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这种错觉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目前有人兜售的关于语言的见解也沾上了它的污点。例如人们普遍相信,要是没有文字,语言会变化得更快:这是极其错误的。诚然,在某些情况下,文字可能延缓语言的变化,但是,反过来,没有文字,绝不会损害语言的保存的。立陶宛语今天在东普鲁士和俄国的一部分还有人说【44】,它是从1540年起才有书面文献的;但是就在这很晚的时期,它的面貌总的说来却跟公元前三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忠实地反映出印欧语的情况【45】。只这一点已足以表明语言是怎样离开文字而独立的。
有些很细微的语言事实是不依赖任何符号记录的帮助而被保存下来的。在整个古高德语时期,人们写的是tōten“杀死”,fuolen“充满”和stōzen“冲撞”,到十二世纪末出现了töten、füelen的写法,但stōzen却没有改变。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凡是发生这种差别的地方,后一个音节都有一个y:原始日耳曼语有*daupyan,*fōlyan,但是*stautan。在文学语言初期,大约是公元800年左右,这个y已逐渐弱化,以致在以后三个世纪,在文字上都没有保存它的任何迹象,但在发音上却留下了很轻微的痕迹。到1180年左右,正如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它竟又神奇地以“变音”(Umlaut)的形式出现了!由此可见,即使没有文字的帮助,这个发音上的细微色彩也很准确地留传了下来。
所以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且是很稳固的,不过书写形式的威望使我们看不见罢了。早期的语言学家,也像他们以前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在这一点上上了当。连葆朴本人也没有把字母和语音很清楚地区别开来;读他的著作会使人相信,语言和它的字母是分不开的【46】。他的直接继承者也堕入了这一陷阱。擦音的写法th曾使格里木相信,这不仅是一个复合音,而且是一个送气塞音;他在他的辅音演变规律或“Lautverschiebung”中就是这样派定它的地位的【47】(参看第197页)。直到今天,还有些开明人士把语言和它的正字法混为一谈。加斯东·德商(Gaston Deschamps)不是说过,贝尔特洛(Berthelot)因为反对正字法改革,“曾使法语免于沦亡”吗【48】?
但是文字何以会有这种威望呢?(www.xing528.com)
(1)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书写的纽带尽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纽带,即声音的纽带来,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们更重视前者。结果,书写形象就专横起来,贬低了语音的价值。
(3)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规的支配,而这法规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
(4)最后,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因为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于是文字就从这位元首那里僭夺了它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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