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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及其城市小说《乔纳》-澳大利亚文学史

更新时间:2025-01-20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斯通以撰写反映无赖生活的小说而在澳洲文学史上留名。他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即《乔纳》和《贝蒂》。《乔纳》是斯通的代表作。《乔纳》以悉尼贫民窟为背景。主人公乔纳是个流落街头、经常聚众闹事的无赖。《乔纳》通过小说主人公发迹的过程,揭示了早期澳大利亚资产阶级发家的特点。《乔纳》这部小说还有着象征意义。乔纳所耿耿于怀的被遗弃感,无疑就是这批早期沦落者心理的写照。乔纳是由贫民而平步青云的暴发户的代表。

路易斯·斯通生于英国,父亲曾进入英国皇家海军。斯通16岁时随父母移居澳大利亚,先在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落户,一年后迁往悉尼。他曾去悉尼大学进修,但并未毕业。此后,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执教于悉尼的多所学校。斯通以撰写反映无赖生活的小说而在澳洲文学史上留名。他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即《乔纳》(Jonah,1911)和《贝蒂》(Betty Wayside,1915)。此外,他还呕心沥血,乃至放弃学校准许的病假,撰写剧本,前后共创作了七部,都因不很成功而未能付梓或上演。

《乔纳》是斯通的代表作。小说充分展示了澳大利亚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塑造了众多个性各异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刻画了一个狡诈、无情而富有胆略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勾勒出了澳大利亚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侧影。

《乔纳》以悉尼贫民窟为背景。主人公乔纳(Jonah)是个流落街头、经常聚众闹事的无赖。他与洗衣妇雅布斯莱太太(Mrs. Yabsley)的女儿艾达(Ada)同居,生下了一个儿子。在雅布斯莱太太的撮合下,他勉强与艾达成婚。婚后乔纳筹集资金开设皮靴店,并通过降价出售等手段,斗垮了多家靴店,扩大了买卖,终于成为腰缠万贯的富商。但艾达生性疏懒,不善家政,与乔纳缺乏共同语言。因此乔纳爱上了漂亮的家庭女教师克莱拉(Clara),但当他发现克莱拉唆使艾达酗酒,而致使艾达失足身亡时,马上厌恶地舍弃了克莱拉,与自己店里的女会计结了婚。小说的一条次要线索是,另一个无赖丘克(Chook)与红发姑娘苹姬(Pinkey)如何在争吵中相识,并结为夫妇;尔后,丘克改恶从善,夫妻共同经营一家商店,互敬互爱,过着美满的生活。

《乔纳》通过小说主人公发迹的过程,揭示了早期澳大利亚资产阶级发家的特点。乔纳出身微贱,无依无靠,只身在世间闯荡,凭着自己的精明和胆识,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情地吞并了对手,从而成为一个拥有相当资产的暴发户。乔纳的发家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典型性。不少早期澳大利亚的发迹者,都是由于在英国度日艰难而被迫迁来澳大利亚的穷苦移民,或是刑满获释的流放犯。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低下,经济状况不佳,但顽强、狡猾、心狠,富有冒险精神,因而往往白手起家,凭借自己的才干和手段,最终爬到了社会之塔的顶端,成为显赫一时的资产者,乔纳便是这样一些人的代表。

《乔纳》这部小说还有着象征意义。主人公本身就是早期澳大利亚的一个象征。他的生活历程,从深层意义来说是澳大利亚早期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乔纳自幼“被父母如扔空罐头一般抛到街上”,这象征澳洲大陆的开拓者——流放犯们被母国扔到这个荒凉的土地上的痛苦而屈辱的处境。乔纳所耿耿于怀的被遗弃感,无疑就是这批早期沦落者心理的写照。而乔纳独自在冷酷的世间寻觅生活,则象征流放犯和移民孤立无援地与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搏斗。乔纳的发迹及其社会地位的彻底改变,象征着澳大利亚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在战胜大自然后,发展起资本主义生产,结束殖民主义时代,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小说《乔纳》的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资产者形象,而且画出了澳大利亚早期历史发展的轨迹,真实地展示了带着心灵创伤的先驱者们的奋斗精神,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历史面貌。

