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史：隋唐五代宋元旅游的拓展

第四章　隋唐五代宋元旅游的拓展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581—1367年）是中国旅游史上的另一个重要阶段。隋唐北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文明的科举制度，迎来了文官宦游的辉煌时期。五代和南宋的分裂，促使南方水上丝绸之路及航海旅游的兴起。蒙古汗国——元帝国的建立，使得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通道得以沟通，中外国际旅游来往频繁，使东西方两大文明区域联系更加紧密。承魏晋余绪，这一时期的旅游文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旅游设施和条件日益完善，审美意识不断提高。山水诗更加丰富，而独立的山水游记正式形成并脱颖而出。

第一节　科举推动下的文官宦游

隋唐统一全国后，经济改观，交通方便，贞观之治时期，“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1]。这就为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物质条件。文官宦游便在这优越的社会环境下迅速兴起。

一、文官宦游的兴起

文官宦游是中国旅游史上，继魏晋南北朝贵族恣游后又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文官制度的确立使文官宦游成为独耀星空的旅游活动。为了消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专权现象，隋朝开始推行科举制选拔官吏，从此掀起了读书热和官吏文人化浪潮，导致了求学旅游、赶考旅游、赴任旅游、谪宦旅游风行不衰，推动了游山玩水、寻访古迹等审美旅游的发展。文采飞扬的文官及其后备力量文人士子，且学且宦且游，把传统旅游活动推向辉煌的顶点。文官胸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肩负着代天子君临下民的重任，奔走在各个任所，沿途凭吊古迹，在“乐山”与“乐水”中把自己修身成“仁者”与“智者”。他们以其文学才华，吟诗赋词，创作游记，为山川名胜增添了文化积淀，准确地勾画了文官宦游的典型模式。杜甫、李白、白居易、苏轼、欧阳修，以及后来的袁宗道、纪昀等足迹遍及中国，遗踪四处可见，又成为后世的旅游对象和资源。

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导致了文官制度的逐步确立。文人士子通过游学读经，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成为文官。为了防止文官专权或腐化，朝廷采取任期制，规定文官在某地任官满三年，必须经过考核，然后或升或降，转到另一地方为官。文官在这一制度下，终身迁转不定，宦海沉浮，形成古代特有的旅游形式——文官宦游。文官宦游是古代旅游最基本的形式，它是传统社会统治机制的产物，是“上动下静”格局中“动”的部分，是沟通皇室上层与农民下层之间的联系纽带。赖文官的宦游，以静为本的古代社会得以循环和发展。唐代进士、散朝郎王勃自称是“宦游人”，尝游览江南名楼滕王阁，并挥毫写下了《滕王阁序》。他用“宦游”来概括作为文官的自己宦海沉浮的人生经历，是很确切的。宋代苏轼在《游金山诗》中也有“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一句，以“宦游”指其文官迁转生涯。

中国地大物博，名山胜水很多，但以静为本的传统社会中，参与旅游的人数却并不很多。以至于使不少的山水成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自然之物。文官宦游，则使这些山水被纳入具有文化修养的旅游者的审美眼光之中，成为“旅游客体”或“审美对象”。

隋代文官孙万寿，父亲孙灵晖是北齐的国子博士，自己14岁时就“受五经，略通大义，兼博涉子史”，是靠学问入仕的。他的宦游活动从其《赠亦邑知友》中可以看出梗概：“羁游岁月久，归思常搔首”，“数载辞乡县，三秋别亲友”，“昔时游帝里，弱岁逢知己。旅食南馆中，飞盖西园里”，“凤池时寓直，麟阁常游止，胜地盛宾僚，丽景相携招。舟泛昆明水，骑指津渭桥。祓除临灞岸，供张出东郊”，“欢娱三乐至，怀抱百忧销”。诗中叙述了他离家游宦的生涯。宦游中，他与同僚或上司泛舟骑马，游园登阁，觅胜地，观丽景，快活自在，但也不免有临景时的惆怅和羁旅中的思乡。一旦步入仕途，便身不由己地在宦海中沉浮，“一朝牵世网，万里逐波潮”是其宦游生活的真实写照。“万寿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深刻反映了隋代文官的独立意识以及与武官之间的格格不入。另一位文人裴矩“及长好学，颇爱文藻”，成为隋代的一位文官，曾任给事郎、民部侍郎、内史侍郎等职。他的为官生活是一种典型的宦游生涯。曾“奉诏巡抚岭南”，但未行而吴越之地叛乱，往岭南的道路被阻断，他率军平之，救广州之围。炀帝时，奉命往西域外商云集的张掖掌管贸易，并从诸胡商处打听“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3卷。他还“从帝巡于北塞”，“从幸江都宫”^[2]。裴矩为官宦游，活动范围十分广泛，向北及突厥领地，向西及张掖，南至广州，东抵扬州，足迹遍及中国，沿途观风巡俗，游山玩水，既完成了公干，又进行了旅游。

唐代以降，科举制盛行，文官多为进士出身。在宦游生涯中，文官且宦且游，留下了许多旅游足迹和旅游文学作品。进士陈子昂，曾任右拾遗。在仕途生活中，游历了很多地方，曾从四川出巫峡，沿江东下，过湖北荆门时，有感而吟，成《度荆门望楚》一诗：“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随武修宜征契丹，“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写下了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中宗景龙初进士及第的张九龄，玄宗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为官同时，游览山水，怡悦性情。曾游庐山，作诗记游。著名诗人王维，开元九年进士，宦游生涯比较曲折。初任大乐丞，后贬济州司仓参军，复擢为右拾遗，转监察御史，曾奉使至边塞，在凉州河西节度使幕兼判官。安史之乱后在长安任伪职。乱平，降职。官终尚书右丞。晚年信奉佛理，在终南山和辋川别墅过着半隐生活。在宦海沉浮中，他始终不忘对自然之美的追求，不断地游览山川景物，并用自然洗练的语言，创造鲜明的诗意境界，把山水风景描写得意境悠远。《山居秋暝》就是他对秋山旅游后的吟咏之作，把新雨后的晚间秋景、山水风物描写得似画又胜似画，生动有趣。他的《终南山》则描写了游览秦岭后的印象和感受：“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他在南京旅游时，游玩了秦淮河的支流青溪，赋《青溪》诗一首：“言入黄花川，每逐青溪水。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我心素已闲，清川淡如此。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矣。”晚年居关中蓝田县的辋川别墅，漫游四周景物写成《辋川集》，共有20首旅游诗。原集有序文道：“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戴叔伦是贞元进士，曾任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游兰溪时，写下了“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的优美诗句。此外，那些非进士出身的文官，受时代的影响，仍然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如唐代文官段成式，是靠荫袭步入仕途的。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官至太常少卿。家中藏书甚多，人又博闻强记，著有《酉阳杂俎》等书。他是一位且宦且游的旅游爱好者。据《唐语林》卷2载：

段郎中成式，博学文章，著书甚多。守庐陵，尝游山寺，读一碑，二字不过，曰：“此碑无用于世矣。成式读之不过，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二字遍问人，果无知者。连典江南数郡，皆有名山：九江匡庐、缙云烂柯、庐陵麻姑。前进士许棠寄诗云：“十年三领郡，领郡管仙山。”庐陵时，为人妄诉，逾年方辨，乃退居于襄阳。温博士庭筠亦谪随县尉，节度使徐太师留在幕府，与成式尤相善。尝送墨一挺与庭筠，往复致谢，搜故事凡几函。

段成式的宦游生涯也是十分典型的。既有为官之迹，又有游山之趣，复有与友人之交游。诚为文官宦游之基本范式。宦游生活比较典型的还有沈既济，他在《任氏传》中讲述道：“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适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3]边游边谈天说地，各讲异闻。

宋代的文官宦游不逊于前代。宋进士梅尧臣曾于宋仁宗康定元年知襄城县，前往邻县游鲁山（一名露山），成《鲁山山行》诗以记游：“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苏舜钦《淮中晚泊犊头》：“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欧阳修《丰乐亭记》：“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并成《丰乐亭游春》一诗：“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晚年退居安徽颍州（今阜阳县），游颍州西湖，成《采桑子》词十首，其一云：“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栏杆尽日风。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张先以秘书丞知吴江县，后辟为永兴军通判，以尚书都官郎中致仕。晚年来往于杭州、吴兴间，过着优游的生活。张先86岁时在故乡吴兴度寒食节时写《木兰花》一词：“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 行云去后遥山暝，已放笙歌池苑静。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南宋朱熹称自己在与后任完成交接手续后，“即日出城，游山玩水”^[4]。

元代文官吴澂历任江西儒学副提举、翰林学士等职，后辞官归山讲学。他曾于宦游中遍历山川，并在《送何太虚北游序》中强调了游的重要意义。元代名士麻革一生爱游，“饱经穷极幽深”，后听友人说浑源景美，“独恨未尝一游焉”^[5]，最终登临了此山。元代文士虞集在《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记》中，表达了旅游怡情的观念：“明日登小孤山，观其雄特险壮，浩然兴怀，想夫豪杰旷逸名胜之士，与凡积幽愤而怀感慨者，登兹山也，未有不廓然乐其高明远大而无所留滞者矣。”

二、失意文官的边疆旅游

中国古代的边疆地区，历来是经济不发达、文化欠繁荣的地区，少有游人，而一些不得志的文人，为了求得功名，前往边疆地区从军或出使；同时，大量优秀的文官仅因政见不合等原因，被贬斥到这些地区，他们把先进文化和文明带到那里，既游览当地的山水风物，吟诗赋词，挥毫泼墨，把旅游主体的审美眼光投注到旅游客体身上，把诗词楹联镌刻在山石之上，使自然山水受到“人化”，成为审美对象；同时，又为当地留下了很多文化遗迹和人文景观，把中国古代旅游范围的边线扩展至当时的版图疆界。在边疆和僻壤从事旅游的文官，主要是不甚得志的边塞诗人和被贬失意的谪宦，因为独特的人生遭遇，他们游他人所未游，在古代旅游史上写下了重要的华章。边塞诗人投身军旅或出使边塞，足历北疆；谪宦则多被贬南部边穷地区。他们的旅游活动，使古代旅游范围在空间上向纵深发展。不得志的文人，常铤而走险，到北部边疆从军和出使，以求博得功名。正如高适在《送蹇秀才赴临洮》说的那样：“怅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犹思阳谷去，莫厌陇山高，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料君终自至，勋业在临洮。”高适早岁家贫，客游梁宋间，落拓失意后举有道科，授封丘尉。后曾参加河西节度使幕府，游览了西北边塞的雄旷风光。他常“残更登陇首，远别指临洮”。他还奉使出游蓟北。作为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王之涣“歌从军，吟出塞……传乎乐章，布在人口”^[6]。他的《凉州词》描写了西北边塞风光。岑参北游河朔，曾两度从军，充安西节度使掌书记及安西北庭节度判官。他对北疆“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和“平沙莽莽黄入天”、“火云满山凝未开”的独特景色作了生动的描述。

谪宦则多被贬于南方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如柳宗元之被贬永州和柳州、韩愈之被放阳山和潮州、苏轼之被谪惠州和儋州等，均对当地的山川秀色作了游览和描述。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谪宦，“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唐时，这里是边穷地区。柳宗元在这里旅游山水，保持着对自然的贴近。他曾游览了愚溪，对愚溪及其附近的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八处景物均一一作了观赏，并作《八愚诗》，刻于溪石之上。他还写了一篇《愚溪诗序》，描绘了此地的特异景色：“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峻急多坻石”，“幽邃浅峡”，并用旅游者的主观意识审视这些景物，把作者因贬谪后所产生的悲观低沉的情绪投射在这些景物身上，使愚溪也似乎成了“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的对象了。最后，柳宗元从悲观中超脱出来，产生了摆脱尘世的烦恼、回归自然的念头，于是愚溪也随之具有了拟人化的品性，而与作者浑然一体，同归自然：“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莫我知也。”从逆境中挣脱出来，是谪宦在旅游时产生的另一种情绪。宋代苏轼被贬广东惠州时，通过旅游来调节自己的心情。他曾于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幼子苏过一起游增城的白水山及山上的佛迹院，并洗了温泉澡。“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7]

谪宦的旅游，导致旅游客体或景观的扩充和增多。苏轼被贬海南后，生活环境更加恶劣，但他仍然尽游玩之适，曾游澄迈通潮阁。据《清一统志·琼州府·古迹》载：“通潮阁在澄迈县治西。宋苏轼尝憩其上，有诗。”谪宦的旅游遗踪，又成了后世的旅游景观。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除了文官宦游外，还有下层社会的商人远游、市民郊游和僧道云游等。

第二节　商品促进下的市民都市旅游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商业都市发展的重要时期。隋唐时期的长安，是国际大都市。晚唐迄宋，又处在“唐宋变革”时期，出现了里坊制崩溃、临街而市和市场繁荣、商品经济发展的格局，城市的宵禁逐渐解除，充满着喧嚣嘈杂、热闹拥挤的生活情调。无数外地商人和农民来到城市交换商品并顺便游览都市风貌，更有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摆摊和开店的“坐贾”，变成市民。面对日益喧嚣嘈杂的生活，市民们又产生了远离尘嚣，到郊外踏青、游湖的旅游冲动，于是都市旅游在“进”与“出”之间形成张力，并得以全面展开。

外地商人入城观览城市风景和民俗，以及本城市民到郊外旅游，是中国古代都市旅游的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交错的方面，构成都市旅游的全貌。外地人涌入城市，促成都市旅游的繁荣。宋代葛立方在《韵语秋阳》卷13载：“俗言：‘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言扬州天下之乐国。”这是外地人携巨款到扬州去消费、潇洒和进行都市旅游的表现，并且已成为当时旅游的时尚。

本城市民暂离喧嚣和工作的旅游，一般到本城郊外进行休闲活动，或在城内特定的节日纵游放松，形成以近游为主的特征，其内容包括踏青、游湖和节庆娱乐活动等。王禹偁在《李氏园亭记》中赞赏近游“游赏兼息，近而不劳”。隋唐五代宋元的首都，其附近各有一个旅游胜地供市民游览，如唐朝长安的曲江池、北宋汴京的金明池、南宋临安的西湖，都是市民争往旅游的风景名胜。《醒世恒言》卷14专门就都城风景与市民旅游作过一番议论：

从来天子建都之处，人杰地灵，自然名山胜水，凑着赏心乐事。如唐朝便有个曲江池，宋朝便有个金明池，都有四时美景，倾城士女王孙，佳人才子，往来游玩。天子也不时驾临，与民同乐。

隋、唐时期的首都长安，其市民在休暇或节庆之时，会从事近游和郊游活动。隋代刘彧上奏称“窃见京邑……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内外共观，曾不相避”，^[8]反映了当时长安和洛阳市民游乐的盛况。

唐都长安市民的都市旅游，一般是郊游，且常在春天进行。《唐诗纪事》卷13载，贾曾陪皇帝郊游，作《奉和春日出苑瞩目应令》诗，其中有“彤闱晓辟问安回，金辂游春博望开”两句。“游春”即踏青旅游，专在春天出城赏景。《开元天宝遗事》谓：“长安春时，盛于游赏。”^[9]在长安的郊游中，曲江池的旅游最为繁兴。曲江池原是长安城东南的一条小运河的一段，经玄宗修浚开凿后，成为风景旅游区，烟水明媚，花木茂盛，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附近还有一个名为乐游园的小山。曲江池成为市民旅游的胜地。杜甫《丽人行》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李商隐曾“驱车登古原”。李濬还记载了一起发生在曲江池的旅游趣事：

曲江池本秦时岂洲，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锡宴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

裴休廉察宣城，未离京，值曲江池荷花盛发，同省阁名士游赏。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随以小仆。步至紫云楼，见数人坐于水滨，裴与朝士憩其旁。中有黄衣半酣，轩昂自若，指诸人笑语轻脱。裴意稍不平，揖而问之：“吾贤所任何官？”率尔对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广德令。”反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狈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抚掌大笑。不数日，布于京华，后于铨司访之，云：“有广德令请换罗江令矣。”^[10]

这是两位即将前往宣城赴任的官员——宣州观察使和他的未来属员广德县令，他们在美丽的曲江不期而会，可惜由于下属的无礼，使相会变得不甚愉快，下属自己也十分尴尬。

除了东南外的曲江外，唐代长安的东郊旅游也十分兴盛。长安郊游风景区主要是长安京兆府所属的万年县乡里所在地，以及昭应、蓝川等县部分地界，大致范围是东至临潼骊山温泉和华清宫一带；西至唐长安外郭城的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一线的东面城墙；南至浐河；北至皇家禁苑。东郊的风景名胜包括山川、宫阙、寺观和私家别业，有后世文人所称诩的“骊山晚照”、“灞柳风雪”和“八水绕长安”中的浐河、灞河等。^[11]在东郊，除了皇帝的离宫禁苑外，还分布着很多皇家贵族和高官的私家园林别业，不仅建筑规模宏大，而且布局合理，结构别致，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是长安上层市民的度假和旅游胜地。唐高宗女儿太平公主的别业南庄，是士大夫们十分向往的旅游景点。沈佺期曾往一游，赋诗称赞道：“主第山门起灞川，宸游风景入初年。凤凰楼下交天仗，乌鹊桥头敞御宴。往往花间逢彩石，时时竹里见红泉。”^[12]李乂在其《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诗中对在这里的旅游生活也有描述：“平阳馆外有仙家，沁水园中好物华。地出东郊回日御，城临南斗度云车。”韩愈也来游玩过，在《游太平公主山庄》中颇有赞叹：“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　。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太平公主山庄从东郊灞川一直到终南山麓，可见占地面积很广，台榭宫观竟有与城阙争辉之势。除了皇族别业外，东郊还有官僚所建的私人别业，如韦嗣立的“骊山别业”（也称“逍遥谷”）。据史载，他“尝于骊山构营别业，中宗亲往幸焉”，并封韦嗣立为逍遥公，“名其所居为清虚原、幽栖谷”。^[13]张说、张礼都曾来游访。李公别业也十分迷人。楼颖在《东郊纳凉忆左威卫李录事收昆季太原崔参军三首》中介绍道：“仆三伏于通化门东北数里避暑之地，地即故倅天官顾公之旧林，今贰宰君李公之别业。右抵禁御，斜界沁园，空水相辉，步虹桥而下视；竹木交映。”园林中的池沼可以泛舟游览。唐卿山亭也是私人别业，宋之问曾陪武驸马来此游宴：“骏马香车，出东城而临甲第。林园洞启，亭壑幽深，落霞归而叠嶂明。”^[14]

长安东郊灞桥一带，风景绝佳，每至初春，两岸柳絮纷飞，成为长安人送别的最好地点。夏天降临，东郊又成为市民避暑纳凉的上乘去处。楼颖的《东郊纳凉忆左威卫李录事收昆季太原崔参军三首》谓：“纳凉每选地，近得青门东。林与缭垣接，池将沁水通。枝交帝女树，桥映美人虹。想是忘机者，悠悠在兴中。”秋天这里也是人们寻景之处。白居易在《城东闲游》中称：“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灞桥为东出长安的必经门户，官方设有驿站，官员、市民、商人往来不绝，带动了民间旅馆、酒楼等商业服务的发展，形成了丝竹、歌舞纷呈的热闹景象。杜颜在《灞桥赋》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亦载：“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数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为行人解之，故路人号为歇马杯。”

唐代其他城市的旅游，虽不如长安发达，但并未间断。白居易在《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诗中，反映他在苏州郊游时的情景：“仙亭日登眺，虎丘时游预。”

五代北宋时，政治中心东移，首都建于开封，号称汴京，城市功能已从单纯的政治型变为政治、文化、工商综合型。如果说唐以前的市民多是政府官员及其家属的话，那么两宋时期的市民增加了大量的工商服务业者。《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及《梦粱录》反映了宋代城市的繁荣和发达，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以经商为主的市民的旅游，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北宋的金明池成为市民旅游的风景名胜。明代小说《警世通言》卷30《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以北宋汴京金明池为创作背景，描绘了市民的旅游盛况。小说称，开封府员外吴子虚有一位风流博浪之子吴清，与宋朝皇室赵八节使的两个儿子相好，一日赵家二位公子前来拜访吴清，对吴清说：“即今清明时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阗，游人如蚁。欲同足下一游，尊意如何？”吴清自然愿往。于是有了下面的场景发生：

小员外（吴清）便教童儿，挑了酒樽食罍，备三匹马，与两个同去。迄逦早到金明池。陶谷学士有首诗道：“万座笙歌醉后醒，绕池罗幕翠烟生。云藏宫殿九重碧，日照乾坤五色明。波面画桥天上落，岸边游客鉴中行。驾来将幸龙舟宴，花外风传万岁声。”三人绕池游玩，但见：桃红似锦，柳绿如烟。花间粉蝶双双，枝上黄鹂两两。踏青士女纷纷至，赏玩游人队队来。三人就空处，饮了回酒。吴小员外道：“今日天气甚佳，只可惜少个侑酒的人儿。”二赵道：“酒已足矣，不如闲步消遣，观看士女游人，强似呆坐。”三人挽手同行。

这是一幅热闹、鲜艳的都市旅游风俗画。

南宋偏安临安，使杭州迅速发展成为繁华之区，市民旅游重心在西湖。吴自牧《梦粱录》卷2《清明节》：“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则就名园芳圃，奇花异木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　酒贪欢，不觉日晚。红霞映水，月挂柳梢，歌韵清圆，乐声嘹亮，此时尚犹未绝。男跨雕鞍，女乘花轿，次第入城。又使童仆挑着木鱼、龙船、花篮、闹竿等物归家，以馈亲朋邻里。杭城风俗，侈靡相尚，大抵如此。”

除了首都外，两宋时其他都市的旅游也十分繁盛。如北宋的重镇洛阳，以种植牡丹闻名于世，故有游览和观赏花卉的传统。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风俗记》中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负担者”显然是指小商小贩，正是洛阳的普通市民。洛阳的造园和游园之风也很兴盛。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湖园》中描写道：“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予尝游之，信然。在唐为裴晋公宅园。园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盖旧，堂盖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盖不足，胜盖有余也。其四达而当东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湖之右者，迎晖亭也。过横池，披林莽，循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修然者，环翠亭也。渺渺重邃，犹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昼眩，青苹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其不可殚记者也。”苏辙对洛阳的都市旅游作过一番介绍：“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坛、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伊、洛、瀍、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15]北宋诗人韩维在西京洛阳曾受到晏殊的宴请和招待，留宿西京留守府，在游览东池后写诗一首《宿西京府署晚游东池》：“牢落悲春事，萧条作晚游。清光溢平沼，凉思近高楼。碧树森将合，朱栏渺若浮。公来慰羁寓，华月许移舟。”^[16]当时著名的学者邵雍在观赏了洛阳的牡丹花市后，写下了《看花四绝句》：“洛阳相望尽名园，墙外花胜墙里看。手摘青梅供按酒，何须一一具杯盘？”“洛阳相识尽名流，骑马游胜下马游。乘兴东西无不到，但逢青眼即淹留。”“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阴中千万家。谁道群花如锦绣，人将锦绣学群花。”“南园桃李近方栽，浇水未干花已开。山果野蔬随分有，交游不厌但频来。”^[17]又在与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一起赏花后，写下了《和君实端明洛阳看花》诗：“洛阳最得中和气，一草一木皆入看。饮水也须无限乐，况能时复举杯盘。”“洛阳花木夸天下，吾辈游胜庶士游。重念东君分付意，忍于佳处不迟留。”“洛阳交友皆奇杰，递赏名园只似家。却笑孟郊穷不惯，一日看尽长安花。”“南园一色栽桃李，春到且图花早开。多谢主人情意厚，天津客不等闲来。”

