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载体

二、农村社区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制度等种种原因，导致我国城乡社会之间形成了二元格局，城乡分治的政策使得农村逐步边缘化，农村无法获得其发展所必需的包括公关服务在内的各种优势资源，而城市成为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城乡之间发展严重不平衡，二者差距越拉越大，农村社会各项矛盾日益凸显。这不仅带来了农民权力和利益的被掠夺，也割裂了城乡间双向互动和阻碍了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进而影响着我国的现代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因此，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推进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农村治理体制成为当务之急。

（一）社区涵义

“社区”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提出的。1887年，他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首次对社区作出较为系统的描述，将“由自然意志占支配地位的联合体称为共同体”。这里所谓“共同体”即“社区”，是指一种基于自然情感与血缘关系的社会有机体，滕尼斯主要是针对传统的乡村社区提出的。20世纪前期，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将社区研究延伸至城市，而以研究都市社区所闻名。自滕尼斯之后，人们对于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定义、特征、特点和存在形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由于视角的不同，对于社区的定义不免有所分歧，但人们普遍承认，“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是一个社区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此四项基本要素无论在城市社区还是在农村社区无不与公共服务紧密相关，因此可以说，农村社区建设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载体，是城乡统筹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关系存在着“差序格局”，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传统社会圈子中，除了“家庭圈”、“亲属圈”和“家族圈”，还有邻居、朋友等以地缘为特点的社会圈，形成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圈内人的人情、认同、信任和圈外人的排斥、疏离、不信任等。当然，传统社会的农村基层共同体还必须为乡民提供水利、耕作、治安、防卫、祭祀、信仰以及娱乐等的支持和保障，由此获得人们的认同和信任。如此，也就产生了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共同纽带”、“社会交往”和“认同意识”等乡村社区特征。(www.xing528.com)

（二）我国农村社区的演进历程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曾经发生过两次较大的转型。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全国农村创建了新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制度，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族组织被迅速解体，而代之以农村党群组织和基层政权。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乡村社区和共同体的基础结构发生了重大而根本的变化。其显著特点就是从主要以血缘、亲缘或地缘认同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为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生产和经济共同体，从一种自然或自发形成的社区共同体转变为由党和国家权力深度干预、控制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

二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阔农村的全面实施，人民公社体制迅速解体，而代之以乡镇政府及其主导下的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通过全体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无疑是农村基层社会的制度创新和重大进步。村委会作为新的社区自治组织，按理说应该有利于社区村民增强认同感和信任度，但是现实情况却与之相反。由于村委会是在原有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基础上组建的，因而往往习惯性地延续着行政化思维倾向，而导致了服务意识的缺失。于是，处在农村集体资源缺失和福利供给贫乏的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村委会，其社会控制和组织能力大大弱化了。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和人身的自由权，社区农民的流动性和独立性日益增强。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促进了农村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的发展，也促使农村社区中人们的职业、利益、观念和生活方式等逐步分化、多元化，而农民对于其居住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已趋于淡化，可以说农村社区作为农民生活共同体正陷入信任与认同危机。

因此，建设新农村社区成为当前社会转型期极为紧迫的农村工作要务。有鉴于此，党和国家适时地提出了“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决策，以进一步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根本解决“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