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森的短篇小说：澳大利亚文学史

劳森在短篇小说方面的成就是世所公认的。自他而始，澳大利亚的小说才摆脱对英国小说的模仿，澳大利亚才产生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文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

1. 丛林生活的生动写照

劳森一生中写了300多篇小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当洋铁罐沸腾的时候》、《在路上》、《越过活动栏杆》、《乔·威尔逊和他的伙伴们》、《丛林孩子》、《伙伴情谊》（Mateship，1911）。他笔下的人物都不是惊天动地、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在茫茫的丛林里披荆斩棘，建立家园，扎下根来，繁衍后代，构成了今天的澳大利亚民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劳森的小说是澳大利亚民族的创业史。

劳森小说的内容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描写丛林生活，赞颂“伙伴情谊”，揭露资本主义剥削。

澳大利亚的丛林是指沿海与中部沙漠之间的一大片森林地区。大批早期的英国移民在这儿择地谋生，安家落户，因而丛林可以称得上是澳大利亚民族的摇篮。劳森的短篇小说是丛林生活的百科全书。他的现实主义的描绘触及丛林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几乎囊括了丛林人的各种类型。在他的艺术画廊里，有牧场主、垦荒选地农、赶牲畜者、剪羊毛人、杂务工、无业游民、背着包裹旅行的流动工人、修篱笆人、淘金者、酒店老板、丛林医生、学校教师、传教士、骗子、丛林政客等等。劳森以充满感情的笔触生动地描写了这些人物所处的丛林环境：

这是一条阴郁而令人绝望的小道。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弯曲多瘤的矮树，它粗大的树干带着死灰般的颜色。几乎没有灌木，什么也没有。地面上除了一簇簇枯黄的小草，差不多是光秃秃的，因为这是一个干旱的季节。^[16]

这乡间看上去仿佛是个巨大无比的灰堆，在漫无边际地延伸开去。缪尔格树、灌木丛和引火柴树被有意种植着，却无人照管。……这是一片枯黄的不毛之地，简直连一声嚎叫都没有，如果叫一声，对人倒也是一种安慰。

这是对早年未经开垦、荒凉可怕、水旱交替的恶劣丛林环境生动逼真的描绘。劳森并没有以绅士老爷的闲情逸致来欣赏茫茫丛林的田园风光，讴歌远离尘嚣的清高孤傲，而是切实站在丛林人的立场上，客观地，也是真实地叙写丛林生活的本来面貌，强调了创业时期的艰辛，从而突出地表现了丛林人的奋斗精神和坚强性格。

劳森笔下的丛林人大多勇敢、诚实、热情而富有同情心。尽管失败和挫折纷至沓来，意外的死亡也时有发生，但丛林人并没有向严酷的大自然屈服，而是经年累月艰苦搏斗着，克服困难，应付事变，勇往直前。《忘却了的小天地》（“The Little World Left Behind”）中的威瑟莱太太，“在丛林住了50年，与火灾、旱灾、饥渴、水灾、牲畜和庄稼的疾病，以及上帝能降祸于澳大利亚的一切都斗过”，“她像服苦役般地干了50年了，但在她那干枯的身躯里，仍然蕴藏着胜过城市妇女的精力和忍受力”；《赶牲畜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中的年青妇女，在丈夫外出赶牲畜的漫长日子里，带了四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着。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应付了孩子夭折、丛林失火、洪水泛滥、母牛染病、阉牛发狂、游民纠缠、毒蛇为害等非一般妇女所能应付得了的种种困难，并且始终保持着乐观情绪。这些丛林普通妇女的坚韧不拔、机智勇敢和幽默乐观，正是劳森笔下的丛林人的普遍性格。在劳森的小说里，那些剪羊毛工的豪爽和风趣也被描写得淋漓尽致。他们辛勤地劳动着，却并不存贪婪的占有欲，一旦工钱到手，就相互请客，与朋友们一起到酒店去痛饮一番，钱花光了，再去拼命干活挣回来。劳森小说中的流浪者也同样令人喜爱，他们的脑子里似乎装着说不完的故事。在凉爽的树荫下，热闹的小酒店里，他们常常大显身手，逗人发笑，使人们乐而忘忧，消除疲劳。即使是那些靠行骗为生的丛林骗子，在劳森的笔下，也不过是为生活所迫，想弄顿饱饭、喝杯啤酒，或者找个避避风雨的落脚地方而已，并无伤害他人的恶念。相反，他们诙谐的言语、丰富的生活阅历以及传播趣闻的癖好，给单调枯燥的丛林生活抹上了一笔欢快的色彩。劳森笔下的丛林环境是沉闷严峻的，但他的丛林人物却大多是乐天达观的。劳森说过：“我从来没有故意说过轻慢丛林人的话。”的确，劳森把自己的敬和爱，都倾注到了那些艰苦创业的丛林人身上。

