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文学史：民谣体诗人佩特森

安德鲁·巴顿·佩特森出生于一个牧场主家庭，在丛林地区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他好奇地观看过由骑警押解的运金车辆悄悄通过；一次又一次地注意过阉牛大车满载着货物和赶车工的家当，颤颤巍巍地向前；他常常醉心于欣赏金灿灿的太阳从覆盖着桉树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也曾日复一日骑着马儿奔向淹没在丛林深处的小学校，接受启蒙教育……朴实的乡野生活给了他无穷的乐趣，也为他尔后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小学毕业后，他离开乡间去悉尼继续求学，在与他一起生活、爱好文学的外祖母的影响下，开始广泛涉猎文学作品。中学毕业后，他进了律师事务所，先任职员，后成为主任律师的合作者。他曾几度经营牧场，却因无起色而中辍，不得不弃农而蛰居城市，并以笔名“班卓琴”为当时颇负盛名的《公报》杂志撰稿。1895年他的第一本诗集《来自雪河的人及其他诗歌》（The Man from Snowy River and Other Verses，1895）出版，一月之内便销售一空，这使他旋即成为当时与劳森齐名的民谣体诗人。佩特森阅历极为丰富，集丛林人、律师、记者、战士、牧场主和作家于一身。1899年他受《悉尼晨报》派遣去南非任战地记者；1901年赴中国报道义和团运动；1907—1908年先后任《悉尼晚报》、《悉尼城乡杂志》等报刊编辑；此后又曾转而务农，做了六年的牧场主；1914—1918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任救护车驾驶员。最后，他以新闻记者为职业度过了余生，1941年病逝于医院。

佩特森的主要作品有民谣体诗歌：《来自雪河的人及其他诗歌》、《里奥·格兰德的最后一次比赛》（Rio Grande's Last Race，1902）、《盐灌木比尔》（Saltbush Bill, J.P.，1917）、《A·B·佩特森诗歌集》（The Collected Verse of A. B. Paterson，1921）等；儿童小说《诺亚所遗忘的动物》（The Animals Noah Forgot，1933）；长篇小说：《一桩内地婚事》（An Outback Marriage，1906）、《剪羊毛工的马驹子》（The Shearer's Colt，1936）；短篇小说集《三头象的力量和其他故事》（Three Elephant Power and Other Stories，1917），此外还写过战地报告等，但他对澳大利亚文学的主要贡献是民谣体诗歌。

佩特森是民族主义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民谣体诗人之一，素有“牧场歌手”之称。他的诗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为世人所瞩目的澳大利亚丛林生活，“在渲染澳洲乡村及其居住者的气氛方面，胜过任何一位民谣体诗人，甚至任何一位其他诗人。”^[1]在他的诗中，典型的澳大利亚景色得到了栩栩如生的再现，长满了野草“像大海般辽阔的平原”、“湛蓝湛蓝的天空”、“送出阵阵清香的桉树和山蕨”、“低吟的小溪”、“闪动着的牧场灯火”、“坎坷不平的土地”，虽不像英国乡野那么古朴、纯净，也没有欧洲林园的精致与细腻，却显得朴实、粗犷、雄浑而别有风味。

佩特森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男性的歌颂。他深情地讴歌了早期创业者对丛林的热爱，即使在“干旱恶魔”降临，牲畜倒地，“乌鸦们等候着它们死去”，生活受到严重威胁时，他们也并不怨天尤人，从不咒骂这遍布丛林的土地，而是始终忠实于它，牢牢地扎根在那里。佩特森还赞扬了丛林男子汉们的勇气、毅力、独立性和反抗精神，他诗中的男主人公很多都是不畏艰难、充满力量的英雄。很显然这些男子汉们正是当时争取民主、独立、平等而富有自信力的澳大利亚人的艺术画像。

佩特森笔下的丛林，是一幅理想化了的、色彩明朗、充满活力的生活图景，虽然由于抹去了阴暗面而显得不够全面，但无疑映现出了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运动时期活跃的社会气氛和人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佩特森也像劳森一样，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诗在当时不仅为丛林人所喜爱，而且也深受其他读者的欢迎，无论是在丛林赶车工歇脚时燃起的篝火边，还是在都市幽静的客厅里，都不乏热情的读者在朗诵它们。佩特森的诗歌也像已经逝去的那个奇特的时代一样，成了澳大利亚神话般的历史的一部分。

在写作技巧上，佩特森博采诸家之长，吸取了戈登、吉卜林和苏格兰民谣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粗犷、幽默、活泼而富有生活气息的风格。他的诗句朴实流畅而有气势，给人一种高山流水、一泻千里之感。他擅长于刻画人的行动，尤其是人在某种特定环境里所爆发出来的力量。他的诗没有劳森诗歌中的感伤或悲戚，总体色调是明朗的，但也缺乏后者诗歌中的深刻性。评论家曾用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两者之间的差别：“佩特森所持的是，一个坐在马背上的人的骑士式观点，而劳森所用的，则是一个背着行囊的旅行者的严峻眼光。”^[2]

