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史：近现代旅游崛起与转型

第六章　近现代旅游的转型与崛起

近现代时期（1840—1949年，广义的近现代则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旅游开始进入了转型时代，并借改革开放劲风，迅速崛起。中国现代旅游的转型与发展，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中国旅游者从遍游海内，开始向周游世界转变；二是中华民族的旅游性格，从原生的稳健内敛向冒险勇进转变；三是在西方影响下，中国产生和完善了近代旅游制度；四是城市化浪潮导致近现代都市旅游的迅猛发展。五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迅速，社会节奏空前加快，当代旅游业成就突出，中国作为一个旅游大国已经崛起。

第一节　近现代西方的刺激与中国旅游的转型

一、西方旅游者东进

近代，西方社会流动性增强、旅游及旅游业发展迅速，形成一种日益趋动的社会氛围，成为西方旅游者向外探险的心理基础和强大动力。与西方经济向外旅游相伴随的是西方旅游者的世界性旅游和探险。这种旅游与探险反过来又促进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西方近代航海和探险旅游带来的全球一体化的格局，将世界各地都纳入其旅游者的视野之内。秉承着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人一贯的冒险勇进的旅游性格，欧美旅游者义无反顾地跨出家园，向世界各地进发，以期求得发财腾达的机会。潜藏着巨大资源和机会的中国，自然成为西方冒险家涉足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西方民族外向和扩张的旅游性格，对内敛自持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东西两大民族的旅游风尚开始接触，并发生冲突和融合。

西方的冒险家为了各种目的前往中国旅游。外交官迢递万里地来到中国旅游，1861年，外国使节开始进驻北京。英国人威妥玛（1818—1895年）就是出使旅游到中国的西方外交官，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先后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驻华公使等。法国外交官沙畹（1865—1918年）1889年曾作为法国公使馆随员来华旅游。

西方投机商人也旅游至中国寻找发财机会，英国人以印度为基地捷足先登，到中国的广州、上海等地从事商游活动。作为新兴的工商业都市的上海，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英籍犹太人冒险家欧爱司·哈同，先在上海以贩鸦片起家，后经营房地产致富。1904—1910年他与其妻罗迦陵（字俪蕤）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兴建了沪上规模最大的私人花园，命名为爱俪园。爱俪园占地171亩，园内亭台楼阁、假山池塘，依照《红楼梦》里大观园设计，有铃语阁、山外山、逃秦处、柳湾、梅壑、谈圃等景观，有“海上大观园”之称。雄心勃勃的英国商人威廉·斯维尔和巴特费尔德，1866年来到上海开设太古洋行，经营航运业。1872年英籍犹太人沙逊也来到中国，在上海创设了新沙逊洋行。美国人甚至认为“对纽约人和波士顿人的整整一代人来说，到广州或上海比到丹佛或盐湖城去更容易，更加赚钱。19世纪头50年，中国边疆比起美国边疆常常更加吸引人去做生意”^[1]。1830年2月22日美国第一艘商船“罗马”号到达广州，第一批美国冒险家登上了中国的土地，开始寻找发财的机会。

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乘中国衰落之际，纷纷来到中国从事传教旅游。礼仪之争后，欧洲天主教徒在18世纪后期仅有31名在中国秘密活动，到1900年已达886名。郭实腊（即古滋拉夫，1803—1851年）多次前往中国沿海从事传教旅游。基督教（新教）以前在中国没有传教士，1807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乘美国“三叉戟”号货船来到中国传教旅游，开创了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局面。麦都思、理雅各等是继马礼逊等之后来到中国旅游传教的英国新教徒。1830年美国第一个传教士毕治文（1801—1861年）到达中国广州。新教在中国的扩张最为迅速。1864年，到中国来的新教传教士有189名，10年后有436名，1889年为1 300多人，1905年上升到3 445名。俄国东正教1715年组成第一个北京传教士团，至1860年共派遣13批东正教传教士前来北京，共达155名。1860年以后开始向北京以外的地区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旅游。

西方各国的学者也怀着自己的目的，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进行探险和考察旅游，从事文化传播和掠夺。法国内曼1831年将大批汉文珍稀书籍运回德国。美国学者劳佛尔1898—1923年率领考察队到库页岛、黑龙江和西藏等地考察旅游。1899年，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筹建和组织了有关中央亚细亚探险的国际组织。自此以后，世界不少国家的考古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中国的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甘肃等省的古丝绸之路上。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年），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探险式考古活动，第一次到达和阗一带，发掘了一批遗址，猎取了大批珍贵文物；第二次前往敦煌骗走了24箱写本和5箱画绣品及其他美术品遗物；第三次到新疆、甘肃等地亦掠获大批文物。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13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中国新疆的吐鲁番地区被划分为德国的探险考古范围。于是，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负责人格路维德于1902—1907年前来吐鲁番、焉耆、库车一带，获得大批佛教艺术品和珍贵写本，其中有伯孜克里克遗址的精美壁画。继其踵的德国人有勒柯克（1860—1930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高昌、伯孜克里克、哈密等地区从事探险考古，掠取了大批写经、壁画；第二次来到吐木舒克千佛洞、苏巴什佛教遗址和吐鲁番，掠走大批佉卢文书和佉卢文碑以及壁画，勒柯克为此写下了《中国土耳其斯坦吐鲁番探险的起源、旅程及成绩略报》。法国冒险家也不甘示弱，伯希和于1905—1909年也来到新疆、甘肃等地探险考古。他先在库车等地发掘寺庙遗址，获得珍贵的吐火罗语木简，后又来到敦煌，骗走写本5 000件。伯氏撰写了《在中亚的三年》及《伯希和中亚探险报告》等书。俄国冒险家雷治尔、克力孟斯也先后到吐鲁番考古探险。1907—1909年科兹洛夫前往蒙古和甘肃进行探险考古，发掘西夏遗址，掠得古写本《易经》、《本草》、《法华经》等数十卷，古佛画、纸币等多种，以及最为珍贵的用汉文、藏文、西夏文写成的《西夏字书韵统》。

西方旅游者借西方近代化的强劲威力，将探险、冒险的旅游步伐迈入了中国的大门，使其旅游文化也随之扩展到东方。作为旅游主体，西方冒险家不仅将中国的山川都邑、风土人情纳入其旅游客体范畴，而且将西方的旅游中介和制度引入中国。近代中国的轮船交通企业和大饭店，大多是由他们转移至国内的。如太古洋行所属的太古轮船公司就是英国冒险家在中国开办的具有西方近代性质的航运企业，它后来发展为英国在旧中国最大的航运托拉斯。再如沙逊洋行就在上海修建了一大批近代性质的大饭店、旅馆和旅游娱乐设施，如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河滨大楼、都城饭店（今新城饭店）、汉弥登大厦（今福州大厦）、东方饭店（今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瑞泰公寓、华懋公寓（现锦江饭店）、仙乐舞厅（今仙乐剧场）、国泰大戏院等。他们在租界内实施的制度，尤其是管理船运交通企业和大饭店的制度，使西方旅游文化的制度层面的内容扩及中国，使中国成为西方旅游文化体系的外环。

如果说明清时期的欧洲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刺激较小的话，那么晚清西方列强的来华旅游，则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心态，导致其旅游风尚的转变。西方列强将其制度与文化推行到中国的教堂和租界，使游览并观察西方文物制度的中国人受益匪浅。1890年4月英国王子、离任的孟买将军阿拉脱来访，上海租界遍燃华灯，并制成各色各样的工艺灯，以表欢迎。据《申报》载：“（王子）先是由外洋泾桥迤北，过老大桥，以迄虹口礼查客馆，沿途遍悬五色纸灯及东洋折叠灯，高高下下，密若繁星。桥上栏杆亦有明灯遍缀。更高搭灯棚六座，缀以柏叶，悬以彩旗。五处皆作牌楼形，惟大马路外浦边，四方若亭子，高可数丈，四角装电气灯十六盏，旗帜更觉辉煌。……各洋行既于槛外挂灯，复用地火灯拗成各式花样：或作花朵，或肖树枝，或似圆球，或成方胜，或以西字拼成牌号，或回旋构曲作国徽。所最奇者，有一处装成英皇小像，眉目毕具，神致宛然，斯亦可谓匠心独运矣。至公家花园，灯尤繁盛，五光十色，掩映于红嫣紫姹间。古人春夜宴桃李园，断无如此异景。自来水塔则由上而下，灯火夭矫若游龙。入晚，万烛齐辉，云衢高照，如入长明国里，到处皆火树银花。游人联袂而来，络绎如蚁。自南而北，自北而南，但见逐浪随波，万头攒动。幸有巡捕在途照料，得免肇事之虞。浦中所泊兵轮皆悬灯桅顶，蜿蜒曲折，几疑万道金蛇。有某兵轮高燃电气灯，旋转如心，四围映照，数里之内，明若晶球。更有各西人或在浦滨，或在船上，燃放九龙、飞蝴蝶等花爆，间以花筒，光彩陆离，令人目不暇赏。斯时也，踆乌既下，玉兔乍升，清风徐来，波平如镜。绿窗丽质，试罢晚妆，多有约姊呼姨，买一叶小蜻蜓中流容与者，真良宵之胜事，芳游之外篇也。”^[2]英租界的英国人为庆祝英王继位五十年举行庆典，曾在高大的自来水塔上用工艺电灯装扮一新，光明四射。据《点石斋画报》题曰：“自来水台在二摆渡之冰厂街，上下三层。柱栉阑槛皆以铁为之，中置大铁柱，空其腹，为水脉总汇之所。绕柱而上为铁梯，作旋螺式。登高一览，全沪在目。建造以来，迄今五六年，而点灯之举，则于此次为创见。台之顶燃电火一丛，约十余球，每层周围悬灯数百盏，密似重旒，圆如擎盖，四通八达，十色五光。朱竹坨诗云：‘夜半真如塔火明。’有此光焰，无此洞澈。”^[3]引得中外游客游兴不减，对中国旅游者刺激很大。

西方的探险旅游家来华，更是直接展示了西方的旅游文化。清末宣统三年，荷兰环球旅游者抵北京，引起国人轰动。据蒋芷侪《都门识小录》载：“有和兰国新闻记者两人，环游地球，沿途演唱，以取游资，刻已到京，外交团颇致欢迎。十九日晚，在六国饭店演技唱曲，所得馈金甚丰。一二日即他行。彼无资而远游者，可以取法。”^[4]蒋氏“可以取法”的表态，证明中国已认识到西方旅游文化的可贵。

当然，西方人来到中国后，也有许多观感和收获。清代，一个曾到天京游历的英国人记载天京妇女的情况说：“这里跟全国我所曾游的其他城市大异的地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而又绝不装模做样害怕外国人如其他中国妇女所常为者，亦不回避我们。”^[5]西方旅游者亲身感受到了太平天国妇女解放的社会状态和妇女的精神面貌。不过，更普遍的情况是，处于低势位的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旅游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

二、中国旅游者西行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近现代旅游尤其是国际旅游显然慢了一拍，它是在近代西方冒险者的刺激下才发展起来的，不过，一经觉醒，就急起直追。

1840年，中国紧闭的国门被打开，在外国冒险家和旅游者涌入的同时，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人士大夫开始积极应对，他们中的一部分成员转化为留学生和外交官的身份，率先跨出国门，到世界各地游学和游宦，使中国传统旅游发生了新的飞跃。

中国留学生到国外游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到美国留学。中国近代第一个跨国出游的留学生是容闳，广东香山人，7岁时即入澳门的“西塾”读书，1847年，19岁的他受教会资助赴美国留学，考入耶鲁大学。他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早日赶上欧美发达国家。学成归国，他来到南京，向太平天国领导人建言中国富强之术，志业不遂，乃襄助洋务派官僚举办洋务，并建议政府组织学生到国外留学。几经周折，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派遣了四批共120名学童到美国公费留学。其中有詹天佑、欧阳赓、唐绍仪、邝荣光、梁金荣、程大业、陈金揆等。他们的学习精神使耶鲁大学校长卜德为之动容，曾联名致信清总理衙门：“中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第二个阶段是到欧洲去留学，严复、何启等人都是跨出国门前往欧洲的游学名人。严复是学习海军军事的，后改行成了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何启曾留学英国，先后学医、法律，毕业后回香港以律师为业，又创办西医书院，有着浓厚的民主意识。第三个阶段是前往日本留学。由于甲午战争日本战胜了中国，使中国人幡然猛醒，遂前往这个东方近邻，学习他们现代化的措施和方法。1896年第一批13名学生来到日本。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的行动，使赴日留学浪潮加剧。像张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以及像康有为、梁启超等在维新运动中受挫的知识分子，特别重视去日本留学。到1899年，在日本的留学生超过100名，并不断增多。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前往日本留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游学活动，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和思想家，如陈天华、邹容、秋瑾、鲁迅、郭沫若、蒋介石等，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留日学生远远超过了前往其他国家的中国学生。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官也开始走向世界。根据西方人所规定的国际外交礼节，中国这个昔日的“天朝上国”也开始派遣驻外公使到世界各地“游宦”。这是中国士大夫第一次前往非中国附属国的国家去进行外交旅游。

1866年，中国第一次派人到欧洲访问、考察和游览。当时恭亲王奕　向皇上及太后上了一个专门奏折，表达了中国人在外国冒险家来华旅游的刺激下，开始向外拓展、到西方旅游考察的愿望：“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中自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于是“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这样，趁在华担任总税务司职务的英国人赫德回国之际，清政府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官、三品衔斌椿，率领同文馆“于外国语言文字均能粗识大概”的学生张德彝、凤仪、彦慧三人，随赫德经东南亚前往欧洲考察，自仲春至中秋，半年之间，往还八万余里，水陆兼程，身历诸国，观海外奇观。从此，清廷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出国考察团，到欧美先进国家考察政情和文化。1868年，中国聘请在华任美国公使的蒲安臣充当特使，率领第一个中国使团访问欧洲。这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试图按西方国际法进入西方国际社会的尝试。蒲安臣在旧金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说：“中国鉴于另一种文明已从四方八面逼临而来，已经睁开了它的眼睛。”^[6]随同蒲安臣出使的有志刚和孙家谷以及作为通事（翻译）的张德彝。这次出使旅游，先经日本到美国，然后过大西洋到欧洲，在欧洲历经英法两国后，张德彝因故提前回国。他出地中海，过印度洋入南海，正好自西徂东环游世界一周，著成游记《欧美环游记》（原名《再述奇》）。此后，清政府派员考察欧美、日本的越来越多。1877年，郭嵩焘出使英法，同行的有黎庶昌等。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出常驻的使臣，也是中国第一批专任外交官开始走向世界。黎庶昌随郭嵩焘出使英法后，又转任驻德国和驻西班牙使馆参赞，后又升为出使日本大臣，携杨守敬等人到日本赴任。黄遵宪曾任日本、美国等国的外交使臣，作为外交官漫游日本、美国、英国、南洋等地。洋务派改良思想家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诸国，留下了新型游记——《出使日记》，记录了他游历各国的旅行。他尝“游巴黎蜡人馆”，又听“译者称西人绝技，尤莫逾油画”，遂“驰往油画院”，并从《普法交战图》上体会到鉴败知耻的爱国主题。清末曾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以便仿行。1905年夏，清政府特派载泽、戴鸿兹、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后因故由李盛铎、尚其亨代替徐世昌和绍英。

踏出国门、游历欧美日本、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王韬长期旅居香港，并游历英、法、俄、日等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他晚年自谓“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7]。在清代末叶，他的确是一个罕见的“曾经沧海，遍览西学”的中国学人。他的这种经历，反映在他的《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游记中。严修（1860—1929年）是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各直省乡试试卷磨勘官。于1902年、1904年先后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情况，用行草小字写下了《严修东游日记》，主要包括《壬寅东游日记》和《第二次东游日记》，记录他旅游的所学所见所感，日记由往及返，无一日间断。

近代跨出国门的旅游者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流亡日本，浪迹天涯。过马关，泊船二日，凭吊李鸿章议和立约遇刺的地方，伤怀久之，遂赋诗一首：“碧海沉沉岛屿环，万家灯火夹青山。有人遥指旌旗处，千古伤心过马关。”其忧国之心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梁启超于1899年往游美洲，不仅没有流浪海外的旅愁凄苦，反而坚定了改造社会的远大志向。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称：“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8]秋瑾1904年夏东渡日本，同年冬返国，次年再赴日本。她曾对好友吴芝瑛说：“吾以弱女子只身走万里求学，往返者数。”在二赴日本途中，成《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一诗：“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徐锡麟“以观博览会赴日本，得同志数人，且购图书刀剑以归”，从事革命活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推翻专制政府奔波于海外，漫游美国、日本、南洋等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蔡和森、朱德等中共元老也曾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之路。转型期的文人义士为社会政治变革浪迹漫游，与传统文人为个人仕途所进行的宦游，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这是19世纪末梁启超越洋东渡时在太平洋中发出的浩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它标志着中国人的觉醒，揭示了中国近代旅游的奋斗目标，也昭示着中国旅游跨越海洋迈向未来的坚定信心。

三、国内近现代旅游的兴起

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在国内从事着旅游活动，这些活动，有的延续传统的形式，有的则带有近代的色彩。

晚清时，中国农村变化很慢，但城市变化较大，特别是沿海城市和通商口岸，更是日新月异，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国人争往旅游和“看西洋景”的地方。

上海是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繁华都市，是旅游者争相旅游的场所。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二十日，来自湖北的天主教徒郭连城乘船到了上海县，在董家渡上岸，寄住在天主堂。他发现：“上海县天主堂高十丈，内外铺设甚美，脊上竖大十字架，两旁有自鸣钟楼，声闻市野，堂侧建有修院，俱有轮奂之美。”二十二日，他又“自御界桥与峻文舟至董家渡”，当晚，“有耶稣会士携来木匣一个，匣内有逼光玻璃灯一盏，灯光直射粉墙之上，灼灼如大车盖形，后将画成之玻璃小像置于匣内，墙上之灯光处即有形影，其灯光处所有之形影百倍大于小玻璃上所绘之像。像天地人物、雨雪风霜等类则极其肖似，像天堂地狱、鬼神禽兽等类则令人慕畏，此所谓‘西洋镜’也”。^[9]

上海租界比教堂展开的西方天地更大。黄懋材在《沪游脞记》中谈到他旅游上海租界后的感受，指出上海租界所在地界“原系荒野，一望苍茫”，淤泥覆地，坟冢累累，“自西人至此，遍造楼房”，十余年间情形大变：“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其中街衢弄巷，纵横交错，久于其地者，亦易迷所向。取中华省会大镇之名，分设道里。街路甚宽广。可容三四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淖之患。”康有为光绪五年与光绪八年“薄游香港”与“道经上海”，“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店铺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0]租界的示范作用，使中国人明白了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与古代专制制度的明显区别。

