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0年），中国思想和文化出现了一大变局，由于政局动荡，皇权飘摇，为皇权独尊的儒学地位受到动摇，道家复兴，佛学崛起，玄学风行，出现了儒、释、道、玄多元并行的思想格局，既造成了思想观念的混乱，也促进了思想的自由和人性的复归。文人士大夫狂达逍遥，恣意纵情，畅游山水之间，追求旅游的审美，将休闲审美性旅游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是中国旅游史上的一次飞跃。就旅游主体来讲，此时的文人士大夫的旅游性格既内敛又外张，审美观念向前突进，形成了“畅神”“聘怀”和“适情悦意”的旅游价值观，由此影响到旅游客体的扩展，更大范围的山川名胜“靡不毕践”，被纳入到旅游文化系统之中，成为主体寄情投射的对象。与此同时，驿站设施及其制度的完善，使旅游文化在物质和制度层面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
第一节 狂达逍遥的士大夫旅游
魏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里，中国旅游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表现为贵族恣游所带来的休闲审美性旅游的空前繁荣。
一、文人士大夫旅游花样的翻新
由于政局动荡，灾害频仍，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的权威受到世家大族的挑战，巡游活动几乎停止，即使平时的近游也受到约束。与此相反，手握重权的世家大族则狂达恣肆，他们的恣意旅游成为时代特征，形成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流”，并出现了旅游文化的第一个辉煌时期。
极意恣游的贵族士大夫被称为“贵游子弟”。如王隐《晋书》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1]这些贵游子弟，对儒家信条产生动摇，而对老庄道家学说和《周易》则奉若圭臬，刻意模仿洒脱旷达和“回归”自然的风度。
贵族恣游的花样十分繁多，有谈游、评游、咏游、啸游、优游、纵游、壮游等。
谈游，是贵游子弟三五成群，或访寺庙，或游山林，一边旅游一边清谈。晋贵族王衍等“诸名士共至洛水戏”时，裴 “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华“论《史》、《汉》，靡靡可听”，王衍“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王济与孙楚“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济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而贞。”孙楚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 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2]谈游往往是颇富机锋的。据《晋书·孙绰传》载：孙绰“尝与习凿齿共行”出游，孙绰走在前面，便回过头对后面的习凿齿说道：“沙之汰之，瓦石在后。”但习凿齿立即反击道：“簸之扬之，糠秕在前。”王羲之与谢安共游冶城城楼，谢安“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羲之则以历代帝王的实干精神来反对清谈，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而谢安则答道：“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反映了在魏晋人心中清谈的神圣地位。
评游，与谈游不同，它是一种边旅游边对旅游对象做直接评论和议论的游玩形式。贵族们良好的教育，使他们在旅游时能较准确地表达对旅游对象的感受。会稽郡有长山县（即今金华市），县中有山逶迤而长，县因山而得名。晋贵族林公，游览长山后，一言以蔽之：“何其坦迤。”人以为评论得体。画家顾恺之，字长康，曾前往会稽旅游，饱览了当地的山水。回来后，人问山川之美，他答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里显然是以一个画家的眼光来评价旅游对象的。王献之，曾往山阴旅游，回来后亦评论其所游，谓：“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3]山阴属会稽郡，据《会稽郡记》称：“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彻，清流泄注。王子敬（献之）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与贵族交游密切的道壹道人，姓竺，名德，曾从建康还会稽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淡；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4]准确地道出了下雪前后的变化过程。评游是较早的旅游审美活动，它已摆脱了谈游的玄远与虚渺，而开始直接对旅游对象进行议论和评价。
咏游，是贵族边游边咏，触景生情。曹操曾“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咏诗成《观沧海》一首：“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陶潜是晋宋之际的咏游的代表人物。他在《归去来兮辞》中称自己“临清流而赋诗”，即且游且吟。他曾前往斜川（在今江西都昌县附近的湖泊中）旅游，赋《游斜川》一诗，诗序称：“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山名）。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指庐山）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谢灵运（385—433年），是谢家大族的后代，名将谢玄之孙。曾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喜欢遨游山水，每次出游，从者百余人，且游且咏，留下了许多描写江南自然山水的诗歌。曾游览过永嘉江中的孤屿山（在今浙江温州市南），触景生情，吟咏出《登江中孤屿》：“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回，寻异景不延。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描绘了江中孤岛所见的秀媚景色，抒发了对求仙寻道的信念。他曾从上虞县的石壁精舍出发乘舟至湖中旅游，且游且吟，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一诗。诗中描写游湖的乐趣和从中体会到的人生哲理。其中“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抒发了旅游者为明丽的山水所陶醉的情态。谢灵运酷嗜游山登险，罢官后，他每次出游都有数百人相随。一次他庞大的旅游团从始宁南山伐木开路，直抵临海。临海太守竟误以为山贼临城。桓玄游江陵城南楼，“吟啸良久，遂而下笔”[5]。梁代何思澄尝游庐山，咏《游庐山》一诗。
啸游，是边旅游边长啸，宣泄情绪。魏晋贵族崇信自然，不拘礼数，旅游途中，性之所至，则啸鸣不已，呐喊宣泄。此亦其人性情率真处。阮籍“尝游苏门山”，“嘐然长啸，韵响寥亮”，结果引起了一位真人苏门先生的啸呼：“先生喟然高啸，有如凤音。”[6]此事在《世说新语·栖逸》中记载得也很生动，说阮籍善长啸，可“闻数百步”。他听说苏门山中有一位真人，便前往拜访，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阮籍对他大谈古今，他毫不回应。阮籍又对他谈“有为之教、栖神道气之术”，他仍不理睬。阮籍“因对之长啸”。许久，真人才笑着说：“你再长啸一次。”阮籍复啸，兴尽而退，回到半山处，忽听见山上闻“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回头一看，真人正向着他长啸呢。隐士陶潜也曾“登东皋以舒啸”[7]。晋人成公绥曾作《啸赋》，描写了当时贵族们啸游的情况：“逸群公子，体奇好异，敖世忘荣，绝弃人事，希高慕古，长想远思……狭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姱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于时曜灵俄景，流光濛汜，逍遥携手，踌躇步趾，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熛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徵，飘浮云于泰清，集长风乎万里。曲既终而响绝，遗余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若乃登高台以临远，披文轩而骋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长引而憀亮。……若乃游崇冈，陵景山，临岩侧，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皋兰之猗靡，荫修竹之蝉蜎，乃吟咏而发叹，声驿驿而响连，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乃知长啸之奇妙，此音声之至极。”[8]《啸赋》将魏晋贵族啸游时的情态描绘毕致，把长啸形容得十分美妙奇丽。它是最能体现当时贵游子弟放纵性情的形式之一。登高临谷，面对群山，一声长啸，引起千谷回响，此情此景，确能抒泄情绪，令人忘机。
优游，是优哉游哉的漫游，是魏晋时期最能显现贵族们优雅姿态和玄远镇定风度的一种形式。优游首先是比较雅致的旅游，如兰亭之游即属此类。永和九年三月，王羲之（321—379年）与名士谢安、孙绰等41人来到今绍兴县西南二十七里处的兰渚，以修禊为名游春。兰渚风景绝佳，“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他们坐列于曲溪旁，在上游放置酒觞令其顺流漂下，停在谁的面前便由谁饮之。他们在自然山水间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做到形式上的优游容易，做到内心的优游则难。王胡之任吴兴太守时，前往所辖于潜县优游。据《吴兴记》载：“于潜县东七十里有印渚，渚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盖众溪之下流也。印渚以上至县，悉石濑恶道，不可行船。印渚以下，水道无险，故行旅集焉。”王胡之优游印渚后，赞叹道：“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9]谢安住会稽上虞时，“优游山林六七年间，征召不至”[10]。内心的优游，往往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更能得到映衬。《世说新语·雅量》载：“谢太傅（安）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旺），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悦），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纵游，即纵情旅游，孙统，字承公，“性好山水，及来鄞县……纵意游肆，名阜胜川，靡不历览”[11]。《世说新语·任诞》说他“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晋书·孙统传》载：孙统辞官不就，“家于会稽。性好山水，乃求为鄞令，转在吴宁。居职不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他的弟弟孙绰，字兴公，“博学善属文，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遂初赋》以致其意”。他鄙视假隐士山涛的为人，说：“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门为龙津，则当点额暴鳞矣。”他十分看重张衡、左思之赋，每对人说：“《三都》、《二京》，五经之鼓吹也。”曾作《天台山赋》，自称能够“掷地有声”。王徽之，字子猷，他的恣游与“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成语相联。《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逵）。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种旅游完全是一种率由性情的活动。嵇康与吕安友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12]。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一动相思之念，便千里探访，无疑属于纵情旅游的行为。据宋明帝《文章志》载：“（谢）安纵心事外，疏略常节，每畜女奴，携持游肆也。”这在《晋书·谢安传》中也有反映：“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之。”刘宋贵族徐湛之，也常肆意游玩，他养有门生千余，“皆三吴富人子，姿质端美，衣服鲜丽。（他）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文帝每嫌其侈纵”。他出为南兖州刺史时，“广陵旧有高楼，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湛之更起风亭、月观、欢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13]。梁贵族傅君蒨“有时载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毕践”[14]。北朝士大夫也有南朝之风，纵情旅游。据《北齐书·王昕附晞传》载：王晞“美容仪，有风则”。东魏末年，“随母兄东适海隅，与邢子良游处”，邢子良十分赏识他的“清悟”，曾在书信中称赞他“旷达不羁，简于造次，言必诣理，吟咏情性，往往丽绝”。王晞后“遨游巩洛，悦其山水，与范阳卢元明、钜鹿魏季景结侣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终焉之志”。他“性闲淡寡欲，虽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虽戎马填闾，未尝以世务为累。良辰美景，啸咏遨游，登临山水，以谈燕为事，人士谓之物外司马”。北齐的邢邵也喜纵游山川，“少在洛阳，会天下无事，与时名胜专以山水游宴为娱，不暇勤业”[15]。贵族纵情恣意地旅游把旅游的娱乐性和享受性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壮游，是一种胸怀广阔、立志远游的旅游活动。晋代赵至，字景真，少时为了出游“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16岁时“遂亡命径至洛阳”，“弃亲远游”。[16]荀羡是光禄大夫荀崧之子，在京口时，“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17]许询，字玄度，旅游时十分矫健，据《世说新语·栖逸》载：“许询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
神游，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心路旅程，是游心的状态。人并没有外出旅游，但却借助绘画或想象，完成一次次的山水之旅。南朝刘宋时的宗炳将所游名胜画于四壁，然后置榻于室，卧以游之，或者弹奏琴弦，以体会声震众山的感觉。《宋书·宗炳传》载：“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由上述可见，文人士大夫们的旅游，五花八门，极尽休闲审美性旅游之态。
二、贵族恣游、个性张扬的原因与实质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贵族的恣意旅游，形成了一种潇洒、放达的社会旅游风尚，他们在旅游时，不拘礼节，恣意纵情。如王献之只要得知某处名胜佳绝，也不管主人是否同意，径入人家观赏，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世说新语·简傲》载：“王子敬（献之）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毕，指挥好恶，傍若无人。”王献之丝毫不顾及主人的感受，对着名胜佳园大发议论。那么这种恣情纵意的旅游和个性张扬的行为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呢？
第一，门阀制度是贵族恣游的社会原因。首先，门阀制度使士大夫们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旅游，并且能够尽兴。苏轼有名言谓：“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们便是一帮有闲阶层。在汉代，世家大族必须通过中央集权制国家所规定“经明行修”的条件才能步入仕途，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只要依靠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便能参与政权甚至把持政权。由于世家大族利益的稳定，他们对王朝的江山并不关心，经常通过“九品中正制”将自己的人安插进各级政府乃至朝廷。士族们一般担任“清闲”的官职，能够不被俗务所累，有充足的精力从事旅游活动。其次，门阀制度保证了世家大族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像王谢家族、竹林七贤等大多拥有自己的庄园，占有大量的良田。士大夫们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耕当问奴，织当访婢”，腾出精力，极意旅游。据《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再次，门阀士族为标榜家世，大力撰著“地记”，将地方人物与风土结合一起，为夸示郡望的卓异和门第的高贵，“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以示“人杰地灵”。如《会稽记》对会稽郡的山水作了描述；盛弘之的《荆州记》和袁山松的《宜都记》刻画了三峡的壮丽风景，《益州记》对峨眉山的描绘，《湘中记》对衡山的讴歌，无疑起到了旅游手册的作用，刺激了士人的旅游欲望。