元代的都市旅游，表现在大都、扬州、杭州、泉州等城市旅游的盛行上。《马可·波罗游记》有生动的记录，如该书记录了元人游杭州西湖时的情景：“湖中还有大量的供游览的游船或画舫，这些船长约十五至二十步，可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所以航行时不至于左右摇晃。所有喜欢泛舟行乐的人，或是携带自己的家眷，或是呼朋唤友，雇一条画舫，荡漾水面。画舫中，舒适的桌椅和宴会所必需的各种东西一应俱全。……船身两侧都有圆形窗户，可随意开关，使游客坐在桌前，便能饱览全湖的风光。这样在水上的乐趣，的确胜过陆地上的任何游乐。”^[18]由此可以想见其他城市的旅游情况。

第三节　教徒、商人和使者的远行与国际旅游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交通方便，人们可以经由陆上丝绸之路通向西域和世界，而外国旅行家则可以逆向进入中国。元代，整个欧亚大陆被统一，通向欧洲的北方草原之路畅行无阻，方便了罗马教廷的使者和教徒以及商人来到东方。五代和两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又促使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是僧人、天主教士、商人和使者开展国际旅游的时代，也是进行航海旅游的时代，在中国旅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一、僧人求法传经与海陆国际旅游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首先值得介绍的是佛教徒的国际旅游和航海旅游。文官宦游无论怎样繁兴，也都只是在中原和边疆旅游，而跨国和航海的旅游，则由佛教徒和商人来实现。这是因为这些人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故能成就主流社会成员所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有人统计，从陆路前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公元3—4世纪有7人，5世纪有61人，6世纪有14人，7世纪有56人，8世纪有32人。从公元3至8世纪，共有170人不顾安危，远涉险阻到西天求经，然而平安返回的只有43人，大多数人长眠于沙漠和雪山。在他们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玄奘的长安—西域—印度—西域—长安的陆路国际大旅游。此外，还有高僧从海路到国外传播佛学，如鉴真东渡日本的航海国际旅游，这些旅游事迹均名垂史册。僧人的云游活动在此时期真可谓大放光彩。

玄奘（602—664年），俗姓陈，名袆，号三藏法师，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偃师市南）。11岁（一说13岁）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为僧。时值隋末战乱，他避难来到长安，为拜师学佛，又经汉川抵达成都。数年后，又出川东游至荆州，折而北上至相州、赵州，再返回长安。他在国内东西南北各处奔波，翻山越岭，具有不畏艰险的求真精神，为他日后前往西天取经打下了基础。

唐太宗时期，玄奘有感于国内佛学各派众说纷纭，为了到印度取回真经，踏上了艰难而危险的征程。这次旅行可谓一波三折。当时突厥控制了北方草原和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地段，新兴的唐王朝禁止国民私自出国旅行。玄奘向太宗表请西行，未获批准。然而，玄奘还是于贞观元年（一说三年）“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从长安出发，经过兰州到达凉州，凉州都督李大亮强令玄奘返回长安。但当地慧威法师却令徒弟慧琳、道整二人秘送玄奘出境。他们昼伏夜行，来到瓜州，而捉拿玄奘的公文正好递达，但州吏李昌赞同玄奘的求法宏愿，私放玄奘赶快前行。玄奘所乘马匹倒毙，便买了一匹老瘦赤马，在新收徒弟石盘陀陪同下继续前进，而慧琳、道整二人不愿远行，已折回凉州。

玄奘二人乘夜偷渡玉门关，被哨兵发现，差点被箭射中。校尉王详劝玄奘到敦煌修行，但玄奘表示宁可受刑，也不愿在此停留。王详只得放行。然而，徒弟石盘陀却持刀威胁玄奘放他回去，玄奘只得孤身一人冒险前进。经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长达八百里的莫贺延碛（也叫沙河）时，迷了路，牵马饮水时，行李也全掉入水中，在短暂的动摇后，他不改初衷，继续西进。途中，白天黄沙弥漫，晚上骨骸的磷火闪烁，令人毛骨悚然。玄奘曾经五天四夜滴水未进，干渴难忍，幸亏马发现了水草，才走出流沙，到达伊吾（今哈密），随后来到高昌，受到国王麹文泰的热情接待。高昌王用扣留的方式想留他在当地传教，但玄奘用绝食的方式加以拒绝。国王深为感动，不仅放他西行，还给他配备了4个徒弟，30匹马和25个仆役，并写了24封公文给途中的官员要求关照。

玄奘一行西行至屈支国（即龟兹，今库车县之轮台），遇大雪封路，逗留两月。然后翻越葱岭北边的冰山，山上积雪终年不化，玄奘等人晚上就卧冰休息。经过7天跋涉才下了山。三至四成的同伴死在途中，牛马死得更多。他们继续西行，经赤建国（今塔什干）至飒秣建国（也叫康国，今撒马尔罕城东）。这里的居民不信佛教，想用火烧玄奘的徒弟，幸好国王及时制止，使玄奘等人顺利通过。在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玄奘一行留住一月有余，学习佛经。随后，玄奘等人从东南翻越六百里的大雪山，进入梵衍那国（今阿富汗巴米扬），翻越黑岭，进入北天竺境内。

在西行过程中，玄奘等人屡遇强盗，财物尽遭劫掠，同行者绝望悲号，他却劝慰和鼓励众人继续前进。沿恒河前进时，遇一伙强盗，认为玄奘适于祭祀突伽天神，便将他绑上祭坛，正在这时，狂风突起，吹折树干，强盗惧而释之。玄奘一行迤逦南行，瞻拜圣迹，来到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和伽耶地区），进入著名的那烂陀寺，在百岁高僧戒贤门下受学五年，钻研佛经。然后遍游五天竺各地，向东最远到达了迦摩缕波，向南最远到达达罗荼，向西最远到达了阿点婆翅罗。每至一地，玄奘都访谒名僧，寻求梵本，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声震天竺。当时称霸五天竺的戒日王听说后，特来拜访，并于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举办大法会，五天竺的18位国王均来参加，大小乘教的高僧及婆罗门等7 000余人亦来出席。玄奘受请为法会的论主，宣扬大乘佛学思想，结果18日都无人敢来发难。会后，玄奘决意东归，戒日王见留不住，便再邀18位国王于首都钵罗那迦城，举行75日的无遮（布施）大会，隆重地为玄奘饯行。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向戒日王等人辞行，经由天山南路的于阗、楼兰回到长安，受到了大唐王朝官民的狂热崇拜，“道俗奔迎，倾都罢市”，李世民敕命宰相房玄龄率文武百官出面欢迎。

玄奘西行全程五万余里，在印度游学17年。所撰《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今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138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其中110国是玄奘亲历的，28国是他听闻的。这部游记对于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历史和地理的研究，有重大的、无可取代的价值。

除了玄奘陆上西行跨国旅游外，唐代的高僧还多次从海上出国旅行，在中国国际旅游和航海旅游史上写下了壮丽篇章。义净、鉴真和尚就是其中之二。

义净（635—713年），俗姓张，字文明，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一说为齐州人，即今山东济南）。7岁时，父母将他送入齐州西南土窟寺学习，14岁出家，从慧智禅师受具足戒。后前往东都洛阳学习佛法，发现这里教派众多，观点歧异，便西行至长安学习，但仍然有许多疑惑未解，于是决定前往天竺取经求法。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因西域动乱而受阻，且吐蕃道更加艰险，因此打算从海路前进。当时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南亚、西亚各国前来贸易的海舶云集于此。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义净在长安与同道处一、弘祎相约东下广州，但处一因母年事已高作罢，弘祎至江宁而中止。义净途经丹阳时，玄逵加入同行。咸亨二年秋天，义净在扬州遇见将赴龚州（今广西平南县）上任的州官冯孝诠，后者邀其同至广州，并给予资助，还与波斯船主商定，同意义净等人搭船前往天竺。广州港停泊着婆罗门、波斯、狮子国、大食等国的海船，形体较大，船深约六七丈。在等船期间，义净返回齐州告别慧智，再回到广州。

这年的十一月，义净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同行者只有徒弟善行，其他人因故退缩。在海上航行20天后，他们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在此学习声明学（音韵学）半年。善行因病回国，义净只得孤身乘船前行，于咸亨三年五六月抵马来半岛南端的末罗瑜国，再经羯荼国，到达裸人国，向西北航行半月后抵达东天竺的耽摩梨底国，与已在那里多年的唐朝僧人大乘灯相遇，于是向他学习梵语一年。大乘灯原籍爱州（今越南清化），幼时随父母迁往杜和罗钵底国，出家后来到长安从玄奘受学，在乘船前往天竺，途经耽摩梨底国时遭劫掠，被迫滞留12年。耽摩梨底国离中天竺的那烂陀寺已不是很远了，但途中常有强盗袭扰。义净等来了一个机会，几百名商人前往中天竺，义净与他们结伴而行。然而义净途中不幸染病，“身体疲羸”、“孤步险隘”，落在队伍的后面，遭到强盗打劫，受尽凌辱，几乎丧命，但义净仍然坚持信念，赶上了商队，来到了心中的圣地那烂陀寺。义净以那烂陀寺为起点，北行至毗舍离国，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又西南行到波罗奈城东北的鹿苑鸡岭，然后重回那烂陀寺，向著名僧人宝师子和智月等学习佛教经典和各种学问，翻译佛经，了解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前后共历11年。武周垂拱三年（687年），义净踏上归途，再次经过室利佛逝时，停留两年多时间进行翻译和著述。其间他曾随商船回到广州寻找纸墨和书手，并于当年返回室利佛逝。天授二年（691年），他先派大津将翻译的佛经和著述《南海寄归内法传》等送回国内。证圣元年（695年），义净携弟子贞固和道宏，离开室利佛逝从海路回国。抵达洛阳时，受到盛大的欢迎，武则天不仅派使者前往迎接，而且亲自率文武百官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诏命义净住洛阳佛授寺。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义净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享年79岁。

另一位在海上从事国际旅游的僧人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在大明寺出家，18岁时由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岸律师授菩萨戒。曾云游长安﹑洛阳，27岁时重回扬州，修寺塑像，宣讲律藏。40余年间剃度僧人4万余人，被尊为授戒大师。当时日本佛教戒律不备，急于寻求授戒高僧。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访求十年后，于天宝元年（742年）到达扬州，决定邀请鉴真去日本传授戒律。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不顾弟子们劝阻，决意东渡。在10多年间，共有六次东渡，最后才获得成功。

鉴真的六次东渡过程历尽波折。第一次东渡是公元742年冬，鉴真与弟子21人在4名日本僧人的陪同下，在扬州附近的既济寺造船。因同行徒弟道航开玩笑惹恼了僧人如海，后者便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欲与海盗勾结，将攻扬州。地方官淮南采访使班景倩迅即拘留了所有僧众，并限令日本僧人即刻回国。第二次东渡是公元744年，鉴真与潜藏下来的荣睿、普照等100余人再次扬帆出发，船舶在长江口被风浪打翻，将船修好再次出海，不料又被大风刮至舟山荒岛，5日后获救，被送往明州余姚（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休息，越、杭、湖、宣等州的寺院乘机邀请鉴真讲法，东渡事被迫搁置。第三次东渡，当鉴真结束巡回讲法后，在阿育王寺做准备时，越州僧人为挽留鉴真，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引诱”鉴真东渡，于是官府将荣睿械送杭州。荣睿途中佯装“病死”，逃了回来。第四次东渡，鉴真等人准备从福州买船出海，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送回扬州，原来是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的。第五次东渡是公元748年，荣睿、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促请鉴真东渡。鉴真便率僧人、工匠、水手等35人，从崇福寺出发，由长江入海，鉴真一行为等顺风，在舟山群岛停留数月。刚入东海，船便遭到北风狂袭，连续漂流16天才登上陆地，后来竟漂流至振州（今海南三亚），不得不入住当地大云寺。一年后，鉴真北返，经过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崖州（今海口）、雷州、梧州到达始安郡（今桂林），在这里的开元寺住了一年，被迎往广州讲法，途径端州（今肇庆）时，荣睿在当地龙兴寺病故。在广州，鉴真意欲前往天竺，被劝阻。夏天来了，鉴真动身北上，经过韶州时，普照告辞，鉴真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然而，由于水土不服和旅途疲劳，鉴真双目失明。越过大庾岭时，大弟子祥彦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坐化，鉴真悲痛之余，继续北行，经过庐山、江州（今江西九江）、润州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回到扬州。第五次东渡，由于鉴真游遍半个中国，声名大振，于是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于唐天宝十二年（753年）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一同东渡。当时唐玄宗本欲派道士前往日本传教，为日本所拒，于是禁止鉴真出海。鉴真秘密乘船来到苏州黄泗浦，转乘遣唐使大船，一行共24人。十一月船队扬帆出海，普照也从余姚赶来同行。是月下旬，鉴真所乘舟船与晁衡等人所乘舟楫失散，十二月初所剩两船中又有一艘触礁，直到公元754年1 月17日（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鉴真所乘的船舶终于抵达日本萨摩国川边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县川边郡秋目浦）。一个多月后，鉴真等人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中进入首都奈良。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这时，鉴真等人已经为东渡奋斗12年了。日本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日本人尊称他为“过海大师”，他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

在玄奘、义净西天求法的同时，唐代还有不少僧人前往天竺取经。根据义净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来看，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年）的40余年间，共有玄照、道琳、木叉提婆和慧琰等57位僧人前往天竺游历和取经，这些僧人包括今属朝鲜的新罗、高丽，今属越南的交州、爱州等地的僧人。这些僧人中，有20余人是通过吐蕃道去的天竺，30余人是经广州航海前往。

宋代仍有中国僧人不顾险阻前往国外从事宗教传播和旅游，兰溪道隆就是其中之一。兰溪道隆（1213—1278年），俗姓冉，是四川人。13岁出家，曾拜无准、痴绝道冲和北涧居简等为师，后住宁波天童寺。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兰溪道隆带领弟子义翁、龙江等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前往大宰府，住福冈筑前圆觉寺，移住京都来迎院，后开创建长寺，为建长寺第一代住持。日本第八十八代后嵯峨帝，听说兰溪道隆的佛学深厚，便召入宫中，听其说法。兰溪道隆上殿后唱出一偈云：“红稀绿暗春将暮，欲问春归那一方；戏蝶尚贪残蕊蜜，狂蜂犹恋故园香。新池莲挺玉钱细，古岸柳飞金线长；莫谓兰溪不分付，谁家好子肯承当。”嵯峨帝以为善，敕住京都建仁寺，后移住建长寺。有人向幕府进谗，使兰溪道隆在日本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尽委屈。兰溪道隆被调往山梨甲斐，但他依然弘法不辍，受到日本僧人和俗众的欢迎，纷纷前来归依。道隆大师自明其志道：“我为弘法，逾海入国。得周旋皇，未遑诱导遐陬。今罹谗至此，天龙岂有意？”住三年后仍回建长寺。但谤议仍然不断，又被迫移往山梨甲州。事实真相大白后，请住寿福寺，仍归建长寺居住。公元1278年因病圆寂，终年66岁。日本天皇敕赐“大觉禅师”称号，为日本禅师尊号之始。门下弟子有苇航、桃溪、无及和约翁等。

此外，佛教信徒的旅游也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金朝潞州民女、佛教信徒崔法珍，断臂劝募，刻印大藏经《赵城金藏》（今《中华大藏经》的底本）近7000卷。据《赵城金藏》的跋文年序中知，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为了劝募信众捐资刻经，崔法珍自断一条胳膊，从山西河津出发，过黄河，到秦地白水、昆沙镇、蒲城，后又返回晋南，历太平、解州、安邑、夏县、翼城、猗氏、荣河、万泉、临汾等地，后又南行至芮城、平陆，旁涉晋东南的潞州、长子等地。她像苦行僧那样在深沟大壑和荒村野岭中行走，无论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都不懈地行走和劝募，终于感动了很多信众，他们纷纷施舍钱财、牲口和布帛，有的甚至倾其所有捐助。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劝募完成，共经历了24年。至皇统十八年（1178年），在山西解州（今运城市解州镇）静林山天宁寺终于刻成了达6000多万字的《赵城金藏》。崔法珍将印本送到金中都（燕京），受到了金世宗的接见，并在圣安寺设坛为她授比丘尼戒（即尼姑），后被赐封为紫衣宏教大师。

正是这些“无父无君”的僧人，才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超越传统社会的冒险精神，在宗教意识的支配下，冒着风浪和海波，前往海外取经和传道，创造了中国旅游史上的辉煌篇章。

二、商人与使者的国际旅游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隆盛时期，特别是“唐宋变革”所带来的商品经济繁荣局面，导致商人旅行频繁和商务旅游发达。如著名的南京长干里便是以商人远游经商而出名的。李白在其《长干行》中以一位少女思念远游经商的丈夫的口吻说道：“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反映商人出门之久及行程之远。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记述了一位愁闷的少女，她的丈夫就常外出商游：“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宋代商务旅游更趋频繁。《梦粱录》卷13称：“今诸镇市，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与内陆商务旅游相比，中国的国际商务旅游影响更大，商人们离乡远行，乘风破浪，远达波斯湾和东非海岸，将闻名世界的中国产品丝绸、茶叶和瓷器行销各地。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许多国家派使者来华，中国也相应地派出了使臣，使这一时期出使旅游也相应兴盛。在此背景下，陆海丝绸之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隋唐初期，北方草原被强大的游牧政权突厥所控制，丝绸之路一度中断，但太宗李世民时代，唐朝击溃了突厥，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保证了中国和阿拉伯商人的来往和旅行。然而，自唐朝衰落和灭亡后，直到元朝的建立，丝绸之路中断达三个半世纪。蒙古汗国和元朝建立后，陆上丝绸之路重新打通，特别是草原丝绸之路，更是畅通无阻。

在陆上丝绸之路时断时续时，中原王朝为了生存和发展，转而向南开辟海上丝绸之路。隋炀帝重视开辟海上新航路，以广州为起点，沿安南（今越南）海岸航行，通过真腊海岸，到达马来半岛北部东岸。唐贞观年间，每年来广州的阿拉伯等国商船多达40艘。当时唐朝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形成了6条定期航路，其中2条是由中国商船使用，另外4条分别为波斯商船、阿拉伯商船、锡兰婆罗门商船和遣唐使船专用。其中有一条航线自广州起程经过南海、印度洋和波斯湾达于非洲东海岸各国，途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路。唐代中后期，广州拥有能制造楼船、斗舰等船舶的规模巨大的造船业，外国人所著的《中国印度见闻录》称“只有庞大坚固的中国渔船，才能抵御波斯湾的惊涛骇浪，而畅行无阻”^[19]，因此外国商人皆爱搭乘中国商船。宋代，广州的造船业规模更大，所造海舶可载数百人，甚至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中国的海船还安装了世界最先进的指南针作为导航仪器。元代，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所造海船船体巨大，适合远洋航行。至正六年（1346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在泉州“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所有艟克都挂着3至10扇帆，载海员600人，战士400人，尾随柴水供应船3艘。这些艨艟巨舰多由刺桐港打造。马可·波罗在泉州见到了以下景象，“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扬九帆”，“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政府还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广州建造了可远航爪哇（印尼）的大船500艘。大船可载上千人，共四层，卧室、客厅、货仓、厕所一应俱全，从广州航海可通向140余国，其中三条航路比较固定：一条通向爪哇北岸；一条通向地中海亚平宁半岛，一条通向非洲东岸。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决定对海外贸易实行垄断，由政府提供船只和资金，招人经营外贸，所得利润政府分七成，承包人分三成，以此取代和禁止民间私自贸易，但无法做到对私人航海贸易的禁绝，故官方和民间的海外贸易和航海旅游都非常发达。

在从事远航和国际旅游的中国商人中，元代的汪大渊（1311—？年）是最著名的一位。但在他之前，中国人已经比较频繁地从事国际或航海旅游。天宝元年（751年）在唐朝与大食（阿拉伯）军队交战中被俘的杜环（杜佑之侄），在巴格达、摩洛哥等地游历了11年。对阿拉伯斋戒、禁酒、禁止音乐等风俗以及伊斯兰教的仪式作了考察，并看到过一些中国画匠、纺织和造纸工人在当地旅居和工作。杜环于宝应元年（762年）乘中国商船航海回到广州。宋代周去非在公元1178年撰著的《岭外代答》中描述过非洲东部沿海各国的情况，说明当时中国商人此前已到过那里。到汪大渊时，将这种国际旅游和航海旅游推向了高峰。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其身份史无明载，但据学者们的研究和分析，汪大渊应该是一位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外贸商人。由于本钱并不多，因此他没有自己的商船，而是搭他人的商船将自己的商品远销海外，旅行资费是自己筹借的。这从他在《岛夷志略》的自序“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中可以看出来。汪大渊到海外旅行，前后共有两次。张翥在《岛夷志略》序中称汪大渊“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第一次是至顺元年（1330年），年仅20岁的汪大渊来到泉州，游览了这个世界级的大商港，发现港湾里停着来自南洋、阿拉伯各地的大小商船，看到有着各种肤色和讲着各种语言的外国商人、水手和使臣来来往往，摩肩接踵，见到中西奇货异物堆积如山，琳琅满目，深深触动了汪大渊的好奇心、发财梦，决心随船远航。于是他从泉州搭乘商船向大海深处进发，经过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于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夏秋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航行范围主要在印度洋及其周边。第二次是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年）冬，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发，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和今澳大利亚，历时2年，于至元五年（1339年）秋天返回泉州。航行范围主要在南洋各地。汪大渊两次出海航行，游历南洋各岛和印度洋沿岸各地，远达东非海岸，范围之广是法显、玄奘和鉴真等人所未及的，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汪大渊第二次返航后，着手撰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途中所见所闻记载下来。正逢泉州路修方志，地方官员见其书大为赞赏，当即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后汪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而全本的《岛夷志》却因元末兵燹部分散失，明朝后完全失传，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岛夷志略》。《岛夷志略》共分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所见，涉及220余国家和地区。

在商人前往海外进行国际与航海旅游的同时，中国的使者也被派到海外，从事公务旅游活动。唐宪宗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从新罗出使回来，讲述他在航海旅途中的一段奇遇：“于海上泊洲岛间，忽闻鸡犬鸣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闲步，约及一二里，则见花木台殿，金户银阙，其中有数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啸自若。”张惟则知道这些公子身世奇异，请求谒见。诸公子问他从何来，他实言以告。诸公子回答：“唐皇帝乃吾友也，汝当旋去，为吾传语。”随即命一青衣人捧上一只金龟印，放进宝盒，授给了张惟则，对他说：“请将此送给皇帝。”张惟则于是将宝盒抱回舟中，但“回顾旧路，悉无踪迹”。^[20]这则故事充满了海外奇谈，但它证明了唐代使臣经常跨海出使的历史事实。北宋时，中国使臣也经常从海路出使朝鲜。神宗时，有一位使臣随从，名丰稷，字相之，明州鄞（今宁波）人，曾随从安焘出使高丽，“海中大风樯折，舟几覆，众惶扰，莫知所为。稷独神色自若”，使臣安焘赞叹道：“丰稷君的深沉和镇定，是无法测量的！”后来神宗召见丰稷，问他：“卿昔在海中遭风波，何以不畏？”丰稷答道：“巨浪连天，风涛固其常耳。凭仗威灵，尚何畏？”神宗大悦，将他提升为监察御史。^[21]北宋末，为了与新兴的金朝政权联合起来对付辽朝，宋金建立了海上之盟。在这段期间，宋朝派遣了一批批的使者，从山东半岛的登州渡海前往辽东。为避人耳目，只说派人到东北是为了买马，从事马政。当时的使臣都称自己航海很不容易，说“艰难险阻，始达其国”。但清代的昭梿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金朝当时已据会宁，今盛京诸地，俱为所有，“宋使自登州航海，可朝发而夕至，何艰难之有？岂政不识海道，故纡其路与？抑记事家之附会也”^[22]。其实，对于北宋末的使臣来讲，一向惯于陆行而不善于航海，有此感叹，也是人之常情。