在劳森诸多描写丛林生活的小说中，《丛林里的殡葬人》（“The Bush Undertaker”）是值得注意的一篇。这篇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着重刻画了孤苦凄清的丛林生活给丛林人留下的精神创伤，以及由此而生的变态心理和怪僻行为。劳森曾经写道，丛林的生活是那么困苦，丛林人“似乎背负着这个世界上最沉重、最苦恼的包袱”，以至于“饮酒是打破可怕的单调的唯一办法”，“死亡成了丛林中最愉快的事情。”由于丛林地带地域广阔，交通不便，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定居者交往困难，久而久之，有些人就生成了一种怪僻性格，这在《丛林里的殡葬人》中得到了极其生动的反映。小说描写了一个久居丛林的孤单老人，因为无人可与之交谈而常常自言自语，有时则对着他唯一的伙伴——一条狗念念有词。有一天他忽然在沙漠里发现了一具干枯的尸体，立即感到如获至宝，便对着这死人唠叨起来，并且郑重其事地把尸体背回家中，一路上还对它说了一番话。第二天，这位丛林老人为尸体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并对着死人作了一番庄重的演说，觉得也算是对得起这位素不相识的兄弟了，从而凸显了丛林人之间的伙伴情谊。老人的怪僻行为也表明了丛林环境挤压下人的性格的变异，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丛林生活的一个侧面，从一个新的角度表现出丛林人对恶劣环境的抗争。

如果说丛林生活是劳森短篇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那么“伙伴情谊”则是劳森在反映人与人的关系中大力讴歌的民族精神。

“伙伴情谊”是19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英国流放犯初次登上澳洲大陆的18世纪和掀起“淘金热”的19世纪中叶。在那艰苦创业的时期，地广人稀的环境、流动迁移的生活方式、严酷的丛林自然条件，都迫使人们具有一种患难与共的精神、助人为乐的道德观念以及看重友情的品行。正如劳森在诗中所写的：

艰辛、干旱和无家可归，
教育了丛林人要相互友爱；
伙伴情谊来源于贫瘠的土地，
来源于操劳、干渴和危险。

（《剪羊毛工》，“The Shearers”）

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伙伴精神”的内容虽然在不断地变化着，但它的基本含义仍是“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并且至今仍在澳大利亚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劳森所赞颂的“伙伴情谊”是指澳大利亚创业时期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丛林人之间的友情，是同情、诚恳、热心、相互帮助、自我牺牲、忠于朋友的同义词。它在劳森的小说中是以带有浓厚的丛林气息的独特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可以是给新来的邻居一块牛肉：“妈叫我骑马上这儿来瞧瞧，看看你们还缺些什么。昨晚我们宰了头牛，妈让我把这块牛肉带给你们”（《给天竺葵浇一下水》，“Water Them Geraniums”）；也可以是在酒店里请喝几杯啤酒；或者是在经济上慷慨解囊：“你最好把我帐篷里所有的钱都带走，汤姆，你从悉尼回来的时候会需要它的！”（《他们天黑时等候在码头上》，“They Wait on the Wharf in Black”）；或者是始终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伙伴：“……无论醉了还是醒着，是疯了还是正常，是好还是坏，在患难中抛弃自己的伙伴决不是丛林人的信条”（《告诉贝克夫人》，“Telling Mrs. Baker”）；或者是发动公众捐款帮助伙伴脱离困境（《把帽子传一传》，“Send Round the Hat”）。被劳森热情讴歌的这种“伙伴情谊”，有时在人生危机时刻表现出来，如《布赖登的大姨子》（“Brighten's Sister-in-Law”）；有时则体现在平凡的琐事中，如《给天竺葵浇一下水》；有时甚至在玩笑取闹中见真情，如《马拉奇的故事》（“The Story of Malachi”）。劳森曾不无骄傲地写过：“澳大利亚的丛林人生来就有一个伙伴”，他正是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来渲染赞美“伙伴情谊”的。在《我的那条狗》（“That There Dog of Mine”）中，劳森还采用了另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剪羊毛工麦考莱在酒醉斗殴中“断了三根肋骨，脑袋也开了花”，他的“清醒而凶狠”的狗因见义勇为，倾力相助，也被“打断了一条腿”。当麦考莱趔趔趄趄挣扎着“好不容易到了医院的时候”，医生却只同意为他治疗，而不容许他的狗逗留。这时麦考莱痛苦地站起来要走，并且说：“如果你们不收我的狗的话，那也不要收留我，它断了一条腿，与我一样需要治疗。要是你们允许我进来，那也应该允许它进来。”因为这条狗是他的“真诚、率直、纯正和忠实的伙伴”。小说以医生大受感动并答应为狗治疗作结束。这个故事看似在说人与狗之间的感情，实际上是着意赞颂“伙伴情谊”的。