第二，国家分裂、政治动荡和斗争残酷，是部分处于弱势的文人士大夫逍遥山林、忘情旅游的政治原因。从东汉末的党锢之祸，到魏晋南北朝的篡弑相仍，内祸频起，“公侯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18]，使文人士大夫不敢直面残酷的政治，只得玄谈忘机、纵情山水和归隐养性，“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王微“素无宦情”，“龙居深藏，与蛙虾为伍”，宗炳优游山林，终身不仕。
第三，推崇老庄、崇尚自然是文人士大夫恣意旅游的思想原因。自东汉晚期迄于南朝，社会危机加重，自然灾害频仍，儒家思想无力解释这些现象以凝聚人心。坞堡和庄园的盛行，阻隔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为了对抗中央集权制的强力控制，世家大族特别提倡“无为”。《文心雕龙·论说》篇形容道：“迄今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老子）周（庄周）当路，与尼父（孔子）争途矣。”老庄思想流行，推动了玄学的崛起。玄学以老庄思想为核心，参以佛教的某些观念。老庄思想中，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子的“知足逍遥”、“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游心于淡，合气于漠”、“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等思想，促进了归依山水，逍遥林泉旅游的兴起，士大夫们常常“登山临水，竟日忘归”。
第四，个体生命意识的全面觉醒，是士大夫恣意旅游的人性原因。由于战乱和人祸频发，生死无常，上至曹魏皇室，下至文人，都有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思想。曹植《送应氏》云：“天地无终极，人命如朝霜。”《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云：“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孔融《杂诗》云：“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稀。”徐干《室思》云：“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阮籍《咏怀》云：“人生若尘露，天地邈悠悠。”陶潜《杂诗》云：“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李泽厚指出：“在表面看来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19]当时的人认为“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20]，“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21]。对人生短促的悯惜，生死无常的喟叹，使他们强烈追求生命的价值和快乐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上的自由，希望在有限的岁月中充分享受自由、乐趣，使个人与天地合而为一，与清丽的山川融为一体，与大自然进行心灵交流。[22]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的这种旅游实质，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特征的表现。这种狂达逍遥、恣情任意的旅游风格，看似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稳健内敛的旅游性格，但实际上，这种改变仍然是比较有限的。民族的旅游性格是一种国民性，一旦生成，一个朝代或一个阶层是难以令其完全改变的。
其一，就整个社会而言，旅游仍是十分少见的现象和活动。比如，晋车骑将军孔愉未入仕时，曾优游名山，当地百姓从未在山中见过这样衣着鲜丽、神态潇洒的旅游者，以为见到了神仙，遂为其立庙祭祀。此即后来的孔郎庙。[23]梁代刘 是汉胶东王刘寄的后代，“每游山泽，辄留连忘返”，“在林谷间，意气弥远”，结果当地的樵刍之人还以为他们见到的旅游者是神仙呢。[24]反映了当时入山旅游的人是很少的，以至于当地百姓把珍稀的旅游者误作神仙了。
其二，就贵族阶层而言，他们的恣游表面上狂达逍遥，实际上是一种内心忧虑的掩饰，以狂放不羁来掩饰自己对国破家残的忧虑。有不少例子说明，他们在旅游时常触景生情，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忧愁心绪。“新亭挥泪”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据《世说新语·言语》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至新亭，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晋代陈逵，字林道，曾应邀与都中诸贵族游于牛渚。由于陈逵很会清谈，大家打算一起把他驳倒，结果陈逵“以如意拄颊，望鸡笼山叹曰：‘孙伯符（策）志业不遂！’于是竟坐不得谈”。陈逵的一句充满忧患意识的话，结果撩动了大家的心弦，使大家一下子陷入了忧虑与深思之中。可见贵族的优游，实际上暗含着忧游。贵族旅游还常生时光易逝、人生难再的忧虑。桓温北征时故地重游，睹物生情，顿发“物是人非”之叹。《世说新语·言语》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内史）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忧患意识，在袁山松的怪游中也可得到印证：“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袁道上行殡”。[25]这难道不是当时贵族对时局失去信心的表现吗？又据《魏氏春秋》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天性率真的阮籍在旅游时的“车迹所穷”（走到尽头）实际上是社会没有前途的暗示与象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贵族们的恣游显然是一种“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复杂心态的流露。
其三，魏晋南北朝的贵族恣游，在个性张扬的同时，也未能超脱中国传统的乡情牵引。如谢朓在游览南京长江南岸的三山时，因景兴情，吟成《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一诗，其中流露出浓厚的思乡情怀：“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他从建康赴宣城太守任中，在诗中也表达了对故乡的追思和对自己旅游的孤独之感：“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梁代诗人王籍往浙江绍兴东南若耶山下的若耶溪旅游时，睹景思乡，对在外远游已产生了厌倦悲愁之情：“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26]
其四，此时尽管儒家地位受到动摇，但非礼勿动、非礼勿言的伦理教条仍在一部分人心中生根，使旅游中的人性抒张受到压抑。齐时，贵族刘琎“与友人会稽孔逖同舟入东，于塘上遇一女子。逖目送曰：‘美而艳！’琎曰：‘斯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于是解裳自隔”[27]。旅游中的所见所感本是人生的重要收获，但孔逖对美的赞叹却遭到鄙视，反映出当时民族旅游性格的保守和内敛特性仍未发生改观，对纯粹自然美和女性自然美的欣赏仍与伦理道德挂钩。
其五，旅游本是一种游戏和享乐，游戏的功能之一就是使人从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达到浑然忘机的状态。但这一时期的贵族恣游仍然打着浓厚的伦理等级烙印，旅游中的等级观念仍十分强烈。如桓玄在旅游时狂放肆意，盛气凌人。据《世说新语·捷悟》载：“桓南郡（玄）好猎，每田狩，车骑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骋良马，驰击若飞。双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阵不整，麇兔腾逸，参佐无不被系束。”他的参军桓道恭常自带绛绵绳别腰中。桓玄问其何为？他答道：“公出猎时好捆人。当我被缚时，手不堪被刺绳所捆，故带软绳。”桓玄旅游时，利用权势将行伍不整的从游者或导致麇兔逃逸的随从，用刺绳捆缚起来，反映出中国古代旅游中的伦理等级特色，即将社会地位带入旅游活动之中。
其六，与西方社会同一时期相比，魏晋贵族恣游缺乏航海旅游活动。《世说新语·雅量》所载的那则有关谢安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旅游的史实，却反映了士大夫们普遍的怕海心理。除了谢安以外，其他人一见“风起浪涌”，“色并遽，便唱使还”，“既风转急，浪猛”时，诸人“皆喧动不坐”。生动而深刻地揭示出东方民族系恋土地，惧怕海洋的稳健内敛的旅游性格。
第二节 分途而进的农、牧帝王旅游
在文人士大夫狂达逍遥、优游山林之际，部分帝王的逸游活动也在疯狂展开，不过没有前者那么得象忘言、富有玄意和步伐一致，而是南北异趣、分途而进，魏晋南朝农耕政权的帝王旅游为世家大族的光辉所掩盖，呈现出近游、宫室园囿之游和微服私游的萎靡特点，而北朝的帝王由于出身于游牧民族而具有大规模巡游、纵游和游畋的雄壮特点。
一、魏晋南朝帝王的宫室园囿之游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晋和南朝帝王的大规模巡游趋于沉寂。汉献帝长期被曹操所控持，基本上失去人身自由；曹魏自曹芳以后，大权基本上旁落司马懿家族之手，晋朝皇室也常为世家大族王氏、谢氏、庾氏、桓氏、刘裕等所控持，南朝也不例外，萧道成、萧衍、侯景、陈霸先等人先后胁持皇室，甚至篡权夺位。与此相应的是，帝王的旅游也常为世家大族所限制和把持。据《晋书·简文帝纪》载，简文皇帝司马昱“尝与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载游版桥，温遽令鸣鼓吹角，车驰卒奔，欲观其所为。晞大恐，求下车，而帝安然无惧色，温由此惮服”。司马昱的旅游是被权臣桓温挟持的，后者在旅游过程中作威作福，恐吓皇族。武陵王司马晞被吓得半死，司马昱表面上“安然无惧色”，其实内心十分恐惧，据载：“温既仗文武之任，屡建大功，加以废立，威振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惧废黜。”南齐皇帝东昏侯萧宝卷也受外戚、权臣江祏管束，不能随意旅游，及至“祏等既诛，帝恣意游走，单骑奔驰，谓左右曰：‘祏常禁吾骑马，小子若在，吾岂能得此’”[28]，反映了皇帝旅游在当时的局促状态。
在此背景下，帝王的大规模巡游基本停止，像秦皇汉武那样的巡幸全国已成绝响，此时魏晋和南朝的帝王，要么多进行园林宫室之游，要么便微服私游。像曹魏时，便大修铜雀台，作宫室游观。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第三》载：魏明帝曹叡，青龙元年“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是年起太极诸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筑阊阖诸门阙外罘罳。”当时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侵，“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深以为忧。少帝齐王曹芳也耽于宫室苑囿之游。据《三国志·魏书·少帝纪》载，齐王曹芳在嘉平六年九月被废时，皇太后和众大臣曾历数他的游乐无度的罪行：“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裴松之注引《魏书》道：“皇帝即位，纂继洪业，春秋已长，未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色，废捐讲学，弃辱儒士，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使与保林女尚等为乱，亲将后宫瞻观。又于广望观上，使怀、信等于观下作辽东妖妇，嬉亵过度，道路行人掩目，帝于观上以为燕笑。于陵云台曲中施帷，见九亲妇女，帝临宣曲观，呼怀、信使入帷共饮酒。怀、信等更行酒，妇女皆醉，戏侮无别。”“帝常喜以弹弹人”，“日将妃后游戏无度，至乃共观倡优，裸袒为乱，不可令皇太后闻”。“帝至后园竹间戏”，“日游后园”。他还反问：“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终致被废。蜀后主刘禅也在宫内与小黄门嬉游。《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载，谯周指责后主刘禅“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他要求“省减乐官”。
两晋时，帝王旅游也多为园林和宫室之游。或在园林中游戏，或在宫室中游宴，都属于近游。近游的特点是能够避免长途巡游时的安全忧虑。《晋书·武帝纪》载：司马炎在“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晋书·天文志下》也说：“太康末，武帝耽宴游，多疾病。”武帝的后宫之游是十分著名的，他曾坐上羊车在后宫行走，羊走到哪个后妃的住处，他便在哪里过夜，于是嫔妃们纷纷在门口种上竹子或洒上盐水，吸引羊车来到自己的宫门。据《晋书·后妃传上》载，左思的妹妹左芬，是司马炎的贵嫔，善于写作，曾撰《离思赋》。她“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薄室”，不过，“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司马炎在游华林园回来时，造访才女贵嫔，也算是不惟貌取人吧。晋朝的后妃也好作宫室园林之游。据《晋书·后妃传下》载：河南荥阳郑氏女阿春，是一位带着一个男孩的寡妇，投靠舅舅吴氏。当时琅琊王司马睿尚是丞相，死了夫人，想纳吴氏女为夫人。郑阿春“及吴氏女并游后园”，有人见到后对司马睿说道：“郑氏女虽嫠，贤于吴氏远矣。”于是郑阿春被纳为琅琊夫人。司马睿就是后来的东晋元帝，郑阿春的儿子司马昱后来做了皇帝，就是简文帝。
南朝皇帝也很少有长途巡游的机会和环境，因此他们基本上好作园林宫室之游。宋少帝刘义符，好游园，纵乐无度，被废掉。据《南史·宋本纪·少帝本纪》载，少帝刘义符，景平二年五月，皇太后与大臣们商量，将他废为营阳王。当时他正“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泉池，即龙舟而寝”。被废后幽于吴郡，被徐羡之和邢安泰杀于金昌亭，时年19岁。继位的宋文帝刘义隆，也好游园。《南史·宋本纪·文帝纪》载：他在元嘉二十三年“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北，兴景阳山于华林园，役重人怨”。他还在二十五年闰二月“大搜于宣武场。三月庚辰，校猎”。这是近郊的游猎活动，与北魏皇帝的长途巡游和游畋活动不可同日而语。前废帝刘子业，据《南史·宋本纪·前废帝纪》载，“好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有一妇人不从命，斩之”。景和元年九月三日他曾“幸湖熟，奏鼓吹”，八日“还宫”，在外面玩了五天，算是南朝皇帝中走得比较远、时间比较长的旅游了。他此前曾听说“湘中出天子”，于是“将南巡荆、湘以厌之”，但还没有来得及作规划中的长途巡游，便被湘东王刘彧所废，为阮佃夫、寿寂之所杀，终年17岁。后废帝刘昱也常常微服私游。升明元年七月七日夜，他微服出游，来到新安寺，乘着夜色把庙里的狗偷出去，在野外煮熟吃掉。
齐高帝萧道成也好游宴，据《南史·齐本纪·高帝纪》载：“颇喜游宴、雕绮之事。”齐武帝萧赜也游苑囿和宫室。据《南史·后妃列传·齐武穆裴皇后传》载，齐武帝“宫内御所居寿昌画殿南阁，置白鹭鼓吹二部，乾光殿东西头，置钟磬两厢，皆宴乐处也。上数游幸诸苑囿，载宫人从后车。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应五鼓及三鼓。宫人闻钟声，早起庄饰”。他还多次“车驾数幸琅邪城，宫人常从，早发，至湖北埭，鸡始鸣，故呼为鸡鸣埭”。《南史·王弘传附融传》载，永明末，齐武帝欲北伐，令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图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辄观焉”。永明九年，齐武帝还举行“芳林园禊宴”。齐废帝郁林王萧昭业，更有游宴、游园和微服私游的喜好，甚至游乐得有点变态。据《南史·齐本纪·废帝郁林王纪》载，他做皇太孙时就养成了微服夜游的习惯，当时他的父亲文惠太子还活着，对他的起居作了严格的规定，于是他偷来父亲的钥匙配了一把带在身上，一到半夜乘父亲熟睡之际，打开后门，与几个贴身侍从外出游荡，天亮之前又偷偷潜回，神不知鬼不觉。萧昭业继位后，常与左右近臣“微服游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与群小共作诸鄙亵掷涂赌跳、放鹰走狗杂狡狯。……取诸宝器以相击剖破碎之，以为笑乐”，他还“常裸袒，着红紫锦绣新衣、锦帽、红縠裈，杂采衵服。好斗鸡，密买鸡至数千价”。后为西昌侯萧鸾遣萧谌所杀，时年22岁。
萧梁皇帝也多作宫室园林之游。《南史·梁本纪·武帝纪》载，梁武帝萧衍，天监四年二月“立建兴苑于秣陵建兴里”。他还于大同四年九月，“阅武于乐游苑”。太清元年春正月九日，还曾“游苑成，舆驾幸苑”。简文帝萧纲也好游禁苑。据《南史·梁本纪·简文帝纪》载，承圣三年三月，“帝又与宫人幸玄洲苑，复见大蛇盘屈于前，群小蛇绕之，并黑色”。萧纲的游兴遭到败坏，但随游的宫女却说：“此非怪也，恐是钱龙。”萧纲这才高兴起来。