三、外国人的来华旅游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隆盛时期，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各国使者、商人、学者、僧侣络绎不绝地梯航而至，促进了国际旅游和航海旅游的发展。日本先后16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出使，其留学生和僧人也不断到中国来学习。朝鲜、越南、爪哇等国不间断地遣使来华。阿拉伯、威尼斯等地商人先后来到中国，以香料、珠宝交换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织品。

到中国来游历的外国僧人，主要有日本的寂照、成寻等。寂照（962—1034年）是日本天台宗僧人，一作寂昭，为京都人，俗名大江定基、三河圣，世称文章博士。寂照与妻子感情很深，痛失爱妻后难以排遣，便出家为僧。师事寂心（庆滋保胤），又随源信学习台教，从仁海学习密教。此后游历各国。入宋要求获准后，于长保五年（1003年）乘船渡海来到北宋，拜谒了真宗皇帝，真宗赐以紫衣，并敕号为圆通大师。寂照来到天台山参访礼拜，并向方丈呈上日本源信和尚所托的天台宗疑问27条。当寂照打算东归日本时，被宋朝佛教界僧人所挽留。仁宗景祐元年圆寂于杭州，终年73岁。

稍后来到宋朝的日本僧人还有成寻。成寻（1011—1081年），俗姓藤原氏，7岁出家，也是日本的天台宗僧侣。延久四年（1072年）三月，60余岁高龄的成寻，率领弟子数人乘中国商人曾聚的商船进入北宋，在天台山和五台山等地游方求法，共一年零三个月，收获颇丰。后居汴京太平兴国寺传法院，与日称、天吉祥、慧贤、慧询等僧人翻译经书。因祈雨有功，成寻获赐“善慧大师”称号，并任译经场监事。成寻打算东渡回国，为神宗挽留，于是将所获佛书527卷，托弟子带回日本，呈献白河天皇，自己则留在宋朝。宋元丰四年（1081年）圆寂，享年71岁，敕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墓铭“日本善慧国师之塔”。成寻在世时，曾用汉文日记体撰成《参天台五台山记》，共8卷，464篇，记述他在宋朝旅游的经历。其中备述其航海时的艰辛。如三月十九日：“上帆，乱声击鼓，出船，爰东风切扇，波涛高猛，心神迷惑，不修行法，心中念佛。随波上下，船亦转动，波打上坏，上人涩损，坏载大船上，坏高五尺，海上至大船上六尺。敢不足言。予终日不食，圣秀、心贤、长明不觉醉卧，余人颇宜。予倚悬大袋，终日竟夜辛苦。”二十日庚子，天晴，“飞帆驰船，云涛遮眼，只见渺渺海，不见本国山岛。午时，比过高丽国耽罗山，予颇宜，少食了。三人重醉，同昨日，唐人中二人醉卧。申时，少雨下。入夜，不晴，不见星宿，只任风驰船，不知方角由唐人所申，终夜雨气不散，只以非大雨为悦，闻风浪声，犹如鸣雷”。可见成寻等人航海旅行之不易。在进入中国内地后，成寻一行前往天台山，据其载，五月十二日，“过十五里，午时至天姥。出钱百五十文，令吃酒十三人。过十五里，申时，过新昌县界，入台州天台县界，名关岭。高山顶夜。过关岭一里，至郑一郎家宿。七时行法了。于轿诵加经六卷”。十三日午时，“见赤诚山，山顶有塔。遥以礼拜智者大师入灭出，始以拜见，感泪难抑”。尽管成寻的汉语水平不高，但他的日记仍然记述了日本僧人航海和游历宋朝的艰难历程。

如果说日本僧人从东面来华的话，那么天主教士则从西方来到中国。无论是罗马天主教士还是日本僧人，都是到中国来的宗教旅游者。在马可·波罗前后到达蒙古的西方传教士、使臣和商人留有行纪的不下十人，不过，在汉文典籍中却很少记载。为了配合十字军东征，13世纪中叶，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法王路易九世，先后派出宗教使团前往当时处于极盛时期的蒙古金帐汗国，争取与蒙古人形成反穆斯林同盟。圣芳济教团的教士普拉诺·卡尔比尼一行沿北路前往蒙古。他们于公元1245年从法国里昂出发，穿过中欧和俄罗斯（金帐汗国属地），从中亚地区来到蒙古汗国首都哈尔和林，发现当地云集着各国使者4 000多人。1247年，卡尔比尼等人返回里昂，并向教皇递上有关蒙古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国家制度的报告。1252年，圣芳济教团的教士古尔奥修·鲁布鲁克一行横渡黑海，在克里米亚港口索达（今乌克兰苏达克）登岸，与同行者骑牛到达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再从里海边骑马到咸海边，然后过阿姆河向东行进，到达巴尔喀什湖，再沿准噶尔阿拉套山脉北麓一直走到阿拉湖，从这里到达黑额尔齐斯河谷，穿过大片沙漠终于见到蒙古人的驿站。最后他们在广阔的平原上看到了哈尔和林，发现它是一座由土城墙拱卫的城市，除了大汗的宫殿，还修有佛教庙宇、伊斯兰教寺院和基督教教堂。在这里，他们遇到许多欧洲的手工艺匠人。1255年，鲁布鲁克等人启程回国。他们指出，中国的东面濒临大海，西方古地理学所称的赛里斯和中国人，其实是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罗马教皇使者马黎诺里于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到达上都，向元顺帝献骏马。此事见于《元史》及元末人文集中，其马称为“天马”。在天主教使团来蒙古的同时，天主教士不断进入元朝。孟帖·科儿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留居大都三十余年（1294—1328年），据说曾劝说汪古部长阔里吉思归依天主教。和孟帖同来的佩鲁贾人安德鲁（Andrew of Perugia）曾在泉州当主教，在他的墓碑中证明了这一点。^[23]传教士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也曾来到中国游历。1292年，约万尼·蒙迪科维诺从霍尔木兹经海路旅行到印度的科曼德尔海岸，在那里居住一年。1293年，他由南印度沿海路航行到中国，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达35年。蒙氏在他寄回意大利的书信中，详细描述了旅游中所见的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商业贸易情况和出海航行感受。鄂多立克于1318—1330年在亚洲游历12年，有《鄂多立克游记》行世。他先从霍尔木兹到达印度的塔纳城（今孟买），游历了南印度海岸地区和锡兰岛。后来经苏门答腊、爪哇和马来半岛，进入南中国海抵达杭州，最后到达汗八里，旅居三年返回，从黄河中游地区到长江流域，抵西藏。游记详细记录了拉萨城的情况和游历中遇到的奇风异俗。1339年，法国人约万尼·玛里尼奥尼被教皇派往中国。1342年，他穿过亚洲大地抵达汗八里，居住传教四年后从刺桐泉州经海上丝绸之路经印度到霍尔木兹回国。

就在欧洲传教士、使团来华的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到中国从事商务旅游。早在唐代，中国的繁荣富强和对外开放的器量，吸引了大量国外商人来华旅行经商。据《大唐西域记》载，唐僧玄奘西行时，在路上看见“商旅商胡数十”同行。天竺僧人无畏三藏来唐时，也和“商旅同次”。到了蒙古汗国及其继承者元帝国时代，连通欧亚的草原丝绸之路被重新打通。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提到过“牌子”，这是元朝皇帝颁发的一种可以在蒙古帝国版图内自由旅行的通行证。因为蒙古势力抵达西亚，所以在中国与欧洲之间，持有这种牌子的商人可以直接来往进行贸易活动。来到中国的商人，以阿拉伯人为多。经商和游历是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义倡导的重要事务。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曾来到中国和印度旅行和经商。851年，他的旅游见闻被写成《苏莱曼游记》，记录了他从阿曼出发前往中国时所经过的岛屿，以及阿拉伯商人在广州侨居的情况。这是阿拉伯人关于中国和印度沿海地区的最早的记录。

此外，阿拉伯的学者也游历过中国。《古兰经》载有穆罕默德的话：“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引起了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向往。10世纪的历史学家、巴格达的旅行家马苏迪，有“阿拉伯的希罗多德”之称，曾游历中国、印度、锡兰、巴勒斯坦、埃及等国家和地区，将旅行经历撰成《黄金草地和钻石之乡》、《报道与观察》等游记。在《我的探险》中，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来到中国的阿拉伯旅游家还有伊本·白图泰，1304年生于阿拉伯帝国治下的丹吉尔城（今属摩洛哥）。1325年，开始了他的漫长的旅游行程。先到西亚、东非、东欧，到过伏尔加河下游的金帐汗国首都萨赖。在游历了撒马尔罕后，向南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1342年前往中国旅行，但在印度南部遭到抢劫，不得不渡海到了马尔代夫，在这里凑足了旅费后，才乘船来到斯里兰卡，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航行来到中国的著名港口泉州。在这里，他见到港口停泊着百艘大船和千余艘小船，外国商人蜂拥而至，而中国商人不断从这里扬帆远航。他从泉州游历到元朝首都汗八里（今北京）。又于1349年折回泉州，乘海船南行，经过斯里兰卡驶入阿拉伯海，循波斯湾，顺幼发拉底河到达叙利亚，经埃及返回故乡丹吉尔。他一生漫游了29年，在陆地和海洋上旅行长达2万余公里。晚年口述其游历见闻，由他人写成了世界闻名的《伊本·白图泰游记》。

四、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

在外国访华的人群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旅行家要属马可·波罗了。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公元1271年11月随父亲和叔父前往中国。在元大都，他们一行三人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和宠爱，均被委以官职，供奉朝廷。

在中国，马可·波罗对元朝的风土人情作了全面详尽的考察。他游览了元大都的宏伟城墙、整齐的街道和壮丽的宫殿，并对此赞不绝口。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指出：“（大都）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点明了大都城市规划和设计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与欧洲许多城市的街道多以河流走向而弯曲，或以教堂、皇宫为中心向外辐射大相径庭，因此使马可·波罗颇感新奇，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对于元朝的宫殿也有羡慕的表述：“大殿宽广，足容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他对北京的卢沟桥也作了考察：“自从汗八里城发足以后，马行10里，抵一极大河流，名称普里桑乾……河上有一美丽石桥，各处桥梁之美鲜有及之者。桥长三百步，宽逾八步，十骑可并行于上，下有桥拱二十四，桥角二十四，建置甚佳，纯用极美大理石为之，桥两旁皆有大理石栏，又有柱，狮腰承之。柱顶别有一狮，此种石狮巨丽，雕刻甚精。每隔一步有一石柱，其状相同，两柱之间，建灰色大理石栏，使行人不致落水。桥两面皆如此，颇壮观也。”由于记忆有误，将11个桥拱误称为24个。马可·波罗在其游记《汗八里之星者》一章中，对元大都的观象仪作了饶有兴趣的介绍：“彼等有一种观象器，上注行星宫位，经行子午线之时间，与夫全年之凶点，各派之星者每年用其表器推测天体之运行，并定其各月之方位，由是决定气象之状况。更据行星之运行状态，预言各月之特有现象。例如某月雷始发声并有风暴，某月地震，某月疾雷暴雨，某月疾病死亡战争叛乱，彼此据其观察器之指示，预言事物如此进行。”

由于出身于商人世家，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财富十分欣羡，对工商业和物质生活及其相应的风俗习惯最感兴趣。作为异国他乡的外来者，他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物，每每喜形于色。在他眼中，元大都是一个经济贸易十分繁华的大都会：“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口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廓，此十二大附廓之中，人口较之城内更众。廓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文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屋，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反映出大都是元代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并且具有国际都市的性质。他称誉大都为“商业繁盛之城”，“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当他看到中国人广泛地利用一种黑石头（即煤炭）作燃料时，觉得十分惊奇，因为欧洲直到18世纪才用煤炭冶铁。于是，他对大都居民以煤炭作燃料“效果与薪无疑，且火候较薪为优”的状况作了赞扬。他对中国的纸币印造和发行情况兴趣盎然，介绍得十分详细：首先，叙述了印造纸币的机构和货币的质地，“在此汗八里城中，有大汗的造币局”专事货币的制造。货币的质地是将“薄树皮以水浸之，然后捣之成泥，制以为纸……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其次，介绍了币面的印制特征，说这些纸币，幅有大小，面值不等，币面上“钤盖君主印信”。另外，还介绍了纸币的流通使用情况：“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如果在流通过程，纸币发生“敝坏”，还可到造币局，付面值的1／3手续费以旧换新，而“伪造者处极刑”。马可·波罗还前往扬州游历，称“此城甚大”，人民“侍工商为活”。在泉州，他对这个国际性的港口的船舶如林的状况及高超的造船技术作了描绘。

马可·波罗还考察了中国的驿递制度，他称当时全中国有驿站一万多个，驿马20多万匹，每个驿站建有陈设豪华的宫殿。驿站以大都为中心，“应知有不少道路，从此汗八里道途通过不少州郡，此道通某州，彼道通别州，由是各道即以此通某州之名为名。此事颇为合理。……每驿有一大而富丽之邸，使臣居宿于此，其房舍满布极富丽之卧榻，上陈绸被，凡使臣所需之物皆备”。他惊诧道：“大汗的这一切事务的管理方面，比起其他皇帝、君主或普通人都更为出类拔萃。”方便了中外信使、商旅的往来。他对中国的礼仪习俗感触颇深：“其人语言和善互相敬礼，见面时貌现欢容，食时特别洁净。礼敬父母，若有子不孝敬父母者，有一特设之公共法庭惩之。”

马可·波罗在中国旅居17年（1275—1291年）后，动了回家的念头，利用护送蒙古伯牙兀惕部少女阔阔真公主嫁往伊儿汗国的机会，从元大都出发，南下福建泉州，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在完成使命后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见闻和阅历，使他成为一个对世界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历史壮举，就深受马可·波罗的影响。“哥伦布幼年喜读马氏游记，为其宣传所动。至今西班牙塞维尔市哥伦布图书馆所存水师提督哥伦布的遗物中，尚有《马可·波罗游记》一册，为拉丁译本；他不但阅读过，且于该书边的空白处加上很多注解，可见他对于此书研究的热心和影响的重大了。”^[24]

第四节　帝王巡游的起伏

一、以隋炀帝为代表的大规模巡游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帝王巡游起伏不定。由于隋炀帝的大肆巡游，导致众叛亲离，国破人亡，因此儒臣们加强了对帝王巡游的力谏和控制，迫使帝王转而近游、宫室之游和微服巡游。

隋代，帝王巡游达到高潮。隋文帝杨坚曾于开皇十四年十二月，“东巡狩”，十五年正月，“车驾次齐州”，然后“旅王符山”，登上泰山祭祀求雨。三月，开始返回，并“望祭五岳海渎”。十一月，他又“幸温汤”。当然，杨坚此人的巡游次数少，而且并不贪图游乐，在巡游齐州时，亲问民间疾苦。他曾经下过一个诏书，说：“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25]而到了他儿子隋炀帝那里，巡游便成了肆无忌惮的游乐活动了。

这一时期，帝王巡游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隋炀帝杨广。据《隋书·炀帝纪上》载，杨广其人“美姿仪，少敏慧”，深得文帝和太后的“钟爱”。炀帝在当上太子和继承皇位之前，特别善于伪装。文帝来到他的府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有一次杨广跟随文帝出去狩猎，“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他却说：“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令手下拿开。杨广后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因此爱上了这个风景秀丽之地。

仁寿四年，隋炀帝七月在首都长安即皇帝位，十一月便“幸洛阳”，决定营建洛阳，改为东京。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和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还“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为了洛阳的安全，还“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次年正月“东京成”。就在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同时，他于大业元年三月戊申日下诏，宣布“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为了在巡游江都时道路畅通，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在运河两岸栽种了无数的柳树。他还派遣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其中皇帝乘坐的龙舟有四层，高8米，长76米。上层有正殿、内殿及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房120间，皆用金玉装饰。元年八月壬寅，“上御龙舟，幸江都”，命左武卫大将军郭衍率领庞大的队伍为前军，命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皆给楼船，九品以上的给黄蔑。沿途在船上大陈百戏，歌舞升平，巡游时船队共数千艘，共用挽船士兵8万余人，又有12万卫兵乘船相护，另有骑兵沿运河两岸而行，只见水行时“舳舻相接，二百余里”，陆行时旌旗蔽野，填塞街巷，极尽人间之奢华。在江都盘游了八个月后，于二年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云定兴“盛修仪仗”，下令各州县送做仪仗用的羽毛。“百姓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氅毦之用者，殆无遗类”。为了回銮的仪仗，真可谓扰民至极。四月庚戌，炀帝“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三年三月，炀帝一行从洛阳“还京师”，结束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巡游。

然而，不安分的炀帝于大业三年的四月，又以“古者帝王观风问俗”为借口，“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丙申日，“车驾北巡狩”。虽然宣布“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但其扰民自然难免。经过赤岸泽后，于六月来到连谷，“猎于连谷”。炀帝一行向西巡游，戊子日，“次榆林郡”。突厥启民可汗听说后前来朝见，吐谷浑、高昌也遣使来贡。甲辰日，“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七月甲寅日，“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启民可汗“饰庐清道，以候乘舆。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宴赐极厚”。通过楼烦关，来到了太原。诏建晋阳宫。九月来到了济源，“幸御史大夫张衡宅，宴享极欢”，己巳日回到东京洛阳。

大业四年正月，炀帝为了方便出游，“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在集聚百僚大射于允武殿后，于三月“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四月下令建汾阳行宫。八月辛酉，炀帝来到北岳，“亲祠恒岳”，九月回到洛阳后，又“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

五年正月炀帝将东京改为东都，并从东都返回京师长安。二月途经阌乡时，祭古帝王陵及开皇功臣墓。戊申日，“车驾至京师”，大宴耆旧四百人于武德殿。但到三月，炀帝又开始巡游了，这次“车驾西巡河右”。经过扶风旧宅时作了凭吊。夏四月，炀帝一行“大猎于陇西”。这时，高昌、吐谷浑、伊吾、党项羌都遣使来见。炀帝意气洋洋，巡兴更浓，“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五月乙亥，“上大猎于拔延山，长围周亘二千里”。之后，穿长宁谷，越星岭，“宴群臣于金山之上”。丙戌日，由于御马过桥时桥忽然塌坏，便将朝散大夫黄亘及督工的九人杀掉。六月癸卯，隋炀帝率庞大的旅游团，“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丙午日，来到张掖。这时，高昌王麹伯雅来见，伊吾吐屯设等则献西域数千里之地。炀帝“大悦”，设置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丙辰日，“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直到九月癸未，车驾才回到长安。但两个月后，炀帝又巡幸东都。

大业六年三月癸亥，隋炀帝再次巡“幸江都宫”，夏四月，在江都大宴江淮以南的父老。七年二月，炀帝登上钓台，又“临扬子津，大宴百僚”，乙亥日，他“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自称“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实则是前往游玩。四月，抵达涿郡的临朔宫。也就在他巡游各地的同时，“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

据《隋书·炀帝纪下》记载，隋炀帝于大业十一年五月己酉，又北巡山西，“幸太原，避暑汾阳宫”。八月乙丑，又“巡北塞”。不意突厥始毕可汗准备率数十万骑兵突袭炀帝，和亲的义成公主遣使告变，炀帝听说后慌不择路，“车驾驰幸雁门”。前脚刚来，突厥后脚便至，包围城堡，隋军频战不利。炀帝“大惧，欲率精骑溃围而出”，但民部尚书樊子盖“固谏乃止”。炀帝诏天下诸郡募兵勤王，突厥见势不妙，解围而去。冬十月，隋炀帝狼狈地回到东都洛阳。

炀帝玩兴不减，于大业十二年五月壬午，“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到了秋天，他好了伤疤忘了痛，又想外出巡游了。七月甲子，他第三次准备巡“幸江都宫”。但这时大隋国运江河日下，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在建国门上表劝阻，称不宜巡幸。恼羞成怒的炀帝“大怒，先解其颐，乃斩之”。车驾来到汜水时，奉信郎王爱仁也“以盗贼日盛，谏上请还西京”。已失去理智的炀帝“怒，斩之而行”。十三年九月，他感到大势已去，为了笼络带出来的扈兵，“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并在江都建宫丹阳。终为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人所杀，终年50岁，结束了他巡游无度的一生。

修撰《隋书·炀帝纪下》的史官评价道：杨广“矫情饰行，以钓虚名”，及至继承帝位，“即事巡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乃盛治宫室，穷极侈靡”。隋炀帝“性多诡谲，所幸之处，不欲人知”。他的巡游，成为百姓的重大负担，“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奸吏侵渔，内外虚竭，头会箕敛，人不聊生”。结果“上不之恤也。东西游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导致“黎庶愤怨，天下土崩，至于就擒”。

唐代高宗、武则天和玄宗也曾有过较长距离的巡游，即东巡泰山进行封禅。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大备法驾，至山下。玄宗御马而登，侍臣从”。玄宗“以灵山清洁，不欲多人上”，于是“享君位于山上”，而令“群臣祀臣位于山下”，并留下了石刻《纪泰山铭》：“朕统承先王，兹率厥典，实欲报玄天之眷命，为苍生而祈福，岂敢高视千古，自比九皇哉。”^[26]

北宋皇帝也有借封禅而巡游者。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车驾发京师，扶侍使奉天书先道”。经过澶州、郓州，“法驾入乾封县奉高宫”。己酉日，“五色云起岳顶。庚戌，法驾临山门，黄云覆辇，道经险峻，降辇步进。先夕大风，至是顿息”。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台，陈天书于左，以太祖、太宗配”，“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然后下山还奉高宫。经太平驿、兖州，于十一月“幸曲阜县，谒文宣王庙”，“遂幸孔林”。途中暂停中都县，“幸广相寺”。经过郓州时，“幸开元寺”。辛未日，幸河渎庙。丁丑日，“帝至自泰山，奉天书还宫”。^[27]

与北宋并立的辽代皇帝，受游牧传统的影响，也好巡游。《辽史》是正史中第一个创立《游幸表》的史书。辽代设有五都，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这五都犹如五顶游牧帐篷，辽代皇帝便在这五者之间游牧巡狩。这样就出现了辽代帝王巡游不断的现象。《虏廷杂记》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所居大部落置楼，谓之西楼，今谓之上京。又于其南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又于其东千里置楼，谓之东楼。又于其北三百里置楼，谓之北楼。太祖四季常游猎于四楼之间。”辽太宗耶律德光也秉承游牧传统，好作狩猎之游。天显三年三月，“东蒐”，并“猎羖劷山”和“猎松山”。四月，又开始“东巡”，并“于猎所纵公私取羽毛革木之材”，然后又“猎三山”。五月，“建天膳堂。猎索刺山”。四年正月一日，过春节，太宗“宴群臣及诸国使，观俳优角抵戏”。接着开始巡游，“如瓜埚”，直到四月才从瓜埚回来。又拜谒太祖庙和太祖行宫。旋即“幸天城军，谒祖陵”。五月，“射柳于太祖行宫”。到六月时，又开始“西巡”，并“选轻骑数千猎近山”，不久“驻跸凉陉”。直到八月才从凉陉返回。但九月时，他又“如南京”（即东平郡），并在这里“大阅六军”。十一月一日，率师回銮，途中“观渔三叉口”。直到十二月才从南京返回都城。^[28]此类巡游记录，历代辽帝在在有之，兹从略。