晚清时期的上海，由于电灯的出现，使都市夜色更加绚丽，因此增加了人们旅游的兴趣。1879年5月17日，美国前总统格兰脱卸任伊始即到上海访问，公共租界当局特意从国外运来小型直流发电机和灯具，安装在黄浦江外滩，并于17日、18日两天燃灯以示欢迎。初刻于1883年的黄式权的《淞南梦影录》卷4指出：“近有西人名立德者，在租界创设电气灯，其法以机器发电气，用铅丝遍通各处，用时将机括一开，则放大光明，无殊白昼。……近日沿浦路旁，遍设电灯，以代地火之用，而戏园，酒馆，烟室，茗寮，更无不皎洁当空，清光璀璨。入其门者，但觉火凤拏云，普照长春之国，烛龙吐焰，恍游不夜之城。”可见，戏院、烟馆、酒楼等最先成为室内电灯用户，上海已被弧光电灯点缀成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繁华世界了。黄式权还引友人之赋描绘上海的灿烂夜景道：“泰西奇巧真百变，能使空中捉飞电，电气化作琉璃灯，银第光摇目为眩。一枝火树高烛云，照灼不用蚖膏焚。近风不摇雨不灭，一气直欲通氤氲……申江今作不夜城，管弦达旦喧歌声，华堂琼筵照夜乐，不须烧烛红妆明。吁嗟乎！繁华至此亦已极，天机至此亦已泄。”^[11]发表于1887年的《申江百咏》对明亮的弧光电灯作了热情的讴歌：“天际无端献玉盘，雨中犹见月团团。万家灯火无颜色，疑是明皇入广寒。（又有电气灯，一名自来月，高与楼齐，一灯可照百步，其光如中秋月。自此灯作而地火又黯然无色矣。）”^[12]这对许多中国游客来说，可以说是见所未见，甚至闻所未闻。

中国游客对西方人在中国兴建的新型旅游项目备感精彩。西方人在中国的口岸城市和租界中，修建了不少与中国传统旅游项目不同的新颖别致、功能专一的旅游项目和主题公园，如公园、博物馆、动物园、海滨浴场、风景度假区等，使中国人眼界大开，不少来到大城市和通商口岸的人急于前往游览。晚清时，随曾国藩赴天津办教案的幕僚，一进天津就直接奔向外国人的游乐景点，希望一睹“西洋景”^[13]。

然而，中国人在都市的租界旅游时，又受到外国殖民者的欺凌和侮辱。上海租界有许多外国人建的公园，曾明确规定华人不得入内^[14]。1909年1月27日的《申报》上曾刊登外滩公园照片，标题为“不准华人入内之上海公园”。法租界的顾家宅公园（即法国公园）于1909年8月开放时，公园章程“第一条第一项便明白规定，不许中国人入内，但是照顾外国小孩的阿妈，加套口罩为条件”。^[15]天津租界的公园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坚持不对华人开放，英国公园规定“华人非与洋人相识者不得入之”，而意大利公园虽允许华人入内，却划分活动区域，“东有中国儿童之游戏场及避雨亭，西有西童游戏场及小花亭”。^[16]

在西方所建公园的刺激和示范下，中国的近代城市也建设了一批公园，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游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旅游。公园是文明的象征，人们游园时要求着装整齐，“衣衫不整齐的人们且被拒绝‘买票’”^[17]。清末公园制定了详细的《公园游览规则》，这对规范游览秩序、培养国人遵守公共道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些公园是由清政府投资和管理的，也有少量的公园为士绅或商绅阶层所兴建，对外开放，方便了游人。不过，近代城市的旅游，反映了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过渡的特点。政府所建公园不限制妇女游览，这是一个进步，是对“妇女不出闺门”教条的突破，但它又不允许男女同游，而是采取了折中的方法，让男女分开轮流入园参观。如天津植物园游览章程规定男女必须分开游览，“星期一、二、五、六，准男客入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入览”^[18]。河北保定莲花池公园也规定“星期六只准妇女游览，不准男子入内”^[19]。这些规定随着清廷覆灭、妇女解放运动兴起而逐步得到改变。还有一些规定，也耐人寻味，天津公园规定“严禁唱时曲小调，有伤大雅”^[20]。这些规定还散发着较浓烈的传统气味。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旅游有了标志性的成就，银行家陈光甫在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设立了“旅行部”，专门经营旅游业务，为出游者安排行程，办理各种相关事务，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产生。1924年，旅行部第一次组织了国内旅游，由上海赴杭州旅游。1925年，又承办了出国旅游业务，组织20余人的旅行团前往日本观赏樱花。这些成绩根植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美国学者毕乃德指出：“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从古到今，官吏的地位一直是最有抱负的中国人奋斗的最高目标。但是，到了1919年，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现代职业以其在现代商业和金融业中的领导地位已被开始认为具有同样高贵的社会地位。随着自我改善地位的新机会在他们面前出现，空间流动性增强，社会流动的速度也加快了。”^[21]这就给旅游业带来了发展时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旅游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表现如下：第一，在江南等旅游市场成熟地区，旅游活动开始走向大众化，江南成为民国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产生地。随着江南经济发展和游憩需求增强，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团体旅游开始兴起，一般的公务员、专家、学者、职员、教师、工人、学生、部分农民成为旅游成员，旅游主体空前扩大。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莫干山、雁荡山、太湖等是当时市民旅游的热点城市和风景区。江南地区旅游业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较好的水平。除了江南外，当时中国还在其他地区也形成了一批有名的旅游度假地，如庐山、北戴河、鸡公山等。第二，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和杭州分别举办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国货博览会和西湖博览会，借此推销中国的旅游产品。第三，中国的旅游业开始形成并兴起，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并粗具规模，食、住、行、游、购、娱等各种机制相继建立并逐渐发展起来。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旅游服务设施和专门化的旅游组织得到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西方近代旅游业的某些特征，并形成了以旅行社、旅馆业、交通业为主体的行业规模，具有了一定的旅游接待能力，旅游从业者开始顾及下层百姓的旅行需求。有代表性的是中国旅行社的成立。1927年6月，陈光甫将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所属“旅行部”加以改组，成为独立经营的旅行机构，正式更名为“中国旅行社”，在全国各地遍设分支机构，有力地推动了旅游的发展。第四，国民政府时期，旅游形式多种多样，人数越来越多，行程越来越远。企业等组织开始用旅游作为激励员工的新手段，团体旅游（在民国又称为集团旅游）也应时而兴，民间创办的“友声旅行团”、“萍踪旅行团”等团体旅游兴盛一时。其中1937年的京滇旅行团，是民国时期规模庞大的团体旅游，该团180余人，乘坐大小汽车20余辆，其游迹遍及西南川滇黔桂四省。国民政府的开放性，使得外国人以传教、公务、商务、军事、观光、文化交流等各种方式，来到中国游历，与此对应，中国的国际旅游也有大幅度增加，有官方考察旅游、外交使团出使、驻外使节游宦、留学生游学、商业经营考察旅游等，为此，中外旅行社开始相互组团旅游。^[22]

不过，民国时期的旅游发展缺乏稳定环境，影响了全国旅游业的正常发展，不过也使某些地区的旅游业意外发展起来。如抗战爆发后，西南地区的旅游业就发展迅速。由于东部人口、资金和物资流入，西南地区城市的街头高楼大厦开始增多；城市街道不断拓宽，入夜灯火辉煌，霓虹闪烁；没有空袭的时候，游人如织。西迁人口中，政府官员、公务人员、教师、学生、专家、学者及文化工作者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大多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养成了旅游爱好，偏安西南后，或执行公务，或采访民风，或考察资源，出行时都抱以旅游的心态，他们甚至主动寻芳出游，观览胜景，“凡春秋佳日及星期休沐，城中士女，往游者甚众。盖非特经济，且亦取其便利也”^[23]，“春秋佳日，冠盖云集”^[24]。集团旅行在西南地区逐步发展，如青年会在新年举办了昆明环湖旅游，三青团组织了石林旅行团，西南联大组织了两广学生石林旅行团等，促进了西南旅游业的繁荣。^[25]此外，由于战事的原因，在西南地区还出现过跨国旅游，当时南洋华侨曾对四川、昆明进行了“慰劳之旅”，“本团体一行五十四人乘飞机来渝，受到重庆各界、党政军各机关的代表和民众团体的热烈欢迎”^[26]。此外战时期间，出境之旅亦时有发生，但仅限于政府官员或受政府委托处理相关事务的特派员，并没有对普通大众产生根本的影响。具有近代特征的民国旅游，为当代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中国旅游者的世界观察与全新视野

迈出国门的中国外交官和留学生，打开了他们封闭已久的视野，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并写下了许多游记，记录了他们出国旅行的经历，从中反映出中国旅游文化的近代转型过程。

这些以亲身经历写下的海外游记，与传统的辗转相抄的《咸宾录》和《西洋朝贡典录》等不同，与《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等以天朝视野看待行经地也不同，是一种拥有全新视野和特殊感受的新式游记，通过比较，对西方先进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也有了体察。这类游记很多，如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斌椿的《乘槎笔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王韬的《漫游随录》、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日记》、罗森的《日本游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金绍城的《十八国游记》等。

上述海外游记中，《乘槎笔记》是中国第一个考察团团长斌椿的作品，毛祥麟依斌椿旅行海外的先后经历，认为其书分为《安南记》、《新嘉坡记》、《锡兰记》、《亚丁山记》、《苏尔士记》、《麦西国记》、《马骞里海关记》、《巴黎斯记》、《伦敦记》、《瞒者思（即曼识特）记》、《拉黑（附丹麻尔）记》、《瑞典国（附克龙斯达的）记》、《彼德尔堡（附马林博尔）记》、《伯尔灵记》、《酣挪尔国记》、《北利士记》等篇，是中国近代海外旅游的特殊游记，受到晚清毛祥麟的关注，他摘录了该书，并称“此记泰西诸国之民风土俗，与凡宫室园囿，一切所闻见，亦怪亦奇，盖今时之《山海经》、《洞冥志》也。……但其命意所在，仅取新人耳目，故于各国要害之所，建置之由，无论飞行绝迹时，未遑咨度，即洋面水程，亦不尽载，罗盘南北，初未指明，致观者徒尚新奇，茫无涯治乱。……兹故摘作十余则，编入此录。是即身非海客，而当酒阑茶话时，亦足资为谭柄云”^[27]。

但是，与斌椿一起出国考察的张德彝，以一个19岁的青年的眼光，写下了另一本游记《航海述奇》，则远较持重保守的斌椿的游记生动真切。在芬兰首都游园，中国学生分别和一些外国朋友交谈，有个美国游客一听张德彝讲英语，就走近来轻佻地说：“你的同伴都在和漂亮姑娘谈话，你为什么要找两个老太婆交谈呢？真是太不幸了。”“难道你不喜欢年轻的女子吗？”张德彝正颜回答道：“爱者人之情，男女相爱尤人之至情，然爱贵不失于正。四海一同胞耳，天下女子皆无殊于姊姐，又何不可伸吾爱？但吾辈少年，操持未定，涵养未深，其能自信耶？反不若无爱慕之心，庶不至因爱生情也。况别后则天各一方，又何必于顷刻之间，而因之欣欣然为幸哉。吾对老者谈，吾中华人也，以为年高有德，可以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汝其知之否？”“言毕，其人惭愧谢去。”^[28]在德国柏林敖尔佛木园，当地有许多妓女，“皆赤臂露肩，长裙委地，半启樱桃之口，一捻杨柳之腰，如花解语，比玉生香”，见中国人来，便有数妓“款步来前，故作许多娇媚引人态”，但张德彝等“弗顾也”。当时有英人疑惑不解：“君等何修而至此？”张德彝等回答道：“此地虽系烟花，然既游历各国，察访风俗，亦可驻足于其地，实未注意于其人。所谓‘涅而不缁’者，汝知之否？”英国人“闻而大笑”，说：“公言谬矣。大丈夫生于世间，何不及时行乐。倘白驹过隙，浪掷年华，则悔无及矣。君视诸妓，无不国色仙姿，令人魂飞意醉。请择其尤者告予，予必令君入巫山之梦也。”但张德彝“闻而怒斥之”。其人复笑曰：“予以一言相戏耳，君何悻悻如此。”遂退。张氏最后议论道：“夫妓女莫多于泰西，而携妓女又莫胜于泰西，男私女而不为耻，女通男而不为羞，更有酷好男风者。又闻男子至二十岁似应宿妓，虽父母不能禁阻；男女虽各私数人，并无彼此争竞者。幸明（德明，即张德彝）等随斌大人是晚坐于楼上，人见者少，不然几被其困矣。遂急回寓。”^[29]

近代中国还有一位特殊的出国旅游者郭连城，原名培声，教名伯多禄，光绪十九年（1839年）生于湖北潜江县，后肄业于武昌崇正书院。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跟随意大利人、时任天主教湖北宗座代牧的徐伯达（Ludovicus－Cel．Spelta）等人前往罗马。由湖北应城出发，经武汉、上海、香港出境，至八月中抵达罗马，在意大利盘桓数月后，翌年十月起程回国，三月中至香港，经广州、湖南北上，于六月回到应城。写下了自己旅游的亲身见闻——《西游笔略》。该游记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体会。咸丰九年五月十四，郭连城“随徐枚至洋泾浜”，晚上登“上英国火轮船”，然后驶“进东洋大海”。“火轮船行之时，有如箭鼓之声，顺风则乘风破浪，逆则火能克水，船上一股黑烟直拖海面，轮动船走如飞”。^[30]七月十六日，船至埃及“苏夷士”，“有火轮舟往来，故亦建有客舍数间，凡食物、需物俱由加以罗（即开罗）以骆驼或火车运至”。^[31]八月十五日，船泊西西里。十八日，先“抵期威大五厄格亚。午正上火车。二下二刻抵罗玛府。罗玛匪直欧罗巴之胜地，实天下之名区也。余幸旅其地，实慰平生”。于是，郭连城将他从武昌至罗马的行程列述如下：“自武昌省至江西吴城镇，八百里江路，吴城至玉山县，六百六十里河路，玉山至常山县，八十里旱路，常山至杭州省，六百三十五里河路，杭州至江南松江府上海县，五百里河路，上海至香港，二千四百里海路，香港至新嘉坡（新加坡），四千三百一十一里海路。新嘉坡至锡兰岛（斯里兰卡），四千七百八十二里洋路。锡兰至亚丁（今属也门），六千四百零二里洋路，亚丁至苏夷士（埃及苏伊士），三千九百里海路，苏夷士至加以罗（开罗），四百五十里火车路，加以罗至亚立山（埃及亚历山大），四百五十里火车路，亚立山至马尔大（马耳他），三千里海路，马尔（大）至西吉里（西西里），五百五十里海路，西吉里至纳波利（那波利，即那不勒斯），五百九十里海路，纳波利至期威大五厄格亚（奇维塔韦基亚），六百里海路，期威大五厄格亚至罗玛（罗马），一百五十里火车路。”并指出：“前未有火车、火船之便，中西来往者多绕阿非利加州之好望角，故有‘杭（航）海九万里，泛舟三年余’之苦。目下由广东起程，只四十五日之久，可抵大西洋意大里亚之罗玛府。火之利用，诚大矣。”^[32]

中国近代出国旅游者，在游览了西方各国后，大开了眼界，看到了前人所从未见的景色、与东方风格迥异的风俗民情、当时中国所缺乏的先进科技成就。

其一，中国海外游人看到了美丽的西方风景。郭连城乘船来到西西里（西吉里），发现它是“欧罗巴州意大里亚国之地，山水清秀，林木荟蔚，宫院堂殿，较马尔（马耳他）尤为夺目”^[33]。

其二，中国海外游子感受到中国与西方风俗的差异。张德彝发现：“盖西俗，无论男女，皆得遨游外国。”^[34]中国游客感受最深的是中西在穿着打扮上的明显差异。咸丰九年八月十九日午后，郭连城参观圣伯多禄（圣保罗）大教堂时，外国人“众环而观之，见余发辫颇长，俱呵呵大笑”，有识者指着他说：“此期纳人也。”他自注道“‘中国’二字西音曰‘期纳’”。^[35]九月初七日早晨，郭连城随徐牧师前往孟德百洛山上的教堂祭祀，因对他的着装打扮很好奇，“观者无数”；西洋各国“不精蚕桑，国人见余衣服、靴帽尽属绸缎，多有称美者，且言我中国服饰似较他乡更为文雅”。^[36]十二月九日早晨，船泊李我诺时，船中有西方旅客对郭连城说：“前三四年间有一中国富家游至此国，其妻女皆小足，观者莫不怜笑。”^[37]张德彝一行来到法国时，马赛街市男女见有中国人来，“皆追随恐后，左右围观，致难动履”。法国“有乡愚男妇数人”问团员德善：“此何国人也？”德善回答：“中华人也。”他们又问：“彼修髯而发苍者，谅是男子，其无须而风姿韶秀者，果巾帼耶？”德善笑答：“皆男子也。”结果“闻者咸鼓掌而笑。归时一路黄童白叟，有咨询者，有指画者，有诧异者，有艳羡者，争先睹之为快”。考察团到英国伦敦游水晶宫时，“游人男女老幼以数千计，见我中国人在此，皆欣喜无极，前后追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旅馆，“窗下男女老幼，如蜂拥蚁聚，群呼‘士呢司’，即瑞言中国人也”。在德国柏林，考察团到画店买画时，“店前之男女拥看华人者，老幼约千计。及入画铺，众皆先睹为快，冲入屋内几无隙地，主人强阻乃止”。^[38]在圣彼得堡，有一群俄国女郎，见到张德彝等留着辫发，错认为是女子。考察团“丑刻出园，车辆盈门，观者如堤。其女子见华人皆有惊讶状，指彦智轩长讴一声曰：‘赛邦不的徐奴阿司’，即华言此中国之美女子也。中有二女，与彦智轩立谈数语，询其颠末。途中又遇二女乘车，女欲隔车携手，明饬车急行，彼亦急随，盖欲并车，以便携手交谈”^[39]，弄得他们很不好意思。

中国旅游者还感受到中西饮食风俗上的差异。郭连城称，“西洋之人多爱小犬，每闻中土有食犬肉之说，皆避不忍闻”，这天“有一小犬偶跌舱中，主母与厥子环抱而哭。待水手将小犬扶起，言安危无恙，始喜而收泪”。另一次，郭连城在罗马赴显家宴席时，“席中言及吾乡有食蚕甬、狗肉之说，皆奇而不信”。郭连城在意大利徐牧友人家午餐时，有位名叫亚伯的人质疑：“闻贵处盛馔必有燕窝，夫燕窝既无厚味，又多资价，而贵处相习成风，亦可怪矣！”郭连城回答：“彼夫茶叶、大黄，西人贵之。异地皆然，何怪之有。”^[40]郭连城参加意大利大五利诺城显家的宴会，“席后，主人特为烹茶。西洋不产茶，渴则饮葡萄酒或茄菲水。（茄菲，苦豆也。）惟富豪之家方饮细茶，拌之以白糖、牛乳，以待稀客”，为此他还特地写了一首诗：“寒夜客来茶胜酒（茶贵于酒），铁炉汤沸火初红（西洋不产竹，故无竹炉）。寻常一样生风物，才到西洋便不同。”^[41]

郭连城还发现，中西的节日与礼仪大不相同。八月十五日是中国的中秋节，而在欧洲则“是日乃主日礼期，军民俱华服鲜衣，或驾马车而驰道，或携友朋而登山”，他们看到来自中国的郭连城后，十分好奇：“土人见余衣服容貌，俱呼伴观看。”过了一会儿，月升东山，郭连城问他们：“今夕吾乡俱赏中秋佳节，不知贵处亦有此俗否？”这些人“皆回云不知”。^[42]九月二十一日，太湖之滨的加诺彼约镇，郭连城等人至教堂，当地人“见余跪不免冠，皆以余为不知礼”。郭连城告诉他们：“不脱帽者，是吾中华之礼也。”^[43]张德彝也发现中西礼仪之别：在法国马赛郊区，遇一妇人，“曾游回国，年近四旬，颇晓回俗，喜服回装，着白服”，她向张德彝等问道：“回国见人以手摸面，此礼也；西人男女携手、免冠，礼也；不知中华何礼，乞教之。”张德彝遂告之：“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以卑敬尊，必拜跪，亦礼也。”^[44]