南朝最后一个小王朝陈朝，其皇帝也爱宫室园林之游。据《南史·陈本纪·宣帝纪》载，太建元年七年闰九月“甘露频降乐游苑”。于是宣帝陈顼“舆驾幸苑采甘露，宴群臣，诏于苑龙舟山立甘露亭”。
二、南朝昏君荒淫游乐的典型
在南朝皇帝中，最荒唐、残忍的游乐皇帝，要算齐废帝萧宝卷。据《南史·齐本纪·废帝东昏侯纪》载，他的旅游和玩乐到了无所顾忌和无以复加的地步。萧宝卷做太子时“便好弄”，“在宫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继位后，曾被权臣所制，但“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诛后，无所忌惮，日夜于后堂戏马，鼓噪为乐。合夕，便击金鼓吹角，令左右数百人叫，杂以羌胡横吹诸伎”。为了游玩，他舍得精力，能够“吃苦”，为练习马术，先练习骑木马，“始欲骑马，未习其事，俞灵韵为作木马，人在其中，行动进退，随意所适，其后遂为善骑”。在骑行出游时，“陵冒雨雪，不避坑阱”。“喜游猎，不避危险”。他的逸游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只能略举数端：
第一，游苑无状。萧宝卷喜欢在禁苑中戏耍和胡闹。在“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贵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将斗者就潘妃罚之”。“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百姓作歌嘲笑道：“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永元二年六月，“车驾于乐游苑内会，如三元，都下放女人观”。
第二，十分讲究出游的行头、骑乘的工具、猎具和排场，过于奢华和浪费。他骑马出游时，行头繁多，穿着“织成裤褶，金薄帽”，“锦绣诸帽数十种，各有名字”。其中“戎服急装缚裤，上着绛衫”是他经常的穿着，“以为常服，不变寒暑”。骑乘的工具颇为齐全和讲究，“马乘具用锦绣处，患为雨所湿，织杂采珠为覆蒙，备诸雕巧”；还随身带着喝水的瓠瓢（马勺），“驰骋渴乏，辄下马解取腰边蠡器，酌水饮之，复上驰去”。他骑马时总是“执七宝缚矟（矛）”，“又有金银校具（打猎的工具）”。出游时排场很大，“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又选营署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鹰犬，左右数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暇息”。
第三，在沿途道路和游玩地点不计血本地进行布置。为了出游，在“巷陌悬幔为高障，置人防守”，称为“屏除”。高障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还“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帐及步障，皆袷以绿红锦，金银镂弩牙，毒瑁帖箭”。
第四，在出游时不顾身份，丑态百出，“逞诸变态，曾无愧颜”。他宠幸潘贵妃，“每游走，潘氏乘小舆（或卧舆），宫人皆露裈，着绿丝 ，帝自戎服骑马从后”。他还骑着马与佞臣一起并驾齐驱，每次出游，“辄与鹰犬队主徐令孙、媒翳队主俞灵韵齐马而走，左右争逐之”。
第五，出游时大肆清道跸警，驱赶路人，骚扰万端。当陈显达叛乱被平息后，萧宝卷“渐出游走，不欲令人见之，驱斥百姓，唯置空宅而已”。他的出游，“率一月二十余出”，一个月出游二十余次，显然不可能是远游，都是近游。他的出游非常随意，“或于市肆左侧过亲幸家，环绕宛转，周遍都下”；出行时间昼夜无常，或在三四更时，“鼓声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士庶莫辨”，或者深夜返回，“火光照天”。由于他“既往无定处，尉司常虑得罪，东行驱西，南行驱北，应旦出，夜便驱逐，吏司奔驱，叫呼盈路。打鼓蹋围，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临时驱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应手格杀”。其结果是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老小震惊，啼号塞道。处处禁断，不知所过”。为了回避，“疾患困笃者，悉扛移之。无人扛者，扶匐道侧，吏司又加捶打，绝命者相系”。红白喜事受到严重干扰，“至于乳妇昏姻之家，移产寄室，或舆病弃尸，不得殡葬”。甚至抬病人而行者，见到萧宝卷一行突至，慌乱间“弃病人于青溪边者，吏惧为监司所问，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须臾便死，遂失骸骨”。甚至官僚都难以幸免。有一次，萧宝卷出游，正逢“前魏兴太守王敬宾新死未敛，家人被驱，不得留视，及家人还，鼠食两眼都尽”。另一次出游，遇“长秋卿王儇病笃”被抬着往家赶，仪卫不让通过，结果“死于路边”。连丹阳尹王志也“被驱急，狼狈步走，惟将二门生自随，藏朱雀航南酒垆中，夜方得羽仪而归”。
第六，萧宝卷出游时，十分残忍和变态，毫无人性。一次，他“尝至沈公城”，遇一妇人临产不能逃避，他入其家问为什么不走，回答“临产不得去”，他竟丧心病狂地“因剖腹看男女”。另一次，萧宝卷一行“至蒋山定林寺，一沙门病不能去，藏于草间，为军人所得，应时杀之”。随从韩晖光说老和尚太可怜了，不料他竟说：“汝见獐鹿亦不射邪？”说完对着沙门尸体“百箭俱发”。谁妨碍他出游，他都不顾一切地清除，甚至连已故的父亲都毫不顾惜。一次萧宝卷“东入乐游，人马忽惊”，问随臣朱光尚原因，朱光尚为了让他收敛，假托鬼神意志，回答道：“向见先帝（指萧宝卷的父亲齐明帝萧鸾）大瞋，不许数出。”萧宝卷竟“大怒，拔刀与光尚等寻觅（明帝鬼形），既不见处，乃缚菰为明帝形，北向斩之，悬首苑门”。为了游乐，连老子的形象都要污辱。
萧宝卷的逸游无度，给国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恶劣的后果。萧宝卷一行“每还宫，常至三更，百姓然后得反。禁断又不即通，处处屯咽，或泥涂灌注，或冰冻严结，老幼啼号，不可闻见”。时人以其所围处号为“长围”。为了回避皇帝一行，“百姓无复作业，终日路隅。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郊外，数十里，皆空家尽室”。他的“从骑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无不荡尽”，搞得“工商莫不废业，樵苏由之路断”。富贵人家也难以幸免，为了防止在路上遇见萧宝卷，“贵人富室者，皆数处立宅，以为避围之舍”。他害完别人又害自己。由于他老是点着火把夜游，结果“火又烧璇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结果萧衍起兵，围住了建康城。忍无可忍的齐雍州刺史王珍国、侍中张稷率兵入殿，杀死了萧宝卷，时年19岁。
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是南北朝帝王逸游的典型代表，其变态、不计后果，罔顾民生的行为，是那个时代人生无常，因此极意追求及时行乐，甚至娱乐至死的心态的表现，是那个战乱无已、篡弑无常的特殊年代的社会现象的缩影。
三、北朝皇帝大规模的巡游与游畋
北朝皇帝由于具有游牧民族的血统或游牧传统，因此在旅游上与南朝帝王异趣，常常从事大规模和远距离的巡游和游猎，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旅游上的异数。同时，北朝皇帝也开始吸收汉族皇帝大兴离宫游苑的风尚，建立了许多游乐的景观。
1．北魏皇帝的游畋与巡游
北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是个典型的有着游牧传统的帝王，在位期间出征、游猎等巡游活动从未间断。据《魏书·太祖纪》载，登国元年正月，他即代王位始，就不断巡狩。是年二月，“幸定襄之盛乐”。四月改称魏王后，五月便“车驾东幸陵石”，七月时“车驾还盛乐”。八月又“北逾阴山，幸贺兰部”，一年中几乎都在巡游。二年十月，拔跋珪“幸濡源”，十一月“遂幸赤城”，十二月，又“巡松漠。还幸牛川”。三年二月，“帝东巡”，至四月，“幸东赤城”。六年二月“幸纽垤川”。七年春正月，他又“幸木根山，遂次黑盐池。飨宴群臣，觐诸国贡使。北之美水。三月甲子，宴群臣于水滨，还幸河南宫。……秋八月，行幸漠南，仍筑巡台”。八年春正月，“帝南巡。二月，幸羖羊原，赴白楼。六月，车驾北巡”。九年三月，他再次北巡，七月“还幸河南宫”。皇始元年春正月，拓跋珪一行“大搜于定襄之虎山，因东幸善无北陂”。他称帝后，“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九月“次阳曲，乘西山，临观晋阳”。十月，“车驾出井陉，使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五万骑先驱启行。十有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二年二月，他“进幸杨城”。
天兴元年春天，他的“车驾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赵郡之高邑，遂幸于邺”，“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不久“车驾自邺还中山，所过存问百姓。诏大军所经州郡，复赀租一年”。二年春正月他“车驾北巡”，五月时又“车驾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西幸马邑，观灅源”。六年七月“车驾北巡，筑离宫于犲山，纵士校猎，东北逾罽岭，出参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规度灅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辛未，车驾还宫”。天赐元年十一月，“上幸西宫”，十二月，“车驾幸犲山宫”。直至二年二月，车驾才还宫。四月，“车驾有事于西郊，车旗尽黑”。三年春正月甲申，“车驾北巡，幸犲山宫。校猎，至屋孤山。二月乙亥，幸代园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车驾还宫。夏四月庚申，复幸犲山宫”，遂“登定襄角史山，又幸马城”。甲午，车驾还宫。八月，又“行幸犲山宫，遂至青牛山。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盐池。壬午，至漠中，观天盐池；度漠，北之吐盐池。癸巳，南还长川。丙申，临观长陂。冬十月庚申，车驾还宫”，一路上游山玩水，是一次典型的休闲性的巡游。四年五月，他再次“北巡，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辎重数百乘，杀百余人。遂东北逾石漠，至长川，幸濡源。……秋七月，车驾自濡源西幸参合陂。筑北宫垣，三旬而罢，乃还宫”。八月，又幸犲山宫，十一月，车驾还宫。五年春正月，“行幸犲山宫，遂如参合陂，观渔于延水，至宁川”。六年十月戊辰，一生都在巡游的拓跋珪崩于天安殿，时年39岁。
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也继承了父祖的游牧传统，在位期间大肆巡游。《魏书·世祖纪上》载，始光元年夏四月，“东巡，幸大宁。秋七月，车驾还宫”。二年十月“车驾北伐”，三年正月车驾回宫。六月，又“幸云中旧宫，谒陵庙；西至五原，田于阴山；东至和兜山”。秋七月帝“亲登台观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锦缯絮各有差”。八月时，车驾还宫。
北魏的高宗文成帝拓跋濬，也一生巡游不断，登山渡河，狩猎游宴。据《魏书·高宗纪》载，他5岁时，便跟随世祖北巡，继位后更是跋涉不止。兴安二年五月“行幸崞山”，七月又“行幸阴山”。车驾还宫后，于九月壬子“阅武于南郊”。冬十一月，“行幸信都、中山，观察风俗”，然后还宫。六月再次“行幸阴山”，至八月始“车驾还宫”。十一月又“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二月“还幸灵丘，至温泉宫”，然后车驾还宫。
太安元年六月，“帝畋于犊倪山”。还宫不久又于七月“行幸河西”。次月回宫。二年八月，“畋于河西”。十月始还宫。三年正月，“畋于崞山”。还宫后，又于五月“畋于松山”。六月，他从宫中出游，“行幸阴山”。八月，“畋于阴山之北”，然后还宫。四年正月，他开始了东巡旅程，先“行幸广宁温泉宫，遂东巡平州”，然后“至于辽西黄山宫，游宴数日，亲对高年，劳问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大飨群臣于山下”，并“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行于海滨”，接着“南幸信都，畋游于广川”。三月，“观马射于中山”，并模仿父祖的政策“所过郡国赐复一年”。至六月，文成帝又坐不住了，“畋于松山”。七月“行幸河西”，两个月后才还宫。冬十月，他又开始“北巡，至阴山”，“车驾次于车轮山，累石记行”。五年六月戊申，又“行幸阴山”。
和平元年的七月，拓跋濬又“行幸河西”。九月舆驾还宫。二年二月，复“行幸中山”，“至于邺，遂幸信都”，舆驾所过，“皆亲对高年，问民疾苦。诏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在旅途中，皇帝还与群臣比赛射箭，“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然后舆驾还宫。秋七月，他又迫不及待地“行巡山北”。次月舆驾还宫。三年二月，他率队“畋于崞山，遂观渔于旋鸿池”。六月，他“行幸阴山”，七月又“幸河西”。四年四月，“上幸西苑，亲射虎三头”，与其父亲野外射熊杀虎相比，这种在禁苑中射虎的举动毫无惊人之处。五月“行幸阴山”。七月文成帝下诏道：“朕每岁以秋日闲月，命群官讲武平壤。所幸之处，必立宫坛，糜费之功，劳损非一。宜仍旧贯，何必改作也。”八月，“畋于河西”。并再次下诏说：“朕顺时畋猎，而从官杀获过度，既殚禽兽，乖不合围之义。其敕从官及典围将校，自今已后，不听滥杀。其畋获皮肉，别自颁赍。”九月“车驾还宫”。五年六月照例“行幸阴山”，七月“行幸河西”。九月车驾还宫。六年二月，文成帝“行幸楼烦宫”，次月车驾还宫。五月，“帝崩于太华殿，时年二十六”。
北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同样继承了先辈们的游猎传统。据《魏书·显祖纪》载，太和元年四月，皇帝“幸白登山”，又“幸崞山”。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后改拓跋姓为元姓，故又称元宏）是历史上推行汉化政策的著名皇帝，他在位时也经常从事大规模的巡游。据《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四年四月“幸白登山”。五月一日，“幸火山”，然后还宫。到七月时，再次“行幸火山”。五年春正月，“车驾南巡”。“至中山，亲见高年，问民疾苦”。二月，“车驾幸信都”，然后车驾返经中山，还都。三月一日，“车驾幸肆州”，“讲武于云水之阳”。“所经，考察守宰，加以黜陟”，车驾还宫。夏四月，又“行幸方山”。直到十七年时，他开始巡幸洛阳，并准备迁都于此。九月，他“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后很有感慨，对侍臣说：“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然后“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他诏令六军开拔，自己“戎服执鞭，御马而出”。十月一日“幸金墉城”，接着“幸河南城”和“幸豫州”，暂停于石济。
十九年八月正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仍屡有大规模巡游活动。二十一年正月“车驾北巡”。二月来到太原，亲见高龄老人，问所不便。接着“车驾至平城”，拜谒了永固陵。又“行幸云中”。三月，“车驾至自云中”，谒金陵。然后“车驾南巡”，经过离石，来到平阳，遣使者以太牢之礼祭祀唐尧。四月，“幸龙门”，又以遣使者祭祀夏禹。稍后，“行幸蒲坂”，遣使者祭祀虞舜，并下诏修尧、舜、夏禹庙。然后，“行幸长安”。武兴王杨集始前来朝拜皇帝。在长安，孝文帝“亲见高年，问所疾苦”，并“幸未央殿、阿房宫，遂幸昆明池”，遣使者以太牢礼祭祀汉帝诸陵。五月“车驾东旋，泛渭入河”，并遣使者以太牢礼祭祀周文王于酆，祭武王于镐，遣使祭华岳。六月，车驾从长安返回。七月又“行幸河南城”，“讲武于华林园”。此后又进行过南征和巡狩，反映了游牧民族虽然定都中原，但仍然改不了游牧习惯。这与南朝适成对比。
自孝文帝定都洛阳，鲜卑民族开始大规模汉化后，北魏皇帝的巡游规模便日益缩小，次数也开始变得稀疏。在《魏书》中能够举出的例子已经不多了。据《魏书·孝庄纪》载，孝庄皇帝元子攸曾于武泰二年四月在元颢陷荥阳，尔朱世隆弃虎牢遁还时，被迫“车驾北巡”，“幸河内”。这显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巡游了。到北魏末，皇室沦落到为大族控制的地步，旅游也不能如意。北魏孝静帝元善见便是如此。据《魏书·孝静纪》载，“帝尝与猎于邺东，驰逐如飞”。结果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面喊住孝静帝：“天子莫走马，大将军怒。”大将军就是后来被追尊为齐文襄帝的高澄。孝静帝曾与高澄一起游宴，后者用大觞劝酒道：“臣澄劝陛下酒。”孝静帝不悦，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高澄听后大怒：“朕！朕！狗脚朕！”让手下季舒“殴帝三拳”，然后“奋衣而出”。身为皇帝而受此大辱，元魏皇帝恣意巡游的日子终结了。
2．北齐北周皇帝等而下之的巡狩活动
北魏统治中原后，继之而起的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虽然皇族多有游牧血统，在旅游上显现出放牧民族的巡狩畋猎传统，但毕竟逐渐汉化和中原化，其大规模出游和巡狩的活动日益减少。无论是在《魏书》、《北齐书》还是在《周书》中，像孝文帝以前的那种恣意巡游和畋猎的情况，已经比较少了。