劳森对“伙伴情谊”的描写和歌颂，与卢梭式的浪漫主义有极其相似之处。劳森认为，未经破坏的天然环境（指丛林）要比人为的社会环境（指城市）优越得多，与此相应，丛林人在道德品质上也要比城市居住者高尚。这一思想在劳森的作品中不乏直接的揭露：“丛林高声大气，而城市窃窃私语，仿佛它总是在酝酿着阴谋”（《来自丛林的声音》，“The Voice from the Bush”）；“你真是个好人哪！我喜欢丛林人！他们是伟人——他们了不起！”（《告诉贝克夫人》）

由于劳森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伙伴情谊”，反映了早期澳大利亚创业者精神面貌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在描述和讴歌中寄托了乌托邦式的理想，有许多当代评论家把劳森的小说称为“神话”和“传奇”。一位澳大利亚评论家就说过：“我们尊重劳森，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神话。在我们因为没有长久的传统、没有民族特征而感到没有根基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以民间故事。”^[17]

除了大量反映丛林生活、赞颂“伙伴情谊”的作品外，劳森还写了一些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如《格兰德尔兄弟公司的两个孩子》（“Two Boys at Grinder Bros”）、《阿维·阿斯频纳尔的闹钟》（“Arvie Aspinall's Alarm-Clock”）、《吊唁》（“A Visit of Condolence”）等。这些小说大多以劳森的自身经历为素材，揭露深刻，批判尖锐，读来也亲切感人。其中的《阿维·阿斯频纳尔的闹钟》尤为脍炙人口。小说描写童工阿维·阿斯频纳尔因为害怕上班迟到而被解雇，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赶到工厂大门口，睡在门口的地上。此事经一名警官发现后被厂主的女儿得悉，而这位小姐又是个“慈善家”，她发了“善心”，在朋友之间发起募捐，替阿维·阿斯频纳尔买了个闹钟。小姐的这一“善举”博得了世人的称赞。可是小阿维害怕迟到的惶惶之情并未因这个闹钟而消除。由于他工作过于疲累，即使闹钟响了也未必能听得见，所以他仍然常常在睡梦中惊醒过来，唯恐耽误了上班时间。最后，小阿维终于因劳累过度而悲惨地死去了。小说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童工的痛苦生活，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而且还尖锐地抨击了以厂主女儿为代表的有钱阶级的伪善。另一篇小说《格兰德尔兄弟公司的两个孩子》描写了两个处境极其相似的童工。他们的父亲都在替老板干活时死去，他们的母亲不得不外出替人洗衣，挑起全部生活重担，而由于交不起房租常被警察传讯。他们自己则小小年纪都到工厂做工，成为老板赚钱的工具。小说通过对两个处境惊人相似的孩子的描写，展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人经受苦难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客观上也起到了抨击和否定这一制度的作用。

劳森反映城市生活的小说，往往以凄苦的童工、束手无策的贫苦母亲、被社会抛上街头的孤儿为主人公。劳森以满腔的同情，甚至狄更斯式的感伤，写下了他们的不幸和苦难，为他们呼喊出了不平和怨愤。为此有人称劳森喊出了“民主的声音”、“澳大利亚人的声音”。一位评论家这样说：劳森“为大多数人说话，而不是为少数人。城市和乡村的人都通过他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通过他不仅表达了澳大利亚的思想，而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澳大利亚的感情——蓬勃的朝气，悲哀和欢愉，愿望和热情”。“没有任何其他作家能像他那样，以如此的热诚、自如、洞察力和同情心，那样明白而充分地表达澳大利亚的精神。”^[18]

