有意无意忽略其作为审美性活动的更重要的意义。如果文学是对生活的再现，那么既已有了生活，何必再要文学呢？就像作家王安忆所言，当我们看到的小说和生活一模一样时，又何必煞费苦心去做这样一个生活的翻版呢？^[1]进一步说，如果文学是对生活的再现，那么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对生活的再现能力不在文学之下，何必还要文学呢？如果巴尔扎克的唯一愿望只是介绍他所处的那个现实世界，他为何去当作家而不去当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呢？诸如此类的疑问都提醒我们，一位文学家纵然在理论上可能主张不重新安排生活，但在实践中，只要他的文学创作一拉开帷幕，生活原生态与文学作品就必然已经存在着区别，存在着后者对前者的重新安排了。这是文学再现功能无法令人满意之处，也导致了过去很长时间里文学因片面定位于再现功能、注重机械反映而每每与科学认识活动混淆起来的弊端。(www.xing528.com)

第二点局限是容易将对文学来说更有意义的神秘成分不恰当地排除在外。这是上一点局限的必然后果。作为文学再现功能思想基础的再现论，相信世界是可以被人再次呈现出来的，这种信念每每忘记了，世界除了具有能被人把握到的东西之外，还有着大量尚未被人把握到、难以被人把握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超出了人类理性认知界限的神秘，康德将它们称为“物自体”，认为对它们只能通过信仰来领悟，而无法通过知识与理性来逮住。既如此，那么承认了世界始终有高出着人类认识能力的神秘一面，便同时承认了再现论的局限。举例来说，《三国演义》中最惊人的神秘，可推东吴名将吕蒙之死，不同于全篇的现实主义韵致，小说第七十七回奇诡地写其被关羽突然附体、神秘暴亡，而在小说中留下了一个无比蹊跷的千古疑团。这本不可解，或者说其实无须刻意去求解。但在后世对这段情节的某些文学加工发挥中，一种试图过于坐实的改编企图也每每不必要地淡化、消解了这份原本颇为亮眼的神秘性，变得平淡乏味甚至滥俗了，比如煞费心思地把吕蒙的死解释为他作为臣子因心恨关羽而不听孙权皇命，一意孤行追杀关羽，遭致身为主上的孙权不满其骄功僭越而暗中害死了他。这样的叙事逻辑虽看起来去除了神秘成分，变得再现现实中相似的内容而全然可解了，但显然也掺入与迎合着未必多么高明，甚至十分庸俗的中国人有关“功高盖主”的世俗信条，逻辑链条被填实了，那种扑腾跳踉的精神的野性却荡然无存，读来没有了向往神秘的激动与遐思，实不可取。就此而论，一味强调文学的再现功能，也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负面效果，又是不可不引起我们反思的。

[1] 王安忆：《心灵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