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球移民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史

殖民主义时期文学的性质属于移民文学，即由移民（包括流放犯及自由移民）创作，并反映他们早期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的文学。

在殖民主义时期最初的半个世纪里，澳大利亚文坛恰似早期的澳洲大陆，几乎处于荒芜状态。50年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部小说问世。亨利·萨弗里（Henry Savery, 1791—1842）创作的《昆塔斯·塞文顿》（Quintus Servinton,1830）是澳大利亚的第一部小说，这部自传体作品叙述了作者充当流放犯的经历，表达了痛改前非的愿望；查尔斯·罗克罗夫特（Charles Rowcroft, 1798—1856）的小说《殖民地的故事》（Tales of the Colonies，1843）描写了一位早期定居者在澳大利亚的冒险经历和发家的实绩；亚历山大·哈里斯（Alexander Harris，1805—1874）的《定居者和流放犯》（Settlers and Convicts，1847）题材与《殖民地的故事》颇为相似，但作者的态度比较客观，并没有像后者那样对在殖民地发财的前景进行过多的宣传。这些小说^[5]多属平庸浮浅之作，艺术上幼稚粗糙。以内容而论，近乎于“变相的游记”^[6]。作者旨在通过小说的形式，介绍异域风光，传播殖民地趣闻，满足远隔重洋的英国读者的好奇心，甚至引动其中的跃跃欲试者向澳洲迁移。因此，新奇的自然风貌、独特的异国见闻、安身立命的手段、发财致富的诀窍等，成了这些作者共同感兴趣而刻意描述的内容。从写作技巧上来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往往情景描写多于叙事，状物多于写人，人物常常只是作者手中穿针引线的工具，或是介绍风光奇闻的导游。因此，这些小说的作者被人谐称为“文学旅游家”^[7]是不无道理的。

最初50年间文学上的荒漠，有其社会和历史的原因。早期英国移民，置身于荒凉的大陆，面临着求生存的严重问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拓荒者的繁重体力劳动，很长一段时期里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而“人们首先必须有了衣食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8]。因此，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在当时还不可能提到日程上来。同时，身为移民的作者们踏上澳洲大陆还不太久，对自己所要反映的客观世界——这个新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环境，缺乏深刻的认识，更谈不上进行艺术上的沉淀，因而往往被光怪陆离的表象所吸引，并把它当作本质加以渲染。要真正理解这个新大陆，并诉诸艺术形象，需要一段思考和摸索的时间。此外，英国读者对这个由移民和流放犯组成的殖民地的好奇心，刺激了见闻和游记一类书籍的出版，这种艺术的商品化倾向，也给早期文学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在殖民主义时期的后50年中，生产力的发展给文学艺术带来了变化。这时，人们已与终日忙于觅食做窝的艰难生活告别。农牧业的突飞猛进，尤其是金矿的发现，吸引了大批移民，刺激了经济的初步繁荣，从而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人们对文学所反映的对象——澳洲大陆的认识，经过50多年的积累和反刍，已有所深化。而且艺术家们在长期摸索之后，找到了一种比较适宜于反映神秘的早期生活的文学样式——传奇小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殖民主义时代文学的繁荣期终于到来，澳洲文坛上出现了不少颇有影响的小说家和诗人。

这一时期三位最著名的小说家是亨利·金斯利（Henry Kingsley, 1830—1876）、马库斯·克拉克（Marcus Clarke, 1846—1881）和罗尔夫·博尔特沃德（Rolf Boldrewood, 1826—1915），他们各自以一部力作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金斯利的《杰弗利·哈姆林的回忆》（The Recollections of Geoffrey Hamlyn，1859），克拉克的《无期徒刑》（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1874）和博尔特沃德的《武装行劫》（Robbery Under Arms，1888）。

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是查尔斯·哈珀（Charles Harpur, 1813—1868）、亨利·肯德尔（Henry Kendall, 1839—1882）和林赛·戈登（Lindsay Gordon，1833—1870）。尽管他们的诗歌都有各自的特色，如哈珀的诗表达了渴望自由平等的乌托邦思想；哀伤和自怜是肯德尔抒情诗的主旋律；而戈登的诗则回荡着拜伦式的忧郁，但他们有不少共同之处：三人都写多种体裁的诗，而又都最擅长于创作抒情诗；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研究了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英国浪漫派名家的诗歌，并在技巧上得到了启示，从而使自己的创作风格向浪漫主义靠拢；三位诗人都试图以英国传统诗的形式来反映澳洲大陆的新内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抒情都带有较强的澳洲地方色彩。

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具有移民文学的共同特点。它们的作者大多为英国移民，包括短期旅游、临时定居和长期落户者；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主要关于移民在澳洲定居的艰难曲折的经历和早期流放犯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艺术形式上它移植和借鉴了英国作家的创作模式。从总体上来讲，移民文学中“舶来品”的成分较多，缺少尔后出现的民族主义文学所独具的澳洲特色，但它是民族主义文学诞生之前的一种过渡文学，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殖民主义时期文学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动地记录了那个奇异的时代；二是在艺术上起了开拓作用，对后来的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澳大利亚早期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殖民主义时代的特征。就以三部最著名的小说而言，它们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勾画出了时代风貌。《杰弗利·哈姆林的回忆》反映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移民在澳大利亚发迹的过程；《无期徒刑》展示了构成当时社会主要劳动力的流放犯的生活；而《武装行劫》则截取了澳大利亚生活一个独特的侧面——丛林强盗的活动，充分表现了早期澳洲社会的传奇色彩。在这三部小说和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土著人与移民之间的冲突、强盗与官兵之间的交火、牧场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犯人与监管者之间的矛盾、淘金地的盛况、淘金工们的友情以及丛林“伙伴情谊”的萌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作品所展示的社会画面是十分广阔的。此外，为数众多的抒情诗，歌颂了将要逝去的游牧生活，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挽歌（如戈登的《奄奄一息的骑马牧人》，“The Sick Stockrider”），预示了民族主义风暴的即将来临（哈珀的诗）。这些不同题材的作品，无疑勾勒出了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澳洲早期社会的面貌，有助于今人了解和认识澳洲开拓时期的生活。