2. 自成特色的艺术风格

有人曾作过这样的统计：劳森短篇集《洋铁罐沸腾的时候》在1896年出版后的20年内，共计印行了32 000册。对当时人口相当稀少的澳大利亚来说，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劳森作品之受人欢迎，而比他稍早的著名诗人肯德尔的作品，在同一时间内却只印了500册。^[19]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劳森作品影响之大。这不仅因为劳森勾画出了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而且还因为他短篇小说高超的艺术手法吸引着读者。在写作技巧上，劳森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从笛福那儿学到了朴实、明晰的记叙文体；从勃雷特·哈德的作品中领悟到怎样运用地方色彩使作品增色；他还承继了马克·吐温的幽默风格，狄更斯的丰富感情，欧·亨利的巧妙构思。他的某些名篇在艺术上已达到了相当水平，称得上是短篇小说创作的模本。

（1）劳森的小说情节简单，但构思巧妙，不追求故事的离奇曲折，而是以情动人。《他母亲的伙伴》（“His Mother's Mate”）只描写了母子两人卖报的场面，却是一篇构思上匠心独具的佳作。小说写那个卖报女人的时候，并没有描绘她的家庭如何不幸，也没叙写小孩怎样忍受生活的煎熬，而只在开头用了句极富潜台词的话——“她手里抱着一个孩子，身旁站着两个”，却给读者开辟了极其广阔的想象余地。这种简洁含蓄的表现方式，使人想起中国宋代画家郭熙的画论：“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林泉高致·山水训》）。小说中那短短的两句话，产生了余音绕梁的效果，因为给读者心里投下了一连串问号：“她的丈夫呢？走了，病了，还是已经死去？她是怎样操持这个几口之家呢？看来家庭的重担压得她透不过气来了，不然她何以‘面容憔悴’？”尽管读者对她的身世十分朦胧，但心中涌起了对这个可怜人的深切同情。连小说中那位“绅士”模样的人似乎也有同感，因而有意避开报童，“朝她走去”，仿佛买她的一张报纸也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慰藉。这篇小说构思的另一个绝妙之处是，把女人与另一个卖报人之间的关系戏剧化。如果那个孩子只是一个平常的报童，与她没有亲缘（特别是母子）关系，小说就绝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感人力量。这篇作品构思上的第三个特点是，作者所刻意安排的母子关系的揭示不在小说开始，也不在中间，而恰恰被推到了最后，在读者看到了她拖儿带女挣扎着谋生的困苦状而对她产生同情之后，这突然的揭露使读者不觉为之震动，而小说也达到了“余音绕梁”的效果。

劳森构思的巧妙常常表现在他对开头和结尾的精心设计上。评论家常将他同契诃夫相比。著名批评家菲力普斯说，正是在开局的“方法的精心设计上，劳森与契诃夫惊人地相似”^[20]。契诃夫小说的开头从来就是干净利落，立刻进入故事的。劳森的开局常以看似漫不经心的笔调，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迅速展开矛盾。有时甚至是一句话就把读者引入了故事，如《丛林中的婴孩》（“The Babies in the Bush”）：“他是那些难得有笑容的人之一……但当我们的头儿真的笑起来时，他的表情非常非常温顺，非常悲哀……”为什么他“难得有笑容”呢？为什么笑起来时，表情反而“非常悲哀”呢？……它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心。

劳森小说的开头，犹如百花园中的花朵，千姿百态，各具特色。有的一开头就把场面展开，后再细叙经过：“喂！他们两个人呀，已经打起来了，快来哟！”（《老鼠》，“Rats”）；有的则是通过对话，从故事的中间入手：“醒一醒好吗？……”（《把帽子传一传》）；有的则以设问开头，引起读者的共鸣：“你回想过你曾经度过的圣诞节吗？——一直回忆到你还很天真，而相信圣诞老人完全是真的那些日子？”；有的故意展开两种矛盾的观点，吸引人去了解个究竟：“病人们摇着横杆来打破单调；我看见几乎所有的横杆都同时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这个动作抚慰了很多人，却从来没有抚慰过我。”这些开头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有共同的特点。其一，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自然顺理，无造作之痕迹，不像当时风行的某些短篇，一开笔就是冗长的静物描写，半天不见人和事。其二，语气自然，如谈家常，读来非常亲切，缩短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再则，它们引人入胜，使读者被领进门之后，急于登堂入室，把一切都看个究竟。

