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文学史：马库斯·克拉克简介

马库斯·克拉克生于伦敦的一个律师家庭，三岁丧母，17岁时因父亲进疯人院，而不得不独立谋生。他1863年移居澳大利亚墨尔本，先在银行里谋得一个职位，后来因对此感到厌倦，去一个偏远牧场当放牧工。他喜欢坐在树荫下阅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因与牧场主频频发生争执，而自动离职。克拉克1867年接受墨尔本《巨人》杂志聘请，任戏剧记者；不久又转任《澳大利亚杂志》的自由撰稿人；1868年创立“亚里克作家艺术家俱乐部”，墨尔本的文人，其中包括当时的著名诗人林赛·戈登、亨利·肯德尔等，常去该处漫谈文学艺术。1869年，他考虑创作一本反映流放犯生活的小说，并乘养病之机去塔斯马尼亚岛的犯人关押地亚瑟港实地考察，同时阅读了大量有关文献。1870年他开始写作以犯人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无期徒刑》（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这时他一面在墨尔本公共图书馆任职，一面从事创作活动，同时还兼任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澳大利亚记者。因为挥霍无度，他在经济上总是入不敷出，债务累累，常常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写作来偿还债务。由于操劳过度与长期的精神重压，克拉克于1881年病逝，年仅35岁。

克拉克著有长篇小说：《相距甚远》（Long Odds, 1869）、《寿命》（His Natural Life，1874，其1884年版被改名为《无期徒刑》，现在的大多数版本仍沿用此名）、《天主教的阴谋》（The Catholic Conspiracy，1893）。短篇小说集：《一个年青国家的传说》（Old Tales of a Young Country，1871）、《节日高峰与其他故事》（Holiday Peak and Other Tales，1873）、《四层高》（Four Storeys High，1877）、《少校莫里纽克斯和人声之谜》（The Mystery of Major Molineux and Human Repetends，1881）、《耸人听闻的故事》（Sensational Tales，1886）。此外还出版过散文集子。

克拉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他的长篇小说《无期徒刑》奠定的。这部小说分27期连载在1870—1872年的《澳大利亚杂志》上，十年后被浓缩为16期于1881—1883年在同一杂志上连载。1886年该杂志第三次连载重登了这部小说，并称它为“澳大利亚散文文学中的一颗明珠”。

小说描写了流放犯鲁佛斯·道斯（Rufus Dawes）痛苦而悲惨的一生。鲁佛斯原名理查德·迪瓦因，出生在英国，系其母与情夫的私生子，后其生父被人杀害，迪瓦因恰好路过作案地点，被冤枉成杀人犯而下狱。他为了保全母亲的名声，未作任何申辩，并在法庭上报了鲁佛斯·道斯这一假名。后来，他随其他流放犯被送往澳洲。航行途中以约翰·雷克斯（John Rex）为首的罪犯打算谋反，被鲁佛斯揭发。但出人意料的是众犯人一口咬定鲁佛斯是主谋，鲁佛斯有口难辩，再次受冤屈，被判无期徒刑，后减为服苦役六年。服刑期间，由于不堪忍受，他凫水逃逸，在一个人迹罕至的荒滩上，与被劫船暴动的犯人遗弃在该处的维克斯太太（Mrs. Vickers）及女儿西尔维亚（Sylvia）、上尉弗里尔（Frere）相遇。鲁佛斯使出全部谋生本领，把他们救出荒滩。可是弗里尔恩将仇报，反诬鲁佛斯企图脱逃，并自称是西尔维亚的救命恩人，从而骗取了她的爱情，而鲁佛斯却再度被判无期徒刑。鲁佛斯偷偷地爱着西尔维亚，某日逃离服刑地点，突然闯进西尔维亚的住所，却当场被捉，第三次被判无期徒刑。与此同时，多次策划谋反的诈骗犯雷克斯逃往伦敦，并冒鲁佛斯之原名，去接受鲁佛斯父亲的遗产，虽然最后被识破，却并未得到法律的制裁。鲁佛斯再一次逃出监狱，上了西尔维亚所乘的轮船，不幸船在飓风中倾覆。在发现的尸体中，鲁佛斯与西尔维亚紧紧搂抱在一起。小说塑造了各类不同的人物。凶残的军官以及他们“执法如山”的上司、虚伪的教士、受尽冤屈的青年、冥顽不灵的罪犯等等，构成了澳大利亚早期流放社会的缩影。同时，小说通过流放犯鲁佛斯的悲惨经历，揭露了殖民地社会法律的虚伪，抨击了惨无人道的流放制度。

鲁佛斯、弗里尔和雷克斯为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

鲁佛斯正直无私，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保护他人开始了苦难的历程。在渺无人烟的海滩上，他本可以对蒙难的弗里尔等坐视不顾，而独自享受自由。他也清楚地意识到拯救他们无异于“亲手把自己捆缚起来”，“使自己再度沦为牛马”，但善良的天性却使他又一次作出自我牺牲的决定，付出了失去自由的昂贵代价。在荒滩上，纯正的鲁佛斯与天真无邪的西尔维亚之间萌发了朦胧的爱情，鲁佛斯一直把它保持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结。这种纯洁的爱情烘托出了鲁佛斯纯洁的心怀。可是这位正直善良的青年一生含冤受辱，被打入人间地狱，到死都未能得到昭雪。