蒙古汗国、元朝皇帝与辽代皇帝的巡游形式相似。

蒙古汗国皇帝定宗贵由，即位伊始便于冬天“猎黄羊于野马川”。次年夏天，“避暑于曲律淮黑哈速之地”。到了秋天，又开始“西巡”。但第三年的三月，定宗竟“崩于横相乙儿之地”。可以说定宗是死于巡游途中。元朝建立后，诸帝受游牧传统的影响，也频繁地巡游。元代在北京建大都，在和林建上京，元帝便在二者之间来回巡狩。为了适应频繁巡游的形势，元世祖忽必烈还特地“诏上都路总管府遇车驾巡幸，行留守司事，车驾还，即复旧”^[29]。至元九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建中书省官署于大都，然后“车驾幸上都”。看来是在大都与上都之间来回巡游。《元史·兵志三·马政》载：“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还于群。自天子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氈置撒帐，为取乳室。车驾还京师，太仆卿先期遣使征马五十醖都来京师。”看来，巡回于上都与大都之间，已经成了蒙古人的巡游制度。直到元朝末年，这一制度都没有变化。据《元史·顺帝纪三》载至元四年八月“车驾还自上都”。

二、帝王被迫近游或微服出游

隋唐统一全国后，深感统一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因此重新提升儒学的地位。唐太宗时启动“五经”正义的经学工程，确立儒家经典的地位，为政权的稳固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然而，儒学一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便反过来对皇帝的行为提出了规范，特别是对皇帝的巡游活动进行了限制。因为儒臣们认为，皇帝的巡游规模太大，消耗太多，沿途扰民，践踏庄稼，因此要求皇帝尽量不要巡游。在此背景下，皇帝的大规模巡游活动基本上偃旗息鼓，他们转而从事宫室禁苑之游，或者避人耳目地进行微服私游。

有一些唐代帝王，本欲外出旅游，但在儒臣劝谏下，最终裹足不前。据称，唐太宗有一次打算游骊山，车驾已经准备妥当，忽被魏徵碰上，极力谏止，太宗只好放弃了这次出游。唐宣宗有一次也准备巡幸骊山，命左军中尉王宗实“治道”，“将幸华清宫”。不想“两省供奉官拜疏极谏”，宣宗央求宰臣道：“华清宫是祖宗旧宫，又朝元阁圣祖现真容地，朕一纪在位，未尝瞻拜，深觉缺仪。今排比皆是军司，不劳州县，卿宜勉谕谏官，勿更论列。”宰臣奉旨而退，召两省官宣谕圣旨，岂料“俄而谏表再入”，宣宗只得对宰臣说道：“谏官疏极恳切，且言‘自穆宗巡幸之后，列圣未尝出宫，居安虑危，乞留圣虑’。朕闻此语，决不为华清宫之幸矣。宣召两省官，说我此意。”^[30]

唐代有些皇帝原有游畋活动，经群臣劝谏后罢止。唐宪宗“喜武功，且数出游畋”，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元稹在元和年间“昧死条上十事”，其中之一便是“省出入游畋”。^[31]吏部郎中柳公绰则奏上《太医箴》以讽喻道：“人谨好爱，能保其身，清静无瑕，辉光以新。”“唯过与侈，心必随之，气与心流，疾乃伺之。”“畋游恣乐，流情荡志。驰骋劳形，叱吒伤气。”宪宗看后，派使者对他说：“卿言‘气行无间，隙不在大’，爱朕深者，当置之坐隅。”将柳公绰升为御史中丞。^[32]穆宗也好游畋，但同样遭到了儒臣们的劝谏。据《新唐书·李绛传》载：“穆宗数游畋，（李）绛率其属叩延英切谏，不纳。”于是李绛“以疾辞”，以示抗议。崔郾任谏议大夫，“穆宗立，荒于游畋，内酣荡，昕曙不能朝”，于是崔郾进谏道：“四海之大，万国之众，其治其乱，系于陛下。自山以东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垒，距宗庙十舍，百姓憔悴，畜积无有。愿陛下亲政事以幸天下。”穆宗“动容慰谢”，升其为给事中。^[33]郑覃任谏议大夫时，“穆宗立，不恤国事，数荒昵”。郑覃与崔郾等在廷对时，直言不讳地指出：“陛下新即位，宜侧身勤政，而内耽宴嬉，外盘游畋。今吐蕃在边，狙候中国，假令缓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败事乎？夫金缯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优无功滥被赐与？愿节用之，以所余备边，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穆宗听后“不怿”，对宰相萧俛说：“是皆何人？”萧俛回答：“谏官也。”穆宗“意解”，转而赞赏道：“朕之阙，下能尽规，忠也。”于是下诏给郑覃，提出要单独约见于延英殿。^[34]继穆宗之位的是唐敬宗，也好游畋，属于近游，但仍遭到了朝臣们的劝谏。据《新唐书·刘栖楚传》载：“敬宗立，视朝常晏，数游畋失德。”右拾遗刘栖楚不留情面地揭露并斥责道：“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亲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寝内，日晏乃作。大行殡宫密迩，鼓吹之声日闻诸朝。且宪宗及先帝皆长君，朝夕恪勤，四方犹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践祚未几，恶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长也。臣以谏为官，使陛下负天下讥，请碎首以谢。”于是他“额叩龙墀，血被面”。李逢吉传敬宗的诏谕：“毋叩头，待诏旨。”刘栖楚手捧额头站立着，敬宗“动容，扬袂使去”。刘栖楚坚定地说：“不听臣言，臣请死于此。”敬宗下诏慰谕，刘栖楚才退出朝堂。升为起居郎。后来有一次谏官在延英殿与皇帝面晤，敬宗特地问道：“向廷争者在邪？”遂召为谏议大夫。正是信奉儒家“无淫于游”观念的唐朝谏官的劝谏，唐代皇帝才不敢肆意旅游，特别是不敢大肆巡游。

唐代帝王虽然巡游成习，排场也大，但多是近游和离宫之游。“大有胡气”的唐朝前期，皇帝也特好游猎和游幸。如太宗李世民便经常到骊山“幸温汤”，“猎于骊山”，或“猎于贵泉谷”、“猎于鱼龙川，献获于大安宫”、“猎于昆明池”、“幸芙蓉园”等，^[35]但基本上是近游。唐玄宗李隆基好游幸。据《新唐书·杜暹附鸿渐传》载，“玄宗东行河，因游畋”，杜鸿渐“上赋以风”，即写了一篇赋以讽谏。虽然没有阻止玄宗游幸的步伐，但玄宗的出游，也多少有些顾虑，多属近游和禁苑之游。据《新唐书·后妃传上·杨贵妃传》载：“（杨）国忠既遥领剑南（节度使），每十月，帝幸华清宫，五宅车骑皆从，家别为队，队一色，俄五家队合，烂若万花，川谷成锦绣，国忠导以剑南旗节。遗钿堕舄，瑟瑟玑琲，狼藉于道，香闻数十里。”虽是仪仗盛大，旌旗招展，但从长安到东边的骊山华清宫，却属于近游，在儒臣们能够接受的近游范围之内。骊山华清宫中最著名的是寝宫长生殿。玄宗与杨贵妃于“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对天发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华清宫内还有专供玄宗和贵妃洗浴用的贵妃池和九龙汤，池用美玉和宝石镶砌而成，池的中间还雕有玉莲花，温汤便从莲花中喷涌而出。白居易“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描写了二人洗温泉的生活场景。

由于儒臣的劝阻，君主不能随便出宫巡游，在宫中实在憋不住时，便只好微服私游。南唐后主李煜便曾微服出游。一次，他微服至妓院，不巧遇一僧人张席已先他而至。僧人见李煜相貌英俊不凡，十分敬重，亲为李煜上酒，令妓女歌吟吹弹。二人杯盏相碰，十分欢洽。李煜乘酒大书墙壁道：“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主持，风流教法。”以此相戏。有顷，僧人拥妓入屏帷，李煜见状，知趣地退步出庭。僧人张席最终不知来人竟是国主李煜。

微服私游的著名代表要算宋徽宗。他经常穿着寻常百姓的衣服，到各勾栏酒肆去放纵。为了到陇西氏妓院去频频幽会名妓李师师，他甚至从皇帝离宫下挖了一条地道，通向陇西氏的勾栏妓院。关于宋徽宗微服私游陇西氏妓院一事，《李师师外传》描绘得十分生动而离奇：

徽宗帝即位……童贯、朱勔辈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苑囿之乐。凡海内奇花异石，搜采殆遍。筑离宫于汴城之北，名曰艮岳。帝般乐其中，久而厌之，更思微行，为狎邪游。……翼日……诡云大贾赵乙，愿过庐一顾。姥利金币，喜诺。暮夜，帝易服杂内寺四十余人中，出东华门二里许，至镇安坊。镇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余人，独与（张）迪翔步而入……（李师师）淡妆不施脂粉，衣绢素，无艳服。新浴方罢，娇艳如出水芙蓉。见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为礼。……姥语师师曰：“赵人礼意不薄，汝何落落乃尔？”师师怒曰：“彼贾奴耳。我何为者？”姥笑曰：“儿强项，可令御史里行也。”

而长安人言籍籍，皆知驾幸陇西氏。姥闻大恐，日夕惟涕泣……师师曰：“无恐。上肯顾我，岂忍杀我？且畴昔之夜，幸不见逼，上意必怜我。惟是我所窃自悼者，实命不犹，流落下贱，使不洁之名，上累至尊，此则死有余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横被诛戮，事起佚游，上所深讳，必不至此。可无虑也。”^[36]

果然，徽宗天子没有加怒于师师，反而更敬重、更宠爱她了。于是便有了从离宫掘地道以通陇西氏妓院的行为。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不仅皇帝的巡游受到约束，宗王的旅游活动也不敢声张。李隆基为临淄郡王时，出任潞州别驾，请假回京师，“观时晦迹，尤用卑损”。正值暮春季节，“豪家子数辈盛酒馔，游于昆明池，选胜方宴”。李隆基穿着“戎服”，臂上停着一只小鹰，在草地上骑马游玩，见那帮富家子弟盛陈酒宴气焰嚣张，便突至宴前。那群小子颇露难色，其中一位少年忽然持酒盅高唱酒令道：“喝酒前要自报门族官品。”轮到李隆基喝酒时，他便大声报道曰：“曾祖天子，父相王，临淄王某也。”结果“诸少年闻之，惊走四散，不敢复视于车服”。李隆基于是连“饮三银船，尽一巨馏，徐乘马而东去”^[37]。本来低调的李隆基，实在看不惯那群富家子弟的张狂，才暴露一次身份，抒发一次豪情。平时，他还是“尤用卑损”，不敢轻易放纵游荡的。一些宗王禁不住游畋的诱惑，如汉王李元昌便酷好游畋，但遭到臣子们的劝谏。王　的父亲王弘直“为汉王元昌友，王好畋游，上书切谏，王稍止”。^[38]看来，在“无淫于游”观念的制约下，帝王巡游的美好时代基本上结束了。

第五节　隋唐五代宋元的旅游观念与审美意识

隋唐五代宋元是儒家伦理重新抬头的时代，唐代大修“五经”正义，两宋时理学兴起，元代后半期首次确立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这对休闲性的旅游自然会产生较为强烈的冲击和影响，特别会对皇帝的纵欲和游乐形成制约。然而，隋唐五代宋元又是文官宦游的时代，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敏锐的审美眼光的文官激情飞扬的时代，因此旅游行为上又常常冲破儒家旅游观念的束缚，形成解放人性的激进浪漫的旅游观念。

一、“省嗜欲，罢游幸”的旅游观念

儒家“无淫于游”的旅游观念在这一时期仍然有很强的影响力，旅游概念中深蕴着儒家的伦理观念和褒贬色彩。《唐才子传》在介绍唐代丞相赵隐的养子赵光远时，指出他“恃才不拘小节，皆金鞍骏马。尝将子弟恣游狭邪，著《北里志》，颇述青楼红粉之事”^[39]。用了“恣游狭邪”来形容赵光远，反映了作者正统的旅游伦理。五代前蜀后主王衍之母顺圣皇太后率领仪仗军卫到处游山玩水，并走一地，题诗一地。游青城山时，作《题青城丈人观》诗以记之；游丹景山时，又咏《题丹景山至德寺》诗；来到彭州时，又成《题彭州阳平化》诗，云：“寻真游胜境，巡礼到阳平。水远波澜碧，山高气象清。殿严孙氏号，碑暗祖师名。夜醮古坛月，松风森磬声。”当时“议者以翰墨文章之能，非妇人女子之事。所以谢女无长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团扇之词，亦彰淫思。今徐氏逞乎妖志，饰自倖臣，假以风骚，庇其游佚，取女史一时之美，为游人旷代之嗤。及唐朝兴吊伐之师，遇蜀国有荒淫之主，三军不战，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盘游、君臣凌替之所致也。于是亡一君，破一国，杀九子，诛十臣，殄灭万家，流移百辟。其次六宫嫔御，挫红绿于征途；十宅公王，碎金珠于逆旅。”^[40]像“游佚”、“盘游”等概念，都表达了儒家的旅游伦理。

即使像辽朝君臣，在旅游观念上也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辽圣宗耶律隆绪是一位汉化较深的皇帝，他曾诏令天下人讨论“治道之要”，包括“盗贼之害何可以止？”的问题。辽臣萧韩家奴上书引用了唐代的一节故事：“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皆曰：‘严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盗所以滋者，由赋无度，民不聊生。今朕内省嗜欲，外罢游幸，使海内安静，则寇盗自止。’由此观之，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耳。”辽圣宗听后，将他擢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萧韩家奴借修国史的机会，“每见帝猎，末尝不谏。会有司奏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圣宗见了，“命去之”。萧韩家奴“既出，复书”。过了些日子，圣宗回过神来，也不得不称赞道：“史笔当如是。”^[41]

在皇帝旅游被儒家“无淫于游”观念排挤的同时，士大夫的游畋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约束。《隋书·刘昉传》载：“昉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相府事物，多所遗落。高祖深衔之，以高颎代为司马。是后益见疏忌。”唐代晋阳人王翰“少豪健恃才”，喜饮蒱酒，好“自歌以舞”，中进士，任驾部员外郎，“家畜声伎，目使颐令，自视王侯，人莫不恶之”。后徙为仙州别驾，“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鼓穷欢”，结果“坐贬道州司马”，郁郁而终。^[42]看来，像王翰这样的文官，如果极意休闲性旅游，也是要受到罢黜的。

晚唐两宋时，理学兴起，对旅游观念产生了更深的影响。理学的先驱人物韩愈，便在旅游中自觉贯彻儒家“仁山知水”的“比德”观念，在其《燕喜亭记》中，称自己与王弘中、释景常、元慧游广东连北山时，为山水所醉，乃为北山山水取名：“其丘曰‘俟德之丘’，蔽于古而显于今，有俟德之道也。其石曰‘谦受之谷’，瀑曰‘振鹭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时。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钟其美，盈以出其恶也。泉之源曰‘天泽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诗》所谓‘鲁侯燕喜’者颂也。”又说：“传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天朝也，不远矣。”这是典型的“比德”观念，通过命名的方式，先赋予自然山川以道德品性，然后通过对这些自然山川的旅游来体悟和铸造人生。自魏晋后，以适情悦性为目的的“畅神”和“澄怀”的旅游审美观念开始风行，然而，直到唐宋，中国士人似乎总也挣脱不了伦理本位和修德观念抛向旅游的万丈长缨。

宋代理学更加流行。理学家倡导安静修身，在内心中摒除私欲。张载在《太和》首篇中指出：“至静无感，性之渊源。”又在《张子语录中》谓：“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朱熹《大学章句》曰：“知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得。”主静导致对动态的旅游活动的抑制和摒弃，修身就是要用天理来对包括休闲性旅游在内的娱乐活动等“人欲”进行扼杀。许多人的游乐天性遭到压抑，这种压抑被视为大德的表现。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4载：天禧三年九月，给事中、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李廸对真宗介绍道：“昨日东宫赐宴，臣获陪侍。皇太子举动由礼，言不轻发，视伶官杂戏未尝妄笑，左右瞻仰无不恭肃。”真宗说：“常日居内庭，亦未尝妄言也。”而寇准却说：“皇太子天赋仁德，严重温裕，复禀圣训，勤道力学，实邦家之庆也！”把视游乐为无物的太子视为“天赋仁德”，足见社会是怎样在“存天理，灭人欲”。

由于儒家“无淫于游”的观念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导致社会对引起欲和利的旅游活动的强烈抑制，到处弥漫着“禁游惰”的观念。《广西通志》卷64介绍了唐代官员韦丹，“元和初为容州刺史，教民耕织，禁游惰”的事迹。《旧唐书·李吉甫传》载：元和七年七月唐宪宗驾临延英殿，对李吉甫说道：“朕近日畋游悉废，唯喜读书。昨于《代宗实录》中见其时纲纪未振，朝廷多事，亦有所鉴诫。”这显然是皇帝讨好儒臣的言论，“畋游悉废”正是“无淫于游”的注脚。宋陈谟的《东宫备览》，是“取经史旧文有关于训储者，汇成一编”，分为二十条，分别是始生、入学、立教、师傅、讲读、宫僚、择术、广诲、谨习、主器、正本、问安、友悌、戒逸、崇俭、辨分、正家、规谏、几谏、监国。在自序中特别

“申言二十余条中择妃嫔、简宫僚、谨游习三条，尤为切务”。去掉游乐的习气是教育太子的重要教条，足见理学对包括休闲性旅游在内的娱乐活动的警惕和排斥。这种排斥旅游的观念，并非仅仅弥漫于上层社会，而且还充斥于下层社会。宋陆九韶在《陆梭山居家正本制用篇》中认为“游”是“居家之病”：“居家之病有七，曰笑、曰游、曰饮食、曰土木、曰争讼、曰玩好、曰惰慢，有此一者，皆能破家。”把旅游与惰慢、争讼等并列，并危言耸听地指出它能破家误身。显然，游被视为“人欲”，是不正当的行为，因此被视为居家之病。因此唐宋以来，把在外旅游称为羁旅，写得十分凄凉。《敦煌曲子词》塑造了一个出行在外的游子的可怜形象：“作客在江西，寂寞自家知。尘土满面上，终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点双垂，遥望家乡长短，此是贫不归。”“作客在江西，得病卧毫厘。还往观消息，看看似别离。材人曳在道傍西，耶娘父母不知，身上缀牌书字，此是死不归。”

儒家也不是完全排斥旅游，而是竭力将旅游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宋代叶适在《醉乐亭记》中，对永嘉太守孙公“访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清明节，始罢榷弛禁，纵民自饮”，又于西山建新亭以休遨游者的因民之乐而乐之的政绩作了歌颂，并发议论道：“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佚游，使从其教；节民之醉饱，使归于德。何者？上无所利以病民也。及其后也，因民之自游而为之御，招民以极醉而尽其利。民犹有不得游且醉，则其赖于生者日已薄，而人之类可哀也已！故余记公之事，既以贤于今之所谓病民者，而推公之志，又将进于古之所谓治民者也。”儒家还从孝道的角度，对冒险性旅游进行了限制。司马光在《家范·子》中指出：“（孝子）不登高不临深……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要求孝子不登高山，不临深渊，是怕摔死和淹死；要求孝子不服暗，是怕他身穿暗色的衣服在山林中行走，被猎人误作野兽射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毁伤了先人之“遗体”，便是不孝的行为。

儒家思想和理学观念的盛行，加强了三纲的伦理意识，突出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导致妇女独守空闺现象的加剧，引起闺怨闺思文学的泛滥。如唐温庭筠的《忆江南》就描写了一个空闺独处的寂寞少妇盼望丈夫回家的情景：“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像这样关于闺怨闺思的描写，到了宋代，更是俯拾皆是，如企盼丈夫则是“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43]，思夫之愁是“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44]，等等。

儒家的旅游伦理，基本格调是对旅游进行有效限制和控制，允许“游必有方”的文官旅游和百姓的节日旅游，限制皇帝的极度纵游和基层孝子的游乐欲望，其结果是约束了人们的旅游行为和游乐活动。当然，对旅游起限制作用的并非儒家一家观念，像道家和医家的某种龟缩式养生理论，对旅游也起了某种限制作用。如唐孙思邈指出：“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又说：“养性之道，莫久行……久行伤筋也。”^[45]以上的旅游观念是稳健内敛的观念，甚至是保守的观念。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商品经济活跃和人们求知欲的旺盛，保守的旅游观念的影响日益减小，而积极、主动和乐观的旅游观念日益增强，呈彼消此长之态。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旅游中激越欢快的旋律日益高昂，旅游的审美性和愉悦性也不断增强。

二、“适意为悦”的旅游观念

在儒家及其理学伦理加强的同时，摆脱其比德修身控制的纵情旅游观念也开始增强。特别是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文人游学和文官宦游的发展。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之士，在比德的同时，日益倾向于在山水中纵情恣意，“适意为悦”（苏辙语）。浪漫多情、才华横溢的文人士大夫的宦游活动，既始终贯穿着游访名胜古迹的旅游活动，又不断在名胜古迹留下诗文书画等历史文物，成为后世旅游的对象。他们的活动是构成古代旅游文化的重要内容。

唐代，纵情山水、恣意旅游的观念已成燎原之势。文人士大夫的旅游本是沿着儒家的“比德”方向前进，然而，面对大自然的无限魅力，这些儒生士大夫也陶醉其中，忘了修身养德，而常常不自觉地把旅游当作适意悦情的手段。由于隋唐科举制的推行，文人儒生在功名的驱动下，外出游学、赶考、游宦，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对游览名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论旅途多么艰难，仕途多么坎坷，这些饱读诗书、胸襟豁达的文人不忘游山玩水，访古探胜，甚至在谪宦边陲的途中也是如此。此时的山水诗、旅游赋和游记散文层出不穷，说明此时的人们愿意旅游，以旅游为乐趣，把旅游视为适情悦意的活动和手段，形成了“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旅游观念。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旅游观念是唐代士大夫文人旅游观念的代表。李白对待山川自然是极为喜好的。他25岁时便“杖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他离开四川后，过洞庭、游吴越，旅居于安陆；接着北上太原，东到齐鲁以至海滨，漫游16年。天宝元年起在朝廷供职三年后，又开始旅游生涯。他一生遨游名山大川，寻仙求道，纵情山水，在旅游中尝到了人生的乐趣，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篇，反映了他回归自然的愿望。在《朝发白帝城》中，他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表达了他轻松适意的审美感受。在《下终南山遇斛斯山人宿置酒》中，他咏道：“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我醉君复乐，陶然独忘机。”表达了他陶醉于山水美酒之中的心态。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他写道：“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反映了他修道寻仙、归依自然的旅游观念。漫游中，曾与隐士东严子在今青城山“巢居数年”，远离尘嚣，以饲养和玩赏珍贵禽鸟为乐。旅居任城（山东济宁）时，与当时名士孔巢父、韩淮、裴政、张叔明、陶沔六人隐居于徂徕山中，终日酣歌舒啸，纵酒吟诗，时号“竹林六逸”。唐代喜好山水之游的诗人极多，如杜甫在《望岳》中就叙述了自己纵情山水的旅游生活：“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外，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白居易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和“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王维的“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裴迪的“归山深浅去，须尽邱壑美，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温庭筠的“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四海独忘机”，常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等，都表达了唐代文人士大夫对山水自然的热爱以及对山水之游的喜好。

宋代虽然理学盛行，但当时并未立为国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在两宋时期休闲旅游愈益频繁，适意悦意的旅游观念风行一时。苏轼在《超然台记》中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反映了“适情为悦”的旅游观念。其弟苏辙在《黄州快哉亭记》中说：“士生于世，使其不自得，将何适而非快？”又盛赞张梦得“自放山水之间”“无所不快”和“穷耳目之胜以自适”的旅游生活。可知北宋已倾向于将旅游的养德转向于养性养心。这是儒学与佛学及道学相融合的结果。苏辙在《武昌九曲亭记》中还叙述其兄在黄州一带山川中纵情旅游，“意适忘返，往往留宿于山上”，“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撷林卉，拾涧实，酌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此子瞻之乐所以于乐于是也”。宋代这种以游为快的观念，使旅游成为社会上层人物生活之必需。苏舜钦在《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中说自己对山水名胜“若卒未果笔，则常若有物逼塞于胸中”，不游不快，不记不快。他在游洞庭山水时，“观其洪川荡漾，万顷一色，不知大地之大所能并容”，“予平生病闷郁塞，至此喝然破散无复余矣。反复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蜕解俗骨，傅之羽翰，飞出八荒之外，呈其快哉”！这里的描写，与《庄子》的恣意汪洋一脉相承，反映了宋代旅游观既受儒家的影响，又受道家的影响，还受佛学的影响。后者从苏文“浮屠氏本以清旷远物事”“殊无纤介世俗间气韵”中可以得到印证。欧阳修对山水之游也是乐而醉之，在《醉翁亭记》中称“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乐亦无穷也”。可以说，宋代的“适意为悦”的旅游观念是一种养性养情的手段，已稍别于唐以前的“养德”。南宋遗民谢翱也是位纵情山水的文人，他喜欢“探幽发奇”，“其游迹非胜绝处不到”^[46]。他的寄情山水，则有摆脱宋亡之烦恼的意思。