劳森小说的结尾也别具一格。《赶牲畜人的妻子》中的妻子，在丈夫外出赶牲畜挣钱后，独自带了四个幼小的孩子，过着孤苦艰辛的生活。一天她在屋子里发现了一条毒蛇，怕它伤害自己的孩子，这个丛林妇人手拿木棒，整夜提心吊胆地在旁守候，她的一个大孩子也参加了这场紧张的战斗，后来终于等到了毒蛇出洞，并把它打死。冲突到此解决，小说照理可以收尾，但劳森并没有这样做，却让这孩子瞥见他母亲“充满泪水的眼睛”，并用胳膊挽住她的脖子，冲口叫道：“妈，我永远不去赶牲畜，宁死也不去!”这句话虽然出自一个似懂事而又非懂事的孩子之口（看似为了安慰他担惊受怕的母亲），却道出了这位丛林妇女在精神上松弛下来后，极盼远去的丈夫而又不无一丝怨意的真实心理，而孩子那难以兑现的许诺，也暗示艰难地生活着的丛林人的无奈。《丛林里的殡葬人》在描写了老人与狗对语、背负尸体、隆重安葬等一系列怪僻的行动后，这样安排了结尾：“太阳再次落入那美妙的澳大利亚丛林——怪僻心理的养育人和教导者，培植古怪人的土壤。”这个结尾概括了形成丛林人所特有的怪僻心理的原因，它与《赶牲畜人的妻子》一样，不仅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局，而且创造了一个新境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并引导读者透过表面去窥视本质，去思考言外之意，使得画面有限而余味无穷。

有时劳森则采用欧·亨利式的结尾，把事件的根底巧妙地隐藏起来，而到了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忽然奇峰突起，爆出冷门，来了个读者所完全预料不到的收场。《桉树屑》（“Iron Bark Chip”）一篇写了几个建筑工人，以次充好，拿一种劣等的树木代替按规章应该使用的桉树，而引起巡逻检样的检查员的怀疑，他捡起一块劣等树的树屑作为样本，要拿回去检查。工人们焦急万分，想尽一切办法，冒着随时可能被发现的风险，乘检查员不备之际，用一块桉树屑把原来的劣等树树屑换了下来。最后，警报终于解除——检查员走了。谁知到放样的地方一看，那块桉树屑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检查员压根儿忘记拿了，这竟是一场虚惊。小说《鸡肉饼》（“Chicken Pies”）、《比尔装鸡》（“Bill, the Ventriloquial Rooster”）、《旅店老板的妻子》（“The Shanty-Keeper's Wife”）和《两个人》（“Two Men”）等，都具有这种奇特而有趣的结尾。

（2）选材严，开掘深。劳森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所处的环境同现实生活中的极其相似，因此曾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他写的都是自身的经历和他人的轶事，信手拈来，敷衍成篇。有些澳大利亚批评家便由此而说他的小说有一种“照相式的风格”。其实不然，劳森在自己最出色的短篇中，对所占有的丰富材料，进行了严格选择、精心提炼，从而透过五光十色的生活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开掘出深刻的主题来。《阿维·阿斯频纳尔的闹钟》取材于他自身做工的经验。他在自传中写道：“那时我17岁。我们住在菲利普大街，盘子里或一块洋铁皮上放着一只闹钟以把我叫醒，因为打从14岁那年起我的耳朵就已失聪。很多年以后那只闹钟一直萦绕我的脑际……有时我总是一觉醒来吓了一跳，以为钟早已响过而我没有听到……”这就是小说的原始材料。而最后成稿时除了其他多处加工外，重大的改动有三处：一是主人公的年龄由接近青年的“17岁”含糊地改成“小男孩儿”；二是这只闹钟不是自购，而是由“慈善家”——厂主的女儿募捐赠送的；三是让小阿维最后劳累致死。这些改动非常巧妙。结果，作品中资本家所剥削的完完全全是个童工，那就更显得他们的残酷和贪婪；这位“慈善家”（恰恰又是厂主的女儿）赠送闹钟一事，则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伪善本质；而小阿维被驱使得死去这个细节，更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控诉。经过这些艺术加工，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典型性就大大提高了，不觉使人想起另一个不朽的童工形象——契诃夫笔下的凡卡。

在开掘主题和选择使用材料时，劳森十分注重细节的高度典型化，特别注意选取那些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深化主题的细节，着意加以渲染，以收取强烈的艺术效果。让我们来看一看表现赶牲畜人的妻子出场的细节。当四个正在玩耍的孩子中的一个叫道：“蛇！妈，这儿有条蛇！”的时候：

这个瘦削的、皮肤黝黑的丛林女子，猛地冲出厨房，一把从地上抓起婴孩，挟在腋下，伸手去拿木棒。“蛇呢?”

