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2 空间贫困与空间隔离
社会分层在城市空间中的表现形成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这种空间结构主要通过居住空间的分异而表现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重要特征是空间极化。这一过程通过城市化“整理”,在空间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空间的极化。空间极化最明显的现象为绅士化和贫困化。美国在这一方面表现十分明显。绅士化地区主要是指中上层居住区,由管理层、技术精英所占据,而穷人、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往往聚居在被遗弃的城区。
随着城市社会的变迁,不同阶层的人口开始有规律地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区位。城市空间按经济、家庭、种族的分化越强烈,社会区位差异就越大。其中包括城市贫困人口逐渐聚集在城市的某些特定区域,形成城市贫困空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贫困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贫困问题的主要方面。所谓城市贫困是城市空间中某一群体占有的资源相对缺乏或被剥夺而不能维持基本生存要求的状态。“贫困更多是一种因为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疾病”(蒋永甫,2008)。
城市贫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认识。马克思理论认为,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是产生城市贫困的根本原因。冲突学派认为,利益冲突和空间的争夺是贫困的根源。功能主义者将贫困看成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功能失调的结果。古典经济学则认为失业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根据向德平等(2005),城市贫困主要由如下三个因素促成:①社会结构变迁;②经济体制不合理;③社会保障薄弱。然而,无业或不充分就业则是产生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美国学者洪朝辉提出了权利贫困的概念,指的是“想工作、能工作但没有权利和机会工作”所导致的贫困(洪朝辉,2002;李志明,2009)。因此,就业权的实现在解决城市贫困中具有积极的意义。
城市贫困常常与不卫生的环境、基础设施缺乏的环境、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的环境联系在一起。西方学者提出的极化理论,说明空间极化过程中产生的城市贫困导致了空间隔离的加剧。“贫困与社会排斥是相互关联的”(钱志鸿等,2004)。社会隔离是社会分层在空间中的表现形式。空间隔离是指社会成员根据各自的财富、职业、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等因素而产生的在空间分开的过程或行动。“极化过程通过住房影响到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在空间上引起穷人的居住区的隔离”(钱志鸿等,2004)。(www.xing528.com)
空间极化是城市社会分层的外在表现形式,空间极化产生了新的排斥。这种排斥体现在空间的分化与离异,不同阶层的人群聚居在一起,如环境优越的富人区和环境低劣的穷人区的出现。而对于富裕阶层,拥有财富就可以拥有一切。他们可以住豪华别墅、高档住宅区、高级宾馆和高档会馆,享用城市环境优越的空间。这些富裕阶层享用的城市空间和环境资源多起来,而平民百姓的公共空间,甚至居住空间得不到保证,城市空间环境资源不公平、不公正带来了空间正义的问题。各个阶层权利的实现,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权的实现,势必引发城市空间的争夺。城市空间中基本权利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空间的博弈。
在美国,空间极化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例如,居住的分化。公民的居住偏好是居住分化的重要因素,高收入阶层往往喜好居住在环境良好的郊区。但是,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严格的区划控制实际上加剧了社会分化”(田莉,2004)。美国的区划制定中,规定郊外往往只能建设独立单栋住宅,而多层和联排是不允许建设的。已经提到的芒特劳雷尔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样的区划制度实质上排斥了低收入人群。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低密度的城市发展,使得公共交通的营运成本大大提高。将低收入的住宅布置在公共交通不发达的郊区,显然也是不合理的。这会给低收入人群在工作、上学、购物等方面的出行带来不便。
在中国,城市极化与城市贫困也受到了广泛关注。陈果等人(2004)认为,中国城市的贫困空间也具有较明显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分散性特征。“中国城市的贫困空间也将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趋势,即贫困家庭首先向地价低廉的城郊结合带集中,然后在城市中心区的外围形成贫民区”(陈果等,2004)。贫民区的形成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空间,引起了社会的隔离。这种隔离就是社会排斥。“社会排斥的概念重视的是某些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的人权和政治权利,包括个人的安全保障、法制、表达的自由、政治参与和机会的平等”(钱志鸿等,2004)。“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城市特定区域聚集并形成相对空间分异,将带来某些特定需求的集中和放大,而过度的空间极化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排斥和空间冲突等不利局面”(刘佳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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