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今解之文学本义原因简析

既然诗歌、小说与戏剧都不是静态的名词，而是活跃的动词，这就表明纯文学不是文学含义的全部，而只是文学的狭义。在这种狭义之外，文学的本义是语言的创造性活动，它从根本上保证着文学的动词性实质。

原因仍然存在于文学观念发展的客观历史中。接着前面的历史回顾，十八世纪前的中西方人们对“诗”的界定，与十八世纪后的人们对文学的界定，尽管都包含着各家从各自不同立场、角度出发所关注到的丰富文学要素，不限于某一特定要素，而体现出每家对文学性质的理解侧重点，但这些界说中，有一个基本要素被它们共同反复地提及着，成为不存在争议的共识，那就是认为，无论“诗”还是文学，都是语言的创造。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会饮》中认为，“只有那种与音律有关的技艺我们才称之为诗歌”^[1]，他所区分的“诗”的三种表现法——直接摹仿、摹仿叙述与单纯叙述，其效果都来自“诗”的不同的语言结构与组织。另一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讲到，相比于历史著作，“诗”有能力揭示出事件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比历史更哲学，这个“更”字的落实，同样源于“诗”通过语言所创造出的、一种让人觉得可能与必然的魔力，因为“假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所摹仿的对象，那么快感就不是由于摹仿出来的作品，而是由于技巧或着色或其他类似的原因”^[2]。古希腊起点上的这种想法，一直影响着西方后世对于“诗”的把握。英国近代学者锡德尼主张诗歌应“在形式上也要同样胜过一切”，而“以恰到好处为准则”^[3]，歌德认为诗应通过“生动的描写”来“用艺术方式完善和阐明这些观点和印象”并“提供给听众或读者”^[4]，到德国浪漫派先驱诺瓦利斯与施莱格尔那里，“诗”的语言也因自身协调组成的合理结构而获得着自主性，“诗”的性质由此决定于语言的创造性使用。十九世纪后，法国诗人马拉美有关“诗是用词语写的”的强调与福楼拜在叙事文学中的自由间接引语等实践，以及瓦莱里的纯诗说，都强化着文学的语言创造性。这与中国古代有关文学的观念很有相似之处。《左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5]，缺乏语言文采的表达，无法达致古人立言不朽的理想，故孔子言“辞达而已矣”^[6]，主张“文质彬彬”^[7]，倡导让文辞在精心的琢磨中变得优美从而通达意义，语言在此被看作关乎国运、能帮助作品流传后世的创造能力。《文心雕龙》起首五篇详尽论证了“文”并非雕虫小技，而根源于天地万物之道，道有文采，日月山川都富于亮丽光彩与斑斓颜色，作为参与着天地的、三才之一的人能带着灵气去体悟周遭的世界，以有心之物的特殊身份去用心创造精美的语言作品，如书名所示那般精细地雕刻龙纹，以求得特殊的、结构组织上的表达效果与意味。起于六朝的韵味论美学致力于对语言构造的品味，从用词造句本身来品出内蕴与意味，不把语言当成通道。苏轼用“行云流水”进一步发挥孔子的辞达说，坚持在语言中妙造自然。明清诗文评点对语言文字极为敏感。王国维提出的“境界”，同样是存在于语言中的境界，其“一切景语皆情语”等观点表明，境界的开合都仰仗语言。与上述线索并行，我们还能找到更多的、同样的证据证明，比纯文学狭义更开放而深透的语言的创造性活动，才是文学的本义。

[1] ［希］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2] ［希］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3] ［英］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www.xing528.com)

[4] ［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5]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6] 《论语·卫灵公》。

[7] 《论语·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