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在我们的选地上》：澳大利亚文学史

斯蒂尔·拉德，原名阿瑟·霍伊·戴维斯（Arthur Hoey Davis），因酷爱英国散文家斯梯尔（Steele）的作品，而借其名，并加上“rudder”（舵）一字的缩写“Rudd”，构成他的笔名。拉德出生在一个选地农^[1]家庭，父亲从英国威尔士移居澳大利亚，曾做过勘测员、邮递员和铁匠，后转而垦荒种地，在农村安家。但由于创业艰难，一家人虽然全力以赴，终年忙碌，仍常常食不果腹，生活十分清苦。拉德就是在这种艰辛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断断续续受过一些教育，不到12岁就开始独立谋生，做过剪羊毛工、骑马牧人、牧场帮手等。18岁时在母亲的怂恿下，他进政府部门工作，服务于行政司法官办公室，开始任秘书，最后升至州代理执行官。他平时喜欢骏马及马球运动，善于言词，精力过人。他作品的活力，与他的这种个性不无关系。1903年，拉德弃职而致力笔耕，创办了《斯蒂尔·拉德杂志》。他晚年移居悉尼，1935年病逝后，政府为他举行了州葬礼。

拉德一共写过24部小说和五个剧本。主要作品有《在我们的选地上》（On Our Selection，1899）、《我们的新选地》（Our New Selection，1903）、《桑迪的选地》（Sandy's Selection，1903）和《重返选地》（Back at Our Selection，1906）等，其中尤以《在我们的选地上》最负盛名，从小说问世之日至1940年，共发行了25万册。后又被改编成连环漫画出版。1912年小说被改编成剧本初次上演时，由于购票盛况空前，当局不得不动用警察维持秩序。1932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也获得成功。如今，这部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已几乎家喻户晓。

拉德的文学成就，恰如今人在他故居的题词中所写的那样：“他为澳大利亚创作带来了丰硕的礼物：诚实的笑声，内中隐含着先驱者的苦斗和悲哀。”^[2]他用喜剧的形式描绘艰难的拓荒生活，刻画早期定居者幽默开朗的性格和百折不回的勇气。他选择了生活中滑稽可笑的细节，并用夸张的手法加以渲染，使之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因而被人称为“澳大利亚第一个幽默作家”。尽管拉德作品的题材与劳森的颇为接近，但两者的风格迥异：劳森集笔力于生活中的悲剧，只是用幽默来调节悲凉的气氛；而拉德则把生活中的愁苦作为陪衬，以大事渲染幽默，来湮没生活中的不幸。

拉德的代表作为《在我们的选地上》（目前流行的版本内中包括《我们的新选地》）。小说描写普通选地农拉德（Rudd）率领家人在一个穷僻的地区垦荒种地、艰苦创业的过程。拉德一家常常面临资金短缺、工具简陋、食品匮乏、气候干旱、生活无着等种种困难。虽然人人起早摸黑苦干，但荒僻的土地却并未回馈应有的酬报。辛苦一年，收获了15袋玉米，卖得12镑，扣去平日欠账，仅得三镑，连糊口都有困难，而孩子们还盼着老爹答应给他们买的靴子。后来，大家好不容易盼来个好年景收得100袋玉米，偏又粮多价贱，只卖了“七镑十先令”。年复一年，老爹与妻子、儿女们都是如此艰难地度日。但是，清苦的生活中仍充满着笑声，破旧的六角手风琴照样奏出动听的音乐，寒酸的树皮小屋常常透出欢歌笑语，仅有冷水招待宾客的婚礼晚会上，狂欢者甚至还把地板都跳得断裂。正如小说所描绘的那样，“欢愉常常讥讽着不幸，轻松和希望软化了逆境”，拉德一家以乐观态度对待生活中的种种波折，终于度过了创业初期最艰难的日子，在贫瘠的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来。小说通过拉德家的奋斗史，反映了早期移民在澳大利亚建立家园的艰辛，以及他们在与自然搏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我们的选地上》塑造了一组农民的典型形象，这些人一方面有着诸如朴实、勤奋、乐观、诚恳、善良、感情不细腻、不敏感等某些共同的特点，另一方面各自又有鲜明的个性，使人难以忘怀。

书中着墨最多，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是老爹（Dad），他脾气急躁，动辄骂人、打人，发起火来，会把狗踢到半空中，会拿着锄头冲向使他怄气的儿子。一旦失去理智，他会干出种种令人发笑的事情来，而成为大家的笑柄。孩子们既笑他，又怕他。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既是被取笑的对象，又是一位英雄。他性格坚毅，对待生活乐观，即使到了看似山穷水尽的地步，也总有办法对付。家里无钱买茶叶，妻子为此而发愁，他却别出心裁地将一块面包烤糊，放进杯子，倒入滚水，来代替茶，还说有特殊的味道。他像牛马一般地干活，并要他的儿子们效法他。他只有一个生活目的，即“如何向土地索取足够的食品，并偿付借款的利息——使家人免于饥饿”。他眷恋土地，热爱耕耘。虽然生活贫苦，困难重重，他却不愿离开故土，另觅出路。他是一个讲求实惠的人，却又很有头脑，有时还颇有远见。他自认为家里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用脑，家里人用手”。老爹又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儿子们无论怎么苦干都不能使他满意。他一旦得病，家里人便左右为难，如进房探望，他嫌讨厌；要是不去，他又会说家里人没有同情心，是在等他死去。老爹带领儿子们奋斗了若干年后，景况大有好转，到了后期（《我们的新选地》中）他终于开始雇工，扩大了生产规模，在选地上立住了脚跟。