北朝的另一个王朝北齐，其皇帝也有游乐和狩猎的爱好。据《北齐书·文襄纪》载，高澄在控制东魏政权、尚未篡位的时候，好山园游宴。元象元年，他任吏部尚书，招揽人才，“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携，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适”。文宣帝高洋，篡位自立为帝，亦善巡游，并建楼台游苑等景观。据《北齐书·文宣纪》载，高洋在天保九年三月“至自晋阳”。夏四月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六月“帝自晋阳北巡”，“至祁连池”，然后回到晋阳。十一月又从晋阳出巡，来到邺城，“登三台，御乾象殿，朝宴群臣，并命赋诗”。高洋其人“外柔内刚，果敢能断”。游玩不忘国事，一次“尝于东山游宴，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于御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将事西伐”。然而，“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连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拔刃张弓，游于市肆，勋戚之第，朝夕临幸。时乘 驼牛驴，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驰骋，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亲戚贵臣，左右近习，侍从错杂，无复差等，征集淫妪，分付从官，朝夕临视，以为娱乐”。其行为竟堕落到南朝齐帝萧宝卷的地步。北齐后主高纬也好游乐。据《北齐书·斛律金附光传》载，后主中北周反间之计，将除掉斛律光，但苦于无法，大臣祖珽出主意道：“正尔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赐其一骏马，语云‘明日将往东山游观，王可乘此马同行’，光必来奉谢，因引入执之。”后主“如其言”召光至，被“引入凉风堂，刘桃枝自后拉而杀之”。从这个例子看，高纬是常与斛律光等大臣一起游玩东山的。后主游乐之无状，甚至超过南朝的萧宝卷，不仅荒唐，而且极其残忍。他与南阳王高绰沆瀣一气，互相“切磋”玩乐“技艺”。据《北齐书·武成十二王传·南阳王绰传》载，高绰始十余岁时“爱波斯狗”，当“尉破胡谏之”时，他“欻然斫杀数狗，狼藉在地”，吓得“破胡惊走，不敢复言”。后做了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为兽状，纵犬噬而食之”。左迁定州后，“汲井水为后池，在楼上弹人。好微行，游猎无度，恣情强暴，云学文宣伯为人”。“有妇人抱儿在路，走避入草，绰夺其儿饲波斯狗。妇人号哭，绰怒，又纵狗使食，狗不食，涂以儿血，乃食焉”。后主听说其暴行后，诏令锁拿高绰赴行在，但到了以后却“宥之”，并问“在州何者最乐”，高绰回答：“多取蝎将蛆混，看极乐。”后主立即“夜索蝎一斗，比晓得三二升，置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号叫宛转。帝与绰临观，喜噱不已”，他还责怪高绰说：“如此乐事，何不早驰驿奏闻！”高绰从此为后主宠幸，拜为大将军，“朝夕同戏”。君臣以罪恶为游乐的行为真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北周太祖文帝宇文泰，也有游牧遗风，多次出征或巡狩。《周书·帝纪·文帝纪下》载，魏大统十四年五月，“太祖奉魏太子巡抚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陇，刻石纪事。下安阳，至原州，历北长城，大狩。将东趣五原，至蒲川，闻魏帝不豫，遂还。既至，帝疾已愈，于是还华州”。另据《周书·李贤传》载“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贤第，让齿而坐，行乡饮酒礼焉。其后，太祖又至原州，令贤乘辂，备仪服，以诸侯会遇礼相见，然后幸贤第，欢宴终日”。这次出巡，胁持西魏太子同行，是南北朝政局下皇帝旅游的特殊产物。太祖最后一次出巡，是在魏恭帝三年四月，据《周书·文帝纪下》载，“太祖北巡狩”，至秋七月时，“度北河”，九月“太祖有疾，还至云阳”，在此崩逝，车驾“还长安发丧”。这次出巡，有点像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死于途中。另据《周书·晋荡公护传》载，“太祖西巡至牵屯山”，不幸遇疾，驰驿召晋荡公宇文护来见，托以后事。高祖武帝宇文邕，也常率师出征行幸。据《周书·帝纪·武帝下》载，建德五年春正月癸未，他“行幸同州”，然后“行幸河东涑川，集关中、河东诸军校猎”。十二月，来到晋州。当时北齐正在进攻晋州，宇文邕“乘常御马，从数人巡阵处分”，及将战，臣下劝皇帝换乘骏马，但他却说：“朕独乘良马何所之？”于是众志成城，大破齐军。宇文邕之出巡，在《周书·宣帝纪》中也有记载，说“高祖每巡幸四方”，便让太子留京监国。北周宣帝宇文赟，也常巡狩和行幸。《周书·宣帝纪》载，他做太子时，父皇便“诏皇太子巡西土，因讨吐谷浑”。大象元年正月，开始“东巡狩”，“行幸洛阳”。次月下诏道“河洛之地，世称朝市。上则于天，阴阳所会；下纪于地，职贡路均。圣人以万物阜安，乃建王国。时经五代，世历千祀，规模弘远，邑居壮丽”，并称“高祖神功圣略，混一区宇，往巡东夏，省方观俗，布政此宫，遂移气序”。因此他“一昨驻跸金墉，备尝游览，百王制度，基趾尚存”，打算修复旧都。三月“至自东巡，大陈军伍，帝亲擐甲冑，入自青门。皇帝衍备法驾从入。百官迎于青门外”。但是天公不作美，“其时骤雨，仪卫失容”。
与北魏孝文帝以前的皇帝巡游相比，此后的帝王，特别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帝王之游幸，基本上朝近游和宫室苑囿之游转变，无复往日游牧民族长途巡狩和畋猎的气概和风光。特别是北朝皇族的汉化，导致深宫长养的后嗣帝王贪图享乐，注重宫室苑囿之游，有时在受到儒家伦理约束后，不得不悄然地从事微服私游。南北朝的旅游活动有日益趋同的趋势。
与狂达逍遥、恣情任意、文采斐然的士大夫们的旅游相比，魏晋南北朝帝王们的巡游，充满着功利、享乐甚至变态。尽管作为“虽尊亦人”的帝王也有自己的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的需要，但是社会责任和国家重担要求他们在旅游时区别于常人，一旦他们未能做到，便难逃千古骂名和口诛笔伐。与文人士大夫的旅游相比，帝王旅游虽然规模很大，但逊色很多。
四、北朝游牧皇帝的巡游典型
北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也秉承了先人的游牧传统，大肆巡狩和出游。据《魏书·太宗纪》载，永兴二年七月，“立马射台于陂西，仍讲武教战”，显现出游牧民族寓武备于游猎的传统。四年二月，拓跋嗣又来了一个惊人的游乐之举，“登虎圈射虎”。秋天到了，一片金黄的时候，他又开始了“东巡”，“大狝于石会山”，然后“临去畿陂观渔”，又来到了濡源。接着“西巡，幸北部诸落”，赐当地头人缯帛。八月“车驾还宫”，大获而归，来到西宫后，大飨群臣将吏，“以田猎所获赐之，命民大酺三日”。他个人的游猎成了全国性的狂欢。但很快他又坐不住了，十二月，“车驾北巡，至长城而还”。五年春正月他举行了大阅兵活动——“大阅”，“畿内男子十二以上悉集”。不久又“大阅于东郊”，这次检阅规模宏大，前军有三万人，另有十二万骑兵，分十二路排列，“帝临白登，躬自校览焉”。二月“幸高柳川”，“车驾还宫”。回来后也不安生，在北苑修建了观赏用的鱼池。夏天来了，明元帝又开始了“车驾西巡”，五月“行幸云中旧宫之大室”，六月“西幸五原，校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可见是不改游牧旧习。七月，“还幸薄山。帝登观太祖游幸刻石颂德之处，乃于其旁起石坛而荐飨焉。赐从者大酺于山下”。然后“车驾自大室西南巡诸部落，赐其渠帅缯帛各有差”。遂“南次定襄大落城，东逾十岭山，田于善无川”，八月才“车驾还宫”。
神瑞元年二月“幸犲山宫”，五月“车驾还宫”。六月又“幸犲山宫”，然后再“车驾还宫”。二年四月，夏天来到，车驾又开始“北巡”。五月抵达参合，东幸大宁。然后“田于四岬山”。六月他再次来到去畿陂“观渔”。后暂停濡源，在这里“筑立蜯台”。明元帝在此有一个惊人的成果，便是“射白熊于颓牛山，获之”。然后，“幸赤城，亲见长老，问民疾苦，复租一年”。又南行至石亭，巡幸上谷，“问百年，访贤俊，复田租之半”。接着“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并派使者以太牢礼祭祀黄帝庙。一行又来到广宁，“登历山，祭舜庙”。七月时，“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
泰常元年春正月，明元帝“行幸犲山宫。戊子，车驾还宫”。但到了六月，车驾又开始“北巡”。七月，“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狝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而南，观于九十九泉”。然后车驾还宫。犲山宫的生活让他留恋，因此十月时他再次“幸犲山宫”，次月还宫，回来后在北苑修建了游玩用的蓬台。二年五月“车驾西巡，至于云中，遂济河，田于大漠”。十二月，又“田于西山”，然后车驾始还宫。三年六月，车驾西返。十月又在西苑修建游玩的宫室。四年正月一日，迫不及待的明元帝“车驾临河，大搜于犊渚”。车驾还宫后，又在蓬台北面修建宫殿。四月他开始“南巡，幸雁门。赐所过无出今年租赋”。五月一日，“观渔于灅水”，然后车驾还宫，免沿途一年的租赋。秋天来了，层林尽染，明元帝又开始“东巡，遣使祭恒岳”。车驾还宫后“所过复一年田租”。十二月又开始“西巡，至云中，逾白道，北猎野马于辱孤山。至于黄河，从君子津西渡，大狩于薛林山”。五年正月一日，才“自薛林东还。至于屋窦城，飨劳将士，大酺二日，班禽兽以赐之”，然后车驾还宫。夏四月，在灅水南建筑离宫。六月帝驾“行幸翳犊山”。七月时“西至于五原”，并“幸云中大室，赐从者大酺”。八月，车驾还宫。六年正月“行幸公阳”。六月“北巡，至蟠羊山”。七月，他又开始“西巡，猎于柞山”，在这里，他获得了比颓牛山射杀白熊更大的胜利，“亲射虎，获之”，然后抵黄河。八月“大狝于犊渚”。九月车驾还宫。十月，他又“行幸代”。十二月又“西巡狩，至于云中”。
七年正月一日，明元帝带着庞大的公费旅游队伍，“自云中西行，幸屋窦城，赐从者大酺三日，蕃渠帅缯帛各有差”。二月车驾还宫，赐从者布帛各有差，大飨于西宫。十月车驾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为了征伐滑台，皇帝决定亲征，于是“车驾南巡，自出天门关，逾恒岭”。八年正月，“行幸邺，存恤民俗”。三月，“帝田于邺南韩陵山，幸汲郡，至于枋头”。又在灵昌津渡河，“幸陈留、东郡”。然后又“济河而北，西之河内，造浮桥于冶坂津”。四月又“幸成皋城，观虎牢”，最后“遂至洛阳，观《石经》”，“还幸河内，北登太行，幸高都”。六月，明元帝又开始“北巡，至于参合陂，游于蟠羊山”。七月，游幸三会屋侯泉，命皇太子率百官跟随。八月，“幸马邑，观于灅源”。九月乙亥，车驾还宫。十一月，这位巡游一生、戎马一生的皇帝“崩于西宫，时年三十二”。
拓跋嗣是北朝游牧政权皇帝肆意巡游和大规模游畋的典型代表，是游牧皇帝旅游生活的集中缩影。他们旅游的频度远超汉族帝王，但是，由于北朝半壁江山的限制，其巡游的范围和区域，又远逊于秦皇和汉武。不过，到了清代，牧猎民族满族统一天下，其帝王的巡游范围越过了半壁江山的限制，可是，由于汉化的加深，清帝在南巡的频度上又受到了较大的限制。
第三节 以僧侣为主的国际旅游与航海旅游
尽管士大夫在名山大川中狂达恣意地旅游，帝王及其庞大的仪卫队在各地巡游和游畋，但他们却很少有海上旅游的，找得到的例子也只有谢安等人“泛海戏”的记载。在航海旅游上作出贡献的，则是非主流的社会成员，如佛教徒和商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在海上航行的商人较前增多，因此使此前已经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中国商人备好货物后，在广州装船后起航，经过南海、印度洋和波斯湾，把丝绸、陶瓷、茶叶等商品运达国外，甚至运抵大秦（古罗马帝国）。然后，他们又将金银器、琉璃、象牙、沉香等外国商品运回广州。当时通过广州来华经商的国家和地区已增至15个。为了适应海上丝绸之路的需要，广州已能建造4层的楼船，高达3～4米，能够有效抵御海上的巨浪，同时还能建造装载万斛货物和搭载500～600人的船舶。从广州至那婆提（今爪哇）定期航船的航班期是50天。除广州外，三国时吴国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也建设了造船中心，建造海船。海员多是从福建和广东挑选的水手，他们驾着海船向北抵达辽东﹐向南则通向南海。
在文人士大夫们优游山林之时，一位僧人却在海上战胜惊涛骇浪，完成了跨海之旅。他就是东晋末的高僧法显，先经陆上丝绸之路到达天竺（今印度）取经，然后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东晋首都建康。他的旅游路线是“长安—西域—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建康”。
法显（约337—422年）俗姓龚，平阳（今山西汾县西南）人。当时传入中土的佛法缺乏戒律，于是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后秦弘始元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一起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前往天竺取经。当时法显已经63岁，比后来西行取经的唐僧玄奘出发时的年龄（28岁），大了35岁。第二年夏天，法显一行在张掖与另一批西行的僧人宝云、智严等相遇，结伴同行，于秋天抵达敦煌。经过西域的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达于阗，翻越葱岭。在经过4年徒步跋涉的艰辛旅程后，抵达印度。关于法显到印度的旅游经历，梁代僧祐在其《出三藏记集》中曾有生动而惊险的描述：
西度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 过河数十余处。仍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云：“吾其死矣，卿可时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号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至北天竺。
这一经历，与在中原或江南优游的文人士大夫截然不同。法显一行到达印度时，只剩道整和法显两人了。他们于公元402年进入北印度境内，踏遍印度名山古寺，访求佛经。法显经过今印度河流域，从巴基斯坦来到阿富汗境内，再折转回巴基斯坦，然后向东进入恒河流域，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天竺境内，又经过尼泊尔南部，来到东天竺，在摩竭提国（即摩揭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居3年，学习梵书和佛律。公元410年，法显决定只身从海路返回祖国，由东天竺的海港多摩梨帝（今德姆卢克）登上了开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海船。法显到狮子国后，在那里旅居2年，于公元412年（东晋义熙八年）9月，离开狮子国，搭乘两条同行的由大秦（东罗马帝国）回国的中国海洋商船，与400余名乘客一起东归故土。船上准备了从斯里兰卡、马六甲海峡到广州的50天的淡水和粮食。不料船队离岸两天后，便遇上了海上暴风，迷失了航向，商船又开始漏水，商人们慌乱中将沉重的货物抛入海中。船舶漏洞被堵住后，继续在海上漂流了105天，遇见了许多“鼋鼍怪异之属”，“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最后到了南海的“耶提婆国”（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29]，在此居留5个月之久，然后换船北渡，又遇大风，商人们怪罪法显所携带的佛像惹怒了海神，打算将其推入海中，法显誓死保卫住了佛像和佛经。经过两个多月的漂流，在粮尽水绝之际，于公元413年5月13日漂到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省即墨县）南岸。法显在海上的经历，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也有精彩的记录，与文人士大夫的游记完全不同，节录于此：
既而附商人大舶还东，舶有二百许人。值大暴风，舶坏入水，众人惶怖，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商人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大风昼夜十三日，吹舶至岛下，治舶竟前，时阴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风而已。若值伏石及贼，万无一全。行九十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日，复随他商侣东趣广州。举帆月余日，中夜忽遇大风，举舶震惧。众共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一众俱亡。”欲推弃之。法显檀越厉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俛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
法显登陆后，引起轰动，受到长广郡太守李嶷的热烈欢迎。法显在佛教领袖、净土宗始祖慧远的诚邀下，改经陆路，于义熙九年（413年）到达建康（今南京），完成了前后达15年之久的翻山跨海国际大旅游。后来，法显将远赴天竺取经的旅行经过写成了《佛国记》一书（又称《法显传》、《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对所经过的中亚、印度、南洋31国的山川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民情、社会经济作了前所未有的记载，这是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之间陆地和海洋交通的最早记述，也是中国第一部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完整游记。