军官弗里尔阴险、狠毒、凶残。他乘人之危污辱了犯人雷克斯的妻子，并继续与她私通，而为了她，又一再包庇雷克斯。他自私冷酷，并不真爱西尔维亚，而是西尔维亚父亲的大宗遗产令他动心，因此他采用了诬陷鲁佛斯、骗取西尔维亚的爱情、猎获大笔遗产的“一石三鸟”之计。鲁佛斯的纯正与弗里尔的奸险形成鲜明的对比。可是，这样一个理应受法律制裁的罪犯，却监管着众多的流放犯，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们滥施淫威，用无情的毒打去侮辱其人格、摧毁其意志。弗里尔的得势，正说明早期流放社会的腐败。

雷克斯是个死不改悔的罪犯。他因诈骗罪而被流放，服刑期间两次煽动谋反，却在弗里尔的包庇下未受到严惩。最后他施计脱逃，变本加厉地进行更大规模的行骗。意味深长的是，他的经历虽是从诈骗开始，以诈骗告终，法律却居然奈何他不得。

这三个人物的不同遭遇告诉人们，“神圣”的法律并没有起到扬善惩恶、保护无辜、打击罪犯的应有作用。相反，在这里一切都被颠倒了。品德高尚的鲁佛斯一再行好事，一再受冤屈，被错当成罪犯；而触犯刑律的奸恶之徒弗里尔坏事做绝却步步高升，让善良的人成为他的“阶下囚”；更不用说十恶不赦的雷克斯，他一再作恶，一再得到宽容，最后竟逍遥法外。通过对这三个不同人物不同遭遇的刻画，作者深刻地揭露了早期社会法律的虚伪性。(www.xing528.com)

作者的矛头当然也始终指向流放制度。他调动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所掌握的翔实史料，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反映犯人痛苦处境的触目惊心的图画：污秽狭窄的住所、沉重的镣铐、繁重的苦役、残酷的鞭笞……作者所持的观点非常明确：这种残酷的体罚是对人肉体上的摧残、人格上的侮辱，是违背人道的。为了强调这一观点，作者设计了这样的情节：一部分犯人宁愿一死了之，竟采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由谁来结果谁的性命，连十岁孩童也以跳崖来结束不堪忍受的痛苦。而一部分“死硬犯”则铤而走险——杀人越狱。显然，作者对流放犯在非人道待遇下产生变态心理和变态行为所作的细致刻画和大肆渲染，其目的正是要否定当时英国统治者所施行的流放制度。正如他自己在小说前言中所写的，他写这部作品，就是试图说明：“把违法者集中到远离健康的公众舆论的地方，并给予惩戒是不妥当的……”

这部作品虽然与金斯利的小说《杰弗利·哈姆林的回忆》同属传奇小说，也同样采用了戏剧性夸张、巧合等手段，但在艺术技巧上比后者高出一筹，因而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但把他们写得个性分明，而且还把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展示他们性格的复杂性（与金斯利小说人物性格的简单化恰成对比）。如弗里尔虽然生性阴险、狡诈、冷酷，但他也有动情的时候。当他由于鲁佛斯的帮助有了生的希望时，心头涌起了感激之情，诚恳地允诺，如一旦获救，一定赦免鲁佛斯。但他在脱险以后，特别是意识到鲁佛斯有可能成为他的情敌时，便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这种复杂性统一在始终以自我为中心的弗里尔身上是合情合理的，有助于揭示人物忘恩负义的本性。作者还运用细腻的心理描写来深化人物形象。鲁佛斯在荒滩上所进行的一场“救还是不救”的思想斗争，是一段绝妙的心理剖析，不但真切地表现了人物的矛盾处境，而且也写出了他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使这个形象显得更加丰满。

小说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作者对犯人流放状况的描写，无论在时间、地点还是地理位置上都非常精确，从而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此外，作者把现实生活中有关犯人的细节都集中在鲁佛斯及其他某几个犯人身上，并强化和突出其中的某些细节，如：当众杖毙、犯人之间互相残杀、啖肉弃骨等，使之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作者在描写这些细节时始终保持客观态度，很少掺入个人的情感或议论，结果“态度越是客观，所产生印象越是有力”（契诃夫）。仅在作者故世五年以后，便有人在议会中发出了这样的喟叹：“读了《无期徒刑》以后，没有人再要阅读有关流放制度的历史书了……这位小说家在自己的领域中击败了历史学家。”^[3]

小说情节紧张，高潮迭起，很有吸引力，以致作者在世时被反复连载数次，甚至在惜时如金的当代澳大利亚，这部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仍拥有众多的读者。究其原因，恐怕也是因为当初小说是分期连载的，作者不得不根据连载作品的特点，频繁使用悬念，以抓住读者。但是，也正由于作者动笔时随想随编，现在看来某些章节之间不免有割裂和拼凑的痕迹。

巧合的运用，总的说来也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不但使读者频频感到出其不意，而且使小说的结构紧凑，寓意深刻。如：犯人雷克斯与青年鲁佛斯恰巧是同父所生，两人容貌相似，而且还都使用假名，但鲁佛斯是被打成囚犯时使用假名，而雷克斯是作案时使用假名，沦为罪犯时又使用真名；鲁佛斯使用假名是为了保护他人，而雷克斯的假名却是这个劣迹多端的变色龙的保护色。两人之间，善恶分明、水火不容，但两人的结局却如此不公，这些巧合进一步加深了这样的寓意：邪恶得到了保护，善良受到了不应有的惩罚。

《无期徒刑》胜过殖民主义时期的其他小说，不少批评家认为，那时的作品唯有它才称得上经典著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