其三，中国海外旅游者还发现中西在计数和艺术上的差异。在运算方式上，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西洋诸国皆尚笔算，及见吾乡算盘，皆奇而问之。”郭连城告诉他们：“此吾中华算器也。”于是“略试数法，皆奇异之”。^[45]欧洲的音乐也与中国大不一样。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午后，郭连城与意大利古若瑟“游于街衢”时，“闻音乐之声如数十人鼓吹之状”。古公告诉他：“此西洋之自鸣琴也，每有闾巷曲谣出，即按腔而鼓吹之，听者赏西洋铜钱数文。”九月初七日早晨，郭连城来到孟德百洛山上的一座教堂，“堂内有抚风琴者，声音高雅至极”。^[46]郭连城还发现“西洋琴歌之谱，皆画成点线，以定高低清浊”。他参加显家宴会时，看见“其客厅有洋琴，长二丈余，主人命二女共抚之，手挥目送，精熟如出一手”^[47]。初六日，再一次参加显家宴会，这时“街中有鼓自鸣琴于车上者，用二犬负其车焉。观者莞尔”。十二月十三日，在显家玩时，“主人有幼女善抚洋琴，于是同人倚声而舞之”。这是一场舞会，在中国很少看到这样的场景。^[48]

其四，中国海外游客看到了西方的科技成就，引起了他们无限的好奇、赞叹和感佩。郭连城对欧洲的蒸汽技术深感佩服。对所乘坐的火轮船和火车感觉新鲜和神奇，指出火轮船西人称为“水汽船”，“汽者，水受热逼上升为气之谓。飘扬于生气之中，其性散而不聚，若以铁气困束其质，其舒散之力烈如火药，愈束愈烈，无物可以当之，故西人用火蒸水，节取其汽以代人力，或使之行船，或使之驾车，或抽水，或锯木，或纺织，或打铁，或造军器，种种有用经营皆可为之”^[49]。郭连城对火车也叹为观止，指出：“火轮车者，太西各国以之运货物、载客商者也，前十余年始有此制。”说自己初登岸时，“遥见房屋齐整，连络不绝，俱有玻璃门户，初以为此处之街市也，及近之，则见下有铁轨、铁轮，始知其为火轮车焉”，并感觉“烟飞轮动，远胜于飞，恍在云雾中，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火车已过万重山”。^[50]这与中国放弃改进交通工具，而用人力抬轿旅行，适成对比，形成天壤之别。当徐牧师问郭连城“昨所坐之火轮车何如”时，郭答道：“较火船尤为精巧。”^[51]郭连城在欧洲还看到了蒸汽织布机：“午后散步至水轮机院。院高十余丈，上下五层，每层俱有铁轮飞舞，自成纺织，每日可得无数起花细。织洋布亦此法也。”^[52]他在亚历山大还看到了蒸汽车磨坊，效率极高。

郭连城对欧洲的机械技术充满好奇。在意大利“与二会士散步城内”时，来到一个“西洋乐器铺”，看到了一个用机械驱动的“自鸣乐柜”，“其机轮与八音箱相仿，将机轮拨动，则有广大清平之声鼓吹自若”。^[53]他在罗马看到一个西式名苑，“中造流觞曲水，机巧异常；有铜铸各类各群鸟，遇机一发，自鼓翼而鸣”，惟妙惟肖；“有一编箫，但置水中，机动则鸣，其音甚妙”。^[54]他在徐牧师友人家中，但见“客厅内自鸣钟旁另安机枢，拨动则有小小火船、火车等人物上下奔走，以供玩赏”^[55]。他对欧洲的照相技术更是佩服不已。咸丰九年十月十六日，郭连城“午后游绘像所，其绘像之法，不用笔墨，惟以薄银片、用杂药制之，蒸以沸水之气，别以玻璃作镜，如法窥戏，人即留影于银片之上，衣褶面貌，毫发不差。绘山水杂物亦然。主人以余与徐牧来自远方，故请留像于银片上，明日印成数张，言欲使余带至中国，使领略西方新巧之法云”^[56]。他对西方兵工技术颇感兴趣，“有本城总兵引余观国工厂，厂内有金工、木工、石工、土工，制造各种新奇兵器炮弹。处处有铁轮飞舞，自成锯锉捶打。其铁轮之动，皆本水机火轮之法，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者也”^[57]。

游欧的郭连城还对汽灯、电报、新闻纸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旅游者的西行，使他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得到改变。出国的旅游者们，从西方学到了许多新知，对西方的发达与繁荣有了认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愚昧与落后也有了深刻的认识，促进了他们改革中国的决心和勇气。

中国旅游者认识到西方与中国文化具有同等地位，甚至优于中国传统文化。郭连城在意大利“踏月归院，得‘月光原不限华夷’之句”^[58]，是他摆脱传统“华夷观”的开始。康有为生长广东，早年接受严格的正统教育，后游历香港，亲见资本主义文物制度确比专制制度优越：“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于是“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是时绝意试事，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语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59]通过旅游和亲身经历，他终于突破了夷夏大防的陈旧设限，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严复在为《法意》（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所加的按语中，称：“吾游欧美之间，无论一沟一塍一廛一市，莫不极治缮葺完。一言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而已。反观吾国，虽通衢大邑，广殿高衙，莫不呈丛脞抛荒之实象。此真黄白二种，优劣显然可见者也。虽然，是二种者，非生而有此异也。盖吾国公家之事，在在任之以官。官之手足耳目，有限者也。考绩之所不及，财力之所不供，彼于所官之土，固无爱也；而著籍之民，又限于法，虽欲完治其地而不能。若百千年之后，遂成心习，人各顾私，而街巷城市，以其莫顾恤也，遂无一治者。”^[60]

郭连城从蒸汽技术的先进性，认识到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加以重视：“夫水汽既有如是之功用，且庸而不奇，仍不失吾儒格物之理，高明之士，岂可徒事章句，而将此利国益民之制，置而不论也哉？”郭连城还赞美“火轮之快者，如驾一千二百马之力，曾在英国驶行厄日多国（即埃及），历一万零二百里，只九日耳。李白之‘千里江陵’，视此犹为慢程”^[61]，并强调“虽木牛流马之奇、追风赤逸之迅，亦不可同年而语矣”^[62]。这已认识到西方以近代科技为基础的文化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

海外的中国旅游者在对世界形势有了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开始反观本民族文化的症结所在，从而加速推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从欧洲旅行归来的王韬，对国际大势有深刻认识：“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他倡议中国应“尽用泰西之所长”，变古通今，实行变法。^[63]在“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的游历中，他对世界知识有了很多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曾经沧海，遍览西学”。所著《扶桑游记》、《漫游随录》及《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反映出他对西方世界和日本社会，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其中《法国志略》，初为14卷，后重订增为24卷，将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典制体相结合，记述了法国的历史、地理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在重订本《序言》中写道：“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通过比较，对西方社会先进状态及中国社会落后面貌有了前所未有的清醒认识，所论所议发人深省。他在游历英国伦敦时曾赋诗云：“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64]表达了他不甘沉沦的爱国情怀，显露出旅游对他的文化人格的成功塑造。

黄遵宪游历日、美诸国后，著成《日本国志》一书，在《自叙》中说：“日本士大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他撰日本史，初意在于“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及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65]。通过写日本国的历史，对比中日的现实，为中国维新呐喊助威。这无疑也是旅游带来的认识的飞跃。

中国近代的旅游者——留学生和外交使臣，对欧洲各国的文物制度感受尤深。西方社会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令游历各国的中国使臣、留学生耳目一新，收藏丰富且对民众自由开放的“古物楼”、“集奇馆”、“积宝院”、“积骨楼”、“博物院”，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巴黎的卢浮宫内精美绝伦的文化宝藏令王韬流连忘返，他在《漫游随录》中称赞道：“凡所胪陈，均非凡近耳目所逮，洵可谓天下之大观矣！”而伦敦博物院“百数十楹，凡天地间所有之鸟兽鳞介、草木谷果……莫不棋布星罗……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真使他眼界大开，眼前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近代中国人海外旅游的经历，使他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民族旅游性格的缺陷，决心冲决旧文化的罗网，开展一次国民性改造运动，促进中国民族旅游性格的近代转变。

第二节　中国民族旅游性格向近代的转化

一、国民性改造与中国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

自近代遭遇西洋文明以后，中国旧式文明处处显出破败和缺陷，尤其是洋务运动的破产，终于引起中国先进思想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旧国民性的警觉和思索。严复、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前仆后继，掀起了一个历时较长（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影响甚广的国民性改造运动。由于民族旅游性格是国民性（即“民族性”）的一部分，所以改造国民性就不能不牵涉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值得关注的是，近现代贤哲们不约而同地用旅游者特别是年轻旅游者的形象代表中国未来的形象，用年轻旅游者表现出的刚毅、勇猛和冒险的旅游性格代表中国未来的民族旅游性格甚至国民性格。

第一，国民性改造引发民族旅游性格的反思。

近代贤哲们是在中西文化“动”与“静”的对比中开展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和改造的。杜亚泉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敏感地体察到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指出西洋人之生活为向外的，中国人之生活为向内的；西洋重竞争轻道德，中国重道德轻竞争，从而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但他认为两者“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66]，故而主张东西方文明相互补充。李大钊在随后撰写的《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中也指出：“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见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67]“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68]在对两种文明的评判上，大多数激进思想家与温和的杜亚泉不同，认为西洋文明是先进的，东洋文明是落伍的，要求用西洋文明来改造东洋文明。李大钊便主张“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富有诗人气质的新文化运动健将郭沫若也指出，“我们要把动的文化精神恢复转来，以谋积极的人生之圆满”，“当于积极进取的动态中以求人生之充实”，“我们要秉着个动的进取的同时是超然物外的坚决的精神，一直向真理猛进”。^[69]他们在论述中国未来国民性时，实际上是以西方民族冒险、主动、进取、勇敢的旅游性格为参照的。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之所以主导世界，原因便在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动”在观念上表现为一种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善于远游和冒险，正如中国近代旅游者第一次走向世界时所发现的那样：“盖西俗，无论男女，皆得遨游外国”^[70]，正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的探险旅游和航海旅游，使西方在海洋时代到来时获得主动权，成为世界霸主。与此相反，中国“静的文明”，在观念上的表现是追求安稳，在行为上的表现是喜静厌动，不善远游和冒险。说穿了，东西方民族旅游性格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于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在进行国民性改造的同时，也把目标对准了民族旅游性格。

民族旅游性格是某一民族在旅游生活中表现出的集体性格特征。^[71]中国旧国民性具有珍视中庸而鄙视极端、重视安稳而忽视进取、看重自适而轻视张扬、讴歌辛劳而拒斥游乐的特征，因此中国传统的民族旅游性格便具有稳健内敛的属性。稳健表现在中国古人“安土重迁”和喜静厌动，不善出门远游^[72]，即使出行，也常通过祖道择吉、饯行折柳等种种风俗来抚慰游子心灵；在旅游中注重优游而排斥冒险。内敛表现在旅游者倾心于思乡恋家和独抒性灵，不太热衷于对山水的科学考察和对社会的客观观察；着意于中国大陆五岳山川的旅游而绝少海外旅游。这种特殊的民族旅游性格，在创造出华夏旅游文化独具特色的优雅形态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从陆地文明转向海洋文明、从静态农耕文明变为动态工商文明的过程中的自觉转换，最终引起了近现代思想家的强烈不满和深刻反思。甲午战败后，激进思想家们抛弃了“中体西用”和“西学中源”等“中国文化本位”观念，直接承认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从而也肯定了西方冒险、勇进、开拓、外张的民族旅游性格在推动历史进步上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因此，他们以西方民族旅游性格为范本，号召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改变华夏民族喜静厌动的国民性格，以冒险、开拓、外张、行乐的旅游性格来重塑自己。

第二，冒险外张成为思想家竭力塑造的民族旅游性格特征。

与时代脉搏一脉相连的思想家梁启超，针对中国传统文化“言静而戒动，言柔而戒刚”的特点，有感于“彼西人之哀我中国之亡于静”的状况，提出用西方民族旅游性格中勇敢、冒险和刚毅的特性，来改造中国的民族旅游性格，进而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的主张。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提出了建设新的国民性（即“新民之道”）的主张。他的新国民性包括新的民族旅游性格——忍耐力（即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胆力（即进取冒险的精神）。对于忍耐力，儒家主要是针对人的自我约束和道德的自我完善提出的，而梁启超则把它诠释成为征服外部世界和实现预期目标所具有的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这种解释，无疑受到西方文化“理性的征服世界”的影响。他所列举的具有忍耐力的楷模也多是西方历史人物，有一些则是坚定的旅游者，如以难以想象的意志克服无数艰难和逆境，最后将犹太人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返回迦南乐土的摩西；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毕生以海外探险为职责的哥伦布等。梁启超指出，这种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从事征服和追求成功，不只是西方个别人的特征，它还成为西方的民族性格。对于进取冒险精神，他也是从西方民族旅游性格中发现的。他认为，西方探险旅游者秉着这种精神，使欧洲在从陆地文明转向海洋文明的过程中，迅速而惊人地扩张。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他指出：“今日阿利安民族所以殖民遍于大地，赫然为全世界之主人翁者，遵何道乎？亦曰其人有冒险进取之精神而已。”^[73]因此，他认为在西方文明中，没有比“进取冒险精神”更值得中国学习了：“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梁启超在证明冒险精神时，引述英国名将纳尔逊的一段旅游轶事来解释胆力的实质。纳尔逊5岁时，曾一人独游山野，遇暴风雨，入夜不归。其家人派人寻找，最后发现他独自坐在山巅的一间破屋中。当他的祖母问他为什么遇上暴风雨这种恐怖的现象却毫不害怕时，纳尔逊回答说：“害怕！我从未见过所谓可畏者，吾不知道害怕为何物！”在梁启超看来，纳尔逊等所代表的勇敢冒险的旅游个性，可以作为中国新的民族旅游性格乃至国民性格的样板。梁启超觉得，只有西方旅游者的登山形象，才能最集中最确切地表现西方民族的忍耐力和胆力，为此，他引用了一首西方流行的歌曲加以说明：“不可回头，孩子，当你在途中；时间足够了，孩子，在将来的某一天。／虽然道路漫长，孩子，满怀希望去面对；不要停下往后看，当你向山上攀登。／首先要相信自己，孩子，然后勇气就会倍增；背起你的行囊，继续步行、跋涉。／当你接近险峰，孩子，从崎岖的小道；不要以为你的使命已完，不断攀登、爬行。／胜利就在顶峰，孩子，等在那里；直到勇敢而坚强的孩子，到达山顶。”（梁启超《新民说》中为英文原文，由崔志海、葛夫平译成中文）美国学者张灏指出：“在对冒险精神的概括中，梁不得不举出西方历史人物，甚至引用西方歌曲，这是耐人寻味的。梁很难用中国语言刻画这种精神。”^[74]这样，梁启超在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民”性格时，便不得不借助西方旅游者冒险进取、百折不挠的登山形象。于是，他按照西方民族旅游性格特征，刻画了中国未来的旅游者（实即新国民）的形象——年轻、行乐、豪壮、冒险、不屈不挠。他在《少年中国说》中塑造了“少年中国”的形象，而这一形象表现出全新的旅游性格。他指出“少年人常好行乐”，“惟行乐也，故盛气”，“故豪壮”；“惟豪壮也，故冒险”；“惟冒险也，故能改造世界”。把行乐、冒险等旅游性格当作少年的优良品质，并希望中国像少年一样恢复活力。

其实，在梁启超心中并不愿承认他所提倡的冒险精神完全取自西方。他曾用孟子的“浩然之气”来比附“冒险精神”。然而，在孟子思想中，“浩然之气”指的是一种来源于道德信念的不可抑制的胆力，而冒险精神的一个动力源泉是西方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精神。因此，冒险精神具有粗暴、咄咄逼人、威严的气质，这与儒家的道德规范是不相容的。他也曾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强调中国亦存在张骞和班超这样的冒险旅行家形象，但张、班二人在主张“以柔克刚”和“柔远怀徕”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并无代表意义。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东西文明在这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指出：“欧洲人所以雄于世界者，以其人喜冒险远游也。”虽然中国人“亦颇富于此性质”，但是中西之不同在于“彼西人之远游者，其国家奖劝之，赞助之，保护之。风气既成，国民视为乐途。其惯冒险喜远游，未足以为夸也”，而中国则“国家非惟不劝助之，且禁制之；非惟不保护之，且鱼肉之”；西方“各国民之旅居他国者，其本国政府，噢咻之抚育之，如保姆之护婴儿”，而中国政府对于“旅居他国者数百万人，譬之则如弃儿也”^[75]。因此，他提出中国政府应当促进并发展具有“冒险独立之性质”的国民性，即应当塑造善于“冒险远游”的民族旅游性格。

著名先进思想家李大钊在《雪地冰天两少年》一文中，通过塑造两位旅游者开拓进取、勇敢无畏的形象，来重铸中国未来的民族旅游性格和国民性格。文中描写两个少年奋勇前行，直达目的，劈猛兽，思开拓，韧而坚，虽粮尽身疲，仍壮志不屈。他们以西方人发现美洲大陆的冒险精神，“经营此广漠之土地”，“以为筚路蓝缕之开拓”，他们怀抱“罗滨逊飘流孤岛自辟生活径路之决心”，为天下人谋福利；不畏艰险“步行出万里长城，越大兴安岭，沿戈壁沙漠”，“觉冒险远行之趣味”，并“足以自豪”。李大钊以无限的热情赞美道：“伟哉！雪地冰天两少年！壮哉！雪地冰天两少年！”并断言中国人“若以代表少年之精神而预示其未来无限之希望，前途无量之成功”^[76]。这里把冒险外张的旅游性格抽象、升华并象征为整个民族精神。秉着这种精神，他豪迈地宣布：“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77]

对旧国民性有着深刻体察并进行深沉反思的文豪鲁迅，同样借助旅游者勇敢、冒险和开拓的精神来塑造中国未来的国民性。在《故乡》中宣称：“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还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说：“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那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在《华盖集·北京通信》中鼓励中国青年：“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78]以《女神》一书对中国国民性塑造起到巨大历史影响的郭沫若，竭力纠正中国文化的阴柔风格，写出了“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和“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的壮丽诗句，以此促使人们改变中国几千年来重视优游而远离弄潮踏波的旅游性格。在他的《登临》一诗中，更是以登山者不畏艰险的形象，表达他心目中华夏民族应有的旅游性格特征：“终久怕要下雨吧，我快登上山去！……山顶上别有一重天地！／血潮儿沸腾起来了！山路儿登上一半了！山路儿淋漓，粘蜕了我脚上的木履。泥上留个脚印，脚上印着黄泥。／脚上的黄泥！你请还我些儿自由，让我登上山去！……”^[79]郭沫若的这首登山诗，显然是受到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直接影响。歌德在《冬游哈尔茨山·序曲》中写道：“我要登上山去，那里有清净的茅庐，那里可以自由地敞开胸膛，那里有自由的微风吹拂。”

上述思想家在肯定少年冒险旅游的同时，实际上否定了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孝子不登高不临危”，“不行险以侥幸”的稳健甚至保守的旅游观念，从而表现了他们改造国民性、重塑民族旅游性格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