法显西游，除了对佛教本身有意义外（如带回戒律、大乘教义和顿悟学说等），在中国旅游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十分巨大：第一，法显西行，是当时中国人所到之地最多，旅途最远的旅游活动。《高僧传》指出“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第二，法显是真正到达印度的第一人。在法显之前，中国僧人或居士前往西天取经者多有其人，但是他们多半止于西域，并未亲临天竺。汤用彤先生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30]第三，对中国旅游文学作品游记是一个发展，开创了“硬派”游记，其《佛国记》与士大夫山水游记风格截然不同，充满着冒险和大气。日本人将该书译为《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研究》。该书被认为是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及《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立的重要游记。印度史家曾感叹地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受法显天竺求法成功的鼓舞，晋末宋初掀起了一场西行求法的国际旅游运动。在此之前，朱士行、康法朗、于法兰、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慧叡、支法领、法净等西行求佛，但只到了西域。自法显后，昙学、威德等8人，僧纯、昙充、道曼等人，智猛与昙纂、竺道嵩等15人，法勇、僧猛、昙朗等25人，沮渠京声，道泰，法盛共师友29人，僧表，法维和道普等人纷纷前往西天求法。在所有这些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
法显等人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长途远行和跨海旅游，是由于其佛教徒的特殊身份和文化取向造成的。处于非主流社会、为正统儒生攻击为“无父无君”的佛教徒，为了坚定的宗教信仰，超脱人世的苦海和追求来世的幸福，有着儒家中庸平和观念陶铸出的常人所没有的偏执气质和无畏精神，在旅游活动中独树一帜：去发别亲的“无父”行为，使其超脱了“孝”的羁绊，敢于“父母在而远游”，“登高临危”去云游；为了在深山密林中禁欲修行，他们修建寺庙，结果“天下名山僧占多”，促进了旅游景点的建设；在虔诚信仰的激励下，他们跨越高山、远涉重洋去“西天”取经，出现了古代鲜见的冒险旅游和航海旅游，但佛教亦强调坐禅入静，故未能改变传统社会稳健内敛的民族旅游性格，但他们某些具体的旅游活动却成为旅游史上的壮举，法显的越山航海跨国大旅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
除了僧侣外，还有商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来往旅游。法显在航海途中所遇见的许多商人为中国人。另外，浙江会稽郡沿海的商人也常常“海行”经商或打鱼，漂流至海外的“亶洲”。商人重利轻义的商务旅游活动，由于史料的缺乏，无法展开叙述。
在僧、商之外，中国使团的国际航海旅游已经开始。僻处东南的三国时的吴国，由于北出中原、西通巴蜀的道路被阻，因此转而从东南沿海寻找出路，发展起了航海旅游。吴国不仅派卫温等人乘船到达台湾，而且还派使臣经海路出使越南等国。
《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载，黄龙二年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夷洲据称就是台湾。而“亶洲在海中”，长老们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这个亶洲“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卫温的这次探寻，因为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三国吴时，“扶南诸外国来献瑠璃”，扶南王“遣使献乐人及方物”。黄武年间，孙权乃派宣化从事朱应和中郎将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展开外交活动。二人从海上来到林邑（越南中南部）、扶南（柬埔寨）。在扶南，他们对当地诸王的政治、法律、外交、军事、造船、物产、风俗等情况有所观察和了解。在这里，他们还遇到中天竺的使臣陈宋﹐“具问天竺土俗”。他们乘船游历了南洋群岛的一些岛屿。途遇外国航船，经向外国旅游者打听，得知从南洋群岛可以直接航行到大秦（罗马帝国）。他们在旅游中，观察到许多奇异风俗。在寻国，发现“国人犹裸，唯妇人着贯头”，二人感叹道：“国中实佳，但人亵露可怪耳。”由于他们的意见，“寻始令国内男子着横幅”。他们通过亲身游历或道中传说，了解到一百多个国家的情况，“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31]后来朱应撰写了《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写了《吴时外国传》，记述了他们的出使经历和海上奇遇。这次出使旅行，是中国首次派出专使从海上航行，与南海诸国交往，其意义堪与两汉时期张骞、班超之通西域相媲美。
在中国人出行海外的同时，也有外国人从海上来到中国。大秦商人秦论便从海道经交趾来到三国吴都建业（东晋改名建康）﹐拜见孙权，介绍了大秦的风俗民情﹐然后于嘉禾年间（232—238年）回国。可见，当时国际航海旅游已经展开。
第四节 旅游观念的同归与审美意识的觉醒
一、殊途同归的旅游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政治大动荡而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多元文化并存，各种思想观念盛行于世，儒、释、道各家的旅游观念并行不悖。儒家“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和“独善其身”退隐山林的观念，道家狂达逍遥、回归自然和入山修道、养生成仙的思想，佛教的“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32]的观览方法，风行士大夫间，合奏成洒脱玄远、恣意纵情的旅游主题，也使中国稳健内敛的旅游风尚在上层社会发生了一定的变异。
这一时期，失去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其旅游观念仍有一定的市场，影响着一部分人的旅游行为。“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有所显现。《世说新语·言语》载：“桓公（温）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儒家“罔游于逸”和“无淫于游”的旅游观念，对当政者的旅游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司马炎逼魏禅让后，在登基诏书上表白自己“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33]，以讨好民众。南齐高帝萧道成喜好游宴，但临终时省悟，下诏省游费，回到了儒家旅游观念上。《南史·齐本纪·高帝纪》载：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颇喜游宴、雕绮之事”，临死前，下诏道：“凡诸游费，宜从休息。自今远近荐献，务存节俭，不得出界营求，相高奢丽。金粟缯纩，敝人已甚，珠玉玩好，伤俗尤重，严加禁绝。”汉化程度较深的北魏孝文帝也受到儒家戒逸游观念的影响。据《魏书·景穆十二王列传·南安王传》载，孝文帝元宏告诫南安王元桢所宜慎者有三：“一者，恃亲骄矜，违礼僭度；二者，傲慢贪奢，不恤政事；三者，饮酒游逸，不择交友。”并且强调“三者不去，患祸将生”。北齐孝昭帝高演未继位前，对于文宣帝高洋的逸游行为深表忧虑。《北齐书·孝昭纪》载：“时文宣溺于游宴，帝（指高演）忧愤表于神色。”高洋察觉后，对高演说：有你这个弟弟帮我料理国事，“我何为不纵乐”？高演“唯啼泣拜伏，竟无所言”。高洋受到感动，将酒杯掷于地说：“自今敢进酒者，斩之！”但不久故态复萌。北周武帝宇文邕以儒家“无淫于游”的观念，抨击北齐后主高纬“丑声夙著，酒色是耽，盘游是悦”[34]，以为自己寻找道德制高点。此外，儒家禁止妇女出游的观念，对游牧政权的皇室居然也产生了影响。据《魏书·景穆十二王列传·任城王传》载，任城王拓跋彝之兄拓跋顺对汉文化比较痴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妇女出游比较忌讳。他16岁就精通《杜氏春秋》，“于时四方无事，国富民康，豪贵子弟，率以朋游为乐，而顺下帷读书，笃志爱古”，他见“灵太后颇事妆饰，数出游幸”，便当面谏诤道：“《礼》，妇人夫丧，自称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彩。陛下母临天下，年垂不惑，过甚修饰，何以示后世？”灵太后惭而不出，还宫后责备拓跋顺道：“千里相征，岂欲众中见辱也！”拓跋顺答：“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
儒家在约束旅游的同时，也为旅游留了一条退路，其“进退二观”鼓励士大夫在不得志时，退隐山林，独善其身。晋朝庾峻指出：“是故圣王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或处。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犹人之有股肱心膂，共为一体也；山林之士，被褐怀玉，太上栖于高丘，高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虽无功而能知止……使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然后出处交泰，提衡而立，时靡有争，天下可得化矣。”[35]在此观念指导下，出现了许多退游山林的隐士。东晋时的陶潜，可以说是士大夫中受“退隐山林”和“回归自然”观念影响的典型人物。他自幼受当时风行的道家“归依自然”思想影响，“质性自然”[36]，“性本爱丘山”，这是他辞去彭泽县令的原因之一。此外，他之所以去官，也是由于仕途不达，“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乃挂冠而去，退隐山林以独善其身。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叙述了自己归隐后悠然自适的旅游生活：“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最后，陶潜以归依自然的心态对待生死荣辱，在旅游山水中融入自然：“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中，反映了作者归隐自然的观念及儒家退隐山林独善其身的思想。陶潜在其诗中也倾诉了归依自然的思想，《归田园居》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饮酒》里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潜对庄子和孔子的思想都很追慕，这在其诗里有反映：“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从《庄子·齐物论》“辨也者，有不辨也，大辨不言”和《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中脱胎而来；“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是把孔子称先师，将《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的话“君子忧道不忧贫”引用而来，可见陶潜寄情山水的旅游观是受道、儒两家影响的。陶潜的隐逸生活，使他的道德情操得以升华。
然而，一些士大夫将儒家的这种退隐观念，提前到入仕的阶段，一面敷衍着政务，一面投身旅游，即进退合一，名为入仕，实则退隐，逍遥宴饮，放浪形骸，形成所谓“大隐隐于市”的观念。向秀、郭象声称：“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山涛的儿子山简，永嘉三年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守襄阳，鉴于“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的情况，“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着白接 。举鞭问葛疆：何如并州儿？”[37]葛疆是山简的爱将，其家在并州。像山简这样的人显然不是不务世事的道家之徒，而是持有儒家“进退二观”的士大夫。王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与时浮沉”，担任司徒后，“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寀。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也”。[38]
与儒家“争途”的道家思想，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庄思想及佛学影响加剧，发扬个性、回归自然的旅游观念日盛一日。魏晋时玄学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等三玄之书，提倡“无为”或“自然”，所以当时的士夫们主张张扬个性，摆脱社会礼教的羁绊，如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客人来访也不遮蔽，声称以天地为房屋，以居室为衣裤。这种返本原始，回归自然的思想，成为当时的人们纵情山水的旅游观念形成的基石。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的那样：“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当时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向秀、阮咸、山涛以及刘伶，放浪形骸，寄情山水，把人们返归自然的旅游观念发挥到极致。张湛在注《列子·杨朱篇》时，指出：“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又说：“惜名拘礼，内怀于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遐期，非所贵也。”这种思想虽有“及时行乐”的不良因素，但从旅游文化角度来讲，却削减了人们给旅游附载的过多的实用价值，如游学、游宦、游商等的做法，促进了娱乐性旅游的发展。当时，“归隐自然”、“栖岩养性”的道士纵情山水，不拘礼数，表现出对道德的超越。据《世说新语·栖逸》载：“阮步兵（籍）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阮籍所见的这位真人，就是栖岩养性寄情山水的道士。同篇又载：“嵇康游于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此孙登亦是栖岩养性、游山玩水的道人。比较知名的道士是葛洪，他虽然把登山游岳附上了种种神秘可怕的观念，但他本人则长期栖岩养性，游山玩水，将自己的生命投入郁郁森森的大自然中。
道家归依自然、遁逸养生的观念，通过玄学而影响到“竹林七贤”等一大批文人士大夫。据《晋书·阮籍传》载：阮籍本有“济世志”，但身陷“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恶劣环境，“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转而笃信老庄，崇尚自然，“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终日“饮酒昏醉，遗落世事”，每以醉酒装疯蔑视礼法，以痴游山水放荡情怀，“登临山水，终日忘归”，“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对抗正统思想。嵇康优游闲适。他在《赠秀才入军》诗中称自己：“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挥手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据《晋书·嵇康传》载，他“美词气，有风仪，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诵，长好老庄”。在《赠秀才入军》中以自己的悠闲旅游生活而自得。他还吟道：“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他或痴迷竹林之游，或漫游山野，口尝百草，“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或者“得鱼忘篓”，“得意忘言”，在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契合的精神境界。“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之神”，疑遇神仙。嵇康向往“返乎自然”，隐于深山。据《世说新语》载，“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下山后又遇到道士王烈，便结伴同游，攀山登岭，探石室，寻幽谷，渴了饮石钟乳，饿了就吃石髓，喝山泉，迷恋道家虚静养生的旅游生活。与阮籍、嵇康同道的刘伶，也期望“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出游时，常乘一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要求“死便埋我”。在《酒德颂》中他称自己所追求的境界是“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完全继承了庄子“逍遥游”的神游心态。刘伶保命成功，“竟以寿终”。南阳人刘 之，字子骥，“少尚质素，虚退寡欲，好游山泽间，志存遁逸”。[39]其他的名士大多受到道家和玄学的影响，表达了“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寻我青云友，永与时人绝”的志向[40]；写下了对“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像云构，密叶成翠幄”生活的向往。[41]
