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文学史之独树一帜的民族主义文学

在90年代民族主义的浪潮中，诞生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它全然不同于以模仿为主、缺乏活力的移民文学，而有着鲜明的澳洲特色和强大的生命力，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19世纪90年代独立、民主、平等的民族主义政治要求，在文学上也得到了相应的反映，人们希望摆脱传统英国文学的束缚，抛弃刻板的模仿，跳出因袭的框框，创立反映自己民族特点，具有本民族个性的文学。左右90年代文坛的《公报》（Bulletin）杂志，是这一文学运动的阵地。杂志的主持人是两位著名的编辑阿奇博尔德（Archibald）和斯蒂芬斯（Stephens），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简练、活泼和澳大利亚化是杂志的宗旨，而且公然宣称：“……悉尼会招致人们对现实的反抗，而《公报》正是表达这种反抗的喉舌”，大胆地宣扬了激进的反抗精神。他们同时还鼓励每个公民为创立真正的澳大利亚文学而努力：“每一个人至少能写一本书，每一个有头脑的人至少能讲一个故事。”由于这家杂志紧跟时代步伐的编辑方针以及在此之前国内教育的普及，它拥有众多读者，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人戏称它为“丛林人的圣经”，其威望可想而知。《公报》的历史功绩在于明确提出了反映本地特色的口号；改变了读者的欣赏口味，使他们爱上了描绘粗犷、独特的本地风光的作品；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这些人后来终于成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民族主义文学的勃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民谣体诗歌的兴起和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

大部分民谣体诗歌原是早期的流放犯和平民从爱尔兰等地民间带过来的；另一部分则原是海员的歌，随着淘金的热浪传到了澳大利亚。开始，人们只是在伐木、垦荒等体力劳动中吟唱这些来自母国的歌谣，后来随着对澳洲陌生的自然环境的认识和逐渐适应，这些歌谣被改编来反映澳大利亚的丛林生活和丛林人的情感，并且在丛林地区流行起来。当时的《公报》杂志不但给这些经过改编的诗歌提供了发表园地，而且还大力加以扶植。这样，一种以反映粗犷的丛林生活为其内容，并把丛林加以浪漫化的独具澳洲本地特色的民谣体诗歌，逐渐代替了传统的英国诗，占领了澳大利亚诗坛。

民谣体诗或是陈述一个简单的故事，或是勾画一幅生活图景，或是描写一次冒险经历，形式比较自由，格调清新朴实。由于诗人们多半也是丛林劳动者，只不过是希望把生活感受表达出来，让朴实的丛林友人来分享而已，并无意使自己的作品传诸后代，因而没有在艺术上进行反复加工，有些作品不免失之粗糙幼稚、平庸简陋。但也正因为是内心的自然流露，大多数诗歌情真意切，颇有感染力。民谣诗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佩特森和劳森。两者都生动地刻画了丛林牧人的生活及其变迁，但佩特森的诗歌活泼欢快，颇带浪漫主义色彩，而劳森的作品严肃冷峻，属于现实主义范畴。

小说创作在《公报》杂志的倡导下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殖民主义小说有所突破。这一时期，反映丛林生活的小说居多，同时也出现了少数描绘早期城市生活的作品。其中丛林小说的代表人物有劳森、弗菲、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 1879—1954）、拉德（Steele Rudd, 1868—1935），城市小说的作者则以斯通（Louis Stone, 1871—1935）为代表。劳森是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奠基人，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他的作品一扫殖民主义小说一味模仿英国作家的流弊，以一种幽默的笔调、随意而自然的叙述语气以及内中所蕴蓄的强烈感情而深深地吸引着90年代的普通人。他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再现了各类活生生的丛林人形象，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弗菲以他反映广阔的丛林生活画面的长篇小说《人生就是如此》（Such Is Life，1903）而为评论家所称道；而弗兰克林的杰作则是《我的光辉生涯》（My Brilliant Career，1901），它塑造了一个具有反抗精神、忠于自己理想的丛林姑娘；拉德以带有浓郁喜剧色彩的丛林速写《在我们的选地上》（On Our Selection，1899）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斯通则把笔触伸向了城市，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反映无赖的生活的小说。