元代的文人士大夫也纵情山水，虞集曾登小孤山，“观其雄特险壮，浩然兴怀”，想到那些豪杰旷逸名胜之士和积幽愤而怀感慨的旅游者，“登兹山也，未有不廓然乐其高明远大而无所留滞者矣”。^[47]不仅抒发了自己登高兴怀的审美情绪，而且代表所有旷逸之士和积怨感怀的旅游者抒发了“廓然”而乐的心情。

至于当时的道士，在旅游时也以适意为悦。唐代天宝末，有峨眉山道士姓陈，“来游京邑，善长啸，能作雷鼓辟历之音，初则发声调畅，稍加散越，须臾穹窿砰磕，雷鼓之音，忽复震骇，声如辟历，观者莫不倾悚”，这种旅游时的长啸，恣情纵意，完全不顾他人的存在，已经到了忘机的地步了。^[48]

三、“岩上无心云相逐”的隐逸闲适心态

文人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隐逸山中，放浪江湖。唐代的隐士，在仕途失意后退隐山林，寄情山水，在所作山水诗中表达了以山水之游怡情悦性的闲适心态。孟浩然自从“不才明主弃”后，归隐山林，在《秋登兰山寄张五》中表达了优游山水的心情：“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另一位落第隐者綦毋潜在《春泛若耶溪》中也道：“幽意无断绝，此去随所偶。晚风吹行舟，花露入溪口。”“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吐露自己愿作钓翁旅游山水间的思想念头。王维在隐居辋川别墅之后，描写自己归依自然、寄情山水的情景和心绪：“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柳宗元也是深受儒家“退隐山林”观影响的传统士大夫。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仕途失意，被贬永州、柳州等地。在此背景下，他开始纵情山水，希图从山水中获取道德力量，以独善其身。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写自己对游山玩水的喜好道：“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久。”柳宗元在失意和抑郁之际，到山水中去旅游，以此达到物我俱忘、融入自然的目的，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使单纯的“修身”“慎独”的伦理观念得到审美上的升华。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柳宗元说自己“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其间显然蕴含“知者乐水”的观念。退隐山中优游林下的观念，实际上是儒家“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观念的延伸。柳州柳侯祠的柑香亭畔，立着一块光绪十八年间柳州府事蒋兆奎所写的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反映出儒家旅游审美观的道德取向。然而，在许多时候，作为被贬的谪宦，只能向山水求得心灵的抚慰，以物我两忘的心态摆脱失意的烦恼，因此，柳宗元虽有“仁山知水”的修德素养，但也常常表现出悠然自得、适意悦意的心情，在其《溪居》诗中抒发道：“久为簪组束，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往来不逢人，长歌楚天碧。”又在《渔翁》中云：“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表达了依从自然的闲适心情。

宋代文人士大夫亦复如此。据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载，文彦博退居洛阳后，“日挟家童数辈，肩舆与宾客姻亲共游无虚时”。

除了文官穷则独善其身式的隐逸旅游外，还有深受道家思想影响、隐逸山林的逸士旅游。据《宋史·隐逸传》载，五代至北宋的著名隐士有陈抟，字图南，是亳州真源人。后唐长兴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他自称曾遇孙君仿和獐皮两位隐士，对他说：“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于是陈抟“往栖焉”，“因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虽为周世宗召入宫中，拒不为官。北宋太平兴国中，太宗“留抟阙下，令有司增葺所止云台观。上屡与之属和诗赋，数月放还山”。另一位隐士种放，字明逸，是河南洛阳人。父亲死后，种放带着母亲“俱隐终南豹林谷之东明峰”。此后，种放“得辟谷术，别为堂于峰顶，尽日望云危坐。每山水暴涨，道路阻隔，粮糗乏绝，止食芋栗”。他性嗜酒，种秫自酿，认为“空山清寂，聊以养和”，因自号为“云溪醉侯”，自称“退士”。在山林间优游自在：“幅巾短褐，负琴携壶，溯长溪，坐磐石，采山药以助饮，往往终日。”每“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与樵人往返”。淳化三年，当听说朝廷将征其为官时，“转居穷僻，人迹罕至”。后来兵部尚书张齐贤称“放隐居三十年，不游城市十五载，孝行纯至，可励风俗，简朴退静，无谢古人”，于是朝廷召其入朝，但种放却要求放归山林。真宗说：“放体格高古。闻其归，私居终日，默坐一室。山水之乐，亦天性也。”但还是授其官职，赐第京城。种放可谓“屡至阙下，俄复还山”，于是有人“诒书嘲其出处之迹，且劝以弃位居岩谷”。种放求归山林，但他既受爵禄，又经营田亩，每行必用官驿，“时议浸薄之”，看来也并非一位真隐之士，视隐逸为谋利求禄的手段。这在当时，也不乏其人。

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壮游观念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壮游天涯的旅游观念也迅速发展，并与游学相结合，形成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壮游观念。

壮游观念在唐代颇为盛行。南朝时宗悫的“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壮游志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唐代李白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表现出的雄心壮志，便得力于他的沾溉。白居易也提出“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的旅游壮志，只要努力去行，就一定能完成旅行。后来的民间谚语对这种观念时有表达：“百日不休，万里易到”、“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不怕路远，只怕志短”、“有志漂洋过海，无志寸步难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古代积极的旅游观念，对于旅行的速度也不太重视。荀子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只强调旅行的决心，而不看重出行的速度。这是古代生活节奏舒缓，时间观念不强的反映，在古人看来，能够勇敢地迈出家门去旅游，就是了不起的进步。杜甫从长安赴奉先（今陕西蒲城）途中作《咏怀五百字》诗，其中“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一句，反映了他壮游天下的豪情。

至宋代，壮游天涯的旅游观念也很风行。北宋名相王安石认为，旅游必须立志，否则所获必小。他在《游褒禅山记》中指出：“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之观，常在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又说：“尽吾志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提出“游必立志”和“游必尽志”的观念。王得成在《登莲花峰记》中记王元冲鼓勇游山的事迹：“元冲曰：‘贤人勿谓天不可上，但虑其无志耳。’”元冲登山时遇“壁立群嶂，莓苔冷滑，石罅纵横，仅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气而登”，终于登上了山顶。通过塑造王元冲的形象，提倡壮志凌云、不畏艰险的精神。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人传承着勇敢和冒险精神，如南宋杭州观潮时，就有“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冒险者。南宋谢翱是一位在旅游上积极进取的旅游者，立志“欲穷山中之胜”，所以不惮“以足赴目”。

壮游天涯的观念，发展为游学合一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旅游观念。这种观念萌生很早，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49]司马迁就曾广读天下之书，漫游天下之地，写出了纵贯古今、包容天下的百科全书式的史书——《史记》。及至唐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思想，蓄积而迸发，成为时代的强音。“读万卷书”来源于杜甫，“行万里路”则体现于李白。杜甫有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李白则一生喜欢游历，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五岳名山都留下过他的影子。他的“行万里路”与杜甫的“读万卷书”相互辉映，成为人们奉行的游学合一的准则。唐玄奘读万卷经，行万里路，西游取经，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此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便成为读书人求知问学的两个必备途径：从书上学到理论知识，从游历中增长见识和体验。把读书与旅游并重，把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是东西方共有的求知传统。中国的求知传统生动地体现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句话中，西方的求知传统体现于“世界像本书，不外出旅行，仅读了其中的一页”这则英国谚语上面。读书与旅行的结合，是人类求知欲迸发的结果，亦是人类求真精神的表现。

元代吴澂的旅游观，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具体展现。他在《送何太虚北游序》中，详尽地阐述了旅游对于塑造旅游者求真文化人格的价值和作用。针对“不出户，知天下”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又用具有高智商的孔子游学的例子，说明旅游求知的重要性：“夫子，上智也，适周而问礼，在齐而闻韶，自卫复归于鲁，而后《雅》、《颂》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齐、不卫也，则犹有未问之礼，未闻之韶，未得所之《雅》、《颂》也，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他指出“不出户，知天下”的观念是老子的观点，老子的学问是有关身心的学问，把天下国家置之身外，所以他不主张出外游学：“然而彼谓不出户而能知者，非欤？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学，治身心而外天下国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万物咸备，彼谓吾求之一身一心有余也，而无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学也。”儒家学说则与此不同，需要通过旅游来求知：“而吾圣人之学不如是。圣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闻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闻寡见，不免孤陋之讥。”从交友来看，旅游也是必不可少的：“取友者，一乡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犹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渊明所以欲寻圣贤遗迹于中都也。然而士何可以不游也？”无论是访今友还是访古友，都需要旅游。访古友就必须对名胜古迹进行旅游。

他对于后来的旅游者外出旅游不是求知问学，而是夤缘干进的心态进行了抨击和嘲讽，指出：“而后之游者，或异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岂有意于行吾志哉！岂有意于称吾职哉！苟可以夺攘其人，盈厌吾欲，囊橐既充，则阳阳而去尔。”他一语道破了古今旅游在旅游目的上的本质区别：“是故昔者之游者为道，后之游者为利。游则同，而所以游者不同。”他对于那些浅尝辄止、闭门造车的陋儒进行了批评，而对朋友何太虚以求知和开阔视野为目的外出旅游的行为进行了高度评价：“太虚以颖敏之资，刻厉之学，善书工诗，缀文研经，修于己，不求知于人，三十余年矣。口未尝谈爵禄，目未尝睹权势，一旦而忽有万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余独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笔仅记姓名，则曰：‘吾能书！’属辞稍协声韵，则曰：‘吾能诗！’言语布置，粗如往时所谓举子业，则曰：‘吾能文！’阖门称雄，矜己自大，醯瓮之鸡，坎井之蛙，盖不知瓮外之天，井外之海为何如，挟其所已能，自谓足以终吾身、没吾世而无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虚肯如是哉？书必钟、王，诗必陶、韦，文不柳、韩、班、马不止也。且方窥闯圣人之经，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讵敢以平日所见所闻自多乎？此太虚今日之所以游也。是行也，交从日以广，历涉日以熟，识日长而志日起，迹圣贤之迹而心其心，必知士之为士，殆不止于研经缀文工诗善书也。闻见将愈多而愈寡，愈有余而愈不足，则天地万物之皆备于我者，真可以不出户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绝后之游矣，余将于是乎观。”^[50]对旅游与求知的关系作了最为详明的论述，道出了求知对塑造旅游者求知文化人格的巨大功用，成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具体阐述和生动写照。

五、旅游审美意识与日月森林意象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文官宦游的盛行，丰富和发展了旅游花样和审美艺术，促进了对旅游价值功能的进一步认识，超越了先秦秦汉时旅游的社会调节论，承认旅游具有个人审美和人性调适的功能，“适意为悦”、“何适而非快”、“无所不快”和“穷耳目之胜以自适”正是人类审美意识的反映。文人士大夫在山水的畅游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旅游的养德功能转化为养性功能，这一转变其实得力于儒学与佛学和道学的融合。

与此同时，文官的多愁善感，也给旅游生涯赋上了或浓或淡的哀愁和悲别情绪，使传统旅游涂上了某种悲剧色彩，形成了特殊的审美感受。文官们离家万里、宦海浮沉，使得其旅途充满了悲壮和哀愁的格调。隋代孙万寿就把其宦游称为“羁游”，并称自己“归思常搔首”。杜甫流寓夔州后作《秋兴八首》，其一曰：“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在《登高》中称“万里悲秋常作客”，表达了在外孤游的凄凉感受。边塞诗人李益曾游燕赵间和西北边地，作《春夜闻笛》云：“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相看泪满衣。”《夜上受降城闻笛》则写尽了乡思之情：“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柳宗元的“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反映了他被贬后的思乡之情。张籍在《秋思》里也表达了自己的思乡情怀：“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想写家书，但又怕言不达意，以至于临行前又打开重写。杜甫在《送六侍御入朝》诗中写久别重逢，乍逢又别，别后相见无期的心情，充满着乱世人生的感慨：“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绵。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韦应物在《赋得暮雨送李曹》中表达了对朋友的别离之情：“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则惧怕别离：“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明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离怀惜共传。”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有同样的心绪：“天秋月又满，城阙夜江重。还做江南会，翻疑梦里逢。风枝惊暗鹊，露草复寒虫。羁旅长堪醉，相留畏晓钟。”刘长卿《饯别王十一南游》称：“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苹。”李白的“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也是惜别的写照。

明知宦游途中充满孤独、艰辛和离愁别绪，但他们仍然迈步向前，使得他们的旅游在安居与远游之间形成了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张力，使中国传统旅游出现了稳健内敛的特殊形态。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文官的宦游，与西方同时代的宗教历险和骑士探险相比，从形式上来看，没有后者那么劲厉和勇猛，但内涵却更为深邃而丰富，意境悠远深长，人文气息更为浓厚。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文官宦游时表现出的丰富的审美内涵、优雅的旅游举止，优美的旅游作品和内敛的旅游性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旅游美学形态。

具有文化眼光的文官们的宦游活动，还促进了山水审美意识的发展。王维的旅游诗句“空山新雨后”、“山色有无中”，对山水的虚与实关系作了描述，其“声喧乱石中，色静深山里”的诗句，则对山水所呈现出的动与静的关系作了描绘，其“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的诗句，对山水所具有的常与变的关系作了体察，其“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诗句，更对山水所展现出的光与色的关系作了捕捉，形成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色。以上的佳句妙语，反映了唐代文人对山水的美学特征具有细致入微的体察能力和生动形象的描绘功力。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既然是中国文官宦游的黄金时代，那么它所形成的特殊的审美偏好和审美特征，对于后世肯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在旅游过程中，对黄昏、明月和森林景象特别偏爱，这种偏爱是“原始意象”（集体无意识）经过代代遗传，在唐宋文人身上的强烈显现和集中表达，使唐宋文人对黄昏、明月和森林景象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象，并将这种审美爱好沉淀在其旅游文学作品之中。

如果说西方人对地中海的蔚蓝色有所偏好的话，那么中国人则对橘黄色的落日余晖更感兴趣。夕阳和黄昏具有“群体意境”。夕阳与黄昏意象是唐宋文人山水审美的中心物象，而环绕着这个中心物象，汇聚其他陪衬物象，组成博大的意象群体，显示出广阔的情感和美学蕴涵，形成悠远深长的美学意境。夕阳作为中心物象通常与青山、古道、草树、荒村、大漠、归鸟、暮云、烟雨等组合在一起，从而使审美情感弥漫于广阔的时空。青山绿水一经夕阳的点染就表现出非凡的美学意境。宋人杨万里道：“好山万般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夕阳光闪之后，青山绿水顿添魅力。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旅游者特别欣赏落日的余晖和黄昏的景色，吟咏出不朽的黄昏赞歌。唐代诗人刘长卿《送灵澈上人》描写了青山晚照的美丽景色：“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张九成的《过报恩》“远树楼头绿，残霞山外红”及戴复古的《世事》“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亦有同样的彩绘。权德舆的《晚》则刻画了夕阳草树的独特风景：“古树夕阳尽，空江暮霭收。”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和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以及方文《报山绝顶》“夕阳千岭秀，春水一江明”均描绘了碧水余晖的景色。类似的赞美在北宋文人范仲淹的《苏幕遮》中也能看到：“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金朝的元好问《山居杂余》“疏烟沉去鸟，落日送归牛”，和孟洋《烟》“湘流落日处，沙回暮生烟”以及王邦畿《春郊》“云低沧海树，潮上夕阳城”，均勾画了云烟暮霞的迷人图景。

文人士大夫们对旅途中的月亮及其明辉，也有一种特殊的审美偏好。仰望明月，旅游者眼前立即展示出一种阔大苍凉的宇宙空间、浩渺悲壮的天问意识和雄浑高古的审美境界。一旦置身月光之下，便油然而生思古幽情。李白在《把酒问月》诗中喟叹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他在巴山蜀水的旅游途中，举头望见明月，不禁叹赏不已：“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又在《送杨山人归嵩山》中云：“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咏道：“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唐宋文人将月亮赋予了心灵虚静和空间澄净的审美意境，通过对月亮的观览，激发起自己妙悟宇宙万物的空灵情怀，从而进入一种无牵无累的逍遥游的自由精神世界。刘禹锡中秋于桃源赏月时，成《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一诗，称“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宋代文官张孝祥夜游洞庭，赋《念奴娇·过洞庭湖》词一阙云：“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唐宋文人还将月亮赋予了温馨绰约、淡泊朦胧的审美意境，以此折射女性的光辉，表达由思念母亲引起的思乡情愫。张若虚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李白的“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以及《静夜思》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月夜忆舍弟》中的“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卢纶《晚次鄂州》中的“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徐祯卿《月》中的“故园今夜月，迢递向人明”等，都传递出“游子思故乡”的文化信息。傅道彬认为，月亮作为原始意象，蕴含着中国人寻找母亲世界、寻找精神家园的心理，飘零在外的游子，怀念家园和父母的情思，常寄托于明月遥相传递。当孤臣浪子云游天涯之际总是把明月与故乡联系在一起，明月成为启动乡愁、寄托相思、返归家园的象征。在唐宋文人的心中，月亮还被视为逃避现实苦难、超尘拔俗、笑傲山林的审美典范。李白的《月下独酌》云：“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张孝祥在《观月记》中指出：“观中秋之月，临水胜；临水之观，宜独往；独往之地，去人远者又胜也。”反映出月亮所具有的超凡出尘的美学意义。

唐宋文人还对森林景象形成了经典的审美意象，有着特殊的迷恋和倾心。森林树木是风景的重要的外在物质表象，然而它也深隐着先民的原始意象，被唐宋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体悟和揭示。森林的荣枯对旅游者情绪有很强的感染。游子常借落叶意象来表现身世飘零的伤感情怀。唐代韦应物的“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和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以及陈子昂《感遇诗》“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都是此一情绪的反映。当森林以苍翠欲滴葱茏繁茂的面貌展现时，就把游人带向了恬淡幽静和欢欣愉快的境地。宋梅尧臣的《鲁山山行》“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苏轼的《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丁元珍的《和永叔新晴独过东山》“芳辰五百前，选胜到林泉。万树绿初染，群花红未然。阴岩犹贮雪，暖谷自生烟。妇汲溪头水，人耕草际田。日中林景直，风静鸟声圆。犍令多情甚，寻春最占先”，都是旅游过程中对生意盎然的森林景象的礼赞。孟浩然云“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反映出儒道两家思想主张虽然龃龉抵触，但钟情山水醉心云林却颇为一致。^[51]对黄昏、明月和森林的审美并非始自唐宋，但一经唐宋文人的揭示和表达，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隋唐五代宋元的游记

游记是旅游者对旅游过程的真实记载，特别是对游山玩水的审美性记录。完整的游记在唐代独立出现^[52]，反映出这一时期山水审美的独立和成熟。王思任在《南明纪游序》中，认为游记始于柳宗元：“司马子长善游，天未启其聪，不晓作记。记自柳子厚开。”^[53]康熙间长洲人尤侗在为《天下名山游记》作序时也指出：“古之人游名山者，亦复何限！往往见诸诗赋，而记志无闻焉。至唐柳柳州始为小文。自时厥后，递相摹仿，载述遂多。”^[54]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的确成为中国山水旅游的游记典范。其中的《始得西山宴游记》和《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一直为后世游记所宗奉。唐代游记一般表达了文人士大夫对山水游赏的怡悦心情。如元结在《峿台铭序》中指出他对峿台山石取名以及对峿台的游览是“盖非愁怨，乃所好也”。他还在铭文中叙述自己脱离尘世、回归自然的心情：“湘渊清深，峿台峭陵，登临长望，无远不尽。谁厌朝市，羁牵局促。借君此台，一纵心目。”元结还写了一篇《浯溪铭序》，表达了对山水旅游之爱：“浯溪在湘水之南，此汇于湘，爱其胜异，遂家溪畔。”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草堂记》中描写了庐山之奇秀以及对庐山之喜爱。他说自己“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其喜山水，病癖如此”，“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他对庐山之爱，是因为它能怡悦心灵：“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白居易认为旅游山水不仅能使身体舒适，而且能使内心适意恬静。这种旅游观念已向旅游审美的主体感受和超越道德、归依人性的价值功能迈进。两宋的游记承唐代之传统，有所发展和光大。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游记，如柳开的《游天平山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舜钦的《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苏轼的《石钟山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王质的《游东林山水记》等。元代的山水游记仍有出色的文章出现，像麻革的《游龙山记》、邓牧的《超然观记》和许有壬的《林虑记游》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宋元之际，总结游记的著作开始出现。宋末陈仁玉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游记文学史《游志》，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游记汇成一书，认为出游山川实是人性之所需，在序言中明确指出：“因怀自古山川之美，人物之胜，登览游徙之适，虽其有得于是，有感于是者不能尽同，而皆超然无有世俗垢氛物欲之累。意谓今古乐事无过此者。”元代陶宗仪继其后又编成《游志续编》，收录了中唐以后的游记。

除了山水游记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游记，如宗教游记、海外经行游记和社会游记等。宗教游记，是僧人求法取经过程的记录，偏重于对获得经书的过程和翻译经书过程的叙述，如法显的《佛国记》。到了隋唐宋元时代，这类作品开始增多。如唐僧玄奘将其西行天竺取经的过程，口述后由弟子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记录了玄奘西行五万余里的过程，以及在印度17年的求法学佛的经历，涉及今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138个国家的历史和风情。唐代的义净从海上到天竺求法取经，回国途中，在室利佛逝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二书，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游记，但部分内容涉及义净求法的过程，具有游记的性质。此外，二书记录了其他僧人的求法经历，是间接的旅游记录。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交州木叉提婆师》记录道：“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不闲本讳。泛舶南溟，经游诸国。到大觉寺，遍礼圣迹。于此而殒，年可二十四五矣。”这两部书还记录了南海诸国的情况。

海外经行游记是对商人或其他非宗教人士旅游过程的记录。如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便是这一类的游记。汪大渊远航回国后，开始编写《岛夷志》。据汪大渊自称：“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这些诗作成为他撰写《岛夷志》的最原始的记录和回忆的线索。《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经历的和闻见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下来。他表示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明永乐年间，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证实了汪大渊的游记的真实性：称自己随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据其书节略而成的《岛夷志略》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220余个，记录了当地的风俗、物产和贸易。书中还记述了台湾和澎湖的情况，据其记载得知，当时的台湾属澎湖，而澎湖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皆归晋江县所得。《岛夷志略》还记载了澳洲（罗娑斯）的见闻，记述澳洲土著人是“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有的“穿五色绡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还记述了澳洲北部海岸的安亨半岛和高达800米的基培利台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

社会游记是旅游者对所经过的城市乡村社会情况的记录，如南宋陆游在从临安到四川赴任途中，将旅行过程逐日记录了下来，写成《入蜀记》，堪称旅游日记。书中开篇便载：“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报，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远役，谋以夏初离乡里。”正式记载从乾道六年闰五月十八日开始，“晚行，夜至法云寺。兄弟饯别，五鼓始决去”。游记中记载了许多社会民俗，如六月“二日，禺中解舟。乡仆来，言乡中闵雨，村落家家车水。比连三年颇稔，今春父老言，占岁可忧，不知终何如也”，“三日黎明，至长河堰，亦小市也，鱼蟹甚富”。^[55]可见此社会游记是宋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见证。

