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城市结构与基本权利
城市要素的集中和多样化,导致城市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而城市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引发了更多的人口和产业的集中。因而,城市是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最有效的空间形态。在城市空间中,公民的就业、居住、教育、公共设施、市政设施等方面的权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支持。城市化的进程及城市结构的演进,带来的是城市空间中各种权利矛盾地共存,正如卡斯特尔(Castells)所说:“在共同的空间结构中,各种社会、文化和经济逻辑矛盾地共存着”(诺克斯和平奇,2005)。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带来权利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这种相互的影响和依存反映为空间的结构。
城市结构的演变造成了城市基本权利关系的演变。公司总部的再集中引发的是城市中心空间的竞争,或者是土地产权的变更。空间的分化产生了复杂的后果。城市结构反映了各个土地使用和功能的关系。居住区具有排他性,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工业和部分商业用途的影响。但居住区对工业和商业的排斥,就会造成了居住地与就业地距离的增大。这会对弱势群体的就业产生影响。一个地域的工业分散或者转移到其他区域,也会造成该地域就业机会的流失。受空间的分化和城市分散的影响,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无法快速地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例如,“1942—1972年间,美国无学校专门区域的数量从6 299个增加到23 885个”(诺克斯和平奇,2005)。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这种关系是动态的和演化的。这反映出城市结构的变更,某些区域社会权的缺失,或者是资源配置的地域公正。因而,城市应形成一个合理的结构。
1)狭义城市化阶段
狭义城市化阶段为工业化时期,在前工业化的城市,主要为单中心城市。“城市中心区居住着贵族精英,……而最贫困的人群居住在城市边缘”(诺克斯和平奇,2005)。工业的发展首先是工作地与居住的分离,而工业、商业等在空间上竞争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模式。居住则按不同的区位形成等级,有产一族迁向环境较好的城市边缘,低收入者只能住在高密度和低质量的住宅中。关于工人阶级的居住状况和空间隔离的表述,在恩格斯针对曼彻斯特写的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而曼彻斯特也因此被称为“令人震惊的城市”(诺克斯和平奇,2005)。
2)郊区化阶段
郊区化阶段为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已经突破老城,向郊区扩展。城市化的进程一直是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公司总部、银行、大型商业向城市中心区集中,而住宅、工厂则随着城市的扩大而向外分散。“大工业、大烟囱”为这一时期特征。城市的社会化分工,在地域上也表现明显,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则不断形成。现代城市给富裕阶层以更多的便利,而对穷人来说,由于城市的扩大,他们依然住在破旧和简易的住房里,当然没有新的“机遇空间”(诺克斯和平奇,2005)。(www.xing528.com)
3)逆城市化阶段
逆城市化阶段为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逐步形成了多种新的城市。城市经济主要是由于信息化、高速公路、高科技产业发展,促成了生产要素交易成本的变化,导致各种要素重新对区位进行选择。大公司的行政活动持续向城市中心集中,而居住则向更大的范围分散,高科技产业则远离“大烟囱”的工业区。逆城市化改变了城市与区域的结构,在更大的范围形成了大都市延绵区。逆城市化的后果是更多的农地、森林和村庄转化为城市地区。
4)再城市化阶段
再城市化阶段为信息化时期。快速交通、知识经济和因特网的发展促成了世界城市体系逐步形成,人口和高等级的服务岗位再次向城市的中心集中。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了产业进一步分化,原有工厂的职能已经分化为总部、研发、销售、车间等。工厂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厂,只是原有的车间而已。车间进一步分散,甚至分散到境外。总部进一步聚集,或寻求优越的环境;研发与科研的融合形成科技园;销售、仓储与交通、通信的结合形成了物流。全球经济一体化或者是世界城市体系形成,城市内的功能极化已经延伸到城市间的功能极化,例如信息处理业仅集中在大城市中(诺克斯和平奇,2005)。
城市结构演变的内在实质是城市社会经济分异的结果,主要为:①社会结构的变化,如核心家庭增多,城市人口出现了阶层。②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三次产业比例的变更,产业的分化,新兴产业的兴起。③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如城市的集中、分散、再集中的过程,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的转化。这三种结构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反映到空间上。这种变化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本研究并不想深入研究这些演变的过程,而是通过这些演变的过程说明,在城市空间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城市结构变迁的深刻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①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看是财产权的表现的变化。不同的阶层占有不同的财产,分布在不同的区位。②新事物的产生使得权利间的影响难以识别。例如,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对居住区的影响,到信息化时代已经发生变化。③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带来了城市间的极化,形成了城市间的不平等。约翰斯通认为:“因为城市结构的演变会带来正面和负面外部性的新来源,所以,它们是地方冲突的潜在根源”(Johnstone,1984;诺克斯和平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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