乔纳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物。他自由放浪,却并未完全抛弃传统的道德规范;他鲁莽好斗,却粗中有细,筹划有方;他冷酷无情,却不无感伤。作者正是从这些性格的相互矛盾上下工夫,使乔纳成为一个丰富、生动、有血有肉的人物。乔纳可以出于无赖的凶残,把砌砖工打得昏死过去;但是当他见到他玩弄姑娘的产物——自己所生的孩子时,却又满腔柔情,立刻感到了做父亲的责任。他在商场角逐中是位战无不胜的英雄,迫使别的靴店倒闭;但在家庭生活中,在个人问题上,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连妻子酗酒都未能发现,直至最后酿成悲剧;他与邋遢任性的妻子毫无感情,并因此与家庭教师克莱拉保持着一种暧昧关系;但当艾达酒醉失足摔死时,他并无如释重负之感,反而在他得知置艾达于死地的正是克莱拉后,便毅然抛弃她,觉得艾达“要比这个贵妇般的魔鬼好一千倍”;甚至他那佝偻委琐的形象与他机敏、干练、大胆的内在性格也形成了对比。概而言之,在乔纳身上存在着善与恶两个对立的方面,而这种现象又是与乔纳自身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由于自幼被父母抛弃,他不得不以空桶为家、以垃圾为食,尝尽了人间的苦难,目睹了社会的不平,因而对有着类似遭遇的人以及备受欺凌的弱者产生了同情心,所以当他看到活泼可爱的儿子将被遗弃时,他动情了,尽管明知道孩子的母亲不会是一个称职的妻子,但仍决定与其结合,把孩子养大;对艾达这样受人愚弄而致死的弱者的深切同情和对克莱拉的恨也基于上述同样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他由于受社会的挤压,性格变得畸形,又想通过欺侮别人来消解心头的嫉恨,甚至把他人踹在脚下,来证明自己是一位强者。这样就形成了他的狡黠、冷酷、残忍的性格特点。乔纳性格中的两个方面是既矛盾又统一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社会竞争的加剧,他性格中的后一个方面越来越明显地占主导地位。乔纳是由贫民而平步青云的暴发户的代表。像这样有着双重性格的复杂的人物形象,在斯通之前尚不多见,唯有克拉克的代表作《无期徒刑》中的主人公道斯可以与之媲美。

小说中另一个塑造得十分成功的形象是雅布斯莱太太。这位心宽体胖、乐天达观、富有幽默感的贫民妇人常常逗得别人捧腹大笑。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虽然她靠洗衣、熨衣度日,生活并不宽裕,但当乔纳需要救助时,她慷慨解囊,把多年的积蓄如数给了他,使他终于把店开办起来。她还经常接济贫困的邻居,虽然她明知这些钱不是用来请医生、付房租,而是拿去买酒喝的。她觉得自己生活比人家好就得帮衬点人家。她安于清贫,谢绝发迹的乔纳让她过好日子的美意,仍操洗衣旧业。但是她不同于一般善良而无能的老好人,她洞悉世情,遇事不慌,并自有应付的妙计。她利用乔纳的亲子之心,故意让乔纳多次接近这个小生命,诱使他改变主意,促成他与艾达的婚事。她是个既善良又能干的女人。但是在尔虞我诈的社会里,像她这种热心肠的好人常常是没有好报的,她苦心收养的少女竟窃走她的财物突然逃离,引发了她的心脏病,致使她猝然死去。雅布斯莱太太身上有着热情、乐观、豪爽的典型的早期澳大利亚人的性格,可以说她是源起于丛林地区的“伙伴情谊”的城市体现者。

作者还通过对比的手法,使一些次要人物也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艾达丑陋的外形、粗俗的举止与音乐教师克莱拉漂亮的容貌、高雅的谈吐成为鲜明的对比;但艾达豁达大度、与人为善的品格也与克莱拉工于心计、为一己利益而置人死地的丑恶灵魂形成对照。通过比较,读者看到,艾达的放浪形骸并不能湮没她的善良的心灵,同样,克莱拉美丽的外表也遮掩不住其蛇蝎之心,这里美丑分明,善恶相照。此外,无赖丘克和苹姬结合后,事业上平平,但夫妻恩爱,生活美满,而乔纳恰恰相反,事业上飞黄腾达,家庭生活却是不幸的。通过对比,作者突出了这些人物的反差,使其形象更加鲜明。(www.xing528.com)