老爹这一形象原是一个富有个性而令人喜爱的人物，他的存在也为作品增加了幽默色彩。遗憾的是，作者在后半部作品中，把这个人物的喜剧性色彩渲染到了极端，使他变成了一个制造笑料的角色，他忽儿被摔下马来；忽儿被母牛掀翻在地；他误踩捕袋鼠的夹子被倒吊到了树上；他一时兴奋，忘了穿好裤子就从房里冲出来，把女客们吓得拔腿就跑……在《桑迪的选地》一书中，这种倾向有增无减，而到了《重返选地》这部小说，老爹已沦为一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无端挨揍而暴跳如雷的小丑，因而纯粹成了一个变了形的、脱离现实的虚构人物。

母亲（Mother）的形象落墨不多。她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她感情并不外露，但看得出来溺爱自己的孩子，即使像丹（Dan）这样的浪荡子，在老爹数落他时，母亲也没说过一句附和的话。她对垦殖始终充满信心，是老爹的热情支持者，甚至当老爹过分焦虑，有些动摇时，她也极力安慰他，主张再干下去。(www.xing528.com)

戴夫（Dave）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像老爹一样成天没命地干活。他办事可靠，对脾气暴躁的父亲十分顺从。但长大以后，他对父亲的专制终于表示了反抗，与老爹发生激烈的争执，继之愤而出走，使老爹最后答应了他的要求。

乔（Joe）与他的哥哥不同，好动嘴动手，富有幽默感。他热爱大自然，喜爱各种动物，甚至连面目可憎的蛇虫也喜欢耍弄。他调皮捣蛋，经常做出些怪事来，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是一个滑稽人物，为小说制造了不少笑料。

丹是一位浪子，是家里唯一不爱劳动的人，他嫌家里生活太苦，因而远离家乡去打零工。好吃懒做的天性，使他并未成功，然而他回家来却又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他的大话常常被熟知他脾性的戴夫识破，他被戴夫称为一个“大说谎家”。

这是一组澳大利亚早期定居者的形象。作者把他们用血缘的纽带联结起来，放到一个“社会的细胞”——家庭中来进行刻画，不但塑造了一系列艺术典型，而且还再现了创业时期的社会风貌，用笔是比较集中而俭省的。

小说在写作技巧上颇有独到之处。全书没有贯串到底的情节，各章都是一幅幅可以独立成篇的速写，各自描绘生活中的一件或几件小事，而并不构成故事。但书中的主要人物前后连贯，反复出现，通过他们在各个事件中的表现，人物形象得到刻画。在塑造人物时，作者用的是粗线条，往往寥寥几笔勾勒出主要特点，并抓住这种典型特征反复加以强调。如对老爹的刻画，作者没有作细致的外貌描绘（读者甚至连他是胖还是瘦都不知道），而是反复写他的火爆性子，动辄打骂孩子的习惯，甚至重复他的口头禅，使他的个性显得非常突出，读者绝不会将他同别的人物混同起来。作者还采用漫画和闹剧的形式来刻画人物，把人物的某一特征和在某个事件中的表现，夸大到变形的程度，使其显得荒唐可笑，从而产生闹剧的效果。闹剧场面在书中比比皆是，它一方面有助于人物的刻画，另一方面用来淡化现实生活中的悲哀，使当时的读者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忍受，增加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在作品中设置闹剧，实际上是适应早期险恶、孤寂的环境的一种需要。但是书中某些闹剧却似嫌过分，也并未起到刻画人物的作用，仅仅成了作者有意逗人发笑的“噱头”，不免落俗。此外，小说中选用了许多精妙的细节，这些细节不但生动有趣，而且在刻画人物性格上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老爹叫家里唯一的“学者”乔计算出卖700蒲式耳麦子（每蒲式耳六先令）能得多少钱时，乔在石板上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算了半天，最后蹦出9 000镑这样一个大得惊人的数字，引得一家人笑得前仰后合。乔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赶紧解释说自己忘了除以12，可是算了半天后，却又说9 000除以12应该是“4 020镑”。老爹听了，大叫一声“蠢货！”，便冲出门去睡觉了。这里把乔的“戆气”和老爹的急躁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类似的细节几乎每章都有，这就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小说的语言简洁朴实，短句多，俚语多，与作品所要表现的纯朴的农村生活相吻合。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几位绘画大师为小说所配的插图，都生动有趣，为作品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但可惜的是插图过分漫画化了些，这种漫画化的倾向甚至也影响到作者本人的创作，使他在后几部作品中不自觉地按画家们提供的模式，把人物夸张到脱离现实的地步。

拉德的其他几部作品都不如《在我们的选地上》和《我们的新选地》成功。《桑迪的选地》继续描绘农民们在土地上的奋斗，其中很大一部分篇幅表现了土生土长的新一代青年们的恋爱、婚姻和生育；《重返选地》写了一家人返回选地、住进新屋后的生活，突出了老爹荒唐可笑的遭遇。从这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拉德已滑向艺术上的下坡路。尽管如此，拉德的作品总的说来还是像劳森一样，因其鲜明的澳大利亚特色而成为民族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至今为广大读者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