从艺术角度来看，殖民主义时期文学虽然在艺术形式上有着模仿英国文学的明显痕迹，但在其他某些方面却有所突破，对后来的澳洲文学起了探路人的作用。

殖民主义时期文学开拓了创作的题材，开始在作品中体现一定的澳洲特色。这一时期的小说所表现的范围，超越了传统英国小说中常见的贵族的沙龙、小姐的闺房、富人的庄园乃至污秽的城市贫民窟，而转向澳洲广袤的大陆，着力反映具有独特风味的丛林生活。远离尘嚣的孤独，水、火、旱灾的袭击，牲畜染病，孩子失踪，庄稼歉收，人在生活重压下的变异等丛林生活的特点都得到了描绘；普通丛林人的形象也开始进入小说（如《武装行劫》中的迪克兄弟等）；神秘而独具魅力的丛林景色第一次展现在读者面前。尽管这些尝试是初步的、不充分的，但它为若干年后以刻画丛林、反映澳洲特色为己任的民族主义文学的兴起，作了艺术上的准备。

这一时期的作品塑造了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些在澳大利亚艺术画廊里占据了永久的位置。打开这些小说，辛苦奋斗的下层移民、痛苦挣扎的流放犯、严酷凶残的军官、风度翩翩的绅士、神出鬼没的侠盗、乐天达观的丛林汉等形象扑面而来。其中某些形象为英国文学中所未见，是独属澳大利亚的专利品。在有些形象的塑造上，作者们还努力展示了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内心刻画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如《无期徒刑》中的犯人道斯和军官弗里尔），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一定的影响。

殖民主义时期文学作家们坚持细节描写的真实性。无论是描写丛林侠盗的小说，还是刻画流放犯痛苦遭际的长篇，或是反映上层移民生活的传奇，在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等细节描写上，都力求做到真实精确，言之有据。作者一般都保持客观态度，让事实说话，不把个人的情感和议论加给读者。这种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后来在小说家亨利·劳森（Henry Lawson, 1867—1922）手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与本国特点相结合，形成了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流派。这个流派贯串了整个澳大利亚文学发展史，尽管后来受到了以怀特（Patrick White, 1912—1990）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流派的挑战，但至今在澳洲文坛仍有相当影响，这与殖民主义时期文学的写实主义渊源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还必须看到，殖民主义时期作家成功地找到了传奇文学来反映早期澳洲颇有传奇色彩的独特现实，并使这一文学样式在澳大利亚植下根来。由于传奇文学的特点是故事生动离奇，情节发展迅速，手法上夸张和巧合并用，作家的注意力不是塑造人物，而是讲述故事，因此它对一般读者颇有吸引力，在当时很受欢迎。殖民主义时期作家们对它的成功运用，为后来者提供了颇有影响的模式，使传奇文学成了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样式，如当代作家泽维尔·赫伯特（Xavier Herbert, 1901—1984）所作的《可怜虫，我的国家》（Poor Fellow, My Country，1975）等，都有着传奇文学的遗传基因。(www.xing528.com)

但是，移民文学也有着明显的缺陷。

首先，它在反映早期社会生活方面存在某种片面性。由于大多数身为移民的作者都属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绅士阶层，他们或多或少带着英国的传统偏见，以生活的旁观者而不是参加者的立场，用猎奇的眼光来看待冷峻的现实，因此难免会把艰苦的拓荒生活浪漫化、喜剧化，以便取悦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读者。这种片面性招来了尔后不少作家与评论家对他们的否定，甚至有人称他们的文学为“英国文学的分支”。

此外，在艺术形式上，这一时期的文学过多地模仿英国作家，创造性不够。在小说的表现手法上，许多人借鉴了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创作方法，而诗歌的写作技巧则明显模仿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虽然在社会生活内容发生剧变，而新的形式又尚未出现以表现新的内容时，这种艺术形式上的仿效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毕竟影响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最后，殖民主义文学尚未塑造出典型的澳大利亚人形象来。小说中的人物除少数外，大都并未与澳大利亚环境融为一体。他们始终保持着英国人自视甚高的气质，甚至抱着屈尊俯就的态度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因此虽然他们穿着本地的服饰，肤色也因为阳光的暴晒而转为红棕色，但他们骨子里仍然是英国人，他们与后来民族主义运动时期作家劳森、弗菲（Joseph Furphy, 1843—1912）、佩特森（A. B. Paterson, 1864—1941）等人的作品中出现的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是迥然不同的。

[1]马克·吐温，《沿着赤道》，1897年版。

[2]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企鹅丛书，1986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4—835页。

[4]布鲁斯·米切尔，《澳大利亚的历史和背景》，切希尔公司，1968年版。

[5]詹姆斯·塔克所写的反映流放犯生活的小说《拉尔夫·拉什利》，艺术上比其他小说要好，但此作虽然写于这一时期，却到了1952年才出版全本，因此在文学史上谈不上有什么影响。

[6]弗雷德里克·辛尼特，“澳大利亚的小说领域”，《澳大利亚杂志》，1856年，第1卷。

[7]利昂尼·克拉默主编，《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8]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