第三，民族旅游性格重塑的历史影响。

民族旅游性格的重新塑造，对中国近现代旅游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以前，华夏民族原生旅游性格是稳健内敛的，冒险外张曾作为性格因素孕育在华夏民族旅游性格之中，但由于受到作为主体文化的儒家“中庸”思想的抑制而未能充分发展。而此次民族旅游性格重塑运动，则借助西方文化精神，打破了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推动了华夏民族旅游性格从“稳健内敛”的原生特征到“冒险外张”的次生特征的转换，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从此中国国民性从阴柔演为阳刚，从排斥旅行转为呼唤旅游。中国旅游文化出现了从遍游名山到环游世界、从稳健内敛到冒险外张的历史剧变。中国近现代旅游者一反古人“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的心理和“一生好入名山游”的习俗，开始跨越海洋，环游世界。梁启超于1899年往游美洲，旅途中赋《太平洋遇雨》一诗：“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秋瑾“以弱女子只身走万里求学，往返（日本）者数”。孙中山、徐锡麟、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蔡和森、朱德、郭沫若、鲁迅等纷纷奔赴海外寻求救国之路。他们的世界之旅和豪迈性格为中国旅游开一代新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不久的1930—1937年间，22岁的中国青年潘德明，从上海出发，历时7个寒暑，行程约十万里，足迹踏遍越南、印度、伊朗、埃及、希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徒步或骑自行车旅游，整整环绕地球一周，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意志，克服了无穷无尽的困难，终于登上了成功的顶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冒险家和旅行家的身份周游世界，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觉醒。时至今日，加上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强劲驱动，这种越洋探险、挑战极限的冒险旅游已蔚然成风。女记者范春歌突破古代“不出闺门”的女儿规范，毅然沿郑和“下西洋”的航路周游各国；著名探险家余纯顺勇敢地行进在祖国最艰险的边疆地区，常常受到缺氧、饥饿的袭击，在徒步穿过环境恶劣的无人区罗布泊时，不幸抛尸荒野，但其冒险精神却气贯长虹。此外李孜的神农架野人探险考察，刘华的用双脚丈量祖国的海岸线，强荧的骑摩托车沿丝绸之路西行探险，以及登山、漂流、滑雪、冲浪、攀岩、蹦极等激烈的旅游运动的开展和普及，都表明中国的民族旅游性格已经普遍形成了冒险外张的次生特征。

二、中西民族旅游性格的卓立

当历史步入20世纪，中西旅游风尚正日益兼容和趋同，如探险征服式的旅游形式由西徂东，步入了人类旅游活动的空间。大探险时代虽然结束了，但西方人的探险活动至今仍方兴未艾，其目的不再带有殖民掠夺、寻找新航路的功利色彩，而是真正体现人类的非凡勇气和探险精神。50年代末，日本学者高桥敷曾在秘鲁的报纸上看见一则消息：“前往亚马逊密林探险的意大利学生失去联系已达三日，有关部门甚为忧虑。失踪地点位于密林深处，从伊基托斯市出发，需要先坐两天卡车，再乘七天汽船，最后至少还要徒步四天。该地区是猎割人头祭神的土著民族经常出没的地方。”^[80]这则消息从某个角度向我们透露出西方民族顽强执著、勇于冒险的旅游性格和风尚。曾多次申请乘航天飞机以实现其遨游太空梦想的美国53岁的著名歌星约翰·丹佛，独自驾驶私人飞机在“高空中翱翔、俯视他所热爱的大自然”时失事。尽管机毁人亡，但他所表现出来的西方人的冒险精神却是气贯长虹的。英国亿万富翁、探险家理查德·布兰森欲乘热气球环游世界，在摩洛哥中部马拉喀什空军基地登球前，热气球被大风吹到空中。布兰森准备找回这个造价300多万美元、乘坐体积达32 000立方米的热气球后，继续飞越北非、沙特阿拉伯、印度、南中国海、太平洋和美国，最后回到英国，行程38 600公里，预计需要14～21天，“目标是打破世界纪录，将自己的名字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以上诸人均为西方主流社会成员。联想到西方潜海婚礼、跳伞婚礼、登山婚礼等平常人的行为，就能理解他们是把冒险作为人生的一种追求的。不甘平淡、勇于探索，成为西方旅游者的主导观念。西方现代的探险活动内容日益丰富多彩，除科学考察外，还有登山探险、个人航海探险、洞穴探险、地缝探险、峡谷探险、深海探险，乃至太空探险等。据1994年统计，美国从事探险旅游活动的人数达到1．5亿人次，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4%～6%。迪士尼乐园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便在于它的游乐设施和项目迎合了现代人的冒险心理。受西方人的影响，中国人也在四处探险、登山和漂流，西方激烈的旅游运动如汽车拉力赛、滑雪、划艇等已为许多中国人所接受和掌握。《长江日报》1997年12月23日《旅游》副刊曾载文《探险旅游风靡高校》，反映出当代中国人在旅游风尚上的转变。

当然，自戊戌维新以来的国民性改造和民族旅游性格重塑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改变中国“稳健内敛”的原生旅游性格。尽管近现代思想家在进行民族旅游性格重塑时，大多数人毅然地以西方民族旅游性格——冒险外张来抨击中国的传统旅游性格，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并没有完全摆脱华夏民族原生旅游性格的影响。中国至今仍然十分重视稳健和安全。

与此同时，中国游人仍然比较内敛。恋乡思家的情愫，是中国游子内敛性格最集中的表现，郭沫若在前引《登临》诗的最后，便不可抑制地流露出思家的情感：“山顶儿让我一人登着，我又感觉着凄楚，我的安娜！我的阿和！你们是在家中吗？你们是在市中吗？你们是在念我吗？终久怕要下雨了，我要归去。”而歌德的那首《冬游哈尔茨山·序曲》诗的最后一段却有着与此完全不同的格调：“再会吧，漂亮的大厅，漂亮的淑女，漂亮的绅士。我要登上山去，微笑着向你俯视。”西方人以征服自然表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中国人以回顾家园表明自己的人生归宿。

尽管中国近现代以来采用了西方科学技术，改变了旅行方式和旅游者与家人的通讯方式，但中国传统的旅游生活韵味却仍具有无法挣脱的魅力。例如，近代电报引进中国后，中国旅游者也拥有了西方人与家人通讯的同样手段，然而，中国传统的夫妻别离之情益显其浓，传统的闺思闺怨更显俏丽。有一首旧体诗反映了电报给暂别的夫妻带来的影响和一如传统的相思情调：“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纸尾。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电线杆），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此诗写近代电报技术一下子改变了夫妻通信的速度和方式，但丈夫与妻子的别离相思之情却仍如既往。照片也是近代西方传到中国来的文明成果，改变了中国古代两地飞鸿不能睹见容颜的状态，但这种改变仅仅是外在的、形式的，未能改变中国传统的夫妻别离之情和相思之意：“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镜　来，入妾怀袖中。临行剪中衣，是妾亲手缝。肥瘦妾自思，今昔得毋同？自别思见君，情如春酒浓；今日见君面，仍觉心忡忡。揽镜妾自照，颜色桃花红；开箧持赠君，如与君相逢。妾有钗插鬓，君有襟当胸；双悬可怜影，汝我长相从。虽则长相从，别恨终无穷；对面不解语，若隔山万重；自非梦来往，密意何由通？”这种离情虽被涂抹上了时代色彩，但仍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弘一大师李叔同的《送别》诗，在近现代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里，仍具有独特的传统魅力：“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首词，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现当代人，撩拨着他们感伤的心弦，从而发生惜别的共鸣。因为，离别情景是中国先民的原始意象，这种原始意象已成为一种原型而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自觉地重复。中国人尽管在旅游中日益采纳西方的内容和方式，但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的深处，却潜藏着祖先遗传下来的独特的有关惜别的原始意象。这种原始意象，使他们每当面对惜别时，总是显出与西方人不同的情愫。郑振铎《离别》一文中倾诉了他离开中国和妻子时的惆怅心情。当“船渐渐的离岸”，“见着许多亲友挥着白巾，挥着帽子，挥着手”，尤其是与妻子告别时，他的“眼眶是润湿了”，“装满了热泪”，最后他写道：“别离，那真不是容易说的！”中国人的旅游意象与西方大异其趣，李叔同的《春游》诗，就写出了现代中国人旅游时的独具意蕴的景象，这种景象与西方人的旅游意境相去甚远，具有中国传统旅游的独特韵味：“春风吹面薄于沙，春人装束淡如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茶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这些诗词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所保留的传统的旅游文化风格，以及蕴藏其后的独特的内敛的旅游性格特征——阴柔、平和、舒缓、多情。

中国的思想家曾一再号召像西方旅游者那样，以勇往直前的精神去旅游，以外向性格为指导，去冒险和拓展，但恋乡情结仍然徘徊在当代中国旅游者的心田，乡愁仍然是转型期中国人的共同心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性急剧增加，人们大批地离乡别家，然而传统的思乡情绪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以至于见诸报端的均是乡愁乡思之类的怀旧作品，如家乡故事、老母亲、节日灯市、老街上的书局、失传的小食、淳朴民风、杂耍艺人、儿童记忆、早年的风景、朦胧的初恋、第一次离家远行、回乡寻根、翻查族谱、故地重游等，“乡愁在人们酒足饱饭之余，富有情调地为他们播放一曲老歌”。然而也有人认为“抒情短章所要刻意表达的乡愁，如今已显现出一种过分矫饰的风格”，并进而认为：“‘乡愁’在本质上尚不属于我们时代，因为我们时代的特点是‘离乡’。”^[81]但是，乡愁是中国人生活中的独特情绪，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尽管社会节奏加快，人们离乡也越来越频繁，但在人们的心底，却仍然保持着对家乡故土的眷恋。这是恋乡情结的现代延伸，是中国旅游性格的现代表现，是中西社会风尚和旅游风尚日益交融时所产生的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执著认同和追寻。黎枝在《故乡水》中诉说道：“生命之源在内心深处涌动着，激扬着故土的情韵，故土的心语。”“人生旅途，我的跫音有时欢快，有时滞重。春花凋谢，白云流逝，秋叶飘零，往事如烟。拂之不去的积尘堆成陈垢。”李志启在《乡情》中倾诉一个旅游者的思乡之情：“乡情历来与旅人同在，乡情是你行囊中的一段深深的眷恋，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乡情是世上最动人的旋律。”“乡情是很美的，它既有行云流水的轻盈，又有空山凝云的雅致。乡情是江南烟花三月的柳笛，是草长莺飞时节暮归的老牛，是村前水塘边女人们洗衣服时的笑语，是娘喊我回家吃饭那响亮的叫骂声。”最后他写道：“我想乡情是永远解不开的情结，是你永远也走不出的风景。”^[82]1996年，在中国流行歌坛上，《九月九的酒》以其乡愁的魅力，风靡黄河上下和大江南北：“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悠，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家乡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亲人和朋友，举起杯，倒满酒，饮尽这乡愁，醉倒在家门口。”乡愁反映出内敛的民族旅游性格。

的确，社会越是发达，经济背景越是趋同，文化越是会有保持其传统特色的要求。经济使世界日益失去其个性的同时，文化则力图使这个世界增加其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未来旅游的发展，必将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趋同的前提下，保持自己的传统特色，尤其会保持其民族旅游性格。民族旅游性格是历史长期衍生和选择而成的民族个性，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加以改变，因此，中西旅游风尚的互渗，会带来中西民族旅游性格的局部特征的变化和相互靠拢，但各自性格中深蕴的民族心理积淀仍将长期存在，并成为世界旅游文化“和而不同”的根本原因。文化学理论告诉我们，世界文化趋同性正在增加，然而这种趋同却是多样性的统一，即“和而不同”。无论是冒险外张还是稳健内敛，都是一个健全的民族所必需的民族旅游性格特征，动与静的平衡才是一个国家既保持活力又保持稳定的必由之路。

第三节　近现代旅游设施与制度

中国近现代（本节指晚清至民国）旅游设施与制度，是受到西方示范和影响后产生和形成的。近代出国旅游者从西方学到了现代旅游业的许多管理知识和新鲜制度。1866年，中国考察团成员张德彝曾在法国见到过当地发行的导游手册：“城中书肆卖行路簿，内云某处山川景致幽雅，某铺服用货物佳美，某店主人周旋款洽，暨各处远近路程；又云某处每日某时开车开船，或某时某地有某处车船经过，停时久暂，皆系一定。”^[83]这种先进的旅游制度，给中国人留下了印象，而后产生了影响。中国近代不断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84]。1903年张謇前往日本考察，发现日本的环境和面貌焕然一新，深感“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85]，激发了在中国进行旅游设施建设的宏愿。无锡的荣德生兄弟对瑞士等欧洲国家开发旅游事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十分欣赏，宣称：“世界各国之经济收入，或恃农产，或赖工业，或重经商，其道不同。然亦有别开辟蹊径于农工商外，获得特殊之收入者。如瑞士，以风景美丽驰誉寰宇，号称‘世界公园’。其国家之收入，大部有赖于风景……其他如法、如意，关于风景区之收入，亦颇不赀。”^[86]于是倾力投资无锡风景旅游区的建设，使无锡在近代旅游事业发展中鞭先一着。

一、近现代旅游景观建设

中国一直都有建设旅游景观的传统，然而，到了近代，受到西方旅游文化的影响后，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的优秀理念，建立近代化的旅游景观和具有近代理念的旅游客体。有人“视英美苏联诸邦，对于旅行事业之兢兢业业，瞠乎后矣”，决心锐意于发展旅游事业，^[87]营建近现代的旅游风景。中国近现代旅游景观的建设，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仿行西方城市管理和风景建设理念，进行整体规划和建设。

近现代旅游景观的建设特别重视整体规划和建设，许多城市的旅游景观都纳入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中。南通、无锡、杭州等城市，都十分重视旅游景观与城市建设的统一与协调。南通城市建设就强调风景规划的意义。20世纪初期，作为南通最大的资本家，张謇“拿南通当一个大花园去布置点缀，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家产，都用在这个志愿上，他拿南通地方的事，当作他自家的事”^[88]，精心设计了“一城三镇”的布局，专门将狼山规划建设成为风景旅游区，突出其娱乐休闲功能，先后建成林溪精社、东奥山庄、西山村庐等别墅以及虞楼、梅垞、我马楼、介山楼、独秀阁、后张榭、古有有亭、沈绣楼等诸多景点。^[89]

无锡的景观建设也被提高到城市发展的高度。富商荣德生认识到旅游业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指出：“繁荣地方，不一其道。而赖山水名胜吸收游客，亦为繁荣地方之一道，盖可使他乡人士消耗金钱于风景区域。如舟车、饮食、旅舍，皆可借此获得直接间接之收入，为数亦属匪细。”因此决定开展“广辟风景区，点缀名胜，吸收游客，繁荣地方”^[90]的规划设计，在《无锡之将来》一文中，对无锡的旅游事业进行了长远规划，提出在惠山营造大公园，在五里湖、太湖之滨建设风景区的设计蓝图，并逐步建成梅园和锦园，重修南禅寺妙光塔，营造了招鹤亭、天心台、豁然洞和念劬塔等景点。

在将旅游景观与城市建设通盘规划的城市中，杭州市是做得最好的。该市在1927—1936年间，明确提出了将旅游业纳入城市规划并作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以西湖景区开发为龙头，将杭州建设成旅游型城市，并将疏浚西湖、改进旅游景区作为城市建设的八项措施之二。市长周象贤宣称：“欲繁荣杭市，首当整理西湖，吸引游客，同时须注重生产建设，发展农工商业，增进富庶，使市民得安居乐业。”^[91]程远帆对十年间杭州市的发展历程作了回顾，指出：“惟是从前杭州市之建设，似偏重于风景之整理，欲借天赋艳丽之湖山，吸引游客，振兴市场，效欧洲瑞士之故技。此种利用环境，以繁荣都市之政策，固极正当。”^[92]此言表明杭州在十年间都是以旅游业发展为主。为此，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杭州市工务局，“莫不以布置风景，造成庄严灿烂之杭州市为主旨”^[93]。十年来工务局“对市区以内，则按照各段情形，建筑道路，以利交通，疏浚河道，以资灌溉，而便航运。整理西湖名胜，开辟公园，俾吸引旅客，繁荣市面。对市外则谋交通之连络，分别缓急，次第举办”^[94]。市政府大举增辟湖区公园、修缮名胜古迹、完成西湖周边造林计划、疏浚湖区、禁止营葬。市政府将此前已经破败的湖滨各公园重新改建，规划苑路、栽植花木，在沿湖地段修造水泥栏杆、装置电灯、添设椅凳，方便游客观赏休息。市政府还将横亘湖中的苏堤和白堤堤身加宽，铺筑水泥路面，并种花木立游亭，使苏白二堤“几全部改为公园矣”^[95]。唐应晨在杭州参观时，就看到“现在的堤的两旁，绿树荫浓，桃柳相间。市府正利用空地，开辟公园，游人散步其中，如置身世外”^[96]。为使公园分布趋于均衡，市政府规划在旧抚署原址开辟上城公园，在城隍庙附近开辟吴山公园，在城区北部择地辟设城北公园，另在西湖丁家山和九溪十八涧至钱塘江滨一带的游览胜地借助天然的林木山水辟设公园，虽由于抗战的爆发而未能实现，但将旅游景区建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的方针，具有近代意义，仍值得重视。^[97]

第二，对旅游景点进行建设和投资。

大多数情况下，城市当局与旅游投资商更重视对旅游景观的单项建设与投资。中国旅行社创始人陈光甫，在20世纪30年代“为配合游览业务，对于风景地区之开发，曾直接斥资建筑”^[98]，在上海金山建造了华亭，以纪念民族英雄戚继光，又在山东修缮了泰山石径，以方便游人登山。在无锡，荣德生兄弟对旅游景观建设的投入，引起了其他无锡商人建设旅游景点的热情，王禹卿、杨翰西、蔡缄三、王心如、王昆仑等先后建成蠡园、万顷堂、横云山庄、退庐、七十二峰山馆等一大批园林景观。虽然是“各自为战”，但由于荣德生此前曾有总体规划，因此基本达到了群体合力的效果。抗战时期，川黔公路局为招揽旅客、促进南温泉景区的发展，不惜重金，购买汽车，自早上8时起，迄午后5时止往来其间，拉载旅客。^[99]广西桂林市对七星岩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开筑路径和石级，凿通前后岩，使得七星岩形成了今天这样的面貌。民国时期对旅游景观进行投资和建设的事例不胜枚举，兹不赘。

第三，对文物古迹加以保护、修缮，并向公众开放。

在大规模新建旅游景观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爱国商人和政府也认识到传统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提出保护和开放的主张。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内政部于1928年颁布了《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通过政策法规保护古迹名胜，开近代旅游立法之先声。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主张“对于中国古迹名胜，主张保存修理”，因为它们“于历史建筑美术文学，都有国粹重大的价值”^[100]。在担任农商总长时，他认为玉乳泉、香山寺等景观“若以二千圆拾葺治之。饮双井玉乳之水，荫香山蹬道之松，真胜处也”^[101]。1921年，张謇前往苏州邓尉赏梅，见香雪海亭已破败不堪，于是“捐资劝苏人重修”^[102]，引起当地士绅广泛响应，将邓尉的千佛阁、冷香阁、社稷坛等旅游景观修葺一新。杭州市政府对西湖风景区的众多名胜古迹，进行了修缮保护。市工务局遵循“在可能范围内，大致以保留原有形式的原则，以求率真”的修缮指针^[103]，修理或改建了花港观鱼、平湖秋月、放鹤亭、双峰插云、巢居阁、先烈寺、苏小小墓、岳庙、曲院风荷、冯小青墓、镇海楼、梅花碑、六和塔、保俶塔、武松墓、湖心亭、三潭印月等著名古迹。西南地区名胜古迹众多，但许多景区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抗战时，随着人力物力的西移，对这些古迹也多有修缮。