道家隐逸养性的旅游观念，不仅影响到南朝的士人，也影响到北朝的皇帝。据《魏书·显祖纪》载，显祖献文皇帝拓跋弘“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才22岁就将帝位禅给太子，册文声明：“（太子）其践升帝位，克广洪业，以光祖宗之烈，使朕优游履道，颐神养性，可不善欤？”在诏书中称自己“希心玄古，志存澹泊。躬览万务，则损颐神之和……爰命储宫，践升大位。朕方优游恭己，栖心浩然”。自称太上皇帝，迁居“采椽不斫，土阶而已”的崇光宫。次年崩逝。
由道家发展来的道教，形成了“入山修炼”和“栖岩养性”的观念，塑造了一大批真心归依山水的道士旅游者，在游观大自然中超越世俗的道德和法则，形成了具有道教特色的旅游观念，对道士和隐士旅游的兴盛起了推动作用。许多道士选择名山作为洞天福地，试图通过在其中“仰吸天气，俯饮地泉”达到修身养性、得道成仙的目的。道藏所推崇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道教圣地，基本上是中国旅游名胜。魏晋南北朝时的道士旅游者有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葛洪游遍南北名山，交游论道，对登山涉水时驱除妖魔的法术提出了令当时旅游者深受鼓舞的方法。在《抱朴子·内篇·登涉》中指出，旅游者只要背挂镜子，怀揣登山符，即可驱赶妖魅，逢凶化吉。陆修静晚年隐居庐山，和慧远、陶渊明等僧儒交游登临。“山中宰相”、著名道士陶弘景，在道教旅游观念的指导下，徜徉山水之间，发现了山水的美丽，在《答谢中书书》中宣称：“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俗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佛教“青青翠竹，尽是真如（不生不灭的实体或宇宙全体），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脱离妄想归于清静的智慧）”[42]的旅游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比较盛行。魏晋南北朝是佛教迅猛发展的时期，僧侣昙柯加罗、于法兰、支道林、释道安、释慧远等人或隐居深山，或游方寺庙，促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格局。佛教徒追求佛国神山似的山水美景，力图在清幽寂静的山林中，营造潜心修炼、超凡脱俗以臻涅槃之境的优雅环境，在山光水色中谈佛澄怀，参透禅机，通过山水观览而起到真如在心的作用。曹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东游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国才有本地出家的和尚，登坛受戒最早的僧人为朱士行。此后，僧人们追求修行的山水环境。于法兰听说剡县山水在东南最为奇异，于是千里踏访。支道林尽管平时十分节俭，但不惜重金买山隐居。[43]北朝高僧道安纵游北方山水飞龙山、太行山、恒山、王屋山、女林山等，并鼓动僧徒出游山川。他的高徒慧远和尚远游南方，对庐山风景倾慕不已，便在此结庐而居，修建僧寺。慧远诸人“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于时交徒同趣三十余人，咸拂衣晨征，怅然增兴。虽林壑幽邃，而开途竞进；虽乘危履石，并以所悦为安”。这些四大皆空的僧人，却对自然山水如痴如醉：“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欣以永日”。佛教不像儒家那样，把自然道德化，而是认为山水是无生命的客观事物，但此次游庐山，这些僧人却被山水深深吸引：“夫崖谷之间，会物无主，应不以情而开兴，引人致深若此。”[44]
中国人特别重视培养坚定的意志，也比较重视塑造旅游中必不可少的勇敢品格。不少人一直通过旅游来磨砺自己的雄心壮志，产生了“壮游天涯”的旅游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壮游天涯的观念继续发展。曹魏时，“三曹”鉴于战乱频仍、生命短促，从最初对死亡的恐惧，上升到对永恒的追求，因此希慕军旅征戍的功名，从而产生了“行壮志深”的旅游观念。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45]。他率军北征乌桓，路径碣石山，被壮阔景象所折服，写出了千古绝唱《步出夏门行》，在归途中发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誓言。曹植鉴于“中原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的情形，表达“吾行将远游”、“闲居非吾心，甘心赴国忧”的壮志豪情。晋代葛洪在长期的登山旅游过程中，塑造了坚定的意志和勇敢及冒险精神，他在《抱朴子·外篇》卷39《广譬》中指出：“坚志者，功名之主也。……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矣。”左思在其《咏史》之五，倾吐了他壮游天涯的雄俊志向：“振衣千仞岗，濯足万古流。”成安绥则倾诉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的雄阔胸怀。南朝时宗悫更有“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壮游志向。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释玄等旅游观念多元曲调相互配合，奏出了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旅游乐章。
二、觉醒的山水审美意识
中国人在原始时代对大自然是敬畏和崇拜的，“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认为高山是与神灵沟通的神秘所在，因此出现了封禅泰山的活动和仪式。由于崇拜山水，因此觉得人应该以山水为师，于是出现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观念，与此同时，部分文人在徜徉山水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像庄子在“游于濠梁之上”时发现了天地之“大美”。至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士大夫在儒家比德观念松弛之际，道家归依自然思想的影响下，被动或自觉地、整体性地发现了自然之美，从而萌发了对山水的强烈的审美意识。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人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时期，特别是文人士大夫，不再简单地将山水视为“比德”的对象，而是不由自主地发现了山水本身的美学价值，被深深吸引，难以自拔。也有部分士人是在失意沉沦的时候被动地发现了山水之美，“背山临流”本是为了“不受时责”，“悦山乐水缘不容于时”。[46]无论怎样，自然的美丽还是被感知到了，捕捉到了。据《世说新语·言语》载，王武子和孙子荆便“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而顾恺之从会稽回来时，“人问山川之美”，顾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来回答什么是会稽山川之“美”。同书《品藻》载：桓玄问刘太常，他与谢安、子敬等人物相比各有什么长处，刘回答说：“楂、梨、橘、柚，各有其美。”用自然界的不同美丽，来说明人物的各有所长。显然，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已经对自然之美了然在胸，高谈阔论了。
西晋士人对山水的痴迷达到疯狂的程度，像阮籍“登山临水，竟日不归”。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他曾感慨道：“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邹湛说：“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47]羊祜不仅认识到山水之美，而且还体悟到山水之永恒与人生之短促。石崇“昼夜游宴，屡迁其座，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令与鼓吹递奏”。左思在《招隐》诗中认识到“山水有清音，何必丝与竹”？承认山水本身就蕴有音乐般的韵律与美感。
晋室南迁后，背乡离土的“过江”士人心灵破碎，但一见到江南的青山绿水，便悠然忘忧，好像一只温柔的手将心灵抚慰。王羲之在《兰亭诗》中表达了山水对心灵的震动和冲击：“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 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南朝时，士大夫对山水的审美已趋成熟，每登山临水都能产生感官快感和审美愉悦。谢灵运、谢朓、鲍照等都是如此。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寻访山水，“肆意游遨，遍历诸县”。他在《游名山志序》中指出：“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看来，山水之美是人性之所好。在《山居赋》注文中称：“途路所经见也，则乔木茂竹，缘畛弥阜，横波疏石，侧道飞流，以为寓目之美观。”把山水旅游当作适情悦性的审美活动。谢朓在宦游途中或公事之余，穿林游谷，写下了许多精美的山水诗文，抒发了对自然美的由衷情感。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48]。袁山松欣赏“山水之美也……流连往宿，不觉忘返”[49]。宗炳“每游山水，往辄忘归”[50]。陶弘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称自己每对山水之美，便身不由己地受到感召：“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知此难立止，自恒欲就之。”[51]他对人间浮华毫不羡慕，而独对高岩大泽痴迷不已。萧子显对人事与社会不感兴趣，而对山水之丽则难以拒绝：“简通宾客，不畏鬼神，性爱山水。”[52]
一旦发现了自然之美，便无法忍受缺乏自然美的生活，一定要营造出美丽的自然环境。《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谢灵运也“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以营造美丽的生活环境。
山水的美丽，提高了魏晋南北朝人的艺术审美能力，有时不再纯粹依赖于山水客体的刺激，而靠主观的“会心”也能获得审美的愉悦。据《世说新语·言语》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用自然之美来比喻人物之秀，是魏晋南北朝人审美意识觉醒和延伸的表现。山水和自然的美丽已获得普遍的认可，为了赞美人物，最好的形容就是拿自然之美来比拟。《世说新语·容止》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云：‘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又载：“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还有记载说：“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有人赞叹王恭的形象时称“濯濯如春月柳”。
心灵与自然契合和共振时，欣悦之情便抑制不住地洋溢和舒张，并谱出美妙的图卷和游目骋怀的旅游华章。
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审美意识的觉醒，直接的文化成果便是中国山水画、山水诗的独立以及山水游记雏形的出现。中国山水画的形成，比欧洲的风景画形成独立画科要早一千余年。顾恺之论画道：“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53]将山水画与人物画和动物画相提并论。他画过《雪霁望五老峰图》、《庐山图》和《山水》等画。画过《秋山图》的山水画家宗炳“栖丘饮谷三十余年”，将所历山水画在卧室四壁，昼夜“卧游”。当时的山水画家还有很多，如戴逵创作过《剡山图卷》，陶弘景画过《山居图》，张僧繇作过《雪山红树图》。王微在《叙画》中指出山水画不是“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漫流”的平面地图，而是有生命的艺术图卷。他指出：“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以明神降之，此画之情也。”宗炳阐述了山水画的创作原则是“以形媚道”和“畅神”。(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山水诗开始独立，形成特殊的文学体裁。谢灵运、谢朓等在旅游的同时，都留下了许多优美的山水诗作。如谢灵运《泰山吟》云：“岱宗秀维岳，崔萃刺云天。岝崿既崄巇，触石辄芊绵。”《悲哉行》中描写景物道：“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差池燕始飞，夭袅桃始荣。灼灼桃悦色，飞飞燕弄声。檐上云结阴，涧下风吹清。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松茑欢蔓延，棹葛欣虆萦。”著名的《登池上楼》一诗写景道：“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狥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徵在今。”他还写了《游南亭诗》：“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在《游赤石进帆海诗》中咏道：“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阴霞屡兴没。”又在《登江中孤屿诗》中写道：“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回，寻异景不延。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还写了《登永嘉绿嶂山诗》、《郡东山望溟海诗》、《游岭门山诗》等。南齐的谢朓也写了不少的山水旅游诗。如《宣城郡内登望》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山积陵阳阻，溪流春谷泉。威纡距遥甸，巉嵒带远天。”又《冬日晩郡事隙》云：“案牍时闲暇，偶坐观卉木，飒飒满池荷，翛翛荫牕竹。檐隙自周流，房栊闲且肃。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在《后斋回望》中，甚至对登轩四望，观察风景的情形和感受也作了细致的描述：“高轩瞰四野，临牖眺襟带。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夏木转成帷，秋荷渐如盖。巩洛常睠然，揺心似悬斾。”在《游山》诗中，更是直接抒发了自己对山水审美的感触：“托养因支离，乘闲遂疲蹇。语默良未寻，得丧云谁辨？幸莅山水都，复值清冬缅。凌厓必千仞，寻溪将万转。坚崿既崚嶒，回流复宛澶。杳杳云窦深，渊渊石溜浅。傍眺欎篻簩，还望森柟楩。荒隩被葴莎，崩壁带苔藓。鼯狖呌层嵁，鸥鸟戏沙衍。触赏聊自观，即趣咸已展。经日惜所遇，前路欣方践。无言蕙草歇，留垣芳可搴。尚子时未归，邴生思自免。永志昔所钦，胜迹今能选。寄言赏心客，得性良为善。”《游敬亭山》写得更加生动真切：“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隐沦既已托，灵异居然栖。上干蔽白日，下属带回溪。交藤荒且蔓，樛枝耸复低。独鹤方朝唳，饥鼯此夜啼。滞云已漫漫，夕雨亦凄凄。我行虽纡组，兼得寻幽蹊。绿源殊未极，归径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皇恩竟已矣，兹理庶无睽。”又作《晩登三山还望京邑》曰：“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这样的山水诗，无疑反映了士人审美意识的复苏和觉醒。
最后，山水游记的雏形也产生了。东晋庐山诸僧人《游庐山诗序》、南朝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梁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宋元思书》、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部分篇章就有山水游记的影子。如《登大雷岸与妹书》记山水之游道：“向因涉顿，凭观川陆，遨神清渚，流睇方曛。东顾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南则积山万状，争气负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献江湖，峰与辰汉连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文人士大夫审美意识觉醒的直接表现。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的旅行制度、风俗与设施
一、魏晋南北朝的旅行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旅行制度对于前代，或有继承，或有发展。
魏晋朝廷对出行工具和服饰都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不同阶层的出行工具有不同的规定。天子所乘的工具有猎车、游车等。据《晋书·舆服志》载：“猎车，驾四马，天子校猎所乘也。重辋漫轮，缪龙绕之。一名阘戟车，一名蹋猪车。魏文帝改名蹋兽车。《记》云‘国君不乘奇车’，奇车亦猎车也。古天子猎则乘木辂，后人代以猎车也”，还有“游车，九乘，驾四，先驱之乘是也。”是天子出行时的先驱之车。