佩特森最优秀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他第一部诗集《来自雪河的人及其他诗歌》中，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在成名之后的作品，不少都是应景之作，缺乏真情实感；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后几个诗集中把早期质量不高的作品也塞进去凑数的缘故。人们所公认的优秀诗作有《来自雪河的人》、《溢口地的克兰西》（“Clancy of the Overflow”）、《来自埃杭拜克的人》（“The Man from Ironbark”）、《流动邮局》（“The Mobile Post Office”）、《丛林人之歌》（“A Bushman's Song”）、《肩囊旅行》（“Waltzing Matilda”）等几首。其中《来自雪河的人》和《肩囊旅行》两首最为脍炙人口，也最能反映他的艺术风格。(www.xing528.com)

《来自雪河的人》描绘了一位来自雪河的青年的壮举。作者采用的是“欲扬先抑”的手法。一群丛林牧人要去追赶脱缰的野马，出发之前，伙伴们都瞧不起那位身体羸弱、坐骑瘦小的青年，认为他很不够格，对他说“小伙子，你还是停下算了”。后来只是因为旁人说情，伙伴们才勉强应许他同行。然而，当野马钻入深山峡谷之中，连那位富有经验的老骑手也无可奈何地叹息“没有谁能在那边截得住它们”而准备放弃追赶时，奇迹出现了：这位貌不惊人的小个子，独自一人尾随狂奔的马群，如履平地般跃上乱石嶙峋的陡坡，勇敢地征服这批烈马，把它们赶回了原地。整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激烈的动作、惊险的场面、大气磅礴的态势，歌颂了人的力量和勇气。正是因为有了力量和勇气，人类才在与严酷大自然的搏斗中取得了胜利，也正是因为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早期的拓荒者们才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站稳脚跟。这首诗不但集中地反映了澳大利亚的民族精神，也雄辩地指出了人类在各类斗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中，优胜者应当具备的品性，所以它有着超越时空的鼓动力。诗歌具有鲜明的澳大利亚特色，诗中所描绘的丛林、牧场、桉树、险峻的地形等，组成了澳大利亚特有的环境。而诗人纵情讴歌的、以助人为乐为核心思想的“伙伴情谊”，则是澳大利亚人至今仍奉行着的生活信条。正因为如此，这首诗不但在当时广泛流行，而且在今天也拥有不少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它的读者。

《肩囊旅行》在澳大利亚几乎是无人不晓，它在1895年发表时已被谱成曲子。时至今日，士兵开赴战场时仍然唱这支歌，群众集会时也唱这支歌，甚至很多人还建议用它来代替现行的国歌。诗歌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丛林流动工人在一个水塘边宿营，一面在篝火上烧水，一面愉快地哼着曲子。忽然他瞥见一头羊来到塘边喝水，于是他抓住它，把它塞进了自己的干粮袋，这时正好牧场主和几个骑警赶到，查问起他袋中的羊来。流动工人跳入水塘，自溺拒捕，并且高喊：“你们别想活着抓住我！”从此，人们经过那水塘时，总能听到他的鬼魂的叫声。这首诗之所以能在澳大利亚广为流传，多少年来始终为澳洲人所喜爱，是与澳大利亚独特的历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独特的民族心理分不开的。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发展，澳大利亚作为囚犯流放地的历史，很快就翻过了一页，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却日益加剧。一部分牧场主占有大量土地和牲口，而另一部分丛林人则一无所有，他们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生活无着，有时不得不以“顺手牵羊”的手段来解除饥馑之苦。一方面由于“伙伴情谊”已被公认为全社会的道德信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类小偷小摸对拥有大量财富的新兴牧场主来说，只是纤毫之失，因而人们并不过分严肃地追究“顺手牵羊”之类的事情，在贫苦的丛林人中甚至还有赞许这类行为的。为此，在澳洲人看来，佩特森诗中主人公之死很值得同情，而那宁死不肯就擒的反抗精神则更令人称道。

《肩囊旅行》一方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丛林人谋生的艰难（肩囊旅行是早期丛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相当真实地描述了普通丛林人对待生活的抗争态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们蔑视权威、宁死不屈的民主主义思想。由于澳大利亚的历史是与流放犯的痛苦遭际联系着的，因此反抗权威、同情弱者、歌颂平等始终是澳洲文学的一个主题，始终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这，恐怕就是《肩囊旅行》在澳洲大陆上有口皆碑的主要原因。

佩特森的诗歌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在他的某些诗中颇多浮浅的闹剧，供人一笑而已，经不起咀嚼。很大一部分诗写得比较粗糙，疏忽之处较多，甚至像最出色的《来自雪河的人》一首也难免有用词不当的地方。此外，有些诗因为硬凑韵脚或是使用新闻体陈词滥调而大为逊色。他后期的诗虽然更讲究技巧，文字也更为简练，但由于缺乏激情、内容空泛，失去了前期作品中的活力。

佩特森的两部小说都不很成功，无论是情节设计和气氛渲染，还是人物塑造方面都显得陈旧而无新意。佩特森不是作为小说家，而是作为一位杰出的民谣体诗人而被载入澳大利亚文学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