受到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中国政府将原属皇家和官府的宅第官署、文物古迹对公众开放。1914年6月，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提出开放京畿名胜，其中包括前清遗留的皇宫及部分官署、官员花园等，以期“与民同乐”，并制定了10条游览章程，开启了近代名胜开放的先河。^[104]这一措施，不仅满足了公众对原来的禁区或私密性区域的猎奇心理，而且感受到民国与帝国的根本不同。北洋政府先后将原来用于国家祭典的社稷坛、先农坛分别改造成中央公园、先农坛公园，于民国初年向公众开放；然后将故宫、地坛（改为京兆公园）、北海、颐和园、天坛、中南海、雍和宫等相继开放。^[105]其中，以故宫的开放最为典型。故宫在“民国十三年十月一日清帝出宫，清室善后委员会即查封各宫殿，嗣点查各宫殿物品，备异日建设博物图书文献各馆。惟点查未竣，而欲参观者日众，爰于十四年四月二十日起，先行开放”部分宫殿。^[106]开放日当天，北京万人空巷，涌入故宫参观。沈阳故宫在民国时期也对公众开放，清代皇帝陵寝也被改建为公园，“清之昭陵，即清太宗之陵寝也……曩昔为禁地，近始开放为公园”，即北陵公园，还有福陵即东陵，也成为东北旅游名胜。^[107]

与此同时，各地也将清代官署或私人园林改造成公园。“成都之有公园，始于民初，其地址系由前清某将军花园改建也，即今少城公园……内有茶社可供游人憩息之所，此外提督衙门，改建中山公园”^[108]。广州也将“前清巡抚衙署故址，民国七年改辟为公园”，即中央公园。^[109]这一行为，不仅拓展了旅游景观资源，而且传播了民主观念。

第四，用环境保护的意识指导自然生态和风景的维护。

近现代以来，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对于旅游景点的重要。南通的张謇就对环境的保护和风景的建设，费尽心思。20世纪20年代，他发现南通五山因采石而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后，专门提请地方政府要对五山给以保护，还严厉斥责滥挖乱采的行为，完全“不顾公益。实侵地权，亦碍风景”^[110]。杭州西湖本是草木茂盛之地，但由于明清的乱砍滥伐，植被破坏得厉害。民国时，杭州市政府特别注意西湖风景区的绿化工作，以绿树密林点缀明丽的湖光山色。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市政府积极推行西湖四山造林活动，共栽植树木7 164 587株，在各公园及风景名胜区共植树18 494株，以恢复西湖的生态环境。

第五，以公益思想为指导，建设公共旅游设施。

公益性的旅游设施主要有博物馆、公园、对公众开放的私家园林等，不收门票或少收门票，极大地方便了参观的游客，也提升了城市的品位。博物馆，王韬在巴黎见过。20世纪初期张謇曾在南通作过实践，名为南通博物苑。“希望能为南通居民提供一个优美而又富有教育寓意的社会环境”^[111]。张謇还对国家博物馆的建设提出了要求，鉴于20世纪初外国游客大量涌入中国，“但其多掸采或得于朝市之见闻，或本于闾巷之风说，语焉不详，疑而多阙”的情况，呼吁建造国家博物馆，以全面客观地展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若此馆成立之后，特许外人亦得参观，则赋上都之壮丽，纪帝京之景物，更有以知我国唐虞三代以至于今，文武典章，粲然具备，斯将播为美谈，诧为希觏矣”^[112]。当然博物馆也对本国游客开放。

公益性的旅游设施，最普遍的还是公园。近现代的城市公园，是传统社会没有的公共旅游景观，与私家园林不同，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陈蕴西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最早出现于上海租界，而后逐步向华界扩展，至民国时期又由沿海开放口岸向内陆城镇发展。近代中国公园的发展反映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在殖民主义影响下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国最早的公园是由英美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的外滩公园，被称为“公家花园”。1904年后，“公园”一词逐步取代“公家花园”。1907年后，清朝官方提倡并投资，推动了各地公园的兴建。清廷大员端方、戴鸿慈奏请设立公园等四大公共文化设施后，各地公园数量迅速增加。1907年天津政府建成天津公园，“在锦衣卫桥之北，地基开朗，嚣尘远绝”^[113]。稍后在新开河一带建成了一座对公众开放的植物园。此后，直隶保定也将莲池改建成公园。湖南省萍乡县安源煤矿1907年也建成安源公园。民国以后，公园成为各地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青岛、成都、武汉、杭州、西安、苏州、无锡、太原、济南等城市都有数个以上的公园，江苏常熟县竟也有北门公园，安徽宣城县则有鳌峰公园，像“广南这样一座小小山城，如今竟有三座公园”^[114]。民国时，许多地方的公园叫中山公园，在1925—1949年间四川有11家，广西有27家，云南有7家，贵州有13家^[115]。

还有一些私家园林对外开放，早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已经有不少私家园林免费或略收费用向大众开放，如张园、徐园、愚园、西园等。无锡梅园“为巨商荣宗敬之私园……可公开游览”^[116]。还有的私园是定期向公众开放，如重庆城南的“生百世会”为汪氏私产，内有网球场、游泳池等设备，夏季对公众开放。有些则是私人修公园，对公众开放，像无锡荣德生兄弟，便出资在太湖小箕山上开辟避暑公园，开放给大众使用。私园开放及私人修建公园，是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开放的标志。^[117]

二、西式旅馆的出现与发展

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大量的欧美冒险家涌入中国，为之提供服务的西式旅馆也随之引进中国。西方旅馆经营者首先在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汉口等通商口岸城市和中心城市开办西洋旅馆。成功的经验引起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模仿和跟进，投资西式旅馆，并向中国人开放。中国进入了近代旅馆业的发展时期。

中国最早出现的一批近代旅馆是欧美商人投资兴建的。清末民初出版的一些旅行指南曾标注了1901—1939年“外国人经营”、“葡商经营”的旅馆，在上海的有比克顿斯旅馆、尼尔森旅馆、菲里克旅馆、伯林顿饭店、维多利亚饭店等。1866年上海英租界建造了三层高的前汇中饭店，仿欧洲19世纪的折中主义建筑造型，砖木结构，外墙为砖砌，每层均有白石檐口线脚装饰。1906年，前汇中饭店的三层建筑被拆除，重建新楼，高六层，主体局部为钢结构，其余仍为砖木结构，立面外墙为红砖所砌，每层均有线脚划分，窗间墙为白色面砖装饰，内部安置了电梯。汉口也是通商口岸之一，清末外国人也开办了一些西式旅馆，如法国人创办的德明旅馆（今江汉饭店）等。清都北京御河桥边的六国饭店（后改为国际饭店）是当时著名的西洋式旅馆，专门接待外国客商和国内贵族。其外观则完全效仿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形式，立面主体部分为三层，底层做成基座状，第二、三层用通长的柱式与窗间墙连成整体，顶部为陡峭的两折形孟萨式屋顶，上面开着一排老虎窗，里面设有阁楼作为辅助用房。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六国饭店还曾加盖一层，以满足外国人的食宿需要。《京华百二竹枝词》描述道：“饭店直将六国称，外人情态甚骄矜。层楼已是凌云汉，更在层楼建一层。”词后加注说明：“六国饭店在中御河桥边，层楼摩天，已极宏丽。今复加筑一层，欲知穷千里目者，必当乘兴更上也。”此外，建在东长安街北边的三星饭店是西班牙人经营的，宝珠饭店是德国人开办的。1900年，法国人开办北京饭店之初，北京饭店尚是一座中国式院落，前院为餐厅，后院为客房，1917年建成了一座七层大厦，钢骨架外包混凝土结构，电梯设备齐全，正立面为土红色面砖贴面，并在适当部位做有檐口、阳台，古典细部装饰，总体造型新颖简洁，气势雄伟，成为当时北京代表性的新式建筑。每层21间客房，安装了电灯和暖气。新式旅馆是近代出现的一种重要建筑，从平面布置、建筑形式到结构都与中国传统客栈完全不同。

受到欧美旅馆的刺激，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开始兴建新型旅馆。西方式大饭店、商业旅馆及其经营模式被逐渐引进中国，上海兴建的西式旅馆数量居全国首位。中国民族资本不断向旅馆业投资，并对西式旅馆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造，结果出现了一大批中西结合的新式旅馆，摆脱了传统的旅馆业的陈旧模式，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阶段。这些新式旅馆为楼房建筑，有的纯粹是西式建筑，如郑州的开通旅馆，北京的长安春饭店、西山饭店，天津的国民饭店、惠中饭店，上海的东方饭店、中央饭店、大中华饭店、大上海饭店、大江南饭店、南京饭店、百乐门饭店、国际饭店等。汉口商人修建了西式旅馆远东饭店，是钢骨水泥结构的一栋五层楼房，底层面积为200多平方米，地处繁华的六渡桥。远东饭店原是广东煤矿商人王崇佑于1920年建成，初取名“东安旅社”，因其设备豪华、房间宽敞、空气流通、交通方便，是当时武汉首屈一指的大旅社。后转租给余大宏经营，余大宏将其改名为“远东饭店”。该旅馆2人房间33间，2人以上房间47间，可住320人。1928年，汉口还兴建了另一所西式旅馆璇宫饭店，富有欧洲风情的外观，室内为木质地板，房间布置精巧。

随着近代铁路的修筑、轮船航线的开辟，传统客栈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于是，中国出现了以新式旅馆、交通旅馆和小客栈等不同层次的商业旅馆构成的遍布各地的旅馆网络。

中国旅行社老板陈光甫本着“招待所一定要设在风景名胜之区”的原则^[118]，在国内重要的景区建立了饭店、旅舍（招待所）。到抗战爆发的前夕，中国旅行社在全国各地的饭店、旅舍多达80余处，南京的首都饭店、西安的西京招待所、南昌的洪都招待所等是其中最著名的，为游客们提供了干净和舒适的住宿设施。抗战后，中国旅行社在西南地区经营的旅馆和招待所也很多，如商务酒店、重庆招待所、贵阳招待所、下关招待所、平彝特约招待所、宣威临时招待所、桐梓招待所、威宁临时招待所、内江招待所等。仅抗战爆发至1940年初，中国旅行社自营及承办的招待所便达20余家。凡是公路或铁路沿线的宿站，都有中国旅行社设立的招待所，且以清洁整齐、设备完善、收费合理，而受到游客的赞誉。其他的实业家也投资新式旅馆业，无锡商人荣德生兄弟兴办了乐农别墅、太湖饭店等新式旅馆；张謇则在南通兴建了有斐旅馆、桃之华旅馆、南通俱乐部等近代旅馆。

除私人兴建旅馆外，政府机构也投资创办饭店或招待所。如广西省政府设立的乐群分支社遍及广西各地，“该社总社设在桂林，分社遍设南宁、贵县、柳州、百色、庆远等各重要大埠，该社设备完善，布置整洁，实为桂省旅业之冠”^[119]。乐群分支社不仅设施齐全、清洁卫生，且多备有中西餐。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乡镇地区的旅馆，基本上仍然是传统客栈、堆店、小旅店等，条件比较简陋，卫生情况不容乐观，不过，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也不断加以改善。

三、西餐的引进与推广

晚清迄民国，西式旅馆和餐馆引进中国，上层社会的旅游者可以在里面吃到别具一格的西餐。对于西餐，中国人的认知不同，有人认为可口，有人认为难吃。19世纪50年代前后，人们对西餐不太感兴趣，王韬说“尤难下箸”，张德彝说“食难下咽”。洋场才子黄式权在其《淞南梦影录》中称他见了西餐后“则掩鼻不惶”。但郭嵩焘谈到咸丰年间他在上海品尝西洋葡萄酒的感觉，赞其“酒味甘醲”，“内地无其匹也”。^[120]

西餐馆最先出现在广州，当时称“番菜馆”，多由广东人开办，不少菜用进口罐头和调味品做原料，烹制方法大多是不中不西。即使外国人亲自掌勺的饭店，草创时期菜馔也难免简陋。19世纪六七十年代番菜馆陆续从广州迁到上海、天津和北京。

上海的番菜馆早期集中在外虹口和徐家汇。杏花楼的前身生昌番菜号就设在虹口老大桥直街第三号门，它在《申报》做广告可以追溯到1873年12月17日，也就是同治十二年。杭州绅士葛元煦到上海时发现外国菜馆“开设外虹口等处”。19世纪90年代，西餐馆供应各种西式食品，是西人宴会之所，但“华人亦间往食焉”^[121]。后来，上海的番菜馆开到了人烟稠密的四马路一带。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称，“西人肴馔，俱就火上烤熟，牛羊鸡鸭之类，非酸辣即腥膻，盖风尚不同，故嗜好亦异焉”。加上西餐馆“装饰之华丽，伺应之周到”，以至于“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向时华人鲜过问者，近则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挈眷，异味争尝，亦沾染西俗之一端也”。戊戌变法那年，逗留沪上的孙宝瑄只对四马路五层洋楼中的一品香情有独钟：“日中共饮一品香，下不闻车马声，望极远。”这种记载在他二至三月的日记中出现过七八回。其中一次是与朋友一起在一品香为《天演论》的译者严复饯行。一品香不仅室内陈设豪华，而且闹中取静，价廉物美。曾做广州（东）布政使的姚觐元在《弓斋日记》中说：“至一品香赴伯施大餐之约，团坐共饮，味甚佳，而直亦不昂。”但同样设在四马路的海天春质量就远不及一品香，何荫柟《月馆日记》称：“赴海天春吃大餐，粤人仿夷式而已，亦尝所未尝，无甚足取。”

上海出现的“华楼杰阁，高大巍峨，列鼎鸣钟无异巨家阀阅”的大饭店，光绪初年已有不下十余处，其著名者如“法界之密采里，美界之礼查”。大饭店的“饭间列长桌数十，每桌长可容十人，膳时摇铃为号，膳毕亦然”。大饭店里用餐者主要是住店的旅客，西餐在中国流行靠的还是普通的番菜馆。番菜馆的饮食最初分为大餐、便食和点心三种：“大餐必集数人，先期预定，每人洋银三枚，酒价皆另给。大餐食品多取专味，以烧羊肉、各色点心为佳。”所谓大餐算是正式的宴席，而便食一般是一汤、一鱼或虾，一主菜，还有一小杯咖啡和一道甜点。面包由一个孩子用一只藤制的盘，送到餐桌前，客人可尽量取食而不收钱。凡吃西餐上海人称为吃大菜（上海话中菜与餐同音）。据报载：“西人之处此（上海）者最多，华人类多效其所为。其制造灵巧不能学，乃学其浅近者，效其语言……至于坐马车、登轮舟，华人亦皆以为乐，甚至雪茄之烟衔于口中，弹子之房游于暇日，大餐之馆座客常满，左手持叉右手执刀，以咨大嚼者，皆华人也。……酒则香饼（槟）、茶则加非（咖啡），日用之物皆以有一洋字者为佳……”^[122]

天津的利顺德创始人是英国牧师殷森德，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于天津租界紫竹林造了座具有印度风情的英式平房经营餐饮、旅馆和货栈，如今天津利顺德保存的一套同治二年（1863年）打制的金银餐具，已成了西餐传入中国的实物证明。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有一英国商人想用西餐具取代中国老百姓手中用了好几千年的筷子。然而他发现中国“对这些上等器物连看也不看。这些东西的售价还抵不上运费，在香港商店中曾井井有条地陈列了好多年，好像械库里的枪和矛一样”。

北京的西餐馆也渐渐增多。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期，有两个法国人在今北京火车站西北苏州胡同开了家三间门面的小酒馆，除了卖一两角一杯的红、白葡萄酒外，做的也只是炸猪排、煎鸡蛋之类。后来竟然发展成如今闻名世界的北京饭店。^[123]

四、旅行社的出现与进步

旅行社最先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由托马斯·库克利所创办，代办安排旅游者的食宿。曾任英国驻挪威奥斯陆总督秘书的托马斯·贝内特随后成立旅行组织者公司，提供旅游日程安排、交通工具、食品及其他旅游用品。同时，美国运通公司兼营旅游代理业务，揭开了现代交通业兼营旅游的序幕。托马斯·库克利公司的联运旅游业，很快发展到中国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沿线。

20世纪初期，外国资本开始进入中国旅游业，“如通济隆及运通公司等远在万里之外，来吾国设立旅行机关”^[124]，然而西方旅行社对中国人却持民族歧视态度。受到西方旅行社的刺激和影响，中国人也开始创办旅行社，银行家陈光甫就是一位先行者。20世纪20年代，陈光甫到西欧游历考察，发现英国等国的旅游业十分发达，特别是旅行社的业务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见各银行皆有旅行部之组织，即较大商店及百货商店，亦设有旅行部”^[125]，决计在中国创办旅行社。他认为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旅行人数众多，市场前景广阔，“而吾国独无此项机关，殊足贻人口实”^[126]，希望通过创办近代旅行社，打破外资垄断的格局，“然外人在华，投资雄厚，诚足惊人，更进而经营我国国内旅行事业，国人自甘落后，可耻敦甚！遂毅然有经营旅行社之意”^[127]。1923年，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内创立了旅行部，专门经营旅游业务，并编印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旅游期刊——《旅行杂志》，专门宣传祖国的风景名胜。1927年旅行部申请营业执照，改组为中国旅行社，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独资经营的独立的旅游企业。旅行社下设七部一处，即运输、车务、航务、出版、会计、出纳、稽核部和文书处。提出“以应办之事，助人以必需之便”的服务宗旨，为旅客代订舟车票，预定旅舍卧铺，制定团体旅行计划，为客人提供轮船进出日期和火车往来时间。所经营的业务范围也相应扩大，包括办理国内外各种交通票据；办理和提供餐饮与住宿；组织国内外团体旅游；出版《旅行杂志》、《旅光》等旅游期刊，编译各种宣传品；代办各项旅游手续和证件等。此外，还提供旅途服务、接待前来当地旅游的游客、提供导游和各项旅行服务、代办邮政电报、经售各地的土特产、代办货物运输报关和运输保险，并代理海陆空运输业务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配合中国旅行社的业务，发行了旅行支票，这在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在此后的数年中，中国旅行社的规模、业务均有一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旅行社在国内的苏州、镇江、蚌埠、济南、天津、沈阳、武汉、南昌、广州、无锡、北京、杭州、青岛、徐州、西安15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或办事机构；在国外的纽约、伦敦、河内、新加坡、马尼拉等设立了办事处，承办外国人来华旅游事宜。

为了与外资竞争，陈光甫在中国旅行社的经营上不遗余力，甚至不计成本，即使旅游部（社）连续亏损也在所不辞，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陈光甫却指出：“旅游社之目的，在于挽回中国之利权，并不在于牟利。”^[128]坚持八年后终于扭亏为盈。

陈光甫有感于中国与外国旅游业的差距，决心改变这一状况。他指出：“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每每觉得在国内旅行，反不及到国外来得容易，有时一二百里的旅程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所花费的时间精力，竟较在国外远行一二千里者犹多，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129]为此，他全力发展民族旅游业，提高旅行社的接待能力和服务质量，“各地旅行社，对于介绍名胜古迹，招待旅客等事，更宜努力设计筹办，以巩固旅行社地位”^[130]。他确立的发展旅游业的目的是服务社会和改善民生、获取信用和推进实业，因此反对“现在旅行社只招待一二等客人，而对于三等客人，毫无招待之方，殊为失宜”的势利行为，积极倡导“为服务社会计，为谋人群福利计，皆宜设一备有浴室卧所之招待所，使风尘劳顿游客，得藉安适之卧室，温暖之浴水，消减其劳乏，恢复其精神。旅行社能如此设备，方可稍达服务社会之目的，方能于社会上有立足之地”^[131]。显然，他有一种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情绪。