无论是民谣体诗歌，还是小说，都把澳大利亚丛林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在作家的笔下，丛林被浪漫化和神话化了，成了这个新兴国家的象征，而朝气蓬勃的丛林汉则几乎成了澳大利亚人的代表。民族主义文学之所以在莽莽丛林和勇敢坚毅的丛林人那里找到了表现的主题，是因为丛林最能反映这个国家所不同于英国的地理特色，并且构成了早期创业者与自然斗争的背景，而丛林人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则体现了渴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出现了这种奇异的现象：无论是生活于丛林地区并熟悉那里的生活的作家，还是长期居住在城市并不太了解丛林的作家，都去热忱地歌颂和描写丛林。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则不仅为丛林地区的人，而且也为城市居民所喜爱。丛林生活成了民族主义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

在刻画早期定居者开发丛林的欢乐和痛苦，描绘他们谋生的艰辛，歌颂丛林人的坚强意志和力量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文学的作家们还倾笔力于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伙伴情谊”。泛指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友爱和互助精神的“伙伴情谊”，是适应开拓荒凉辽阔的澳洲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那个提倡工会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的产物。它在19世纪90年代广泛流行，成为衡量个人品格的一个重要标准，社会共同恪守的道德信条，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民族精神的一个核心内容。民族主义时期的作家和诗人都是“伙伴情谊”的热情讴歌者，他们刻画了人与人之间珍贵而纯真的友情，塑造了多个具有助人为乐精神的丛林人形象，从而为澳大利亚文学增添了一个全新的内容。

民族主义文学在艺术上的最大功绩是，在澳洲文学史上，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澳大利亚人形象。这些人物与移民文学中那些同澳洲环境格格不入、身在澳洲心在英国的移民不同，他们在多年垦荒种地的生存斗争中，已与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豪爽、幽默、粗犷的个性——典型的澳大利亚人性格。劳森笔下的米切尔、斯蒂尔曼以及丛林流动工人和弗菲小说中的赶牲畜人，从外貌到气质都是道道地地的澳大利亚人，这些人物和他们所生活的丛林环境，构成了澳大利亚早期农业社会的缩影。(www.xing528.com)

在表现技巧上，民族主义文学家并没有像移民文学家那样，把目光投向过去，刻意模仿英国作家的艺术技巧，而是就地取材，吸纳了澳大利亚民间文艺的特色。叙述笔调上吸取丛林故事讲述方式的长处，随意道来，如说家常，显得自然而亲切；大多数小说都没有构思缜密的情节，或者情节都比较简单，甚至把小说的构架建立在一些琐事轶闻上，不靠情节的跌宕和频繁的悬念去吸引读者，而是靠事件本身蕴蓄的真诚朴实的感情来打动人；在风格上力求简练、质朴、直率，用字经济，句式简短，把描绘和解释性的文字删削到最低限度，小说的篇幅一般都很短小，但有一种内在的活力。此外，作品的语言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澳洲本地方言俚语的恰当运用，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澳洲特色和新鲜感。

但是，民族主义文学也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它反映的面比较狭窄，集中刻画了澳大利亚丛林，对城市生活触及不多；比较注重外部描绘，而很少深入人物的内心，挖掘丰富的内部世界，因而不少作品显得有些浮浅；很多小说都采用家谈巷议的方式，随意性较大，缺乏严密的构思。此外，大多数作品都是描绘琐细的小事，视野较窄，思想容量小，没有出现反映宏大历史画面的巨著。

在民族主义文学占绝对优势的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当时并不太引人注目、而后来为评论家所重视的、完全不同的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当劳森等人在刻意塑造本地丛林人形象时，诗人克里斯托弗·布伦南（Christopher Brennan，1870—1932）受到了英法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和德国文学的影响，在远离丛林的都城悉尼，叹息时代的腐朽，苦苦寻觅已经失去的伊甸园，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采用了与同时代作家手法迥异的象征主义表现方法。他的诗不同于明晰、直露的民谣体诗歌，往往立意朦胧，不可捉摸。他的诗歌的与众不同的风格，表明了外来文化特别是当时的世界文艺思潮对澳大利亚文学的影响。不过，布伦南作品的艺术价值到20世纪60年代才为人所认识和赞赏，在作者生前的影响很是有限。

[1]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公司，1969年版，第180页。

[2]内陆地区剪羊毛工主办的《蜂鸟》杂志所发表的看法。

[3]《飞镖》，布里斯班，1887年，第11月号。

[4]布里斯班版《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