游记在唐宋形成并独立，反映了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的成熟和兴盛。

第六节　隋唐五代宋元的旅游制度与风俗

一、隋唐五代宋元旅游制度

在旅行制度上，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又有所建设与发展。旅行制度包括车舆等级制度、清道回避制度、关禁宵禁制度等。

车舆等级制度，在当时仍然盛行。隋代即规定按级别乘坐相应的车舆和船舶。据《隋书·炀帝纪上》载，大业元年八月，炀帝将乘龙舟巡幸江都时，下令“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二年二月又诏尚书令杨素、礼部侍郎许善心等人“制定舆服，始备辇路及五时副车”。其规定是：“上常服，皮弁十有二琪，文官弁服，佩玉，五品已上给犊车、通幰，三公亲王加油络，武官平巾帻，裤褶，三品已上给瓟槊。下至胥吏，服色皆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另据《旧唐书·舆服志》载：“隋制，车有四等，有亘幰、通幰、轺车、辂车。初制五品以上乘偏幰，其后嫌其不美，停不行用，以亘车代之。三品以上通幰车，则青壁。一品轺车，油幰朱网。唯辂车一等，听敕始得乘之。”系统制定了隋朝官民的舆服，其中的车舆制度，就属于旅行制度。这种对舆服根据品级进行使用的规定，在唐宋元代都曾实行。如唐制“天子车舆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是为五辂，耕根车、安车、四望车，已上八等，并供服乘之用”。此外，皇帝还有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轩车、豹尾车、羊车、黄钺车等。皇后按规定使用的车乘，有重翟、厌翟、翟车、安车、四望车、金根车六等。皇太子的车辂，有金辂、轺车和四望车。王公以下的车辂，“亲王及武职一品，象饰辂。自余及二品、三品，革辂。四品，木辂。五品，轺车”。^[56]元代禁止倡优出行时骑马。据《元史·顺帝纪三》载：至元五年十月壬辰，“禁倡优盛服，许男子裹青巾，妇女服紫衣，不许戴笠、乘马”。

清道回避制度，唐代在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故唐律疏议》卷7“卫禁”规定：皇帝出行时，行人若不知回避，甚至冲入皇帝车队中间，就要判处徒刑：“车驾行幸，皆作队仗。若有人冲入队间者，徒一年；冲入仗间者，徒二年。”“若有人误入队间，得杖九十，误入仗间，得徒一年。”仪仗距皇帝较近，故冲入或误入仗间比队间处罚要重。此外，唐代回避制度在水上行船上也有体现。《故唐律疏议》卷27“杂律”规定：“若船筏应回避而不回避者，笞五十。”

除了皇帝出行时的跸警回避制度外，官员出行也有喝道制度。唐代的喝道（传呼回避）范围从半坊扩大到两坊甚至更远，弄得民怨沸腾。温造为唐文宗时御史中丞，常在出行时令人回避，如若不避，则或捕其从人，或拖走其马。《旧唐书·温造传》对其事所载甚详：“（造）尝遇左补阙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决脊十下。左拾遗舒元褒等上疏论之曰：‘国朝故事，供奉官衔中除宰相外，无所回避。温造蔑视朝廷典礼，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无畏忌。……（拾）遗、补（阙）官秩虽卑，陛下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凌，是广不敬；法吏坏法，何以持绳？前时中书舍人李虞仲与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马；知制诰崔咸与造相逢，造又捉其从人。……臣闻元和、长庆中、中丞行李不过半坊，今乃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拟之嫌。若不纠绳，实亏彝典。’”从舒元褒的疏状中可以看出，温造之所以对不回避自己的官吏又是抓人，又是拖马，是因为他所任的御史中丞地位较高，所以他敢于仗着“贱避贵”的准则对低级官吏大耍威风。而舒元褒弹劾他，是因为唐代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法规，即皇帝身边的侍臣在旅行中遇见其他官员，除宰相外一律不加避让。由于是不成文法（即“故事”），所以温造才敢不加理会，照抓不误。此外，从舒元褒的疏中还可以得知，唐代的喝道回避制度越来越蔓延，回避的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到了“笼街喝道”的地步。当舒元褒的疏状递上去后，唐文宗对这种旅行中的纠纷作了裁决。同上书载敕曰：“宪官之职，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职，在献替可否，不在道路相高。……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听先后而行，道途即祗揖而过，其参从人则各随本官之后，少相辟避，勿言冲突。又闻近来，应合导从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过。自今后，传呼前后，不得过三百步。”唐文宗的裁决是，台谏官与侍从官出行相遇时，只需互相揖让即可。此外他规定以后官员出行时喝道范围不得超过三百步。一次小小的相遇，引起这么大的冲突乃至惊动皇上，足见人们把旅行中的等级规定看得多么重要。

唐代不少记载反映了当时官吏出行时喝道的情形。韩愈在其《饮城南道边古墓上逢中丞过赠礼部卫员外少室张道士》一诗中说：“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倾春酒两三杯。为逢桃树相料理，不觉中丞喝道来。”喝道之扰民与败兴，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义山杂纂》曾把喝道说成是“杀风景”的一种形式：“杀风景事，一曰花间喝。”喝道是古代清道回避制度的一种延伸和扩张。它是行人在很少遇见皇帝跸警的情况下，很容易遇到的一种令人惊慌胆战的场面。这种习见的喝道已成为儿童游戏的内容，正如路德延《孩儿诗》所描写的那样“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足见喝道对人们生活影响之深。

至宋代，清道回避制度日益程式化，皇帝和官吏出行都要“喝道”以驱赶行人。“肃静”、“回避”更是出行时必不可少的两块招牌。据吴自牧《梦粱录》载，皇帝出行要实行跸警制度，要禁更、喝道。该书“驾驭出宿斋殿”条，先引“舍人殿上亲警跸，要知不是御常朝”一诗，然后指出：“上御驾出……禁卫羽林兵，俱全装铁骑，数万围绕大内”，“或作鸡鸣，是众人一同喝道”。又引前人描绘喝道场面的诗曰：“将军五使欲来时，停著更筹问‘是谁’？审得姓名端得了，齐声喝道不容迟。”然后指出：“又置警场于丽正门外，名为‘武严兵士’……宿太庙，宿郊坛青城行宫，俱用严更警场也。”^[57]

宋代还有皇帝专用的御道。据《东京梦华录》卷2《御街》载：“坊巷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御道不许百姓行走，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清道回避制度。

关禁和宵禁制度，在隋唐五代宋元时期仍在执行，不过其间在某些时间和地点有所松弛。唐代继续实行关禁制度，设关令对来往行人进行盘查。据《旧唐书·职官志三》载：“关令各有府、史。关令掌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唐朝的宵禁令规定，更鼓一敲，行人都不得再行，市民皆不准外出。白行简《李娃传》称：“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姆曰：‘鼓已发矣，当速归，勿犯禁！’”另据《摭异记》曰：“宪宗迁葬，都人士毕至。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女亦往纵观。日暮归至天门街，夜鼓将动，有白头妪亦忙遽而行。裴家青衣谓妪曰：‘若步履不逮，惧犯禁，车中尚可通融。’”可见唐代宵禁不仅针对男人，对女人亦是一样。如果违反宵禁制度，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唐开元十九年冬，玄宗“驾东巡，至陕，以厅为殿，郭门皆属城门局。薛王车半夜发，及郭，西门不开，掌门者云：‘钥匙进内。’家仆不之信，乃坏锁彻关而入。比明日，有司以闻，上以金吾警夜不谨，将军段崇简授代州督，坏锁奴杖杀之”^[58]。薛王就是玄宗五弟李隆业，即使贵为宗王的他犯夜禁而入，也要受到相应的惩治，而守门的将领也受到牵连。

宋代旅行法令中也有宵禁规定，但却常常有所松弛。这是因为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商品交换频繁，政府常常允许开夜市以促流通，如此一来，宵禁制度便不得不放松限制。此外，每逢良辰佳节，皇帝官吏追求热闹，常常通宵达旦地与民同乐，游街观玩，夜禁令也因此网开一面。据《梦粱录》卷13“天晓诸人出市”条载：“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金吾即执金吾，是管理首都治安的官员。“金吾不禁”说明官府对夜市不加禁止。既然对夜市不禁，对前来交易的商旅、顾客和游人的旅行自然也不会禁止。除了因开夜市而不实行宵禁外，宋代节日之夜也不实行宵禁。据《梦粱录》卷1“元宵”条云：“正月十五日元夕节……儿童……拦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灯火，处处管弦……游人玩赏，不忍舍去……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显然，如此狂欢之夜，官府是断然不会实行宵禁的。另据卷4“中秋”条载：“八月十五中秋节……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与以往朝代相比，南宋的宵禁制度大为疏阔松弛。然而，南宋的宵禁制度并未荡然无存，卷5“驾出宿斋殿”条透露：“或作鸡鸣，是众人一同喝道。自初更至四更一点方止，此谓之‘禁更’。”“禁更”就是宵禁制度。南宋的宵禁制度虽然对节日中的良民百姓开放，但对于妓女诸营班院中人，则规定他们不得夜游，同上书“元宵”条云：“诸酒库亦点灯球，喧天鼓吹，设法大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诸营班院于法不得与夜游，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远睹若飞星。”也就是说，对妓女及诸营班院的人则实行宵禁。可以这么认为，南宋的宵禁制度与以往一律禁止夜行不同，它既不是一律实行宵禁，也不是完全解除宵禁，它的宵禁和弛禁都是部分的，依地点、时间和人物对象的不同而有异，这是南宋宵禁的特点。对夜市和节日实行的解禁，对皇帝住地和部分人的宵禁，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和皇权专制加强的状况，这种经济和政治的一弛一张，反映了南宋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及其调和。

与关禁和宵禁相关的通行证和身份证制度，当时仍然在执行。五代十国时，旅行时须持通行证或身份证。据徐铉的《稽神录》载：道士张谨，既失书囊行李，将及潼关，“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因不敢东渡。^[59]这里的“客行无验”之“验”，即指的是通行证或身份证，也就是古代的符传。宋代出入宫禁，须持有通行证“号”符，否则治罪。据吴自牧《梦粱录》“驾出宿命斋殿”条称，文武百官跟随皇帝出入宫禁斋殿时，“各给黄方号，余黄长号、绯方长号，各有入殿宫坛门去处，如无号妄入者，准违制论也”。这里的“号”符，无疑是一种通行证。(www.xing528.com)

在旅行住宿时进行登记的制度，可以说是身份证制度的延伸，是朝廷对旅行进行管制的重要手段。住宿登记制度在元代有详细的文献记载。据中世纪摩洛哥旅行家白图泰（张星烺译为拔都他）的游记中游历中国记部分所载：“在中国行路，最为稳妥便利……路中各站，皆有逆旅可以栖宿，有官吏专管之。……天全黑时，管理官员及其书记来舍，将留舍客人，逐一点名记簿，盖印后，闭门，使客安睡。至次晨天明时，吏及书记复来，依名单唤客起，作一证书。”^[60]这里清楚地表明，客人在旅馆住宿后，当地的官吏要来登记，到第二天天亮时，官吏还要按名单把客人唤醒，逐一查对，看是否混有未经登记的客人，最后证明客店是否遵守规矩。关于元代旅客住宿登记制度，《马可·波罗游记》也作了记载：“所有客栈和旅馆的老板也同样要将投宿的客人的姓名写在一个簿子上，注明他们来去的日期和时间，这种簿子每日须交送一份给驻在方形市场的那些官吏。”^[61]这里的登记是由店主来进行，登记完了抄一份送交负责管理的官吏。尽管以上记载没有明确记载旅客住店要出示身份证，但实际上已隐含了出示身份证明的手续。因为既然要登记，就不能由旅客凭空自报姓名里籍，必然要有一个说明身份的证明文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宋代已出现了导游图，这是旅游制度的一大进步。南宋首都临安出现了《朝京里程图》（当时称为“地经”），具有今天导游图的性质，该图以京都临安为中心，把南宋所属地区通向临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可以歇脚的凉亭、旅店的位置，标得非常清楚。据宋《尧山堂外纪》卷57载：“（西）湖南有白塔桥印卖朝京路经，士大夫往临安者必买以批阅。有人一绝云：‘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说中原有几程。’”当时称为“朝京路程图”或“朝京路经”。

二、隋唐五代宋元旅游风俗

并非迫不得已而是自愿选择某种骑乘方式的，就是某一个时代的骑乘风俗和习尚。隋唐五代北宋元时期，中国人的骑乘风尚主要是骑马出行，但南宋时，开始有了某种变化，无论富贵男女，开始选择乘轿出行，骑乘风尚为之一变。

隋代的男女出行均选择骑马。据《隋书·后妃传·独狐皇后传》载：隋文帝杨坚宠幸尉迟迥的孙女，好妒的独孤皇后“伺上听朝，阴杀之”，杨坚“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大臣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杨坚叹息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经过高颎等人苦劝，“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杨坚离宫出走，是骑马而行。《虬髯客传》载：红拂女既夜奔卫公李靖，“乃雄服（穿男装）乘马，排闼而去，将归太原”。

到了“大有胡风”的尚武的唐朝，骑马成为普遍的时尚。唐代骑风大盛的原因，一是由于李唐皇室有游牧血统，又是从北方太原起兵，有骑马的习惯；二是唐代盛行打马球，上流人士人人善骑，连妇女也不例外。在此背景下内外官吏无不骑马出行，正如《新唐书·车服志》所称“贵贱皆以骑代车”，就连大臣和女眷上朝，也是骑马入宫。玄武门之变中，李建成等便是骑马上朝时被杀。张祜在《集灵台》中反映了妇女骑马入朝的情况：“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武则天时四品官张衡“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结果降敕流外^[62]。既然退朝时骑的是马，那么上朝时自然也是骑马。按唐代风尚，骑瘦马入朝会遭到轻视。薛逢“策羸”赴朝，即赶着瘦弱的马上朝，便遭到羞辱。《唐摭言》卷3载：“薛监（逢）晚年厄于宦途，常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逢行李萧条”，乃斥令“回避”。唐诗中普遍反映了骑风之盛，“两骑翩翩来者谁”则表明宦官到市场也是骑马而行。

与京官旅行骑马一样，唐代地方官出行也骑马代步。据《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姚元崇初牧荆州三年，受代日，阖境民吏泣拥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马鞭、镫，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恋。”马鞭、马镫，表明姚元崇在荆州时骑的是马。“马上相逢无纸笔”则反映了边臣骑马的常态。

唐代士子赴考也多骑马而行。据《唐摭言》卷4载：“熊执易赴举，行次潼关，秋霖月余，滞于逆旅。”俄闻邻舍有吁嗟声，原来是前尧山令樊泽应制科至此，“马毙囊空，莫能自进”。执易“遽辍所乘马，倒囊济之”，泽遂登科。樊泽前往长安应制科，在潼关马死钱光，熊执易仗义疏财，把自己的马给了樊泽。这反映唐代赶考远行多为骑马而行。又如《云溪友议》卷下载：廖有方元和末下第游蜀，在宝鸡旅馆有一位落魄秀才病入膏肓，请廖有方为他安排后事。此人死后，有方“遂贱鬻所乘鞍马于村豪，备棺瘗之。恨不知其姓字，苟为‘金门同人’”。唐末，骑马赶考风气益烈，当朝执政深以为患。据《唐摭言》卷12说：“咸通末，执政病举人仆马之盛，奏请进士、举人许乘驴。”

唐代贵马贱驴，有钱人乘马，贫穷者骑驴。据《任氏传》载，天宝九年夏六月，韦崟与堂姑父郑六一起前往长安新昌里喝酒。郑六好酒色，但“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两人经过宣平坊时，郑六托故先办他事，然后赶往酒馆。“崟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遇见美女任氏，“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而任氏女却“时时盼睐，意有所受”。于是郑六大着胆子调戏道：“美艳若此，却为何徒步行走？”任氏女笑道：“有乘（驴）不解相假（借），不徒步行走怎么办呢？”郑六谦卑地说：“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63]从这段记载来看，韦崟因为有钱，因此乘马，郑六因为无钱，所以骑驴，并且很不好意思地称自己的驴是“劣乘”。唐代驴常被称为“蹇驴”，赶驴被称为“策蹇”。杜牧未及第时，来东都洛阳游学，当时的主司侍郎是崔郾，于是“太学博士吴武陵策蹇进谒”，向崔郾举荐《阿房宫赋》的作者杜牧。^[64]光启中，僖宗在梁州，皇甫枚与裴宜成一起赶往梁州，途中“登坂长望，见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驴赴之”^[65]。

在公务之外，骑马外出旅游或远行，也是唐朝人的习俗。据《北里志·楚儿传》载：“（楚儿）字润娘，往往有诗句可传。近以迟暮，为万年捕贼官郭锻所纳。尝一日自曲江归，与锻行相去数十步。郑光业时为补衮，道与之遇。楚儿遂出帘招之，光业亦使人传语。锻知之，曳至中衢，击以马笞，声甚冤楚。观者如堵。光业心甚悔，且虑其不任矣。明日特过其居侦之，则楚儿已在临街窗下弄琵琶矣。驻马，使人传语。润娘持彩笺送光业诗。光业取笔，于马上答之。”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郭锻和郑光业都是骑马游曲江的。楚儿则乘车跟在丈夫郭锻的后面，车有篷有帘。由于楚儿与郑光业两情相悦，而招致郭锻的鞭笞。光业心疼，乃于次日骑马往其住处，并在马背上写诗回赠楚儿。除了郊游时骑马外，唐朝人外出远游也多骑马。据唐张读的《宣室志》卷10载：元和中，青齐人许贞西游长安至陕。陕从事留饮酒，至暮方别僮仆前去，“行未十里，兀然堕马”，及寐，“已曛黑，马亦先去”。许贞前往西安旅游，也是骑马代步的。

唐代不仅男子乘马，女子也骑马往来。前说虢国夫人“平明骑马入宫门”即其一例。另据唐代画家张萱所画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所绘虢国夫人及其随从女伴，皆骑肥硕大马。徐嶷在其《物怪录》中有“从二女奴皆乘白马”的记载。白行简在其《李娃传》中描写道：“有人控（驾）大宛（马）汗流驰至”，来迎李娃。沈既济在《任氏传》中讲到，“（刁）缅使苍头控青骊（青马），以迓任氏”，“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马借之……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后，女奴别乘，又在其后”，都证明唐代女子旅行时有骑马代步的风尚。不过，对于平民女子来说，乘马的机会并不多。

北宋开始重文轻武。但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或是一般妇女，均仍以骑马为主要的旅行方式。武将骑马乃历代通例，宋代亦然，如岳飞在其诗“马蹄催趁月明归”，宗泽在其诗“伞幄垂垂马踏沙”中都曾描述了他们骑马行军的情况。两宋文官旅行基本上也以骑马为主。宋初，王禹偁在其“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诗中，就表明自己是骑马出游的。张耒在《感春》诗中也说：“雨余尘埃少，信马不知远。”苏轼也靠骑马出游。据《词苑丛谈》载：“东坡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醉，乘月至一溪桥上，卸鞍曲肱少休，及觉已晓。”“卸鞍”说明他是骑马而行的。又载他“与子由别郑州西门外，马上赋诗寄子由”，其诗云：“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衾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苏轼《宿南山》“横槎晚渡碧涧口，骑马夜入南山谷”，以及《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中，都记载了他骑马旅游的经历。宋代京官出入也常骑马，在宋人《扈驾诗》“病马羸驺只自尘”中有所表露。宋代女子也有骑马出行的。《懒真子》描写道：“文枢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骑马，锦绣兰麝，溢人眼鼻。”可以说是英姿飒爽，令人艳羡。

然而，南宋以降，理学盛行，社会风尚日益文弱，文化形态日趋静态，人们贪图安逸，争相乘轿（肩舆）旅行，蔚为一代风尚。柳诒徵指出：“宋室南渡，仕宦皆乘舆，无复骑马者。……居处行动，皆求安适，人之文弱，盖缘于此矣。”^[66]乘轿自汉已然，唐代大臣年老或有疾者，才允许乘轿子，《唐书·崔祐甫传》称他“被病，诏肩舆至中书”。北宋已贵乘轿，但多限于高官和老人。宋太祖虽有肩舆，但并不对它进行装饰。一次女儿永庆公主与皇后一起向太祖进言：“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舆，乘以出入？”太祖帝笑道：“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饰金银，力亦可办；但念我为百姓守财耳，岂可妄用？”^[67]可见，宋太祖在乘肩舆上是很低调的。司马光因年老多病，因此“近奉圣旨，许臣乘轿子”，他提出在东西府近南处开一便门，在自己“足疾未愈”的情况下，“许乘小竹轿往诸位商量”。太后从之。^[68]据《宋史·舆服志二》载：“肩舆，神宗优待宗室老疾不能骑者，出入听肩舆。熙宁五年，大宗正司请宗室以病肩舆者，踏引笼烛不得过两对。中兴后，人臣无乘车之制。从祀则以马，常朝则以轿。旧制舆檐有禁，中兴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其制正方，饰有黄、黑二等凸盖，无梁，以蔑席为障，左右设牖，前施帘，舁以长竿二，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可见，北宋乘轿主要是为了照顾老疾者。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0《神宗皇帝》载，司马光“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路险策杖以行”，“王荆公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据《爱日斋丛抄》卷1《杂家类》载，富弼出游，“乘小轿过天津，盖中州尊者用之”。北宋一般人是不乘轿子的，但这一状况至南宋时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南宋轿子盛行的原因，有些史籍似乎透露了一些情况。《癸巳类稿》引丁特起《靖康纪闻》云：“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籍马与金人，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驴乘骄，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马，搜括无遗矣。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戚里权贵女子于金，搜求肩舆赁轿之家，悉取无遗。”这似乎是在说，南宋乘轿风气是因为金朝将北宋的马搜括殆尽造成的。有人指出乘轿始于南宋，如张瑞义《贵耳集》云：“渡江以前，无今之簥（轿）。”也有人认为，南宋乘轿风起，与高宗的允许有关。如《却扫编》云：“汴京皆乘马。建炎初，驻跸扬州，特诏百官悉用肩舆出入。”又《东南纪闻》云：“思陵（指高宗）在扬州传旨百官，许乘肩舆。”《朝野杂记》：“故事百官乘马，建炎初，以维扬砖滑，诏特许乘轿。”《演繁露》云：“寓京乘轿自扬州始，其后不复乘马。”但是，有人通过日本僧人成寻在北宋的经历和见闻，认为轿子在普及的过程中，南北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南方轿子普及要比北方早些。^[69]因此，当宋室南迁后，便受到南方风俗的影响，开始允许出行乘轿。于是“王公以下通乘之”，并成为百姓乘坐工具。谢肇淛在《五杂组》中称南宋“京师之人，衣食于此（指抬轿）者，殆及万余”，足见南宋乘轿之盛。由于乘轿风行，所以轿子被文人写进诗词。南宋词人高观国在其《御街行·咏轿》中细腻地描绘了轿的形制和乘轿人的感受、姿态：“藤筠巧织花纹细。称稳步如流水，踏青陌上雨初晴，嫌怕湿文鸳双履。要人送上，逢花须住，才过处香风起。裙儿挂在帘儿里，更不把窗儿闭。红红白白族花枝，恰称得寻春芳意。归来时晚，纱笼引道，扶下人微醉。”

当然，乘什么工具出游，虽有普遍的社会风气，但并非笼罩一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同一人出游，前后使用的交通工具也不一定相同。在唐代，妇女出游虽然骑马，但乘牛车出行者也大有人在。宋代虽然骑马乘轿，但也有乘小车出游的。如邵雍居洛阳期间，“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70]。