中国旅行社还善于抓住机会，扩大业务。1928年1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在上海新普育堂举办为期两个月的中华国货展览会，期间中国旅行社在会场内设立办事处，“为便利游客计，与利利汽车行订约，备有汽车多辆，停留门外，游客他去，可向本社办事处购票。无论路途远近，一律收洋一元五角。游客深资便利，逐日售票，为数盖极可观也”。抗战爆发后，中国旅行社将其业务向西转移，“本社亦随时代潮流，而向西南西北发展，以期负起服务全国之旨趣，为旅客解决困难”^[132]，在重庆、成都、昆明、泸州等主要城市相继设立分社，不仅开展传统旅游业务，还为难民的西迁提供咨询、订票、行李托运等特殊时期之业务，便于战时难民旅客向内地疏散。鉴于战时大西南旅游住宿条件简陋不洁，中国旅行社筹办卫生和舒适的招待所，以满足旅客的需要。其所属《旅行杂志》开始集中对西南名胜景区、风土人情和舟车信息进行介绍和报道，还先后出版《西南旅行团》、《最新重庆街道》、《重庆附近城乡图》、《重庆旅行指南》、《四川导游》、《广西导游》、《贵阳导游》、《昆明导游》、《黔江纪略》等书籍，为西南地区旅游名胜古迹作宣传。1947年，首届伦敦国际旅游博览会召开，中国旅行社及时参加了这次展览，并悬挂巨幅“中国名胜图”吸引观众。中国旅行社服务社会、便利行旅的努力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赢得了良好的赞誉。“中国旅行社，亦与交通同进，深入内地，轮船舟车，旅邸住宿，凡有真正之中国旅行社所在者，确有宾至如归之慨，而忘却风尘之仆仆矣。”^[133]

在服务国内旅客的同时，陈光甫也将目光投向外国游客，指出中国旅行社的创办宗旨之一就是“取法外国人的办法，训练一些优秀的导游人才引导那些外来的旅客，瞻仰一些真正的名胜，借机也会让他们认识认识我们这泱泱大国的衣冠文物”^[134]，向外国人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使其感受中国的五千年文明。

陈光甫一面经营银行业，一方面又经营旅游业，二者如何产生联系呢？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指出“一国之风景，在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上，亦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135]，并根据“旅行社即为银行之先锋队，而旅行社之招待所，亦既为旅行社之先锋队，又为银行之尖端士卒”的观念^[136]，通过旅行部的推介，扩展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办旅行部……既为社会便利计，又为本行宣传计。此事宣传力甚大，人人知有旅行社，即知有上海银行”^[137]。担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期间，陈光甫便将近代旅游业与金融业加以整合，使旅游业成为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辅助手段。

除了中国旅行社一枝独秀外，民国时期的其他旅行社也有相对的发展，当时出现了精武体育会旅行部、中国汽车旅行社、浙江名胜导游团、现代旅行社，以及实行会员制的友声旅行团、萍踪旅行团等，其会员参加旅游都十分踊跃。

与此同时，政府旅游管理机构开始建立，这是民国旅游业兴起的见证，对旅游业的发展起了组织协调的作用。1934年，浙江省名胜导游局成立，它是民国时期地方旅游管理的机构，办事处设在杭州市建设厅内。^[138]

五、近现代旅游交通设施的建设

旅游景观只是一个个分散的点，而将这些点穿成线并形成客流的则是旅游交通设施，如道路、码头和桥梁及行走其中的车船。晚清以来，受到西方近代化火车、轮船和汽车的刺激，中国也开始进行近代交通设施的建设、引进和制造。

近代中国最突出的成就是铁路的修建。从1840年至1919年，中国的铁路建设逐步从华北、东北向全国各地延伸扩展，至1919年，我国铁路总长达10 926公里。1880年修建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此后洋务运动推动着铁路的大规模修建，1905年，张之洞督修的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竣工，后来延伸为京广线（北京至广州）。詹天佑于1905年至1909年主持设计修筑的京张铁路（北京到张家口），全长201公里，穿山跨谷，难度很大，是中国铁路修筑史上的里程碑。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专门成立铁道部，负责铁路的建设，开放省办、商办及借款兴办铁路的新途径，加快了铁路的建设。铁路建设的规划，是以当时的首都南京为中心，使其逐步成为南北交通枢纽。铁路的兴建和延长，有力地推动了旅游的发展，如沪杭铁路局每逢中秋开通由上海到海宁的观潮旅游专列，往返行驶，输送游客。该铁路局还采用发售莫干山游历联票、特开假日列车等措施，促进旅游业的繁荣。

公路的历史虽然悠久，秦汉驰道、直道历历在目，但近代中国修筑的公路，则是比照西方的道路标准修筑的硬质路面，极便于运输与旅行。民国时期除大修铁路外，也十分重视公路的规划和修建。南京国民政府为改变原有公路交通以省为界、各自为阵的现象，在规划修建省际公路的基础上，通盘规划全国性的公路网络，促进了城市间的交通和运输，对旅游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地方的旅游交通设施，在抗战时得到发展的机会，涌入西南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开始繁荣，促进了交通建设的日新月异，西南公路网相继形成，“西南公路以贵阳为中心，昔时视为最贫瘠之省会，今已车水马龙，仕商云集”^[139]。

地方政府将修建道路与旅游发展紧密结合的典范，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杭州市。杭州市政府在市区道路交通建设上，着重突出街道的近代化改造及配套设施的完善。1927—1936年，市政府总计修筑道路面积129．28万平方米，新筑道路面积34．33万平方米，原有碎石路加浇柏油15．24万平方米。^[140]新式柏油路占新修筑道路总面积的26．61%，使市内“凡属重要街道，均建筑柏油路面”^[141]，显示出城市政府在道路建设上的超前意识。杭州市区的人行道建设“在以前统由市民自行建筑，种类形式以及路面坡度无一相同”，市政府为求美观整齐，统一由工务局建造，而向路旁业主收取费用。十年来，市政府共计建造水泥路面人行道9．61万平方米。为美化市容，净化空气，市政府相当重视街道绿化工作，十年间共种植行道树17 827株，林荫大道的出现为杭州风景增色不少。游客到杭州后都感到“杭市的道路宽阔，道旁树木整齐，为国内其他各大都市所不及”^[142]。曾任工务局局长的沈景初对此评论说：“以上工程，凡道路桥梁固为交通上所急不容缓，其余类皆偏重于风景之建设。”^[143]

杭州原有桥梁大部分是旧式石砌拱桥，已不能适应近代市区街道发展的要求，市工务局在十年间将地处繁华路段的桥梁改造为钢筋水泥结构以适应近代交通。市区道路的改造带动了交通事业的进步。市内交通工具“向以街道狭窄，仅赖肩舆与人力车，迨后拓宽道路，市面繁荣，各项车辆，相继而兴。……迄至今日，除市内电车尚付阙如外，其他现代城市所有之车辆，几无不备”^[144]。程远帆指出，杭州市政府成立后，“重要路线，均铺沥青，宽敞整洁，而交通车辆，亦与年俱增。当十六年初设市府时，汽车通行为数甚鲜。嗣后因路政进展，逐年增多，二十二年全市汽车，达三百二十余辆，近年市内汽车更增至四百辆以上，尤以运货汽车，增加最速。其他如人力车几达六千余辆，故市内交通日趋便利，亦即杭州市政年有发展之明证也”。^[145]市内公共汽车随着道路的改善获得了大的发展，“汽车行之开设，如雨后春笋，专营出租小包车，同时复有运货汽车行之设立，营业渐形发达，截至现在为止，计有汽车行二十四家，营业汽车八十七辆，运货汽车三十九辆”^[146]。市区公交线路的营运里程共达60．96公里，使市区与风景区形成了固定的公交线路，双层客车、游览客车、市区客车、普通客车等不同档次车辆的投入使用，满足了各种消费层次的游客和市民的需要。

据杭州市区公交线路统计表载，杭州市修建的通向西湖风景区的交通道路，有1922年冬通车的杭州市区路，起湖滨，止灵隐，全长7．40公里；1928年8月通车的杭州市区一路，起拱宸桥，止三廊庙，全长12．83公里；1929年4月通车的杭州市区四路，起湖滨，止梵村，全长13．69公里；1933年2月通车的杭州市区灵隐路，起湖滨（延伸），止迎紫路，全长0．60公里；1933年3月通车的杭州市区六路，起湖滨，止留下，全长14．30公里；1933 年5月通车的杭州市区五路，起湖滨，止笕桥，全长12．14公里。^[147]

在政府进行建设的同时，地方士商也自发修桥筑路，改善交通条件。近代优秀实业家张謇在南通注重修建旅游交通道路，先后修筑了港闸路、城闸路、城山路、城港路，不仅改善了旅游条件，而且促进了经济发展，实现了“一为实业，一为风景”的双重功效。^[148]无锡商人荣氏兄弟在营建园林景观、兴办饭店别墅的同时，还在南通修建了开原路、通惠路等交通干道，新建了惠农桥、惠商桥、惠工桥、通惠桥等桥梁，促进了无锡旅游业的发展。以其开辟的开原路为例，改变了原来“惟循田野蹊径。天雨泥泞，污水四溅，颠仆堪虞，行人怨嗟”的状况，“更以梅园、万倾堂之风景绝佳”，可以连通梅园、鼋头渚等诸多景点，使东山、惠山与太湖等风景区连成一片。后来，荣德生还积极促成锡宜公路在无锡境内改道，主要就是“为发展湖区风景区建设开创有利条件”。^[149]荣德生所修建的环太湖公路，“乃沿五里湖滨环绕建筑，规模较小，易于集事。其目的是为点缀风景，吸收游客”^[150]，直接将道路修建与旅游发展结合进行。荣德生曾对钱穆表明心迹：“我一生唯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唯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151]。这座桥梁既有改善交通的功能，也有连接无锡风景区旅游干线的作用，意义非凡，因此荣氏反复念叨此事。修路的同时，无锡商人还购买汽车、游船、小火车等，运送客商游览太湖的名胜古迹。其中业勤、永泰、申新、庆丰等几家纺织厂和缫丝厂，先后购进了一些游艇，以招待外地客商。随着梅园、锦园、蠡园、鼋头渚等无锡风景点陆续开放，这些游艇还承担起太湖旅游运输的业务。

轮船在近代旅游史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对西洋火轮船的威力早有领教，因此急起直追。外国资本在中国最早创办的船舶修造业，是1845年英国苏格兰人约翰·柯拜在广州黄埔长洲兴建的“柯拜船坞”，堪称中国现代造船工业的开端。洋务运动兴起后，1861年12月，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枪炮。1862年，曾国藩委任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寿和华蘅芳等人，于1864年7月制造了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轮船，取名黄鹄号。1865年，李鸿章收购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的设备，正式成立江南制造局。1867年，在高昌庙建立新厂，成为当时洋务派最大的一个军用工业，除了生产枪、炮、子弹、火药、水雷等武器装备外，中法战争前，也曾制造十几艘轮船。这是最早的国产蒸汽轮船。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购买世界上的先进轮船，载运旅客，与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和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进行竞争。民国时期，卢作孚于1926年创办民生实业公司，当时仅有一只70吨的轮船，航行于嘉陵江合川至重庆线。1935年共收买华商轮船28只，并在同外轮竞争中，共收买外国轮船11只，且迫使怡和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退出川江，基本上垄断了川江航运。1935年，民生实业公司共有轮船40只，总吨位16 884吨，职工2836人。1937年，民生实业公司有轮船46只，总吨位1．8万余吨，承担了长江上游70%的运输任务，在旅客的运输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旅游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第四节　当代旅游的发展及其趋势

源远流长的中国旅游，终于从远古迈进了当代（本节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迎来了旅游发展的极盛时期，攀上了中国旅游史的最高峰。这一辉煌成就的取得，与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和人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分不开。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人们的劳动强度增大，工作节奏加快，使追赶世界的中国白领和蓝领阶层迫切需要在节假日和“黄金周”放松，前往旅游目的地游览和休憩，大众旅游迅速兴起。

一、当代旅游发展的两个阶段

当代旅游的发展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是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是第二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77）

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把旅游视为政治任务和外交义务，中国的旅游事业发展相对曲折而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经济遭受重创，国民收入低下，限制了国人旅游的需求，国内旅游市场难以形成，来往各地的旅客多是两地分居的探亲者、进行“外调”的公差旅行者、大串联的免费旅行者、下乡知青返城探亲者；“一边倒”的国际环境，限制了西方发达国家来华的人数，而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仅收入有限，而且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来华旅游人数不多，国际旅游市场也无法形成。这一阶段中国旅游部门的任务主要是配合外交工作的需要，接待来华的国际友人，主要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客人。旅游部门只是一个特殊的接待部门，政治和外交意义超过其经济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落实侨务政策，扩大统一战线，1949年12月新中国在厦门成立了国营华侨服务社，目的是保证华侨侨眷安全顺利地出入境旅行。1954年，华侨服务社又在福建泉州成立，此后在全国十几个城市相继设立。1957年4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华侨服务总社在北京成立，主要为华侨、港澳同胞回国或回内地探亲、访友、参观、旅游提供相关服务。1952年，中国举办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获得成功。这次会议代表有378名，分别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此后，来华旅游和出差的旅客开始增加，由民国时期成立的中国旅行社负责部分接待，但政府认为该社难以完全承担严肃的政治接待任务。于是，1953年6月20日，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中国国际旅行社筹备委员会成立。1954年4月15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国际旅行社（简称“国旅”）总社，并在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汉口、广州、南昌、沈阳、哈尔滨、安东、大连、满洲里、南宁、凭祥成立了14家分社，以后又增设至40多家，负责外宾的招待事宜。中国国际旅行社的经营宗旨是“收费低廉、服务周到，在尚难做到自负盈亏和上缴利润的情况下，先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机构，承办政府各单位及群众团体有关外宾事务招待等事项；并发售国际联运火车、飞机客票”，主要目的是做好外交和政治接待。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使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局面逐步打开，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加，来华旅游的人数开始逐年增多，绝大多数来自苏联和东欧各国。至1957年，“国旅”与11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与西方国家的113个旅游机构建立了联系。

1960年以后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苏联和东欧国家来华人数逐年减少，而西方国家来华的旅游人数却日益增多。1964年，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欧14国，中法建交，中巴通航，这些外交领域的成功为中国的国际旅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5年来华旅游人数达到高峰，共接待12 877名外国游客。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7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是年12月，该局在“国旅”总社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作为外交部代管的国务院直属机构，与“国旅”总社合署办公。其职能是负责对外自费旅行者的旅游管理工作，领导各有关地区的国际旅行社和直属的服务机构的业务，组织我国公民出国旅行，负责有关旅游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国务院还明确规定了发展我国旅游事业的方针和目的，首先是学习各国人民的长处，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加强和促进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相互了解。其次，通过增加外汇收入，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革”时期，中国旅游事业遭受重创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这个时期正是世界范围内的大众化旅游高速发展时期。“文革”期间，华侨旅行服务社更名为中国旅行社，统一领导和承办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外籍华人的旅游探亲业务；而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及与其合署办公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基本停摆，只留下12人的业务班子，每年只接待数百名外国客人。1971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提出“宣传自己，了解别人”的旅游工作方针。此后，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恢复，中日和中美先后建交，促使中国旅游业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

由以上事实得知，这个阶段的旅游业主要是配合政治和外交工作的需要，不重视其经济价值，设施比较落后和陈旧，接待能力很弱，创汇额很少。外国客流量非常小，1949年至1977年，全国入境游客接待量总共不足70万人次，即使是达到高峰时的1965年也仅有一万余人。另一方面，国内旅游活动没有旅行社接待和服务，一般是由旅游者自己安排。^[152]

2．第二阶段（1978— ）

此一阶段是中国旅游业回归其经济功能并形成产业的时期，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旅游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条件的限制，国内旅游采取了“不提倡、不宣传、不反对”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居民收入的提高，国内旅游开始兴起并日臻繁荣。1993年下半年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9年美国的金融海啸，使发展旅游扩大内需变得十分迫切；1995年“双休日”和1999年“黄金周”的推行，更使国内旅游获得空前发展和繁荣。

首先，中国政府在政策上积极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鉴于特殊的国情，确立了旅游业发展实施政府主导型的战略，各级政府积极支持旅游业发展。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了“大力发展旅游事业的方针”。1981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作出了决定，提出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旅游发展道路，制定了“积极发展，量力而行，稳步前进”的方针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管理体制。1985年，国务院批准《全国旅游事业发展规划（1986—2000年）》，首次把“旅游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一项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旅游业第一部行政法规《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1988年，国务院批准国家旅游局《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意见》，原则上明确了旅游的行业范围。1988年10月，国家公布了第一个全面、系统的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旅游主管部门的职责和职能，旅游业从此逐步转到经济管理的轨道上。1997年3月，《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并于这一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国家正式允许旅行社开办组织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的业务，以及出国旅游市场的形成。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1999年国家旅游局提出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宏伟目标，旅游行业管理的重点从旅行社和饭店行业，转向大旅游、大市场和大产业，推动旅游管理向纵深发展。2000年国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以及《关于进一步发展假日旅游的意见》，有力地促进了旅游管理从供给管理向需求管理延伸的重大结构性转变。200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指出：“树立大旅游观念，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挥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作用。”2006年，中国制定旅游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与此相应，全国各省区市政府共出台了60余个关于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或决定，已有27个省区市把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或重要产业。从此，旅游业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旅游业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资源开发、接待能力（旅行社、旅游饭店数量与质量）、外汇收入、旅游管理、旅游人才培训和旅游高等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其次，国家不断对管理机构进行调整和改革。1978年3月，与“国旅”总社合署办公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改为直属国务院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仍由外交部代管，与此相应，各省、市、自治区也相应成立了旅游局。1982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简称国家旅游局。1981年又成立了国务院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健全了各级政府行政管理组织。1982年7月，国家旅游局与“国旅”总社分开办公，到1985年1月其所掌握的旅行社的外联权、签证通知权等涉外经营权也下放到省级机构。1984年，“国旅”转变职能，成为企业单位。1986年1月30日，中国旅游协会正式成立。同年，国务院成立旅游协调小组。1988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旅游事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属于国务院常设的议事、协调机构，加大对旅游事业的领导力度。1998年，“国旅”总社、国际饭店等国家旅游局直属企业与国家旅游局实施政企脱钩。1999年5月，北京市旅游局的直属企业分离出来组建首旅集团，带动了各地的体制变化，标志着旅游企业管理体制又进入了新的阶段。^[153]

再次，中国旅游业重视自身形象的塑造并登上世界舞台。中国旅游局以汉代文物“飞廉铜马”为范本，设计出“天马”形象作为中国旅游的标志图案。2011年4月10日，国务院批准自2011年起，每年5月19日（《徐霞客游记》开篇日）为中国旅游日。同时，中国开始在世界旅游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83年10月，中国加入世界旅游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第106个会员国。1986年世界旅游组织亚太地区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北京召开。1987年9月，中国在马德里参加世界旅游组织第七届全体大会，并当选为国际旅游组织执行委员会新成员，同时当选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委员会副主席和执委会统计委员会新成员。中国旅游业已登上世界旅游舞台。

中国在“站起来”后主动向世界敞开了胸怀，欢迎来自五洲四海的嘉宾友朋。继1988年定为北京国际旅游年之后，1992年确定的中国友好观光年开启了全国旅游主题年的序幕，1997年定为中国旅游年（China visit），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踏上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大地，游览中国的名胜山川，品尝中国的佳肴美食，参观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体味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1999年云南昆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后，上海又于2010年成功举办了综合性的、最高级别的世界博览会。2008年，北京还举办了世界瞩目的夏季奥运会，这些明显刺激了入华旅游人数的剧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旅游的繁荣。