小说的另一个成功之处是,生动地刻画出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作品写出了他们度日之艰难,生活之潦倒,既描绘了始终纠缠着他们的不幸,也渲染了他们偶尔难得的欢愉;既刻画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也写出了相互间的同情和帮助。作者的笔触伸向了贫民生活的每个角落,画出了各种各样的人的形象。构成故事背景的卡迪根街是一个典型的贫民窟,生活着酒鬼、小工匠、疯婆子、流落异乡的乞食者、播弄是非的长舌妇、寻衅肇事的小流氓等下层人。恰如书中的主人公所言,这儿发生的一切“使任何戏剧都为之逊色”:一条腿的法国人,哼着凄婉的歌曲在街头卖唱;好事的家庭主妇,三五相聚,蜚短流长;耍弄恶作剧的无赖用石块击中残废人,使后者怒不可遏,却又无可奈何;酒醉的妇人与理发店新主妇发生冲突,引来旁观者的“哈哈”笑声;警察为了对付层出不穷的“骚乱”而疲于奔命……这是一条多事的穷街,而又是早期澳大利亚城市贫民生活的缩影。

在艺术风格上,小说的一个特点是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注重细节真实性,客观地把生活现象描述给读者,而不对这些现象作主观解释或评论。为了真实地再现生活,斯通一方面选择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加以描写,如卡迪根街的戏剧性的场面。他曾在那条街上居住多年,亲眼目睹过书中所描写的情景。另一方面他又设法去了解自己所没有经历过而小说中又非用不可的场景。如他一连几个月的星期六晚上都去帕迪斯周末市场,悉心观察社会,并作详细记录,写成后又反复去核对,力求分毫不差。为了描绘无赖丘克由赌博起家的经历,他甚至亲临悉尼“两面赌场”。此外,大多数人物如乔纳、苹姬、雅布斯莱太太在生活中都有原型。经过作者这一番苦心加工,小说中的人物显得非常逼真。书中准确而生动的描绘比比皆是,如“无赖是永远长不大的”,“三个妇人站着,谈论着天气,为谈论而谈论,就像男人在歇工时抽烟一样”等。读着小说,读者似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总的看来,前半部分(即描绘贫民窟中无赖的活动部分)比后面刻画乔纳发迹后的生活部分要精彩,这也许是由于作者对卡迪根街的了解远胜过对闹市区的认识。

斯通的语言并不流畅,这是他创作时往往字斟句酌,落笔过于谨慎的缘故。但是它高度简练、幽默、形象化。书中充满诸如“贫穷像衬衫那样紧紧地贴着他们”,“她用手遮住丈夫馈赠给她的礼物——新近遭打所留下的乌青块”,“佩特里奇太太收集流言蜚语,就像有些人收集邮票一样”等生动多彩的句子。作者从不让人物说出不符合性格的话来,其中尤以雅布斯莱太太的语言最具有个性特色,最生动而又寓意深刻,如她对世风日下感到忧虑,说:“在卡迪根街做母亲真难啊:女儿的骨头没有完全长成就已经做妈妈了,儿子还没有穿上长裤就要躲避警察了。”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母亲的喟叹,也是当时下层社会风气的一个写照。

这部小说也有其不足之处。它在结构上缺乏某种连贯性,特别是第十章以后,作者为了介绍其他人物,抛开了主要人物乔纳,中间又无其他细节起穿针引线的作用,因而出现了结构上的断裂现象。此外,小说对世态人情的描绘,对社会现象的刻画,还往往满足于外表上的形似,而缺乏后来作家的深度和力度,因而使这部作品流于单薄。尽管如此,它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弗兰克·哈代的(Frank Hardy, 1917—1994)的《不光彩的权势》(Power Without Glory,1950)和戴尔·斯蒂芬斯(Dal Stivens, 1911—1997)的《吉米·布洛克特》(Jimmy Brocket,1951)都是受到斯通的启发而继续去描绘无赖的发迹史的,甚至他所采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也被这两个作家承继下来并在自己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斯通的另一部小说《贝蒂》描绘下层人民的婚姻状况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故事的背景为悉尼的雷德风地区,与小说《乔纳》的故事发生地点相距不远。小说描写贝蒂先是爱上一个花言巧语的男子,但发现他已有家室,于是悻悻离去。后来她又爱上一位年青的作曲家,经历了种种误解,终于与他结合。这部小说虽然同样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但远不如第一部小说《乔纳》。

[1]自由选择公地来定居的农民。

[2]格雷姆·金劳斯·史密斯,《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纳尔逊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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