这里“猛地冲出”，“一把抓起”，“挟在腋下”，“伸手去拿”等一连串动作是在发现蛇以后一瞬间发生的，它表现了这个丛林妇女行动之迅速、反应之灵敏、态度之坚定，充分反映了长期丛林生活所培养成的应付事变的能力，勾画出她机敏刚毅的性格，从而恰当地开掘出丛林人艰苦创业的主题。

在《丛林里的殡葬人》里，作者安排了一条名叫鲍泼的狗，并写其主人经常对着它唠叨，而它好像通人情似的，会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仿佛他们两者的心是相通的。这一切发生在除了老人和他的“四只脚的伙伴”外几乎无人涉足的无边丛林里，这个高度典型化的细节就异常真实地反映了在孤苦无依、孤立无援的困难情况下，某些丛林人所特有的怪僻性格。它不由得使人想起契诃夫小说《苦恼》里的一个孤独的马车夫，在谁也不愿听他倾诉死了儿子的内心痛苦时，只好走进马棚和小母马攀谈起来，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它听了。劳森小说中的老人与狗同契诃夫笔下的马车夫与马同样耐人寻味，同样达到了刻画人物、开掘主题的艺术效果。

像这样选裁得当的细节在劳森小说中比比皆是。《布赖登的大姨子》中的大姨子，平时看上去“形容枯槁，垂头丧气”，而在威尔逊的孩子因痉挛病复发生命垂危的关键时刻，突然间变得“生气勃勃，轻快异常，看上去比平时年轻了十岁”，使出当年做护理人员的全副本领，当机立断，采取大胆措施，使孩子脱离险境；《丛林旅行者》里的一个丛林人无缘无故地发疯似地打起他的包裹来，其实是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我的那条狗》中的主人公麦考莱居然违反医院规章，要求医生收容他受了伤的狗。如此等等，都是选择极为精当又经过大胆加工的细节，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展示性格、表现主题的作用，也显示出劳森在开掘和选材方面的独到功夫。(https://www.xing528.com)

（3）劳森的语言朴实生动，简练准确。他运用了普通老百姓的语言，不作过多的修琢，只求其流畅达意，活泼而具乡土气息，从而形成了自己朴实而清新的风格。

劳森用字极为俭省。在描写一个普通丛林人的居住环境时，没有像很多欧洲小说家那样用大段冗长的细节描述，而只用了三个字：“Bush all round”（四周都是丛林），但其含义非常深刻：一是说明丛林之无边无垠，并导致生存的艰难；二是暗示在这种远离人烟的情况下潜在的危险性；三是进一步暗示地理上的隔绝将会给居住者造成精神上的压力。这些含义为主人公以后与困难的斗争作好了铺垫。

在《带炸药的狗》（“The Loaded Dog”）中，描写制造炸药这段话的准确性，恐怕连火药制造行家也要为之惊叹：

安迪在弹药筒周围绑了一长条帆布——那原是做盛水的口袋用的——以增强炸药的爆炸力，在它外面他又糊了几层硬黄纸……他把纸放在太阳下晒了晒，然后又在弹药筒外面缝了两层帆布，同时用粗鱼线从一端顺次绕到另一端……然后再缝上一层帆布，把弹药筒放在溶解了的芋奶液里浸了浸。仔细想了一下后，他又把一长根做篱笆用的铅丝绕上去，再把弹药筒在芋奶液里浸了一下，然后小心地把它靠在帐篷的桩子上，因为在那儿他们容易找到它。同时他们把导火线松松地绕过弹药筒。

这一段话，就其精确程度而言，酷似制造商的商品说明书，每一个步骤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当然劳森绝不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不是为准确而准确，而是用它来表现主题的。因为这是一篇喜剧性作品，语言运用得当而达到的细节描写的准确性增强了文章的可信程度，做到了严肃中寓幽默，庄重间见诙谐，使读者在欣赏喜剧场面的同时不感到它是一个荒唐的玩笑。