此外，魏晋朝廷还制定了“远游冠”、“高山冠”等以旅游为名的帽冠。远游冠地位尊崇。如果晋升高位和禅让帝位，都要给受益者以“远游冠”，表明旅游对于晋升者的象征性权利和重要性地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九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据《晋书·舆服志》载：“远游冠，平上帻武冠。”《南史·宋本纪·武帝本纪》载：“晋帝加帝（指宋武帝刘裕）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 绶，位在诸侯王上。”“高山冠”则是使者、谒者所戴的帽冠。《晋书·舆服志》载：“高山冠，一名侧注，高九寸，铁为卷梁，制似通天。顶直竖，不斜却，无山述展筒。高山者，《诗》云‘高山仰止’，取其矜庄宾远者也。中外官、谒者、谒者仆射所服。”应劭曰：“高山，今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而《汉官仪》云“乘舆冠高山之冠，飞翮之缨”，然则天子亦有时服焉。《傅子》曰：“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远游，故改令卑下。”看来，其地位逊于远游冠。
魏晋南北朝的旅行制度还包括宵禁。据《三国志·魏武纪》裴松之注载，曹操为洛阳北部尉时，“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足证对犯夜之人处罚很严。晋代的宵禁制度仍时见记载。《世说新语·政事》说：“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归家。”所谓“犯夜人”就是违反宵禁令的人，从王承（字安期）的话中可以看出，违反宵禁的人按律当施以鞭刑。但此人十分幸运，遇到了王承这样尊重读书和师道的人，所以免受处罚。宁越，是春秋时爱读书的人，此指犯夜人。《世说新语·政事》还记载了另一件有关宵禁的事：“殷浩始作扬州，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袱。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刘尹在天色将冥的时候便打开铺盖睡觉，足见当时宵禁之严。宵禁对象并非专门针对平民，官员也不例外。
旅行秩序和礼仪也是旅行制度的一部分。北魏有避中丞出行的法令。“魏氏旧制，中丞出，清道，与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但这一制度，在北齐时一度不行。然而，至武成帝高湛的第三个儿子琅琊王高俨担任御史中丞，迁司徒、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后，高湛决定推行旧制：“自都邺后，此仪浸绝，武成欲雄宠俨，乃使一依旧制。初从北宫出，将上中丞，凡京畿步骑，领军之官属，中丞之威仪，司徒之卤簿，莫不毕备。”而“帝与胡后在华林园东门外张幕，隔青纱步障观之”。甚至皇帝“遣中贵骤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应声碎其鞍，马惊人坠”。高湛不但不怪罪，反而“大笑，以为善。更敕令驻车，传语良久”[54]。旅行秩序一般实行“贱避贵”的原则，但有时候却有模糊地带，出现争路的纠纷。据《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元志传》载：元志，字猛略，为人清辩强干，担任洛阳令时，“不避强御”，一次“与御史中尉李彪争路”，二人一起入见孝文帝，各面陈理由。李彪说：“御史中尉避承华车盖，驻论道剑鼓，安有洛阳县令与臣抗衡？”但元志却说：“神乡县主，普天之下谁不编户？岂有俯同众官，避中尉？”意思是说，洛阳令是首都父母官，这里的人是洛阳的编户百姓，我怎能与众官一样去避一个中尉？孝文帝判决道：“洛阳我之丰沛，自应分路扬镳。自今以后，可分路而行。”二人步出宫门，元志“与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旅行风俗与风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仍然流行祖饯风俗。祖道之风最为炽烈的时代是晋朝。晋人嵇含在《祖赋序》中指出：“祖之在于俗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咸用。”文人士大夫更是行必祖道，祖道必诗。如陆机就写有《祖道潘正》、《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诗》，孙楚也写有《祖道诗》，此外还有董京的《之冯翊祖道诗》、牵秀的《祖孙楚诗》、王浚的《祖道应令诗》、王 的《侍皇太子祖道楚淮王二王诗》等，都是有关祖道的诗作。张华也写有几篇祖道诗，如《祖道征西应诏诗》等，其中《祖道赵王应诏诗》说：“发轫上京，出自天邑。百寮饯行，缙绅具集。轩冕峨峨，冠盖习习。恋德惟怀，永叹弗及。”从诗中可知，此时的祖道正在向饯行倾斜，祭神成分减少而惜别成分增多。这从下面的例子中还可以得到印证。据《世说新语·方正》载：“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由于杜预出身贫贱，所以贵族杨济不买账，“不坐而去”，跑去戏马，后来长舆找到他，“抱内车共载，归坐如初”。从“坐”的字面揣度，杨济是没有参加祖道后的宴饯，即没有坐在宴席上，后为长舆找回，归坐如初。又据《排调》载：谢安初隐东山，后出山当了桓温的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显见此时的祖道，已以饯行为主要活动了。可见，魏晋以后，以祭祀行神为特征的祖道活动日渐衰微，成为历史的陈迹。祖道作为一种古老的风俗信仰，虽然在民间日渐衰微，但却作为一种仪式保持在政府的某种重大祭礼中。据唐司马贞《索隐》在为《史记·五宗世家》作注时说：“今祭礼，以 壤土为坛于道，则用黄羝或用狗，以其血衅左轮也。”这显然是对周时祖道礼仪的继承和沿袭，只不过稍微改进了一些而已。唐代尚有此制度，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想必也在延续。
祖饯活动很快过渡到饯行，饯行起初是在祭礼后，在祭礼现场旁边饮酒告别。后来则发展为临行前，亲朋好友专门置办酒席为之送行。汉末大学者郑玄辞别朋友前往袁绍处做官时，朋友们便设宴为之饯行。据《世说新语》卷2《文学》刘孝标注记载：袁绍征召郑玄为官，当郑玄离开时，朋友们“饯之城东”，一定要把郑玄灌醉。当时与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暮”地敬郑玄酒。郑玄大概“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从这段记载可见，朋友们为郑玄饯行是设了酒宴的，与后世的饯行之意无二致。这里已不见了祖道的宗教仪式。饯而不祖的现象自魏晋以后日益突出。
文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日益明晰，对旅程上将遇到的艰难险阻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他们发现旅途中神怪的出现并无多大根据，所以在进行祖道活动时，对行神的敬重让位于对人的尊重。于是，在魏晋的祖道活动中，多侧重于饯行活动，饯行送别逐渐取代了祖道祭神。据《三国志·魏书·管辂传》载：“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辂往祖饯之，宾客并会。”从“宾客并会”可以想到，这些人是管辂为诸葛原设宴饯行时的陪客，说明了这里祖饯的主要内容就是置办酒筵为行人饯行。此外，从晋代文人士大夫们的祖道诗中可以看出，饯行成为送别行人的主要内容。如张华在《祖道征西应诏诗》中叙述道：“庶寮群后，饯饮洛湄。感离叹凄，慕德迟迟。”又如何敬祖在《洛水祖王公应诏诗》中讲：“游宴绸缪，情恋所亲。薄言饯之，于洛之滨。”以上两首诗虽为“祖道”，但实际上都讲的是“游宴”、“饯饮”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的知识层中，对祖饯祭神的内容已作了置换，而将原来居于第二位的饯行内容提升到主要位置。由于饯行是人们对行人的送别，所以魏晋以后行人出门前依依惜别的情调代替了祭神时庄严肃穆的气氛。晋代饯行，以石崇的金谷园为最著名的场所。据《晋书·石崇传》载：“（石崇）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一名梓泽。送者倾都，帐饮于此焉。”金谷园在洛阳近郊，洛阳士人送客，多在金谷园张设帐幕，设宴饯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乘牛车出行的旅游时尚。战国秦汉以乘马车为时尚，汉代若乘牛车，则多为贫士，为人不齿。但汉魏之交，骑乘风尚开始转向，乘牛车变得高贵，成为身份的象征。《后汉书·单超传》形容宦官单超富贵时说“其仆从皆牛车而从列骑”。《晋书·舆服志》称：“自古贵者不乘牛车，汉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魏晋时，乘牛车出行风尚正式形成。乘牛车者多为富贵之人，因为牛车“负重致远安而稳也”。王导夫人曹氏嫉妒丈夫在外面的侧室，要去报复，王导驾牛车去追赶曹氏。石崇与王恺斗富时，有一项就是比赛牛车的快慢。《世说新语·汰侈》载：“（石崇）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而与恺出游，极晩发，争入洛城。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每以此……事为搤腕。乃密货崇帐下……御车人……问驭人牛所以驶。驭人云：牛本不迟，由将车人不及制之尔。急时听偏辕则驶矣。恺悉从之，遂争长。石崇后闻，皆杀告者。”东晋政府只准乘车不许骑马的规定，无疑为东晋乘牛车出行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竟无人会骑马了。庾翼岳母阮氏观赏女婿骑马表演，结果庾翼“始两转，坠马堕地”。南朝也是以乘牛车为荣。《宋书·刘德愿传》就曾渲染刘德愿驾牛车技术之高：“德愿善御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仅）通车轴，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未致数尺，打牛奔从柱间直过，其精如此。”《颜氏家训》载：“江左尚书郎乘马，则御史治之。颜延年罢官，骑马出入，世称放诞。”“梁世士大夫……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宏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里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旷达。”北朝皇室本来是骑马民族，但北朝生活方式后来向南朝看齐，所以北朝贵族中也盛行驾牛车出行。北魏皇族北海王元祥、咸阳王元禧、彭城王元勰等曾经一起乘坐犊车去朝见宣武帝元恪。北魏旧制，中丞出行时，千步以内都要清道，王公大人都要停下牛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据《魏书·艺术传·晁崇传》载，天兴五年，“舆驾所乘巨辖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自余首尾相继。是岁天下之牛，死者十之七八”。看来牛车十分普及。《周书·于谨传》载：于谨字思敬，是河南洛阳人，曾跟随晋荡公宇文护东伐有功，“天和二年，又赐安车一乘”。所谓安车，就是牛拉的有坐垫的车。
三、魏晋南北朝的旅游设施和条件
魏晋南北朝是审美意识觉醒的时期，上至帝王下至文人莫不痴迷于游，在此背景下，许多旅游设施被创制出来。北朝皇帝大修直道和猎道。北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在天兴元年春天，“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这是继秦汉直道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地修筑直道。文成帝拓跋濬在和平二年二月，“发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猎道”[55]。此外有些旅游工具也在进步。如谢灵运因为喜欢登山，因此发明了一种登山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有利于行路平稳和节省体力，被人称为“谢公屐”。这一时期的旅游设施有长足发展的，则是名山胜水、宫室苑囿等旅游景观的发现和建设。
由于佛教和道教的盛行，许多山川成了神秘而庄严的宗教圣地和景观，六朝时开发的名山有青城山、罗浮山、茅山、龙虎山等，佛教的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产物。此外，当时百姓为了纪念历史名人而修建了一些建筑，也成为旅游景点。据《晋书·羊祜传》载：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在襄阳和荆州一带驻防时，善待百姓，结果“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这些庙和碑，不断有人前来凭吊和旅游。
如果说民间所建的景观对外开放的话，那么帝王所修的宫室苑囿则仅仅成为他们自己的旅游场所。元嘉二十三年宋文帝在建康“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北，兴景阳山于华林园，役重人怨”[56]。南齐废帝郁林王萧昭业的父亲文惠太子曾“立楼馆于钟山下”，号曰“东田”，“太子屡游幸之”。齐武帝萧赜“又于青溪立宫”，号曰“旧宫”。[57]萧宝卷点火把夜游，失火将宫殿游苑烧毁殆尽。随从赵鬼读《西京赋》，念到“柏梁既灾，建章是营”一句时，触动了萧宝卷的神经，开始大规模营造宫室游苑：
于是大起诸殿，芳乐、芳德、仙华、大兴、含德、清曜、安寿等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璧。其玉寿中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又作七贤，皆以美女侍侧。凿金银为书字，灵兽、神禽、风云、华炬，为之玩饰。椽桷之端，悉垂铃佩。江左旧物，有古玉律数枚，悉裁以钿笛。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宝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桷，便于地画之，唯须宏丽，不知精密。酷不别画，但取绚曜而已，故诸匠赖此得不用情。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絷役工匠，自夜达晓，犹不副速，乃剔取诸寺佛剎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帝曰： “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
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穷奇极丽。当暑种树，朝种夕死，死而复种，率无一生。于是征求人家，望树便取，毁彻墙屋，以移置之。大树合抱，亦皆移掘，插叶系华，取玩俄顷。刬（铲）取细草，来植阶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纷纭往还，无复已极。山石皆涂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阁诸楼，壁上画男女私亵之像。明帝时多聚金宝，至是金以为泥，不足周用，令富室卖金，不问多少，限以贱价，又不还直。[58]
面对萧宝卷的铺张浪费和豪华奢靡，张欣泰对舍人裴长穆说：“宫殿何事顿尔！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灭，今不及秦一郡，而顿起数十阿房，其危殆矣。”裴长穆答道：“非不悦子之道，顾言不用耳。”有时候，皇帝因为迷信活动而建景观。永明中，齐武帝萧赜因为“望气者云新林、娄湖、青溪并有天子气，于其处大起楼苑宫观，武帝屡游幸以应之；又起旧宫于青溪，以弭其气”[59]。南朝梁、陈两代也大兴宫苑。据《南史·梁本纪·武帝纪》载，梁武帝萧衍，天监四年二月“立建兴苑于秣陵建兴里”。《南史·陈本纪·武帝纪》载：太建元年七年闰九月“甘露频降乐游苑”，于是陈宣帝“舆驾幸苑采甘露，宴群臣，诏于苑龙舟山立甘露亭”。
北朝皇帝在从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转变时，特别追求宫室苑囿的建设和游玩。北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迁都平城时，不仅大规模营建宫室，而且修建了许多离宫游苑。天兴二年春率军出征高车部族，“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这是北魏兴建的一个规模巨大的游苑，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习惯的根本性改变。三年三月“穿城南渠通于城内，作东西鱼池”。三年春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灅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60]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于永兴五年“穿鱼池于北苑”。神瑞元年“起丰宫于平城东北”。二年六月他在濡源筑立蜯台”。泰常元年十一月“筑蓬台于北苑”。二年七月，“作白台于城南，高二十丈”。三年十月又“筑宫于西苑”。四年正月又“筑宫于蓬台北”。九月，“筑宫于白登山”。五年四月，“起灅南宫”。六年二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八年十月，他又大兴土木，“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61]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在始光二年三月，“营故东宫为万寿宫，起永安、安乐二殿，临望观，九华堂”。三年秋七月，“筑马射台于长川”。[62]高宗文成帝拓跋濬在兴安二年二月，“发京师五千人穿天渊池”。七月“筑马射台于南郊”，太安三年十月，为了“东巡”，他诏令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四年三月，又“起太华殿”。九月建筑宫殿游苑，“太华殿成”。[63]显祖献文帝拓跋弘，太和元年五月“太和、安昌二殿成。起朱明、思贤门”。九月“起永乐游观殿于北苑，穿神渊池”。[64]孝文帝拓跋宏，太和五年夏四月，“行幸方山。建永固石室于山上，立碑于石室之庭；又铭太皇太后终制于金册；又起鉴玄殿”[65]。