元代普遍的骑乘风气，当然是骑马了。《元史·太祖纪》载，金朝完颜永济继帝位后，召成吉思汗前往都城。成吉思汗问金使：“新君为谁？”金使说是完颜永济。成吉思汗向南唾了一口唾沫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于是“即乘马北去”。元世祖中统二年，“诏定中外官所乘马数各有差”^[71]。《元史·王思廉传》载：王思廉在“扈跸”时，“失所乘马”，世祖命“给内厩马五匹”。

除了上述骑乘风俗外，隋唐五代宋元还有出行送别时的各种风俗，如择吉、折柳、饯行、洗尘等。

择吉是即将离家远行的旅人，选择良辰吉日，以达到出行顺利的目的。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在下层群众中，“出行遇凶”的观念仍在流行。在他们的心里，有无数的神煞在主宰人们的生活，包括旅游生活。出门旅行必须选择黄道吉日，以避开黑道凶煞。于是，择吉术风行于世。择吉观念产生很早，但择吉术则产生较晚，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了一部五代后唐同光四年的具注历，上面注明：“正月小建庚寅，天道南行，宜修南方，宜向南行。”宋代择吉术已比较成熟，与同光四年具注历一同发现于敦煌文书的还有宋雍熙三年具注历。在此历中，除了指出其他活动应注意的日期、方位外，还注明旅行应注意的日期及方位。如十二月历日说：“正月小建庚寅：自去旧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已得正月之节，即天道南行宜向南行，宜修南方天德。”

折柳风俗在唐代灞桥送别时最为典型。唐长安东郊的灞桥，是通向关东的必经之路，长安人送别亲朋好友，一般会在此道别，并折柳相赠，以示情意像柳条一样缠绵悠长。据《三辅黄图》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到了唐代，这一折柳相送的风俗仍然风行不衰，表达唐人的依依不舍之情。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记载：“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销魂桥’也。”宋之问在《送赵六贞固》诗中咏道：“日断南浦云，心醉东郊柳。怨别此何时，春芳来已久。与君共时物，尽此盈樽酒。始愿今不从，春风恋携手。”李白在《忆秦娥》中写道：“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其中的“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暗含了灞桥折柳相送的典故。他的《灞陵行送别》也倾诉了灞桥相送的心情：“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韦庄《灞陵道中作》：“春桥南望水溶溶，一桁晴山倒碧峰。秦苑落花零露湿，灞陵新酒拨醅浓。青龙夭矫盘双阙，丹凤褵褷隔九重。万古行人离别地，不堪吟罢夕阳钟。”二作虽未直接点明折柳，都实际上包含了折柳相送于灞桥的意思。

在灞桥送别亲朋固然令人惆怅，但在阳关或玉门关送客西行则更令人销魂。因为后者是远离中原、前往荒漠的地区旅行的送别之地，其行程是艰难的，离别是长久的，甚至有可能一去不复还，能不令人黯然销魂吗？所以当地特别流行《折杨柳》的曲子。袁郊在《甘泽谣》中指出：“落梅流韵，感金谷之游人，折柳传情，悲玉关之戍客。”王维在《渭城曲》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折柳相送的别情离恨：“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是真情的不自觉流露。此外，卢照邻的“攀折聊将寄，军中书信稀”，李白的“攀条折春色，远寄龙沙边”，晁冲之的“戍角断落梅，羌笛起折柳”，都是有关西北边城送别的诗作，所以都蕴含着折柳的典故和民俗。

除了唐都长安灞桥和陇西玉门关折柳风行外，其他的地方也有折柳相送的风俗。雍陶任阳安地方官时，“送客至桥，离情未已，揖让既久，欲更前车”。但客人说道：“此处呼为情尽桥，向来送迎，至此礼毕。”雍陶“下马命笔，题其桥楹，改为折柳”，并赋诗一首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从他离恨一条条。”此后，阳安地方“送别咸吟是诗”。^[72]由于折柳风俗盛行，还被民间音乐家谱成曲子《折杨柳》，专门表达送行惜别的感情。据《宋史·五行志二》称：“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辞。”说明它极为哀婉凄绝。作为北国鼓角横吹曲的《折杨柳枝》，其词云：“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横吹笛，愁杀行客儿。”这里的横吹笛，吹的就是《折杨柳》。唐代无数的诗人写过折柳相送的情景。孟郊有“杨柳多短枝，短枝多别离。朱颜与绿柳，并在别离期”以及“莫言短枝条，中有长相思”等诗句。权德舆在《送陆太祝》诗中称“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去”。李白有一次在洛阳客居，夜闻《折杨柳》曲，不禁回想起他离家远行前，家人折柳相送的情景，于是写下了《春夜洛城闻笛》诗以抒感情：“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折柳送行或寄赠远人以表相思，成了唐代文人士大夫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风俗。亭前桥边的万千柳树，成了唐代文人士大夫送别亲朋表达惜别相思的一种文化符号，它那柔软绵长的柳条，日夜萦绕着天涯游子的心。

作为古代的旅游风俗，折柳送别直到宋朝仍然流行于文人墨客之间。他们用词来记录折柳惜别的行为和心理。宋代婉约派词人周邦彦在《兰陵王·柳》一词中，描写宋代文人送别时折柳的风俗：“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来岁去，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蒿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朱敦儒的《柳枝》词，则直接述说宋代折柳送别的风俗：“江南岸，柳枝；江北岸，柳枝；折送行人无尽时，恨分离，柳枝。酒一杯，柳枝；泪双垂，柳枝；君到长安百事违，几时归？柳枝。”词中一共用了六个“柳枝”，以“柳枝”贯穿该词的始终，其用意在于以代表惜别相思的文化符号“柳枝”，来强调和突出闺妇送别远行夫君的缠绵悱恻之情。

饯行风俗在隋唐五代宋元时，风头正劲。唐白居易在《长乐亭留别》中称：“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昔时蹙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优诏幸分四皓秩，祖筵惭继二疏欢。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所谓“祖筵”指的就是祖道饯行，祖道早已不兴，饯行则弥漫社会。《旧唐书·郑余庆附处诲传》载：工部侍郎郑处诲“早朝假寐于待漏院，忽梦已为浙东观察使，经过汴州，而（族父郑）朗为汴帅，留连饮饯”。连做梦都梦见有人为之饯行，足见其风之盛。皇帝也常为出外宦游的大臣设宴饯行。《旧唐书·李吉甫传》载，元和三年九月，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时，宪宗“御通化门楼饯之”。《旧唐书·崔元略附铉传》载，崔铉出任淮南节度使时，“宣宗于太液亭赋诗宴饯”，结果“儒者荣之”。

与饯行相应的是洗尘风俗。据《通俗编·仪节》称：“凡公私值远人初至，或设饮，或馈物，谓之洗尘。”洗尘又称为“洗泥”。宋《宣和遗事》辛集载：“这人是李师师的一个哥哥，在西京洛阳住，多年不相见，来几日，也不曾为洗尘，今日办了几杯淡酒，与‘洗泥’则个。”苏轼《次韵钱穆父马上寄蒋颖叔》诗称“多买黄封作‘洗泥’，使君来自陇山西”。当时宫廷酿酒用黄罗帕封盖，因而称作“黄封”。“黄封”后来又被用以泛指各种美酒。《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有这样一段关于洗泥的记述，李师师道：“其实不敢相留。来日驾幸上清宫，必然不来。却请诸位到此，少叙三杯，以‘洗泥尘’。”关于洗泥一词，明人张存绅《雅俗稽言》卷17有专条解释：“凡朝臣出有赐，曰‘饯路’；反有劳，曰‘软脚’。方言有‘洗泥酒’。东坡云‘多买黄封作洗泥’是也。今俗凡于人出曰‘饯程’，反曰‘接风’。”

第七节　隋唐五代宋元的旅游设施与条件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旅游设施，包括道路、景点、餐馆、旅舍等。这一时期进行过交通道路的修筑，如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73]。水路疏浚和建设也很发达，当时“天下诸津，舟船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74]。至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更是扬名世界。前已涉及，兹不赘言。至于景点、餐馆和旅舍等其他设施，下文详述。

一、旅游景点的大规模建设

景点的建设虽然不少属于上层专用的离宫禁苑和别业，但公共景观的建设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寺庙和道观所建的宗教建筑对外开放，成为公共景观，各级政府为了“与民同乐”，也修建了不少公共旅游设施。特别是科举制的盛行，导致文官队伍增大，文官在宦游过程中，特别重视所任地区旅游景点的建设。

上层专用的旅游景点，最顶端的就是皇家离宫和游苑的建设。隋文帝在长安东郊的骊山温汤所在“修屋宇并植松柏千余株”^[75]。炀帝在江都大兴土木，建设离宫别苑。此外，他还于大业元年在营建东都洛阳的同时，“又于皁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唐代诸帝重点经营骊山的华清宫。骊山的温泉早在秦始皇时便曾垒砌成池，称为“骊山汤”，汉武帝则在秦代汤泉旧址上修建了离宫。唐太宗贞观年间，诏令阎立德在骊山营造宫殿、御汤，赐名“汤泉宫”，并亲赐碑文。咸亨三年，高宗将其改名为温泉宫。在唐代9个游幸过华清宫的皇帝中，唐玄宗来的次数最多，达49次。据《雍录》载：“自秦、汉、隋、唐人主皆常游幸，唯元宗特侈。开元间明皇每岁十月幸，岁尽乃归。以新丰县去泉稍远，天宝四载，置会昌县，即于汤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天宝六载，改为华清宫，于骊山上益治汤井为池，台殿环列山谷。”经过玄宗的建设，华清宫规模变得很大，绿化也做得很好，遍山栽种的松柏花木使宫殿的亭、台、楼、阁、轩、榭等建筑掩映在一片苍翠的绿荫中。北宋修建的皇家专用旅游景观，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徽宗营建的艮岳。他在苏州、杭州等地设立造作局、应奉局，搜括民间的奇石、异木、花草等，组成“花石纲”（十船组成一纲）运往汴京修建艮岳。为建艮岳，公然发布诏旨，令群臣不得反对。于是在汴京大兴土木，将天下名山之妙汇为一园，建成了园林式的大型宫苑——艮岳。整个艮岳禁苑周围十余里，有山有水，草地、沙坑、湖泊一应俱全。

除了皇家专用旅游景观的建设外，政府机构和官员也都在风景名胜区修建别业和园林，以为游玩之用。据《画墁录》记载：“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间，泉石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地尚在。寺省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拟岁时游赏。诸司唯司农寺山池为最，船唯户部为最。”在唐长安城的东郊修建的私人旅游景点有张司马灞东郊园、韦嗣立山庄（也称骊山别业或逍遥谷）、李公别业、浐川别业、唐卿山亭、川司直城东别业、新丰里幽居、贾岛野居、会昌林亭、浐川山池、浐水山居、城东别业、蓝溪草堂、郑侍御蓝川别业、骆家亭子、刘长卿灞陵别业、王昌龄灞上闲居、王仆射山亭18个私家园林别业。^[76]白居易则在偏远的庐山，修建了草堂，他在《草堂记》中描绘道：“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泻阶隅，落石渠，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珮琴筑声……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

此外，隋唐五代宋元时期还修建了不少对社会开放的旅游景观。首先是寺庙建筑对游人开放。佛教为了吸引施主和香客，自然是大开山门。唐代玄奘取经回来后，仿印度雁塔样式修建了大雁塔及寺院慈恩寺，专门作为译经和藏经之所。大雁塔平面呈方形，建于5米高的台基上，塔身用砖砌成，共7层，高64米。塔内有楼梯，可以盘旋而上。每层四面各有一拱券门洞，在此凭栏远眺，长安风貌可尽收眼底。义净高僧西行回都后，倡议在长安荐福寺修建小雁塔。长安城内的寺观有195所，建在77个坊里，寺观多开渠引水，建成开池叠山，并遍植特色名花，如慈恩寺以牡丹和荷花闻名，唐昌观以玉蕊花著称，玄都观以桃花知名。唐代还在长安城的东门外建了镇国寺和章敬寺。镇国寺建于春明门外，僧人运平圆寂后“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77]。章敬寺在通化门外，规模宏大。唐代宦官鱼朝恩献通化门外的庄园建寺，为章敬太后祈冥福，“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谨逾万亿”。^[78]据《长安志》卷10《郭外》载：“大历元年作章敬寺于长安之东门，总四千一百二十余间，四十八院。”这是一处遍布松竹、清净幽邃的园林式寺庙。全国其他地方也修建了不少寺庙，如五台山的寺庙宫观等。这些寺庙对外开放，成为当时的公共旅游景点。

由于文官宦游的普遍，由文官主导的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公共旅游景观的修建，因此这一时期各地旅游景观的建设如火如荼，形成高潮。

唐代宗时，江华（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县令瞿氏曾发现县南风景“水石相映，望之可爱”，但不可登临，于是便从洞穴而入，在险峻的地方修筑栈道，通向山顶，并在上面构筑茅亭，经此一弄，结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审美视界：“阶槛凭空，下临长江；轩楹云端，上齐绝颠。”为县城市民开辟了一个游览胜地。唐代对桂林的景点建设比较重视。市内的石山多已栽花植木，修砌磴道，建筑亭台楼阁。李渤在宝历元年以给事中出任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任内数年，疏浚灵渠，开拓南溪山、隐山风景。城南的南溪山，四壁陡峭，石呈五彩，犹如巨屏。李渤命人“发潜敞深，磴危宅胜，既翼之以亭榭，又韵之以松竹”，将之辟为桂林重要的风景游览区。隐山原是桂州西门外不起眼的小山。李渤发现此山玲珑剔透，山腹洞洞相连，遂令人在山上建造了庆云、朝阳、夕阳诸亭，并为隐山六洞题名，使其焕发异彩。唐武宗会昌年间，元晦出任桂管观察使兼御史中丞，令人把叠彩山的风景建筑重加修葺，栽花修路，并增建销忧、拿云诸亭，结果“焕然新奇”，成为“公私宴聚较胜争美”之地。^[79]北宋时，公共景观的建设掀起了一个高潮。韩琦指出：“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80]长安的曲江池，在唐末一次大风雨后，“波涛震荡，累日不止”，结果“一夕无故其水尽竭，自后宫阙成荆棘矣”。到了宋代，“为耕民畜作陂塘，资浇溉之用”。但“每至清明节，都人士女犹有泛舟于其间者。九龙池，上巳日亦为士女泛舟嬉游之所”。^[81]虽然景色不如以前，但仍为公共的旅游景点。柳开在邢州（今河北邢台）境内开疏泉水，“植千柳，为亭于其上，为一郡胜游之地”^[82]。苏轼在西湖筑成苏堤，“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83]

宋代各地政府也修建了不少旅游景观。宋朝的桂林城区及近郊的名山，都铺设了登山道路；在风景荟萃的地方，还修建了许多亭台楼阁，以供宴游休息。如在伏波山上，宋嘉祐年间曾修建有两座亭子，名叫“蒙亭”。绍圣年间，又重加修建，使伏波山一带成了“冠盖追飞，仕女笑嬉，马嘶林间，人息木阴，清歌激越，碧天云凝，鼓吹间作，山谷响答”的游览胜境。除蒙亭外，宋代在伏波山还修建有癸水亭、所思亭，在虞山筑有南薰亭，在七星山筑有替带亭、骏莺亭、环翠亭，在象鼻山筑有云崖轩、朝阳亭，在隐山筑有招隐亭、湘清阁、流州亭，在榕湖北岸筑有榕溪阁等。其中榕溪阁是南宋张栻为了纪念北宋“元祐党人”黄庭坚流放时途经桂林榕湖而修建的。宋代桂林地方政府结合水利兴修，从漓江西岸的虞山脚起，经回龙山麓、老人山东侧，至西山、隐山一带，开凿了一条水渠，名叫“朝宗渠”，把漓江、西湖、阳江、榕杉湖连通起来，使城北、城西的许多枯山，变成了山清水秀、旅客畅游之所。宋代还从老人山下起，横过独秀峰前，直至漓江，开凿了一条水渠，使潺潺漓水横贯市区，桂林不但是山城，也变成水市，山光水色，相互辉映。^[84]

南宋时，临安西湖“四时之景不同，而赏心乐事者亦与之无穷矣”^[85]，这与当局对西湖风景进行建设和修整有关。有人研究后指出，南宋整治西湖，从确保水质水量和矫治不法行为两方面入手。分别在绍兴、乾道、淳祐、咸淳年间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整治。内容主要是禁止往湖中“抛弃粪土”和在湖边“浣衣洗马”等污染湖水的行为，严禁栽植荷菱等水生植物保证水流畅通，禁止“包占增迭堤岸”以防止湖面缩小，同时惩治了一批犯禁者。南宋政府在西湖对原有景点进行了制度性的维护，费用由官方提供。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二月”条载：“二月朔，谓之中和节……州府自收灯后，例于点检酒所开支关会二十万贯，委官属差吏卒雇唤工作，修葺西湖南北二山，堤上亭馆园圃桥道，油饰装画一新，栽种百花，映掩湖光景色，以便都人游玩。”同时，南宋政府还在西湖上建设新的景点。宝庆二年，袁韶修筑了先贤堂；淳祐年赵与蕙仿苏堤筑小新堤；景定二年马光祖建玉莲堂；咸淳三年洪焘创湖山堂。对旧景点，南宋政府则进行了改造，或重建，或改建，或增建。重建的景点有：嘉定间袁韶在苏堤重建三贤堂，赵与蕙先后重建了大石佛寺、丰乐楼、小新堤和江湖伟观。改建的景点有：小新堤“咸淳再行高筑堤路”；苏堤“咸淳间，朝家给钱，命守臣增筑堤路，沿堤亭榭再一新，补植花木”。增建的景点有：景定三年魏克愚“徙郡治之竹山阁并奉玉莲堂”；咸淳六年潜说友于灵顺庙后“拓地创华光楼，旁为射亭，为角觝台，又辟山径而夷之，以便登涉”。通过对景点的维护、新建和改造，西湖风景名胜更加美丽。如丰乐楼重建前“为游览最”，但“官酤喧杂，楼亦卑小，弗与景称”，重建后不仅“瑰丽宏特，高切云汉”，“上延风月，下隔嚣埃，遂为西湖之壮”，而且“旁为花径曲折，亭榭参差，更与兹楼映带”；再如湖山堂增建后“迩延远挹，尽纳万景，卓然为西湖最，游者争趋焉”。同时，维护、改造和新建后的西湖景点也更加方便游人，如新建的小新堤“与苏堤同通灵竺，游者便之”；又如灵顺庙增建时“辟山径而夷之，以便登涉”，所以“是岁都人办香致敬者咸趋焉”。^[86]

二、旅途饮食条件的改善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旅游者在旅途中的饮食条件较以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服务环境有较大的改善。与以往的旅客常常自带干粮、自己炊爨不同，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旅客已能在旅馆中享受到饮食服务。

隋唐初期，旅客仍有自备饭食的遗风。唐小说家杜光庭的《虬髯客传》便描写了李靖与歌妓张红拂在前往太原的旅途中，于旅馆自己做饭的情况：二人来到灵石旅舍住下，摆下床，在炉子上煮肉。红拂把长发解开，几乎垂在地上，站在床前梳理；李靖正在外面刷着马毛。忽有一人，中等身材，长着红色而卷曲的胡须，乘一头跛驴而来。三人围着炉子坐下，卷曲胡子的客人问：“煮的是什么肉？”李靖回答道：“羊肉。大概快熟了。”卷曲胡子的客人说：“我很饿。”李靖便出门买了胡饼回来。卷曲胡子的客人抽出腰间匕首，切肉共食。吃罢，把剩下的肉切烂后送给驴子吃了，动作敏捷。卷曲胡子的客人又问：“有酒吗？”李靖答道：“旅店主人的西边，就是酒肆。”并出去买了一斗酒回来。从这段描写来看，在旅舍中烹羊肉是李靖和红拂自己动手做的，买饼、打酒均在旅舍外面进行。其中酒是在旅舍西边的酒店里打来的。《虬髯客传》虽反映的是隋末的情况，但其所描写的旅客饮食方式则不能不说是作者按照唐时的风俗构思的。

但总体上来看，旅馆兼营饮食的经营方式，或专卖饮食的餐馆的出现，在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渐成气候。唐代的许多旅店兼营饮食，有的则是餐馆兼营旅店业务，食宿一体化的风尚已经形成。旅客外出旅行，已不再像汉魏以前那样需要自备粮食了。唐代一些诗歌反映了这一情况。如“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说明酒店既卖饮食，也提供住宿，饮食与住宿更加一体化。再如“野店临江浦，门前有橘花。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既然是停灯待贾客，说明它是一个旅馆；卖酒与渔家，又说明它还兼营饮食。据《太平广记》卷238《宁王》记载，唐代鄠县（今陕西户县）的“食店”，曾有“僧二人，以万钱独赁房一日夜”。这里的食店显然是既经营饮食又经营住宿的。这两位富僧旅行至此，既解决了肚中之饥，又解决了身体之乏。又同书卷286《板桥三娘子》讲，唐代汴州（今开封）西有一家板桥店，主人是位三十多岁的寡妇，名叫三娘子，该店“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但也经营住宿业务，“远近行旅多归之”。元和年间，“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便榻”。一次下榻六七个客人，若没有足够的卧具是不可能的。如此之多的卧具，不可能是三娘子一人所用，只能解释为她专为兼营住宿而备置的。旅客在三娘子这里住宿，既受到女主人的温馨接待，又解决了吃饭问题，难怪“远近行旅多归之”呢！

唐代的旅客出门远游时，已比较容易找到餐馆、酒楼、饭铺、饼屋之类的地方解决饥渴问题。尤其是到长安旅游，更容易在林立的店铺中找到吃饭的地方。唐都长安是个国际大都市，西域各地的商人在此经商或开设饭铺餐馆。西域人尤其是波斯人，在长安开办了不少胡饼店和　罗（一种面食）店，生意十分红火。辅兴坊的胡饼店在当时颇负盛名，连大诗人白居易都赞不绝口：“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出新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胡饼早在东汉末就曾传入中国，赵岐曾卖胡饼为生。此时的唐都，胡饼更是深受旅客喜爱。《虬髯客传》中李靖就曾买胡饼招待虬髯客。《任氏传》描述了当时的饼店状况：“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这是胡人所开的饼店，是用炭把炉子烧得炽红，将饼拍上芝麻抹上香油，放炉中烤熟。武周时，张衡曾经买了饼，在“马上食之”。这种饼店为急于赶路的旅客提供了方便。西域女子开办的酒店，更是以其异乡情调而令人频频光顾。浪漫的李白便是长安胡姬酒店的常客。他情不自禁地写诗咏道：“王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唐代作家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续集卷1“支诺皋”中，曾提到过长安东市和长安兴里的　罗店，此店也是西域人开的。

宋代旅客在住宿旅店时，也能同时得到饮食服务，不必为吃饭发愁。当时食宿一体化的格局为此提供了保障。《续资治通鉴》卷449曾对元祐中，资政殿学士王安礼门人姜殿直，在青州城北蔡市桥开的四家既经营饮食又经营住宿的店子，作了记载。另外，北宋首都的酒楼饭店遍布街市，为过往行人提供了饮食上的方便。当时，汴梁的大酒楼有72家，“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其中丰乐楼在“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更有“新门里会仙楼正店，常有百分斤馆”，在此可以一掷千金，享尽人间口福。汴京有一个“川饭店”，出售富有川味特色的饭菜，如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杂煎什件、生熟烧饭等，专门招待四川入京的商务旅行者。另一个名为“南食店”的餐馆，出售富有杭、扬二州风味的饭菜，如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等，以招待江南茶商为主。汴京还有“胡饼店”，出售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大、髓饼、新鲜满麻等，以来华西胡客商为主顾。此外，还有一些零散饭摊，随市所需，供应相应食物，满足商旅需要。如潘楼街“饭后饮食上市，如酥蜜食、枣　、　砂团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类”，供应给忙于经商的客人及行色匆匆的路人。