二、当代旅游活动的空前繁荣

在回顾了中国当代旅游事业的发展阶段后，现在开始列举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当代旅游的发展成就，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已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大众旅游兴起，国内旅游繁荣。从中国旅游发展史看，民国以前的中国都是以文人士大夫为旅游的主体，商人、僧人为次，商人和僧人虽时有惊人的跨国之游，不过旅游的性质一般是劳作旅游。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很少有旅游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加，迄今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国民收入较大幅度的提高，以及1995年“双休日”和1999年“黄金周”的实行，使得中国广大群众既有一定的钱，又有一定的闲，于是争相投身旅游大潮之中。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加快，城市显得喧嚣和嘈杂。城市居民迫切向往重返没有城市喧嚣和工业污染的大自然旅游，加上传播媒介的介绍和宣传，引起了旅游者的好奇心，刺激了他们的旅游欲望，从而加入到旅游大军之中。国内旅游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快速崛起并加速发展，国内旅游市场开始形成。1993年，国内旅游人数达4．1亿人次。据《1995年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综合报告》显示，1995年国内居民出游率为52．4%，比上年增长8．7%；出游总人次数为6．29亿人次，比上年增长20．0%；国内旅游花费总额为1 375．70亿元，比上年增长34．4%；游客人均花费为218．71元／人次，比上年增长12．0%。^[154]2006年达到了人均一次以上的旅游密度。国内旅游人数已增长到16．1亿人次。2010年中国国内旅游总人数已达21亿人次，同比增长10．6%。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11年一季度国内旅游人数可达7．60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增长15．2%。

第二，出国（境）旅游兴起，人数不断攀升。几千年来，中国出国旅游的人多是求法的僧人和外贸商人，清后期才出现了外交官出使旅游、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留学生赴欧美留学等现象，但一般的工薪阶层出国旅游的很少。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出国旅游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中国人出境旅游基本上是沿着“港澳游”、“边境游”和“出国旅游”的顺序渐次展开的；旅游目的从探亲访友、商贸活动，发展为观光和度假；国家政策和管理也经历了试验、放松到逐渐放开的过程。1998年8月中国旅游团首次访韩。3年后中国成为韩国第二大客源国；2000年，中国将日本纳入旅游目的地国，当年赴日旅游人数即达35万人次。8年后（2007年）赴日本旅游人数已达到94万人次，成为日本第三大客源国。2002年以前，由于我国开放的旅游目的地较少，出境旅游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2004年全面开放欧洲市场，英、法、德、意、瑞士等国成为国人旅游的目的地。2008年新增了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2009年，又增加了加纳共和国、厄瓜多尔、多米尼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9个国家。

1983年11月15日，广东第一个赴港探亲旅游团出发，开始了内地居民最早的出境旅游。1987年11月国家旅游局和对外经济贸易部批准了丹东市对朝鲜新义州的一日游。随后，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吉林、新疆、云南、广西等省、自治区与俄罗斯、蒙古、朝鲜、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的边境旅游获得批准并全面展开。1988年，国家规定由海外亲友担保和付费，允许公民赴泰国探亲旅游，这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游的开端。1990年10月率先开放中国公民自费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三国旅游。1993年，我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为374．00万人次；自1997年起，在试办港澳游、边境游的基础上，正式开展中国公民自费出境旅游业务。之后，出境旅游目的地的数量逐步增加，截至2007年年底，除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外，已有132个国家成为我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进入新世纪，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增速迅猛，2007年已达到4 095．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8．6%，是1993年的11倍，是2000年的3．9倍，其中因私出境旅游人数达到3 492．4万人次，已占到出境总人数的85%。2003年，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已经达到2 022万人次，并首次超过日本而跃居亚洲第一。2008年，虽然受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我国年初冰冻灾害和“512”大地震的影响，我国出境旅游人数仍达到创纪录的4 584．4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1．94%。2009年，我国公民出境旅游市场继续快速发展，我国公民出境人数已达到4 765．63万人次，比2008年增长4．0%。其中，因公出境人数544．66万人次，比上年下降4．7%；因私出境人数4 220．9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5．2%，占整个出境旅游市场的88．6%。其中赴台旅游发展迅猛，人数达98．57万人次，增长253．4%。2011年预计第一季度出境旅游人数约1 600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6．5%，其中因私旅游规模发展较快，1月至2月，因私出境旅游人数占总人数比重达到91．7%，较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不仅是世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也成为主要的旅游客源地。中国人终于可以从容悠闲地迈向世界游览观光了。出国出境旅游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他们开始改变数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守候家园和安土重迁的形象，迈向海外，走向世界。^[155]

第三，入境旅游红火，外国游客涌入中国。晚清民国时期，外国来华的多数是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到冒险家的乐园来寻找发财的机会。改革开放后，来华的大多是游山玩水和考察风情的旅游者。为了开发国外客源市场，中国出版和发行了大量的旅游图片、宣传小册子、导游图、名胜古迹专著和词典、风光片、风景光碟等。国家旅游部门还在纽约、巴黎、中国香港、东京等地也设立了旅游机构，加强宣传和信息收集，加快了海外游客来华的步伐。入境旅游高速发展的态势，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直观地看出来。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即1978年，中国就接待外国旅客12．4万人次，相当于过去24年接待人数的总和；接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为72万人次。到1987年，接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突破1 000万人次大关。“八五”（1991—1995年）期间我国接待海外旅游者3 396．75万人次，平均每年679．35万人次，其中1994年中国接待的外国游客为518．20万人次，若加上华侨、港澳台同胞则达4 368．45万人次。改革开放30年间，入境旅游人数从180．92万人次增加到13 187．33万人次，增长71．9倍，年均增幅达15．9%；入境过夜旅游人数从72万人次增加到5 471．98万人次，增长75倍，年均增幅16．1%，高出同期世界旅游同类指标12个百分点。2010年，受上海世界博览会和广州亚运会的带动，入境旅游人数大幅度攀升，累计人数达13 376．22万人次，同比增长5．76%，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5．72个百分点；入境过夜旅游累计人数达5 566．45万人次，同比增长9．41%，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3．51个百分点。^[156]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11年入境旅游人数约3 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入境过夜旅游人数约1 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1%。由于世界博览会、亚运会结束，曲终人散，外国人、港澳台同胞入境旅游人数同比增幅均有较大程度的回落，但未来入境旅游的大趋势则无法改变。

三、当代旅游基础设施的大发展

1．旅游景观的建设、保护和开发得到了极大的重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旅游资源开发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首先是将现存完整的古代历史文化遗址加以完整保护和对外开放，包括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遗址。如山西平遥县完整地保存了明清城市的格局和风貌，湖南凤凰古城和云南丽江古城等也是如此，这些历史遗迹均得到很好的保护并开放给游客。具有政治意义的遗址，如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也对游人开放，中南海也允许部分游客参观，反映了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勇气。

其次是修复或改建名胜古迹，如武汉的黄鹤楼、南昌的滕王阁等相继重建。2005年河北宣化古城开始修复，大新门城台、城门楼、东西城墙等古迹相继完工。2006年7月，福州市政府斥资45亿元，对有“明清古建筑博物馆”美誉的三坊七巷进行保护和修复。苏州市则修复具有历史街区风貌的平江路，两侧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小巷，如：狮林寺巷、传芳巷、东花桥巷等。2009年昆明投资10亿元重塑龙泉古镇，尽量保留其历史文化遗迹。安徽歙县开始复建徽州府衙，黄山市修复和改建了屯溪老街，继承了徽州民居的建筑传统风格。济南开发改造百年老商埠，开发“近代城市文化”的宝贵资源。2010年山西大同修复古迹，如南城墙、华严寺、善化寺、东城墙、代王府、北魏明堂、鼓楼西街、东小城等修复工程，3．28平方公里的明代古城将全面修复，计划于2012年全部完工。这些修复或改建的名胜古迹，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尽量展现其原有的历史文化韵味。

再次，大规模兴建旅游景观和文化吸引物，许多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作，往往斥资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建设新的旅游景观，以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和旅游影响力。这些地方，不建则已，一建则建成中国之最或世界之最，如河南新郑在始祖山投资40亿元建设“天下第一龙”，山东济宁欲斥资300亿元打造“中国文化标志城”，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耗费5万两白银打造了一座中国最大的银楼，重庆双桥区龙水湖村将整体建成以仿古建筑为主要格调的“中国第一女镇”，成都锦江区正建造“中国第一坊”水井烧坊遗址博物馆等，其中虽然含有浮夸和攀比风，但其对旅游业的重视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何况有些确有创意。

复次，对旅游线路、区块进行宏观的规划与建设。在“七五”（1986—1990年）和“八五”（1991—1995年）期间，国家重点进行主要旅游城市和旅游线路的建设，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北京（包括河北省一部分）、上海、西安、桂林、杭州、江苏（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京）、广州及海南岛等重点旅游城市和地区的旅游开发和建设；同时重点建设第二类旅游点和旅游线路，如拉萨、日喀则线，川西旅游线，云贵旅游区，长江三峡旅游线，“三国”旅游线，济南、泰山、曲阜旅游线，山东半岛旅游风景区，中原游览区，“丝绸之路”旅游线，福州、泉州、厦门、武夷山旅游线，大同云冈石窟、浑源县悬空寺、应县木塔、五台山、太原旅游线，黄山、九华山、合肥旅游线，湖南湘西武陵源风景区，南昌、庐山、景德镇旅游线等。

此外，还在旅游风景区进行文化创新，创造出以《大唐乐舞》、《印象·刘三姐》、《云南映象》等为代表的大型旅游文艺项目。

到2007年年末，全国成规模的景区超过20 000家，A级旅游区3 100余家，其中4A级以上928家；国家旅游度假区12家，省级度假区上百家；优秀旅游城市307个，旅游强县17个；工农业旅游示范点1 098家。还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87个，国家自然保护区303个，国家森林公园627个，国家地质公园138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35个，为13亿中国人民和世界来华游客提供了优秀的旅游景观和旅游吸引物。

2．旅游交通设施的突飞猛进

交通运输工具的进步缩短了旅行的时空距离。当代中国的旅游交通建设迅猛发展，到2007年，中国境内民用航空定期航班通航机场148个，定期航班通航城市146个；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8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三；全国公路总里程达358．37万公里，有11个省的高速公路里程突破2 000公里。到2008年年底，中国国内民航机场达到160个，铁路运营里程7．9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达5．5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33万公里，整个交通运输通行里程已达到世界第二位。

航空运输是当代旅游交通的一大特色，民国时游客通过航空运输的人数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航空运输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方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西北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以及地方性航空公司如海南航空公司等，相互竞争，争相引进波音、空客等大型飞机。航空港随之四处开花，各省会、直辖市都兴建有大型机场，旅客运送能力年年递增。“十五”期间（2001—2005年）旅客运输1．83亿人次，年增长13．1%，比“九五”增加9．9个百分点，货运总数307万吨，年增长13．8%。2005年年末拥有民航机场149个，完成机场建设项目73个。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民航拥有飞机1 961架，其中运输飞机1259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运输航空公司41家，开辟的定期航线总数1532条，其中，国内航线1235条（至香港、澳门航线49条），通航全国内地150个城市；国际航线297条，通航46个国家的104个城市。全国有民用运输机场（含军民共用机场）152个，旅客吞吐量超过1 000万人次的有北京、广州、上海浦东、上海虹桥等10个机场。近年来，我国民用机场进入一个新的建设高峰期。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先后投巨资完成了新建和扩建。上海虹桥机场和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扩建工程也建成启用。2010年，民用机场达190个，旅客运输量达到2．7亿人次，年增长14．4%。我国已形成了国内四通八达、国际连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航空运输网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航旅客运输量以15．9%的平均速度增长，2008年达到1．93亿人次。我国定期航班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中的排名，由1978年的第37位上升至2005年的第2位。民航旅客周转量在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6%上升到2008年的12．3%。

水上旅客运送也有很大的发展。海上的航班在中国东部沿海开通，从上海到青岛、天津、大连，或从广州黄埔到上海等均有航班，甚至前往东南亚和欧洲等世界各地。内河交通四通八达，如长江上旅游运输繁忙，“告别三峡”使海内外游客蜂拥而至。长江国际旅游公司、长江轮船旅游总公司等所属游轮将旅客频繁地送往目的地。假日集团与中国合资兴建的豪华五星级旅游船也在长江上投入使用。

陆地上的旅游交通更是发展迅速，城市的出租车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专线车更是多如牛毛，长途豪华双层卧铺客车不停地运送远程旅客，越来越多的人开着私家小车自驾游，他们通过高等级的公路向旅游目的地飞驰。高等级公路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高速公路，可谓发展迅速，四通八达。中国高速公路建设起步于1984年，最早开工的是沈大高速公路，最早完工的是沪嘉高速公路，至2010年年底，中国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已达到74 000公里，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迄今已基本上建成了五纵七横的格局。五纵是：同三高速公路（黑龙江同江—海南三亚）、京福高速公路（北京—福建福州）、京珠高速公路（北京—广东珠海）、二河高速公路（内蒙古二连浩特—云南河口）、渝湛高速公路（重庆—广东湛江）；七横是：绥满高速公路（绥芬河—满洲里）、丹拉高速公路（丹东—拉萨）、青银高速公路（青岛—银川）、连霍高速公路（连云港—霍尔果斯）、沪蓉高速公路（上海—成都）、沪瑞高速公路（上海—瑞丽）、衡昆高速公路（衡阳—昆明），极大地方便了旅客的旅行。

中国的铁路建设也为旅客出行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成渝铁路、成昆铁路、南昆铁路、襄渝铁路、兰新铁路，以及新近落成的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等，使国内陆上旅游交通条件大大改善。特别是青藏铁路的开通，结束了西藏无铁路的历史，使旅游者到向往已久的世界屋脊旅游变得方便快捷。中国高速铁路（时速160～400公里）更是值得骄傲的成就。它的建设始于1999年所兴建的秦沈客运专线。经过10多年的高速铁路建设和对既有铁路的高速化改造，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以及最高运营速度的高速铁路网。截至2010年10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运营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经达到7 431公里。目前最著名的高速铁路为武广高铁（武汉—广州）、京沪高铁（北京—上海）、京津城际铁路（北京—天津）等。

中国已形成了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每时每刻都在运送旅客前往各地，中国已成为一个快节奏的、动态的、高速发展的社会。

四、当代旅游服务业的发展与进步

在旅游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旅游服务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新兴的朝阳产业。

1．旅游业的业绩不断攀升，创汇数额不断递增

1978年，中国接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仅为72万人次，创汇2．6亿美元。“八五”期间（1991—1995年）旅游外汇收入达275．03亿美元，其中1994年中国外汇收入达73．23亿美元。2006年中国旅游创汇数额为339亿美元，到2007年已达到419．19亿美元。2010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1．57万亿元，同比增长21．7%，旅游直接就业达1 350万人。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11年一季度国内旅游收入5 262．27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23．3%；旅游外汇收入约105亿美元，同比增长1．3%，该研究院还预计2011年上半年，旅游总收入有望突破1万亿元，增长约15%，其中国内旅游收入约9 000亿元，增长20%；旅游外汇收入约225亿美元，增长1．5%。在上述业绩下，中国旅游业在世界排名也持续上升。1978年中国国际旅游接待人数和国际旅游收入的排位都在世界40名以后。1980年国际旅游接待人数开始进入前20名，1988年进入前10名，1999年起进入前5名。中国国际旅游收入排名，1980年在世界仅列第34名，1982年进入前30名，1992年进入前20名，1994年进入前10名，2001年进入前5名。2010年，中国国际旅游接待人数在世界的排序从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超过西班牙，仅次于法国和美国。1997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旅游客源国；2006年，该组织进一步修订了预测，将达到此目标的时间提前到2015年。中国旅游业用了不到1／4世纪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了许多国家旅游业的发展步伐，大大超出了当初国内外旅游业界和学者的预期，为发展中国家实施赶超战略树立了成功典范。^[157]

2．旅行社的改制和兴盛

旅行社是旅游的中介服务机构，以导游为业务骨干，为旅行团从事接待和导游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旅行社发展缓慢，且附属于政治与外交。改革开放后，以前事业单位性质的旅行社转化为企业性质，旅行社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除了中国旅行社、中国青年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三大国营旅行社及其在各省、市所设的分社外，还有职工旅行社、妇女旅行社、天鹅旅行社、体育旅游公司等。1984年全国有各类旅行社170多家。1987年则达到1 245家，其中经营国际旅游的旅行社为694家（一类社17家，二类社677家）。1990年，全国已有1 341家旅行社，一类社61家，二类社730家，三类社550家。到2007年年末，全国已有旅行社18 943家，其中国际旅行社1 797家。私人兴办的旅行社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不计其数。

中国旅游产业体系的培育是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向开放的渐变过程。以旅行社为例，入境旅游由初创期的国旅、中旅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的青旅三家国营旅行社系统垄断经营，逐步放开到10多家中央各部委主管的旅行社和30多家地方旅行社拥有自主外联权。旅行社由高度计划到充分竞争，随后又放松了对所有制的管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

旅行社向股份制和合资方面发展，可算是一种体制创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旅行社行业开始了向世界开放，大大加快了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国际化进程。目前我国旅行社行业已经向境外资本和民间资本两个市场开放，市场竞争格局全面形成。2007年已有外方独资旅行社16家，外资控股旅行社11家，外资参股旅行社8家，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大型旅游集团以及一些经营高端市场的专业旅行社进入中国。^[158]从2003年开始，外资便可在华设立外商独资、外资控股和中外合资旅行社。中国的旅行社是先收钱后提供服务，酒店、景点、地接社则是先提供服务后结算团费，由这种结算模式形成的低价优势，令外资或合资旅行社在国内游和入境游方面，完全不具备竞争实力。内地的近30家外资旅行社中，超过九成仍然处于亏损状态。出境游的运营方式与国内模式不同，出境经营权的获得，可使外资旅行社获得翻身。

2009年8月，国家旅游局和商务部联合出台《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试点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监管暂行办法》，14家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提出了试点申请，最后只有3家中外合资经营的旅行社获得国家旅游局的批准，可以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业务。它们是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国旅运通旅行社有限公司和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外方控股的旅游合资公司，中旅集团拥有25%的股权，另外75%的股份则掌握在欧洲最大的旅游经营商国际旅游联盟（TUI）手中；国旅运通旅行社有限公司则是首家中美合资的商务旅行社，其中国旅持股51%，美国运通持股49%，运通的规模是中国最大的旅游企业的100倍，其一年的销售收入接近5 000家中国旅行社年营业收入的总和，目前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有三大商旅业务中心，并在中国二、三线城市设有30多个商务旅行服务网点；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是中信旅游总公司与日本交通公社合资的企业，交通公社占据日本国内50%的旅游市场份额，在全球设有分支机构71个以上。

到此，我国旅行社完成了改制和创新，各具特色的旅行社网络已经形成，并在为旅客服务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3．旅游饭店的发展与转型

改革开放前，现代化饭店数量很少，为国内游客提供住宿服务的多是各单位的招待所和街道办的小旅社。1978年以后，随着国内外旅游人数的猛增，现代化的旅游饭店也开始乘势发展，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遍布全国大中小城市和旅游景区。如北京饭店新楼、香山饭店、香格里拉饭店、长城饭店，上海华亭宾馆、锦江饭店新楼、波特曼酒店，武汉晴川饭店、亚洲大酒店、长江大酒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白云饭店、中国大酒店等层出不穷，为中外游客提供了下榻的场所。香港新世界集团成功收购世界著名的旅馆联号——华美达集团，更显示了儒教文化圈崛起对旅游业的巨大影响。