劳森善于把他所观察到的生活现象，运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下面是一段关于农家自产的牛奶的描写：

选地农的妻子掀开了报纸，下面露出一层又厚又黄的奶油来。不知从哪儿飘进去了灰尘，像胡椒面一样，厚厚地在上面洒了一层。

（《在选地上的一天》，“A Day on a Selection”）

这儿的“胡椒面”、“飘”、“厚厚地”、“不知从哪儿”等词运用得极其贴切生动。“胡椒面”使人想起了调味品中的胡椒，很有幽默感；“飘”字既确切而又生动，因为盖上了一层报纸，灰尘是不可能直飞进去的；“厚厚地”含有善意讥讽之意——虽然用报纸盖着，但灰尘还是进去了，而且“厚厚地”落了一层；而“不知从哪儿”则在逻辑上给以含糊地解释，并留给读者以想象的余地。而这些描绘，又无不为了勾勒朴实艰苦的丛林生活这个主题。

劳森在描写丛林时常常恰当地运用方言，使小说更具有乡土气，读来倍觉亲切；有时则故意把方言口语和庄重的言语措辞对比着使用，以增强其艺术效果。在《丛林里的殡葬人》中，他先是用方言写了怪老头喜剧性的独白，接着作者笔锋一转，突然改变了文体，板起面孔，作了一段极其严肃的描写，采用的都是大而庄重的词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的对比运用，很巧妙地突出了一个“怪”字，映衬出了老人的怪异性格。

劳森无论在构思谋篇方面，还是在选材立意方面，或是在语言运用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的优秀作品足以与世界短篇高手的名作相媲美，但也只有那么十几篇可列为精品，不过不少文学史上的大家何尝不是如此。他的很大一部分作品，随意性太大，缺乏精心的构思，接近于丛林故事。内中都有一个讲故事人，不拘形式，娓娓道来，有时被好问的听众所打断，有时则因自己心血来潮，海阔天空地东拉西扯起来，最后又被焦急的听众拉回正题。这些小说读来虽然亲切生动，但艺术上似欠锤炼。特别是劳森1902年以后写的作品，质量更不如前，因为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斗争的急风暴雨已经平息；他表现丛林生活的艺术源泉——八个月丛林地区旅行所收集到的材料——已经枯竭；而且越来越严重的酗酒彻底毁坏了他的健康，他终于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艺术上的衰落已是必然。但是劳森毕竟还是给澳大利亚和世界文坛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1]埃米尔·塞林斯，“劳森：当代法国人的见解”，《南风》，1970年，第3期。

[2]劳森作《洋铁罐沸腾的时候》一书的护封，英国乔纳森·开普出版社，1924年版。

[3]同①。

[4]科林·罗德里克，《劳森评价》，安格斯·罗伯逊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

[5]曼宁·克拉克，《劳森探索》，澳大利亚麦克米伦公司，1978年版，第131页。

[6]劳那·奥立夫，《安德鲁·巴登·佩特森》，美国德瓦尼出版公司，1971年版，第39页。

[7]丹顿，《阴郁的梦想家》，里克培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64页。

[8]斯蒂芬斯，《公报》，1896年8月29日。

[9]科林·罗德里克，《劳森诗歌》前言，约翰·弗格森出版公司，1979年版。

[10]A·A·菲力普斯，《亨利·劳森》，美国德瓦尼出版公司，1970年版。

[11]斯蒂芬斯，《公报》，1896年2月15日。

[12]莫里斯，《对评论的评论》，墨尔本，1896年4月20日。

[13]约翰斯顿编，《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墨尔本，1962年版。

[14]格林，《澳大利亚文学史》，二卷本，悉尼，1961年版。

[15]科林·罗德里克，《亨利·劳森的诗歌》，约翰·弗格森公司，1979年版。

[16]劳森的作品，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科林·罗德里克主编的《劳森全集》。

[17]塞西尔·哈德·格拉夫，《澳大利亚文学》，1960年版，伦敦。

[18]约翰·拉·盖伊·勃拉雷登，1927年9月2日在威佛莱墓前的演说，见《劳森散文选》，1928年版。

[19]威尔克斯，《澳大利亚文学大纲》，1969年版，第32页。

[20]A·A·菲力普斯：《亨利·劳森》，美国德瓦尼公司出版，1970年版，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