北宋还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饮食经营理念。其一，宋代的酒店讲究信用，对顾客一视同仁，常将银酒具和银器借给人用，或用银器送货。据《东京梦华录·民俗》记载，东京的“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另据《说郛·摭青杂说》载，宋京师樊楼旁有小茶肆，熙丰间有士人李氏入肆饮茶，遗金数十两于桌。后数年，李氏复过此肆，主人弄明其身份和核对遗物后，如数奉还。李氏欲分一半给主人，主人坚持不受，说：“小人若重利轻义，则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天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也。”此店主人还把历年“收得人所遗失之物，如伞、扇、衣服、器皿之属甚多，各有标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遗下者”，以便送还。其二，在店中常挂名画以招徕顾客。据吴自牧《梦粱录》卷16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旅客在此饮食进餐的同时，也得到了艺术享受。其三，严格管理，以至于形成了独特的服务技巧，构成特殊的经营民俗。《东京梦华录·食店》载：“行菜者（跑堂的）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其四，推着小食车，杯盘洁净，成为东京街头的一道民俗景观。《东京梦华录·民俗》称：“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五，广告招牌成为另一道民俗风景。从《清明上河图》可见，张伞卖饮料的，悬挂着“饮子”的小布招牌；大酒店门口结着高高的彩旗，彩旗上标着“新酒”二字，门前写着“天美之禄”四字。《夷坚志》载，进贤县筒坊市，有一位农夫进山砍柴时，从一棵巨松下摘回一个大蕈（伞菌），直径有一尺八寸。酒肆王翁用钱买来，“挂于店外以诱饮客”。欧阳修曾发现“京师食店卖酸者，皆大出牌榜于通衢”。^[87]其六，每到节令，便加紧促销，制造节日气氛。东京“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九月重阳，都下赏菊……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其六，主动推销，出现了“撒暂”等推销民俗。宋代“有卖药或果实萝葡之类，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

南宋时，尽管版图比北宋小了近半，但京城临安的繁华程度却十倍于汴京^[88]。天下商旅游客齐聚杭州，丰富发达的饮食业为这些游人旅客提供了饮食保障。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临安的食店供应的饭菜品种就达上百种之多，其中有海鲜头羹、三软头羹、大片腰子、松花腰子、燥于决明、二色蠒儿、入炉坑羊、窝　强豉、八糙鸭、炕鸡、燠肝、肚肺等，不胜枚举。据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载：“有茶饭店，谓兼卖食次下酒是也。”包子酒店，谓卖鹅鸭包子、四色兜子、肠血粉羹、鱼子、鱼白之类。宅子酒店，谓外面装饰如仕宦宅舍，或是旧仕宦宅子改作者。“花园酒店城外多有之，或城中效学园馆装折。”在“食店”条中，耐得翁记道：“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如羊饭店兼卖酒。凡点索食次，大要及时：如欲速饱，则前重后轻；如欲迟饱，则前轻后重。”临安有声望的食店，大多是汴梁人南迁后所开办的。旅客若经过了长途跋涉，饥肠辘辘，进了食店，则先点“重”食，后点“轻”食；如果不是太饿，则可先点“轻”食，后点“重”食。所谓重食就是能够很快饱肚的饭食，如头羹、石髓饭、大骨饭、泡饭、软羊、浙米饭等；所谓轻食就是一些菜肴，如煎事件、托胎、嬭房、肚尖、肚胘、腰子等。临安的许多挑担端盘沿街叫卖的小吃，“如鹌鹑馉饳儿、焦　、羊脂韭饼、饼　、春饼、旋饼、　沙团子、宜利少、献餈糕、炙　子之类，遍路歌叫，都人固自以为常，若远方僻土之人乍见之，则以为稀遇”。这些小吃对远方来京的旅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常常令他们一尝为快。临安这个江南城市，为前来旅游经商的外地客人提供了品目繁多的饮食，解决了他们的旅中饥渴和后顾之忧。吴自牧的《梦粱录》向我们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该书“铺席”条载：“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名者，如中瓦前皁儿水，杂货场前甘豆汤、戈家蜜枣儿，官巷口光家羹，大瓦子水果子，寿慈宫前熟肉，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涌金门灌肺，中瓦前职家羊饭……张家元子。”此外还有张卖食面店、张家豆儿水店、蒋检阅茶汤铺、姚家海鲜铺、坝桥榜亭侧朱家馒头铺、石榴园倪家肥鮓铺等，其所卖饭菜饮食都是全城闻名的。外地旅客至京，必先访之，一食为快。“盖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即与外郡不同，所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无论是外地旅客还是市内居民，往往多于店舍旋买饮食，甚为快便。由于外地旅客很多，所以临安的茶肆生意也很好。《梦粱录》“茶肆”条称：“今杭城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

饮酒也像饮茶一样，为南来北往的旅客解除了饥渴疲乏。据“酒肆”条记述，临安有许多有名的酒店酒肆，其中有一个“武林园”酒店，“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此外还有南瓦子“熙春楼”酒店、新街巷口“花月楼”酒店、融和坊“嘉庆楼”酒店、金波桥“风月”酒店、灵椒巷口“赏新楼”酒店、坝头四市“双凤楼”酒店、下瓦子前“日新楼”酒店等，都备有酒食歌妓，以招待四方来京的游客。

元代杭州市民就集资在西湖上经营饮食业，为旅游者提供方便。据《马可·波罗游记》载，西湖湖心有两个小岛。每个岛上都有一座壮丽的建筑物，里面分隔着许多精室巧舍，本市的居民，每逢男婚女嫁或举办豪华饮宴的时候，就来到岛上。他们所需要的物件，如器皿、桌巾、台布等在这里一应齐备。这些家具用品，甚至亭台楼阁，都是市民集资建设起来的。有时，开办婚丧喜庆的筵席，同一时间内，多达一百来起，然而整个布置和安排，井然有序，各家都能安排到房间或亭子，不会彼此混乱，互相干扰。元代饮食服务行业，制造节日气氛，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载：“每元会圣节及元宵三夕，于树身悬挂诸色花灯于上，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下降。树旁诸高人数，发卖诸般米食，饼　、枣糕之属，酒内茶汤无不精备，游人至此忘反。”构成一道旅游民俗景观。

三、公私馆驿和旅舍的发展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上处于大一统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建立了完善的官方驿传系统。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的统一，为商品流通和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于是私人旅馆业趁机发展起来了。这一时期又是中国佛教和道教的重要发展时期，因此寺院客舍也向僧俗旅客提供了食宿服务。

第一，私营旅馆业的繁荣。

遭受无数重农抑商政策打击的私人逆旅业，在“唐宋变革”的背景下，终于发展了起来。唐小说载，妓女王幼玉“常幽艳愁寂”，人或询之，她回答道：“今之或工或商或农或贾或道或僧，皆足以自养。惟我俦涂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财，我思之愧赧无限。”^[89]从她的话中可见，此时工、商、贾都是一种正常的职业，而旅馆业本身就是商业，同时也为商业提供服务。已经变得自信的唐代私人旅馆，专门开设在官办驿馆旁边，以展开竞争态势。唐代私人逆旅主开办了一种被称为驴驿的旅馆，仿照官办驿传形式，进行连锁经营，沿途开分店，并以驴为交通工具，运送旅客。据《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载，“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驴驿。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其良好的经济效益，使得政府官员也加入到开办私营旅店的行业之中。《朝野佥载》记：“定州何名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赀财巨万。”^[90]这种现象引起皇帝的警觉，玄宗曾下令禁九品以下官员开办旅店，但对八品以上的则无法控制。唐小说载，东都洛阳人柳富遇妓女王幼玉，两人一见钟情。“富因久游，亲促其归。幼玉潜往别，共饮野店中”，“是夕同宿江上”。^[91]这个野店既能够饮食又能够住宿。《南部新书》载：“野狐泉店，在潼关之西，泉在道南店后坡下。旧传云：‘野狐掊而泉涌，店人改为冷淘，过者行旅止焉。’”^[92]唐代旅馆业繁荣的突出现象，是城市旅店的兴盛，部分改变了隋代“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93]的禁令。唐都长安的东西二市，据《太平广记》卷10载，东市“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王布在东市开了个邸店，“商旅多宾之”。西市的格局与东市相仿。据《太平广记》卷243载，西市南有十几亩洼地，富商窦义买下后于洼地中立一旗，令小孩用瓦块击之，中者奖煎饼团。于是小儿辈竞相用瓦块投掷，不出一月，洼地为平。窦义于其上盖店肆二十间，日获利数千。不仅大街上有店肆，连小巷子里也开了小店。据段成式《剑侠传》卷1载：“东市一小曲内，有临街店数间，相与直入，舍宇甚肃然。”

宋代由于里坊制的崩溃，城内临街而市，开办了许多面向大街的旅馆，旅馆形成行会及其负责人行老。私营客店与其他各种店铺一起遍布城市的繁华闹市地区。尤其是在首都汴梁城内，州桥东街巷迤东，“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94]。宋代旅店已形成了行会，据《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辛集载：“司县到任，体察奸细、盗贼、阴私谋害不明公事……旅店各立行老。”说明旅店行业还有负责人——行老。宋朝旅行者所投宿的私营旅店，其店名都颇有诗意，如东京汴梁的“清风楼客店”、“熙熙楼客店”等，这无疑增加了客人投宿的兴趣。

元代接待旅行者的私营旅馆遍布城乡。当时出现了不少“招商店”。据元杂剧《独角牛》所载宾白云：“我来到这泰安州，我可便不住您那招商店。”在另一部元杂剧《金凤钗》中亦谓：“问甚将着行货，做甚买卖，有甚资财，你把行旅招商店开！”大都郊区也有许多私人旅馆。据《马可·波罗行记》载：“商人和来京城办事的人都在郊区住宿。”“在近郊，距都城也许有一点六里远的地方，建有许多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为来自各地的商人提供住宿。”尽管失去了首都的地位，元代的临安城仍然十分繁华，旅店林立。据另一位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称：“我来到杭州，这个名字义为‘天堂之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那里有很多客栈，每栈内设十或十二间房屋。”在山西永济县永乐宫元代壁画中，画有元代的旅馆，有店门、院墙、厨房、客厅、客房等建筑。王实甫《西厢记》中曾记张珙投宿过一个客店，叫状元店。

第二，官办驿站的发展。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方便文官旅游的是四通八达的官办驿路和驿站。驿站的建立较早，而其发展鼎盛期则在唐宋元时期。驿站（也称传舍、亭、驿馆、候馆、站赤等）是官办招待所，为游宦的文官提供食宿条件，使他们摆脱了旅途中的食宿之忧，能够尽兴地抒发情感，描绘审美感受，极大地促进了文官宦游的发展。官办驿站的高端是国宾馆，主要用来接待外国使者和高级贵宾。

隋代建立了驿站系统。《隋书·韦艺传》云：“孝宽将至邺，因诈病止传舍。”唐代的驿站比较普遍，掌管的官叫馆驿使，负责驿站的管理与调整。天宝八年，“馆驿使宋纟军奏移稠桑路向晋王斜。王斜者，隋炀帝在藩邸，扬州往来经此路，盖避沙路费马力也”。^[95]唐代驿站也叫传舍，诗人殷尧藩的诗句“万里关河成传舍，五更风雨忆呼卢”可证。“驿馆”之名始见于唐代。颜师古指出：“邮，行书舍，谓传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唐代的官设旅舍还有一个称呼是“候馆”。唐朝诗人韩愈曾有“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的诗句，反映了候馆之多。唐代的旅舍也叫亭，亦为驿传上的馆舍。李白词《菩萨蛮》记述了一位远行游人在亭的楼上感叹旅程孤苦、归途遥远的心情：“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日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这里的亭即是旅舍。“长亭更短亭”形容路程遥远，归程无期。这位旅客见宿鸟归巢，联想到自己归家无期，不禁黯然神伤，所以在他眼里，一切变得那样灰暗、惨淡。另据唐人小说《集异论》载：“安阳城南五里有一亭，过客止辄死。有一士人不信，宿其中。”这里的亭显然是官办旅舍。又《摭异记》云：“灵壁县东界有一亭，旁有古树参天。”以上记载均可证明亭在唐代比较广布，为旅行于驿道上的客人提供住宿服务。

北宋有时候称驿站为“驿舍”，宋陶谷《清异录》载：“汤悦逢士人于驿舍。”官吏在使用驿站时，常常不遵守规定。真宗大中祥符六年，“知荆南府朱巽罚铜二十斤，荆湖北路转运使梅询削一任，通判襄州，坐擅发驿马与广州邵华子令省亲疾而马死故也”^[96]。为了加强驿站管理，北宋实行支赐与驿券分离制度。神宗熙宁八年“诏自今差官出外，已支赐者，毋给驿券，愿请驿券者，不支赐”^[97]。东京开封至西京洛阳之间420里，设6驿。自洛阳西行经崤山北路至陕州，计225里，再西行595里至长安以及陕甘各地。^[98]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之《风俗记三》中载：“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驿站在金朝，或被称为“铺递”。金世宗曾对宰臣讲：“朕尝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99]

蒙古人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也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驿站（元朝称为“站赤”）。《元史·兵志·站赤》载：“四方往来之使，上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有时候则将驿站称为“急递铺”或“馆舍”。《南浦驿记》指出：天下道路“远近纵横，经纬联络，旁午皆置馆舍以待往来”。馆舍是驿道上官办驿舍的别称。元代的驿站提供了公共旅游者的饮食保障，也保证了其旅行安全和旅行的速度。据《马可·波罗游记》，“从汗八里（北京）出发，西行20里，至涿州。经太原、平阳、该州，渡哈剌木连河（黄河）、哈强府、京兆、关中、阿里八里，至成都，总共72日程”。又据第129章《叙州》记载：“自成都府起行，骑行70日，经行业已经过之诸州郡城70日后，抵于前已著录之涿州。又自成都骑行5日至土番，经建都，渡金沙江（不鲁郁思），河对押赤，再西行，经哈剌章至金齿至阿缅，共70日程。”则从汗八里至阿缅，共140余日程，为4个多月。如加上沿途逗留的时间，则约6个月。^[100]这在畜力的时代，是比较快捷的。

高级驿站便是国宾馆，是接待和安排外国使臣和尊贵客人的馆驿。国宾馆一般建在国都，但也有建在地方的，预备贵宾在入境和经过时便加以接待。如唐代楚州（今江苏淮安）就设有“新罗馆”专门接待新罗（朝鲜）客人；扬州置有“扶桑馆”，专门迎候日本客人。宋代泉州则设有专门接待各国商客的“远来驿”。外宾在地方宾馆住下后，地方官员要迅速向朝廷报告。只有接到中央的指示后，才能安排他们继续前往京城。

京城的国宾馆可以看做驿道的末端。国宾馆的名称历代不同，有叫“四夷馆”的，有称“四方馆”的，还有谓“同文馆”、“会同馆”、“迎宾馆”的。这些国宾馆均由鸿胪寺执掌。隋朝在其东都洛阳的建国门外，建有国宾馆，名“四方馆”，归典蕃署掌管。唐朝的首都长安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各国使节、客商蜂拥而至，为此，唐政府修建了国宾馆，仍名为“四方馆”。日本人则称之为“外宅”。唐代的四方馆改隶中书省提调，并一改往日的惯例，允许使者和外商在馆内开展商贸活动。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其《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指出：唐朝的典客署“兼管在蕃客住宿的四方馆进行互市”。

都于汴梁的北宋在其京城亦设立了国宾馆。据《宋史·职官志五》介绍：鸿胪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可见，宋代国宾馆在接待规格上，是以宾客的地位高低及贡物数量来区分的。国宾馆设有翻译——通事、厨师及侍者。综合《宋史·职官志》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可知，北宋的国宾馆也分为好几馆，各馆分散于城中。州桥街北设“都亭驿”，专门接待辽朝使节；梁门外安州巷设“同文馆”，负责招待高丽使者；“都亭西驿”专管西夏使臣的接待；“怀远驿”和“瞻云馆”负责接待南蕃、西蕃、交州、大食等地使者；另有“礼宾院”则专门负责回纥、于阗、吐蕃、党项、女真等使者的接待。

南宋在其首都临安也修建了国宾馆，其名有“班荆馆”和“都亭驿”等。班荆馆是接待北使的宾馆，据周密《武林旧事》载：“北使到阙，先遣伴赐筵于赤岸之班荆馆中，使传宣抚问，赐龙茶一斤，银合三十两。次日，至北郭税亭茶酒上马，入余杭门，至都亭驿中。”这“都亭驿”是接待各国使臣的国宾馆，不仅金朝使臣最终落脚于此，而且其他各国使臣也下榻于此。据吴自牧的《梦粱录》卷10“馆驿”载：“都亭驿在候潮门里泥路西侍从宅侧次，为馆伴外国使人之地也。”

元朝也建立了国宾馆，马可·波罗曾见过接待外宾的迎宾馆。

第三，寺院旅舍的普及。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寺院的客舍普遍向游人开放，投宿僧寺的客人越来越多。唐代，寺庙似乎吸纳了大唐对外开放的气度，接纳了更多的非释僧旅客。据《太平广记》卷96，李泌曾在衡岳寺中留宿并苦读过。此外韩愈曾在洛阳的惠林寺中住过。他为此写过一首《山石》诗，描写寺中幽雅清逸的环境和自己舒适满足的感受：“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壁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韩愈的诗表明了住寺院旅舍与住其他旅舍的不同之处和特殊感受。唐代诗人元稹曾写了一篇小说《莺莺传》，故事就发生在寺院旅舍中：“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与元稹齐名的诗人是白居易，也曾有留宿寺舍的经历，为此写了一些诗如《仙游诗独宿》、《宿清源寺》等加以记录。

宋以后，文人及一般旅客止宿寺庙已成一时风尚。曾公亮在《宿甘露寺僧舍》中写道：“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这首诗反映了僧舍的幽深开阔的环境。陆游曾住僧寺客舍，并写《宿华严寺》一首，描写住宿的情况与感受。柳月涧也曾在黄山花山寺留宿过，并写了《花山寺看黄山》一诗：“借得云房半榻眠，三生夙结静中缘。茶炉漫着松枝火，趺坐蒲团听夜禅。”南宋词人辛弃疾曾赴金中都燕京（今北京）应试，所住之处便是寺院旅舍——悯忠寺。元代寺庙旅舍对外营业，收取住宿费。当时的大护国寺，拥有数以百计的旅店酒馆等店铺，接待旅客食客等人，牟取利润。

我们在文官留下的旅游诗词和游记中，看到了这些宦游人游山玩水时的雍容优雅和激情飞扬，然而，这背后若没有优越的设施和条件的支持，不可能使之产生如此广阔的游踪和如此闲适的心态。只有旅游设施的发展和旅游条件的改善，才使得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文官宦游在中国旅游史上大放异彩。

【注释】

[1]《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四年》。

[2]《隋书·裴矩传》。

[3]沈既济：《任氏传》，载《搜神记·唐宋传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4]朱熹：《晦庵集》卷26《与陈师中书》。

[5]麻革：《游龙山记》。

[6]靳能：《王之涣墓志铭》。

[7]苏轼：《游白水书付过》。

[8]《隋书·刘彧传》。

[9]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

[10]李濬：《松窗杂录》，“补遗”，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1]此段参见张毅，陈正奇：《唐都长安东郊的旅游风景区》，《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2]沈佺期：《陪幸太平公主南庄诗》，载《全唐诗》卷96。

[13]《旧唐书·韦思谦传附韦嗣立传》。

[14]宋之问《奉陪武驸马宴唐卿山亭序》，载《全唐文》卷241。

[15]苏辙：《栾城集》卷24，《洛阳李氏园池诗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韩维：《南阳集》卷8，《律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邵雍：《击壤集》卷13，《看花四绝句》。

[18]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06页。

[19]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20]苏鹗：《杜阳杂编》中，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21]《宋史·丰稷传》。

[22]昭梿：《啸亭杂录》卷10“海道”，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9页。

[23]［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24]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25]《隋书·高祖纪下》。

[26]《旧唐书·礼仪志》。

[27]《宋史·真宗纪二》。

[28]《辽史·太宗纪上》。

[29]《元史·世祖纪三》。

[30]裴庭裕：《东观奏记》下，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1]《新唐书·元稹传》。

[32]《新唐书·柳公绰传》。

[33]《新唐书·崔邠传附郾传》。

[34]《新唐书·郑珣瑜传附覃传》。

[35]《新唐书·太宗纪》。

[36]《李师师外传》，载《唐宋传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382页。

[37]李濬：《松窗杂录》，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8]《新唐书·王传》。

[39]辛文房：《唐才子传》卷5“赵光远”，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40]何光远：《鉴戒录》卷6，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页。

[41]《辽史·文学上·萧韩家奴传》。

[42]《新唐书·文艺传中·王翰传》。

[43]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44]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蕈秋》。

[45]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卷26，《养性·养性序第一》。

[46]万凤：《谢翱行状》。

[47]虞集：《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记》。

[48]封演：《封氏闻见记》卷5“长啸”，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49]《荀子·劝学》。

[50]吴澄：《吴文正集》卷34，《送何太虚北游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以上改写自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6页，谨致谢忱。

[52]此说见于倪其心等：《中国历代游记选·前言》，中国旅游出版社1985年版。

[53]王思任：《王季重小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54]尤侗：《天下名山游记·序》，载吴秋士编：《天下名山游记》卷首，上海书店1982年版。

[55]陆游：《入蜀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56]《旧唐书·舆服志》。

[57]吴自牧：《梦粱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页。

[58]钱易：《南部新书》，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2页。

[59]转引自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10，“过所”。

[6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5页。

[61]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13页。

[62]张簇：《朝野佥载》卷4。

[63]沈既济：《任氏传》，载《唐宋传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221页。

[64]辛文房：《唐才子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65]皇甫枚：《三水小牍》下，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66]柳诒微：《中国文化史》下，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495页。

[67]《续资治通鉴》卷7，宋太祖开宝五年七月甲申。

[6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8，哲宗元祐元年五月甲戌。

[69]曹家齐：《〈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见的北宋乘轿风俗》，《中国文化与典籍》2005年第2期。

[70]邵雍：《击壤集》卷8，《小车行》。

[71]《元史·世祖纪一》。

[72]何光远：《鉴戒录》卷8，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73]《隋书·炀帝纪上》。

[74]《旧唐书·崔融传》。

[75]程大昌：《雍录》卷4，中华书局2002年版。

[76]参见张毅，陈正奇：《唐都长安东郊的旅游风景区》，《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77]《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

[78]《旧唐书·鱼朝恩传》。

[79]参见张家璠：《唐宋时期桂林的风景建设与旅游》，《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80]韩琦：《安阳集》卷21，载《定州众春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1]钱易：《南部新书》，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82]朱弁：《曲洧旧闻》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3]《宋史·苏轼传》。

[84]参见张家璠：《唐宋时期桂林的风景建设与旅游》，《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85]吴自牧：《梦粱录》卷12，“西湖”。

[86]以上参见成荫，王曦：《官方公共服务与南宋西湖旅游》，《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

[87]欧阳修：《归田录》卷2。

[88]《都城纪胜序》。

[89]柳师尹：《王幼玉记》，载《唐宋传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90]张簇：《朝野佥载》卷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页。

[91]柳师尹：《王幼玉记》，载《唐宋传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372页。

[92]钱易：《南部新书》，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93]《隋书·令狐熙传》。

[9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

[95]钱易：《南部新书》，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9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九月癸卯。

[9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0，神宗熙宁八年十一月丙子。

[98]党宾：《北宋西京洛阳市政管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0页。

[99]《金史·世宗纪》。

[100]余世雄：《〈马可·波罗游记〉中几个主要问题评述》，载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