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文学史-探索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

19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方兴未艾、工会主义的呼声响彻各地的时代。在澳洲历史上，它是一个给后来的岁月留下巨人般足迹的时代。

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到了90年代，在经历了100多年的酝酿、发展和演变以后，独具个性的澳大利亚民族已基本形成。到了1891年，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已占总人口的75％。过去以移民为主，五方杂处，缺少地方特色的状态已告终结。打着本地印记的澳洲人，由于长期在地广人稀、荒凉多灾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逐渐形成了粗犷、爽朗、乐观、幽默的独特性格，确立了以英语为基础，并吸收本地方言土语和乡音乡调的澳大利亚英语，养成了适应南半球气候条件及自然环境的民族习惯。此外，澳大利亚民族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即早期定居者披荆斩棘、与恶劣的环境作斗争而求得生存的历史。一部独特的民族史和构成一个民族的稳定的人口结构，使澳大利亚完全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民族而存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烈，非但不再视英国为人心所向的“故国”，反而对英国殖民者鄙视澳洲殖民地的傲慢态度产生了反感，进而对自身所受到的“二等公民”的待遇滋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据史载，当时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殖民地是培养不出主教、教授和法官的地方，甚至连殖民地的商品也一无是处：“殖民地的果子酒是酸的；殖民地的啤酒是掺水的；殖民地的乳酪是腐臭的；殖民地的蜜饯是烂的。”^[1]面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极端歧视，开始觉醒了的澳洲人强烈渴望改变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羁绊，以树立自己民族生气勃勃的形象。民族主义的呼声在整个澳洲大陆回荡。

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早期澳大利亚，由于各地开发的时间前后不一，整个国家被分为六个独立的殖民区，各自为政，互设关税，铺筑规格不同的铁路，以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如果说这种“割据”状态曾经暂时适应过早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它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严重影响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的扩展，削弱了产品的竞争能力，无法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了。因此牧场主和城市资本家都希望合并分散的殖民区，成立统一的联邦政府，以便取消内部关税，扫除交通障碍，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与国外的商品展开竞争。所以结束殖民状态，实现民族统一，不仅是下层人民的愿望，而且也是上层阶级的要求，最后终于形成了全民族的呼声。

工会运动的高涨也是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在此之前畜牧业的兴旺和金矿的开采，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但随之而来，劳资矛盾日益尖锐，罢工运动此起彼伏。1890—1894年间东部殖民地区爆发了一系列工人罢工事件，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享有组织工会的权利。1896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剪羊毛工联合罢工，声势非常浩大。工人们在斗争中深切感到必须组织起来，相互声援，因此纷纷成立了工会。与此同时，9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也殃及澳大利亚。伦敦的金融危机，迫使澳洲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等地的13家银行于1892年相继倒闭，结果由于资金短缺，大批建筑业停工。此外，澳洲各地还发生了持续性干旱，使几年前飞速发展的畜牧业处于萎缩状态。来自工、农业的双重打击骤然间把成千上万的城市和乡间的劳动者抛上街头，令其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于是，原来就已存在的工会组织，更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工人们有组织地与雇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的一个矿工会兼羊毛工会的领导人韦·格·斯潘思所说的“工会主义对于澳大利亚丛林人来说，就好比宗教”，形象地说明了工会声势之盛，影响之深。

此外，由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澳大利亚的一些劳工运动领导人还倡导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平等互助的社会。其代表人物威廉·莱恩曾试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澳大利亚组织平等互助的公社或农村团体。这种“社会主义”当时还被抹上了一层本地色彩——“社会主义……就是希望结为伙伴，它的理想是和睦地生活，是兄弟加友爱。”^[2]事实上，19世纪90年代初澳洲大陆上对“社会主义”的倡导，同样也反映了当时人们企求通过政治斗争来改变现实的迫切愿望。(www.xing528.com)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民族主义是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要求，顺乎时代的潮流，因此盛行一时的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后来终于统一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下，使整个澳洲掀起了一场以宣传自由平等、颂扬反抗精神、树立民族形象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运动。人们用铿锵的语言庄严地宣布：“我们把过去留在身后，连同它分崩离析的王朝、摇摇欲坠的宝座和昏庸无能的种族，我们面前所展示的是未来的澳大利亚——浑身充满青春和活力的我们的澳大利亚。”^[3]蓬勃开展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也成了反映这种时代精神的新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的催生婆。

民族主义文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它有着民主主义的基调：通过描绘丛林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平等；它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把“伙伴情谊”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表现出对“世界大同”理想的憧憬；它扬弃旧的创作模式，竭力追求艺术上的“澳大利亚化”，把实现文学的彻底变革作为自己的使命。

但是，民众的狂热激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干旱消失，西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各地经济好转和就业率回升，声势浩大的民族民主运动渐渐低落。特别是1901年联邦政府成立之后，运动的热情参加者中，除少数资产者对由于国家统一机构的建立已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而感到如愿以偿外，大部分下层人民，尤其是劳工们，却因为政治和经济要求均未达成（尽管联邦政府中有着他们的少数代表）而大失所望。这些人对前途感到迷茫，发现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为他们带来什么，因而发出了“澳大利亚在地域上是一个大洲，而其命运又将如何？”^[4]的疑问，千百万澳洲人正是带着这样的问号，进入了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