北齐文襄帝高澄“于邺东起山池游观，时俗眩之”。上行下效，他的长子河南康舒王高孝瑜，“遂于第作水堂、龙舟，植幡槊于舟上，数集诸弟宴射为乐。武成幸其第，见而悦之，故盛兴后园之玩，于是贵贱慕斅，处处营造”。[66]文宣帝高洋曾经“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于邺下，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至是，三台成，改铜爵曰金凤，金兽曰圣应，冰井曰崇光”。[67]对于高洋修三台一事，《北史·魏收传》也有记载：“三台成，文宣（帝）曰：‘台成，须有赋。’（杨）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台赋》，其文甚壮丽。时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帝曾游东山，敕收作诏，宣扬威德，譬喻关西。俄顷而讫，辞理宏壮，帝对百僚大嗟赏之。”此处还记载了太宁元年武成帝高湛“于华林别起玄洲苑，备山水台观之丽”的事情，当时武成帝“诏于阁上画收”。北周太祖文帝宇文泰大象元年二月“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68]
魏晋南北朝的旅游设施和条件，也包括旅客的食宿条件。当时旅客出行，不少人仍然自带干粮糗（熟米粉）、锅巴和面饼等。《南史·孝义传上》载：“宋初吴郡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 （锅）底饭。遗在役，恒带一囊，每煮食辄录其焦以贻母。后孙恩乱，聚得数升，恒带自随。及败逃窜，多有饿死，遗以此得活。”有时旅客也携带肉脯和鱼干上路。据《晋书·孝友传》载：桑虞出行宿店，同店旅客遗失了自带的肉脯。除了带干粮外，旅客还常带米自己做饭。潘岳在《上客舍议》中称客舍“刍秣成行，器用取给”，向住客有偿供应饲料和粮食以及灶具等物，由客人自己“炊爨”。两晋以后，旅途饮食条件有所改进。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旅客的增多，私营旅馆也开始出售食物给旅客。据《世说新语·假谲》载：“晋明帝……阴察军形势，未至十余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这个客姥便是旅店老板娘，她“居店卖食”，说明客店已开始向旅客出售食物。此事在《晋书·明帝纪》中亦有记载，称明帝自出侦伺敌情时“见逆旅卖食妪”。另据《魏书·崔光传》载：北魏崔光弟崔敬友，“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这是南北朝时旅店兼供饮食的最好证据。除了逆旅兼营饮食外，此时的酒店、餐馆为客人提供饮食也蔚然成风。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宣子（修）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阮修出外旅行时，就到酒店去喝酒，而不肯到富贵之家去吃饭。另据《伤逝》载，汪浚冲曾与嵇康、阮籍在黄公酒垆吃过酒。《北齐书·彭城王浟传》载，其下属投宿在外，吃了鸡汤馆的鸡羹却不肯付钱，高浟得知后责问他：“食鸡羹何不还价直也？”有钱的士大夫们在旅行时，则寻访当地的名吃特产。《晋书·蔡谟传》载：“谟初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被谢尚好一顿讥笑。谢灵运在《答弟书》中称自己“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蛎不如鄞县，车螯亦不如北海”。以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旅客饮食之大概。
住宿的设施和条件，仍然分为三种，即私人逆旅、官办驿站和寺庙客舍。
第一，私人逆旅。当时私人旅馆发展很快，西晋时，嫉妒私营旅店成就的一些政府官员，借口“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主张禁止民间开店，改设官办的“官樆”，“使老少贫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钱”。[69]即让老百姓在官营旅馆中服务，而由官吏掌管收钱。这种荒唐的建议遭到了潘岳的强烈反对，他写了一篇《上客舍议》的奏疏，递给了皇上。在奏议中，他强调了逆旅的重要作用，驳斥了废止逆旅的错误思想，描写了当时私营旅店业的发展盛况，指出：
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马鞍，皆有所憩。又诸劫盗皆起于回绝，止乎人众。十里萧条，则奸宄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闻声有救，已发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樆之所乏也。又行者贪路，告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昼热，又兼星夜。既限早闭，不及樆门。或避晚关，迸逐路隅，祗是慢藏诲盗之原。苟以客舍多败法教，官守棘樆独复何人？……今贱吏疲人，独专樆税，管开闭之权，藉不校之势，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使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岂非众庶颙颙之望！
潘岳对私营旅馆价值的认识，在古代重农抑商打击逆旅的背景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为旅馆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潘岳的奏议递上去后，“朝廷从之”。西晋政府终于没有废除民间旅馆而代之以官樆。朝廷只是禁止政府工作人员住逆旅，下令“使者不得宿肆上”。
第二，官办驿站。当时驿站仍在维持着官差旅行者的生活和交通，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载：迎立孙休时，孙 派宗正孙楷与中书郎董朝前往迎驾，十月行至曲阿，“是日进及布塞亭。武卫将军（孙）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舆法驾迎于永昌亭，筑宫，以武帐为便殿，设御座”。然而，官方驿站充满着官本位气息和势利风气。据《世说新语·雅量》载：褚裒（字季野）从章安县令的位置上升为太尉记室参军，乘坐商人的船，送几位故吏投钱唐亭住宿。当时县令沈充正送客过浙江（钱塘江），亭吏见沈县令驾到，便把褚裒驱赶到驿亭的牛屋里住下。沈充认出被赶的人就是诸参军时，把亭吏鞭挞了一顿以表歉意。沈充还问褚裒：“伧父欲食饼不？”可知当时驿站供应饼食。联系到汉代亭长夺韩康牛的事例，可以得知亭吏在长期的送往迎来活动中，养成了以衣冠取人的恶劣作风。不仅驿吏势利，而且住宿官亭的官员也养成了势利风气。据《世说新语·容止》载：
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往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
此亭当是一个乡亭，本为接待过往公差官员，但先庾长仁到达的诸“群小”却抢占了官亭，他们可能是级别较低的吏员，养成了以貌取人的官场恶习，对庾长仁的诸弟的到来了无避意。但一见官相十足的庾长仁进来，断定他是大官，便赶快爬起来避让。古代的驿站常常是文人士大夫的出发点，当然也就成了亲朋好友的送别之地，从而使驿站产生了浓厚的离别色彩和悲凉气氛。晋代谢安离京赴桓温军当司马时，“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新亭是建康附近的驿亭，是晋代最著名的驿舍，“新亭挥泪”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此地风景优美，故成为东晋朝士送行的地方。客人在此分别后，便沿驿道远行而去。晋代“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70]。正是在送行的过程中，相别不知何日再相逢的离情愁绪便弥漫胸中，正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驿亭成了诗人描写离情伤别的背景和象征。东晋吴郡（今苏州）城外还有金昌亭。《世说新语·轻诋》云：“褚太傅（季野）初渡江，尝入东，至金昌亭。”晋代的亭在西南地区也有设置。据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朱提郡……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僰道在今四川宜宾，南广在今云南盐津，平夷在今贵州毕节，这些地区在晋代均有官方旅舍——亭。
北魏在其都城洛阳也修建了专门招待外国使节和少数民族贡臣以及外商的国宾馆，叫做“四夷馆”。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记载：“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该书进一步指出四夷馆共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东夷来附者处之扶桑馆；西夷来附者处之崦嵫馆。”“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北魏的国宾馆对于远来的宾客来说，无疑是一个温馨安宁的家。公元6世纪时，柔然可汗丑奴的弟弟阿那 于正光元年（520年）抵达北魏首都朝见皇帝，表示愿归属于魏，受到魏孝明帝的盛情款待，被封为蠕蠕王，下榻于洛阳的燕然馆。
南朝各代皆定都于建康（今南京），建康也设有接待外宾的国宾馆。据《建康地志》载：“显仁馆在江宁县东南五里青溪中桥东湘宫巷，下古高丽使处。”这里的显仁馆便是接待朝鲜使臣的国宾馆。南齐的驿站由于官员滥用，不堪重负。公差和使者们“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甚至“恐喝传邮”[71]。南朝梁时，鄱阳王萧恢出任益州刺史时，发现“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陆路往来，悉订私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于是他“乃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资其骑乘，有用则以次发之，百姓赖焉”[72]。有时候，一些地方官干脆因噎废食。南齐始兴内史范云在境内“罢亭候，商旅露宿，郡中称为神明”[73]。
第三，寺院客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寺院的规模和实力使其有能力为旅客提供住宿之所。最初的寺院旅舍是用来接待云游僧人的。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印度高僧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二人来中国传教。明帝敕令建“精舍”以接待他们。精舍建在洛阳雍门外三里御道南，是为白马寺。此后，佛教渐盛，僧人来往日益增多。寺庙成了他们的当然旅店。北魏首都洛阳的永明寺，就是皇帝建立的接待异域僧人的寺院。据《洛阳伽蓝记》卷4载：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
这个时期的寺庙多不向俗人开放住宿，但偶尔也向士大夫开放。如梁代刘慧斐还都途中，“经寻阳，游于匡山，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于东林寺”[74]。
魏晋南北朝时期旅行条件，还包括旅客的旅费。当时的旅费既有钱，还有米和绢。一般携带钱数千文或米数斛。《晋书·食货志》载：晋惠帝“荡阴反驾”时“囊钱三千以为车驾之资”。《晋书·魏咏之传》载，18岁的任城人魏咏之“赍数斛米西上，以投（殷）仲堪”。《晋书·习凿齿传》载，桓温曾请知天象的蜀人算晋朝的寿命还有多长，其人回答说还有很长，桓温很不高兴，第二天，就“送绢一匹，钱五千文以与之”。这位星象家便求助于习凿齿，说：“我现在收到了一匹绢，是想让我自缢而死。给我五千钱，是让我买棺的。我担心没有人为我收尸，因为您为人仁厚，想请您把我装入棺材并做标记。”习凿齿告诉他：“你差点儿冤死了。这匹绢是向你开玩笑的，而那五千钱是作为你路上的资费。这是打算让你离开的。”旅费多半自备，但也有朋友资助的情况。魏邯郸淳《笑林》载：吴峻有好的名誉，只是“性俭吝”。张温准备出使蜀地，与吴峻告别。吴峻进里屋很久才出来，对张温说：“准备择一端布送您，但没有粗的。”有些贵族则巧取豪夺出行的费用。渔阳王高绍信“行过渔阳”时，“与大富人钟长命同床坐”，要求“与长命结为义兄弟，妃与长命妻为姊妹”，并以此为由“责其阖家幼长皆有赠贿，钟氏因此遂贫”。[75]地方官员赴任和卸任时的旅费，政府规定由百姓出。《隋书·百官志上》载：梁代“郡县吏有书僮，有武吏，有医，有迎新、送故等员。亦各因其大小而置焉”。陈代承袭梁朝惯例，“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接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南朝州郡支出中有送迎钱一项，看来地方官府也出一部分费用。富人出行，资费甚众，难免引起歹人的注意。西晋时，陆机前往洛阳，随身携带大量财物。行至江淮一带，“游侠不治行检”的戴渊纠集强盗“攻掠商旅”，盯上了陆机，而陆机勇敢而智慧地面对，终于化解了这场危机。[76]
魏晋南北朝的旅行者，便是在上述条件和环境下出行和旅游的。考虑到上述条件的艰难，魏晋南北朝士人的激情旅游和浪漫旅游，仍是一种不太容易的事。
【注释】
[1]《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
[2]《世说新语·言语》。
[3]《世说新语·言语》。
[4]《世说新语·言语》。
[5]《世说新语·文学》。
[6]《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
[7]《归去来兮辞》。
[8]《晋书·文苑列传》。
[9]《世说新语·言语》。
[10]《世说新语·赏誉下》引《续晋阳秋》，载《诸子集成》八，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2页。
[11]《世说新语·任诞》刘注引《中兴书》。
[12]《世说新语·简傲》。
[13]《南史·徐湛之传》。
[14]《南史·傅君蒨传》。
[15]《北齐书·邢邵传》。
[16]《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
[17]《世说新语·言语》。
[18]《晋书·齐王冏传》。
[19]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20]《后汉书·仲长统传》。
[21]陆机：《大暮赋序》。
[22]以上参见周思琴《魏晋旅游文化繁荣之二重因素》（《宁夏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汤蓉岚《醉心山水任意逍遥——魏晋南北朝旅游热及其原因初探》（《台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和陈金鑫《从行壮志深的羁旅征戍到旷达的玄游——曹魏、西晋旅游风格初探》（《怀化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等文。
[23]《世说新语·栖逸》。
[24]《南史·刘 传》。
[25]《世说新语·任诞》。
[26]王籍：《入若耶溪》。
[27]《南史·刘琎传》。
[28]《南史·江祏传》。
[29]也有人认为耶婆提是中美洲洛杉矶到墨西哥的耶卡普尔科一带。
[3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380页。
[31]《梁书·海南传总叙》。
[32]《祖庭事苑》卷5，《俱舍颂疏》。
[33]《晋书·武帝纪》。
[34]《周书·帝纪·武帝下》。
[35]庾峻：《上晋武帝疏》，载《晋书》卷57。
[36]陶潜：《归去来兮辞》。
[37]《晋书·山涛子简传》。
[38]《晋书·王戎传》。
[39]《世说新语·栖逸》。
[40]郭璞：《游仙诗》。
[41]陆机：《招隐诗》。
[42]《祖事庭苑》卷5，《俱舍颂疏》。
[43]《世说新语·排调》。
[44]《游石门诗序》，载倪其心等编：《中国古代游记选》，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45]《魏书·曹操传》。
[46]转引自吴功正：《六朝美学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47]《晋书·羊祜传》。
[48]《宋书·孔淳之传》。
[49]袁山松：《宜都记》。
[50]《宋书·宗炳传》。
[51]《南史·陶弘景传》。
[52]《南史·萧子显传》。
[53]转引自张光福：《中国美术史》，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
[54]《北齐书·武成十二王传·高俨传》。
[55]《魏书·高宗纪》。
[56]《南史·宋本纪·文帝纪》。
[57]《南史·齐本纪·废帝纪》。
[58]《南史·齐本纪·废帝东昏侯纪》。
[59]《南史·齐本纪·和帝纪》。
[60]《魏书·太祖纪》。
[61]《魏书·太宗纪》。
[62]《魏书·世祖纪上》。
[63]《魏书·高宗纪》。
[64]《魏书·显祖纪》。
[65]《魏书·高祖纪》。
[66]《北齐书·文襄六王列传·河南康舒王孝瑜传》。
[67]《北齐书·文襄纪》。
[68]《周书·帝纪·文帝纪下》。
[69]《晋书·潘岳传》。
[70]《世说新语·雅量》。
[71]《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
[72]《梁书·鄱阳王恢传》。
[73]《梁书》卷13《范云传》。
[74]《梁书·处士传》。
[75]《北齐书·文襄六王传》。
[76]《世说新语·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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