2000年，中国加快了旅游饭店星级评定速度，部分地区取消了定点旅游饭店的规定，部分接待条件较好的国内旅游住宿机构进入了旅游饭店的行列，使得旅游饭店业规模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一年，旅游住宿机构25．43万个，较1999年增长7．3%。其中旅游饭店1．05万个，社会旅馆7．99万个，个体旅馆16．39万个。其中一、二、三、四、五星级饭店数量分别为600家、3 061家、1 899家、352家、117家，未评星级的为4 452家。全部旅游住宿机构共拥有固定资产原值5 435．28亿元，占中国旅游业的84%；共有从业人员468．6万人，分别占全国旅游业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总数的83．1%和16．74%。其中旅游饭店业共有固定资产原值2 531．75亿元，占全国旅游业固定资产原值的39．1%。直接从业人员112．49万人，分别占全国旅游业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总数的19．94%和4．02%。到2007年年末，全国已有星级饭店13 583家。在区域分布上，旅游饭店数量与旅游收入总量密切相关。2000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区、市）分别为广东、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辽宁、云南、山东、广西，而在当年的10 481家旅游饭店中，排名前10位的则是广东1 506家、江苏803家、云南629家、山东558家、浙江594家、北京522家、湖北497家、辽宁431家、四川408家、广西403家。旅游饭店区域分布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东部地区的拥有量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000年东中西部的旅游饭店数为5 894家、2 180家、2 407家，分别占全国的56．2%、20．8%、23．0%，这也是与中国三大地区对外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态势相符的。从经济类型上看，少量的外商投资经营的高星级饭店居于垄断地位。1999年全国共有7 035家旅游涉外饭店，外商投资饭店472家，仅占6．7%，但是拥有五星级饭店45家和四星级饭店65家，分别占同星级饭店总量的58．44%和31．86%。外资饭店的空间特征则是分布于旅游热点城市和地区。

1999年全国旅游涉外饭店的利润总额为－53．64亿元，其中内资饭店亏损37．12亿元，外资饭店亏损16．52亿元。2000年，全国10 481家旅游饭店营业收入总额为862．27亿元，上缴营业税44．07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7．67万元／人，分别较1999年增长了2．0%、3．2%、10．2%。在国际入境旅游业中，住宿和餐饮业的外汇收入达37．28亿美元，占当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23%。但是这些营业收入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是向高星级、大规模的饭店集中：占全部旅游饭店总量57．52%的星级饭店共实现营业收入603．71亿元，占总收入的70．0%。而1．1%的五星级饭店则实现了营业总收入的15．0%；从企业规模来看，客房数在500间以上占总数1．2%的大型饭店实现了216．06亿元的营业收入，享有了24．9%的份额；从单体企业来看，2000年营业收入超亿元的旅游涉外饭店有76家。其中1～2亿元的56家，2～3亿元的10家，3亿元以上的10家，营业收入最高的南京金陵饭店达到5．43亿元。

2000年年末，中国的首都北京市共有旅游定点饭店456家，其中星级饭店407家，客房数达到8．4万间。其中客房数是1995年年末5．9万间的142%，即年均增长8%。如果按年均11%～12%的增速计算，奥运会前北京饭店产业就会达到900家星级饭店、17万间客房的规模。(www.xing528.com)

当代旅游饭店的发展趋势是走向集团化。中国饭店业的改革开放与境外饭店集团的介入相伴随。境外饭店集团大多是以管理合约的方式来寻求中国的加盟店，扩张其市场的。1982年香港半岛集团接管北京建国酒店是中国饭店走向集团化的开端，一批国际酒店集团随后进入中国市场。目前，美国假日集团已经管理了国内25家酒店，成为在中国酒店市场上占有率最高的国际酒店集团。后来该集团又先后将巴斯、仕达屋集团整体并购，如果加上后者旗下其他品牌的酒店，规模将会更大。此外，万豪、香格里拉、仕达屋、希尔顿、凯悦等也在中国管理较多的酒店。它们凭借其统一的国际知名品牌和统一的优质管理，借助全球统一的广告宣传和预订网络，在客房出租率、营业收入和利润等方面，都在高等级住宿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并对国内同类的单体酒店造成竞争压力。1999年和2000年，豪生饭店集团旗下的经济型饭店品牌“天天客栈”和假日饭店集团旗下的“假日快线”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境外饭店集团已经介入中国低端的饭店市场。

中国本土旅游饭店的集团化运行，受到国家旅游局1988年颁布的《关于建立饭店管理公司及有关问题的请示》等一系列文件精神的激励。1984年到1985年，上海相继组建了华亭、锦江、新亚和东湖四家以服务业为主的企业集团。1987年又成立了联谊、华龙、友谊饭店集团。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地方和部门为主体组建的饭店集团大量涌现。不过，这些饭店集团是没有资产联结的企业联合体，有的则是以国有资产划拨而成的，因此普遍发展缓慢，品牌知名度和网络化程度都比较低，而旅游业以外的为数不多的大集团、大公司组建的旅游饭店集团如凯莱饭店集团、海南航空酒店集团，却意外获得稳健的发展。1999年进入全球饭店集团300强的中国企业（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只有上海锦江、北京京东、凯莱国际3家，分别名列第51位、84位、219位。

中国的饭店集团在规模和竞争力上，都与国际饭店集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一些通过委托管理方式扩张的饭店集团，由于效益不佳使不少受托方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退出饭店集团，结果出现了“非集团化”的逆转。

此后两年间，经过改制、上市、中外合资合作、产融结合、细分市场等市场化导向的运作，中国的饭店集团又开始了“二次集团化”的进程。一批定位于经济型酒店市场、联号式运作的民营饭店集团，如1998年成立的北京中江之旅、广东东方驿站等，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可能成为中国饭店集团新的增长点。^[159]

4．旅游人才培训与教育机构迅猛发展

1978年10月，中国第一所旅游学校江苏旅游学校成立，中国旅游教育终于受到重视。随后成立了北京旅游学院、湖北旅游学校、四川旅游学校，形成了我国第一批旅游中等职业学校。迄2007年年底，共有中等职业学校871所，在校学生37．64万人。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受旅游高等教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校“扩招”的影响，一度受到了挤压而萎缩，此后由于市场需求的旺盛和服务层次定位的明晰，目前旅游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已与旅游高等教育相当。

1979年中国第一所高等旅游学校上海旅游专科学校诞生，标志着我国旅游高等教育的开端。从1980年开始，国家旅游局先后投资，与大连外国语学院、杭州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长春大学、中山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8所高等院校联合开办了旅游系和旅游专业。此后，全国各地旅游学院、旅游系和旅游专业纷纷成立。迄今已出现了南开大学旅游学系、北京旅游学院、暨南大学中旅学院、东南大学旅游学系等有一定实力的旅游教育机构。至1995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旅游院校622所，在校生13．9万人，培养了一大批受到专门训练的旅游人才，初步形成了全国旅游教育体系。截至2007年，全国共有高等旅游院校及开设旅游系（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770所，在校生39．74万人。

改革开放后，旅游成人教育也受到重视。在国内旅游高校和职业中专刚办之初，人才输送能力不足，1979年国家旅游局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了第一期旅游翻译导游培训班，1981年又在北戴河举办了首期全国饭店经理培训班，从此拉开了中国旅游成人教育的序幕。此后，逐步建立了国家、省级、地市级旅游部门和旅游企业的四级培训体系，旅游成人教育改变了初期的“救急角色”，成为旅游从业人员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的重要途径。迄2007年，旅游全行业在职人员培训总量达320．94万人次。

此外，为了选拔导游人才，1989年在全国实行导游资格考试。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持有导游资格证书的人员达到58．15万人。2008年，作为国家旅游局直属专业研究机构，中国旅游研究院成立，标志着科技兴旅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60]

五、当代中国旅游的发展趋势

中国旅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正在向未来昂首挺进。那么未来中国旅游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

对此，国家旅游局课题组在其《中国旅游业改革开放30年发展报告》中曾作过一些预测，首先，对国内、入境和出境游三大市场的发展情况作了评估。指出：到2015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者将达到1亿人次，国内旅游将达到28亿人次，人均出游2次，出境旅游将达到1亿人次，三大市场游客总量达30亿人次，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旅游接待国、第四大旅游客源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

其次，对旅游交通和住宿的需求作了初步的预测，指出到2015年，中国乘坐飞机的乘客将达到4．5亿人次左右，需要新增飞机约1 800架、新增航班约630万架次；乘坐铁路的游客将达25亿人次左右；需新增客运车辆约5万辆，全国将新增私家车约4 000万辆，将新增客运船舶约1万艘，将新增各类住宿设施约20万家。

再次，对旅游业的产值和收入、支出作了预测，指出到2015年，全国旅游业增加值可达2万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8%，约占服务业增加值的11%，旅游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可达1个百分点，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可达2个百分点；旅游就业总量将达1亿人，旅游业对社会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可达2个百分点；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旅游收入将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50%，农村地区的旅游收入将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1／3；中外旅游交流人数将达到2亿多人次，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旅游交流人数将超过1亿人次；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将达1亿人次，境外旅游花费可达1 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减少我国国际贸易顺差1 000亿美元。

最后，该报告还对中国旅游发展的内外机遇作了预测，指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必将对旅游需求的增长发挥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城乡居民收入将稳定增长，到2020年人均GDP将达3 500美元甚至更多，这将进入世界旅游界公认的旅游业爆发性增长阶段；国家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方略和加快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决策，将为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机遇；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将为我国旅游业在国际市场和世界舞台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中国政通人和，社会安定，将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对现行休假制度的完善和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将形成巨大的国内旅游消费市场。尽管当前面临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没有发生逆转，我国旅游业发展仍属于上升期。^[161]

据笔者的观察，认为当代中国旅游的发展会出现如下几种趋势：

第一，在大众旅游兴起的大的背景下，会出现小众化和多元化的旅游形式。旅行社“赶羊式”的旅行团方式将逐步受到冷落，年轻“背包客”的自由行、志同道合的探险游、“驴友”自行组团的形式、以家庭为单位的自驾游、避开喧闹景区专寻被遗忘的世外桃源的精英旅游等，将逐渐受到重视，成为旅游的主要方式。

第二，绿色生态旅游将被继续提倡并获得更大的发展。旅游资源开发者和经营者，在开发新旅游新景点时，会有意识地加强旅游资源的保护意识，发展无污染、不破坏环境的绿色旅游。旅游者也会自觉地维护旅游区的自然环境，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旅游环境。

第三，对特殊旅游景区的游客实行限制流量，做到永续发展。对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迹、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的自然保护区，进行游客流量控制，将旅游发展与文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和利用相结合。

第四，在自然风景被发现和开发完毕后，景观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蕴的发掘和阐释将成为主要的发展目标。随着文化素养的提高，旅游者的兴趣将转向对景观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从“悦耳悦目”的低层次感受向“悦心悦意”和“悦志悦神”的高层次需求升华。

第五，整体性的旅游开发成为政府的主要思考方向。中央政府决定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决策，就标示着一种整体开发战略和旅游发展方向。

总而言之，中国未来的旅游仍将是高速发展的时期，旅游高端饭店和经济型酒店将迅猛增长，国际有影响的饭店集团将会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作为旅游交通的航空业发展迅速，高速铁路显示其快捷方便的巨大威力。在线旅游业务与自由行各行其道，后者将逐渐成为主力。在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转换的时代，会出现以高铁为代表的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高潮，并形成国民旅游时代，以低碳为特征的绿色生态旅游成为主流。随着世界休闲时代和入境旅游时代的到来，中国将出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的转变和跨越，一个全新的中国旅游时代即将到来！

【注释】

[1]转引自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2]《迎宾志盛》，《申报》1890年4月9日。

[3]《点石斋画报》，《寓沪英人望祝英君主陟位五十载庆典第六图》。

[4]胡寄尘编：《清季野史》，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20页。

[5]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2页。

[6]［美］丹涅特著，姚曾瘗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28页。

[7]王韬：《漫游随录·自序》。

[8]孙文：《上李鸿章书》，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9]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8、10页。

[10]《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11]黄式权：《淞南梦影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12]辰桥：《申江百咏》上。

[13]《李兴锐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页。

[14]Handbook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orce．Shanghai：Celestial Empire，1881．

[15]德麟：《顾家宅公园》，《上海生活》1940年第8期。

[16]《天津志略》。

[17]茅盾：《秋天的公园》，载《茅盾散文》（一），第207页。

[18]《种植园游览章程之迂滞》，《大公报》1907年9月12日。

[19]《改莲池为公园》，《大公报》1907年7月24日。

[20]《天津指南》卷5，《食宿游览》，第8页。

[21]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载［美］布莱克编，杨豫等译：《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22]孙萍：《民国时期江南旅游的近代化历程》，《江苏商论》2008年第10期。

[23]邱培豪：《闲话重庆南泉》，《旅行杂志》1939年第10期。

[24]黄卓秋：《昆明风景线》，《旅行杂志》1941年第2期。

[25]贾鸿雁：《略论民国时期旅游的近代化》，《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2期。

[26]纪若明：《南洋华侨慰劳团莅渝记》，《旅行杂志》1940年第7期。

[27]毛祥麟：《墨余录》卷3，《摘录〈乘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28]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104页。

[29]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118页。

[30]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31]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32]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

[33]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页。

[34]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35]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36]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37]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38]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6、98页。

[39]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40]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3、63页。

[41]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4页。

[42]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页。

[43]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44]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45]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46]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4、62页。

[47]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48]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49]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50]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51]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2页。

[52]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53]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54]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55]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56]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57]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58]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页。

[59]《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

[6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85页。

[61]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62]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63]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1页。

[64]王韬：《漫游随录》卷2，《伦敦小憩》。

[65]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

[66]杜亚泉：《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67]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68]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1918年第3期。

[69]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载《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5页。

[70]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71]参见谢贵安，华国梁：《旅游文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72]曹聚仁在《旅行》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的国家，传统地厌恶旅行这件事。”梁实秋在《雅舍小品·旅行》中也说：“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

[7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第3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74]转引自［美］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75]梁启超著，王德峰选编：《国性与民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76]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7～580页。

[77]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2页。

[78]以上所引见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9]郭沫若：《女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80]［日］高桥敷著，许金龙等译：《丑陋的日本人》，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81]吴亮：《矫饰的乡愁》，《长江日报》1997年6月4日。

[82]以上二文分别见于《长江日报》1997年11月3日和1997年10月30日。

[83]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84]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59页。

[85]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2页。

[86]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荣德生与社会公益事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87]唐渭滨：《中旅二十三年》，《旅行杂志》1946年第1期，第91页。

[88]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79页。

[89]张进：《近代商人与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90]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荣德生与社会公益事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240页。

[91]《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序》。

[92]程远帆：《十年来杭州市之进展与今后之展望》，《市政评论》第5卷第7期。

[93]沈景初：《杭州市工务之吾见》，载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1937年），转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7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

[94]陈曾植：《十年来之工务》，载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1937年），转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7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

[95]陈曾植：《十年来之工务》，载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1937年），转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7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

[96]唐应晨：《杭州市政的鸟瞰》，《市政评论》第4卷第8期。

[97]参见赵可：《民国时期城市政府行为与杭州旅游城市特色的显现》，《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98]吴经砚：《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99]赵子明：《南温泉纪游》，《旅行杂志》1937年第12期。

[100]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278页。

[101]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02页。

[102]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89页。

[103]陈曾植：《十年来之工务》，载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1937年），转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7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

[104]《朱总长请开放京畿名胜》，《申报》1914年6月2日。

[105]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实用北京指南》第9编《古迹名胜》，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0～35页；金文华：《北平旅游指南》，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58页。

[106]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实用北京指南》第1编《地理》，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9页。

[107]王惠民主编：《新东北指南》，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88页。

[108]周芷颖：《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版，第216页。

[109]广州市政府编：《广州指南》，广州市政府1934年版，第18页。

[110]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94页。

[111]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112]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

[113]《天津指南》卷5《食宿游览》；《祝天津公园之成立》，《大公报》1907年4月26日。

[114]帅雨苍：《天南杂记》，《旅行杂志》1941年第9期。

[115]陈蕴茜：《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1期。

[116]《中国公路旅行指南》第1集第1编《江苏省》，1936年，第52页。

[117]以上参见陈蕴茜：《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

[118]吴经砚：《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119]沈永椿：《广西指南》，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120]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1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121]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122]《申报》1883年10月25日。

[123]以上参见王仁兴：《中国旅馆史话》，中国旅游出版社1984年版。

[12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9年版，第116页。

[125]吴经砚：《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 ～217页。

[12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9年版，第116页。

[12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9年版，第9页。

[12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9年版，第116页。

[129]吴经砚：《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130]上海市档案馆：《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131]上海市档案馆：《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132]潘泰封：《中国旅行社经办招待所概况》，《旅行杂志》1939年第5期。

[133]黄炎：《从重庆到上海》，《旅行杂志》1939年第8期。

[134]吴经砚：《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135]吴经砚：《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136]上海市档案馆：《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 ～126页。

[137]吴经砚：《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 ～217页。

[138]以上参见张进：《近代商人与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贾林东，张容：《民国时期西南旅游近代化述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2期。

[139]潘泰封：《中国旅行社经办招待所概况》，《旅行杂志》1939年第5期。

[140]《杭州市十年来修理道路面积统计表》、《杭州市十年来新筑道路面积统计表》，载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1937年），转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7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

[141]陈曾植：《十年来之工务》，载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1937年），转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7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

[142]唐季清：《杭州市之前瞻与后望》，《道路月刊》第51卷第2号。

[143]沈景初：《杭州市工务之吾见》，载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1937年），转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7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

[144]陈曾植：《十年来之工务》，载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1937年），转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7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

[145]程远帆：《十年来杭州市之进展与今后之展望》，《市政评论》第5卷第7期。

[146]陈曾植：《十年来之工务》，载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1937年），转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7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

[147]以上参考并摘录自赵可：《民国时期城市政府行为与杭州旅游城市特色的显现》，《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148]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43页。

[149]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荣德生与社会公益事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367页。

[150]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荣德生与社会公益事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356页。

[15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2页。

[152]以上参见《新中国旅游的发展过程》，http：／／www．xz323．com／news／342．html；《我国的旅游业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逐步的恢复和发展》，http：／／www．xz323．com／news／343．html；国家旅游局课题组：《中国旅游业改革开放30年发展报告》，《中国旅游报》2009年1月5日。

[153]以上摘自国家旅游局课题组：《中国旅游业改革开放30年发展报告》，《中国旅游报》2009年1月5日；《建国后中国的旅游业》，http：／／www．dljs．net／dlsk／24895．html。

[154]苏琳：《亦喜亦忧，国内旅游》，《经济日报》1996年9月22日。

[155]以上参见柳迪：《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分析》，http：／／www．u7cn．net／news／Inv＿view．asp？id＝1369；国家旅游局课题组：《中国旅游业改革开放30年发展报告》，《中国旅游报》2009年1月5日。

[156]国家旅游局课题组：《中国旅游业改革开放30年发展报告》，《中国旅游报》2009年1月5日。

[157]国家旅游局课题组：《中国旅游业改革开放30年发展报告》，《中国旅游报》2009年1月5日。

[158]国家旅游局课题组：《中国旅游业改革开放30年发展报告》，《中国旅游报》2009年1月5日。

[159]以上参见戴斌：《中国饭店业的现状分析与未来发展》，《2000—2002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http：／／www．davost．cn／html／xueshulilun／lvyouzhusu／20060404／5147．html。

[160]国家旅游局课题组：《中国旅游业改革开放30年发展报告》，《中国旅游报》2009年1月5日。

[161]国家旅游局课题组：《中国旅游业改革开放30年发展报告》，《中国旅游报》2009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