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旅游：进步之路-中国旅游史

第二章　秦汉旅游的进步

秦汉（前221—220年）是中国中央集权制大帝国形成时期，国家的统一和疆界的扩大，为旅游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了控制幅员辽阔的国土，秦汉帝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邮路和驿站，大大促进了公务旅行，加快了社会节奏。秦皇汉武的强力统治，导致帝王巡游大规模地频繁举行。汉初70年的无为而治，造成了商务旅游的发达和私人逆旅的复兴，而武帝时抗击匈奴和振作有为的政策，又使探险旅游、考察旅游迭相兴起。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往来于途的西方商人和僧人频繁地进入中国腹地。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学说独盛一时，游学成风，同时也使儒家伦理本位的旅游观盛行于世。与此同时，道家的旅游观也为世所重，引起了东汉一大批高士逸民回归自然。这一切都表明了秦汉两代是中国旅游史上长足进步的时期。

第一节　秦皇汉武诸帝的大规模巡游

秦汉时期，帝王巡游成为令人瞩目的旅游活动。

秦灭七国后，为巩固统一，秦始皇从始皇二十七年到始皇三十七年的11年间，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巡游。第一次巡陇西、北地。第二次东行郡县，攀上邹峄山，立石。继续旅行，登上了巍峨的泰山，封五大夫松，立石刻碑以颂秦德。然后向东沿渤海前进，登芝罘、琅琊，过彭城（徐州），南渡淮水，登衡山，折而北还，经南郡由武关回到首都咸阳。第三次东游，至阳武博浪沙，经历了刺客袭击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后，继续东游，再登芝罘、琅琊，过恒山，从山西上党归咸阳。第四次，秦始皇东临碣石，观看了波涛汹涌的大海。第五次，是向南出游，至云梦，登九嶷山，祭祀虞舜。然后折而向东，过丹阳，抵杭州，临浙江，因水波汹涌，乃西行一百二十里，从狭处渡江，上会稽，祭祀大禹。然后自海船向北行至琅琊，登荣成、芝罘，在海边射杀一巨鱼。当回驾至平原津时，不慎得病，至沙丘而崩。其巡游足迹遍及秦朝疆域。西至陇西、北地，东至山东泰山、渤海、芝罘、琅琊，南至湖南衡山、南郡，湖北云梦，浙江钱塘、会稽，北至河北碣石、沙丘。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无不毕至。

与“秦皇”齐名的“汉武”，其巡游无论是从次数、区域，还是从规模上看，都胜过秦始皇，是汉以前皇帝中巡游次数最多、范围最广和规模最大的帝王。汉武帝的远游，以东巡和西游为最著。向东巡游共达13次之多，遍及东部许多重要地区，沿途经过了华山、嵩山、泰山等著名旅游胜地，最远抵达大海和辽西。向西巡游有6次，远抵陇地。向北和向南各一次。他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旅途中度过的。身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四处巡游，对于了解下情、布置工作、抚定四方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元鼎四年冬十月，巡幸至夏阳、汾阴、荥阳、洛阳等地后，在诏书中称自己曾“询问耆老”。另一次巡游至黄河决口，令随从负薪堵之。他的西巡和北巡均是为了抗击外族侵扰，抚慰边陲民心。此外，汉武帝还有为数甚多的近游，主要是幸临行宫。武帝出巡，规模和声势都极为浩大，如元封元年冬十月，为震慑匈奴，他亲率大军北上，“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1]

武帝之后，西汉诸帝再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巡游。汉宣帝多次巡游甘泉宫，郊祀于泰畤；巡游雍县，祭祀五帝，都属于近游。汉成帝倒是进行过四次河东巡幸，游过云阳，行幸了初陵。元延二年，他“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宿　阳宫”。^[2]

至东汉，帝王巡游势头又呈旺盛之象。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一生多次巡游。如建武十七年夏四月，他“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辅、楚公英、东海公阳、济南公康、东平公苍从，幸颍川，进幸叶、章陵。五月乙卯，车驾还宫”。在外游玩了一个月。十九年秋九月，他又“南巡狩，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免当地租税两年，可以说是衣锦还乡。然后继续前进，幸临淮阳和沛。直至次年二月，才车驾还宫。此次出巡，历时半年。二十年冬十月，再次东巡狩，过鲁，达东海、楚和沛国。十二月车驾还洛阳。三十年二月，他又一次东巡狩，幸鲁，进幸济南。中元元年正月，他东巡泰山封禅，“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禅于梁父”。北海王兴、齐王石朝于东岳。^[3]据《续汉志》载：“时上御辇升山，即位于坛南，北面……再拜。禅祭地于梁阴……其玉牒文秘，刻石文辞。”至夏四月份才还都，巡游长达四个月。他还多次西游长安。建武二十二年春闰月，“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中元元年四月，“游幸长安，戊子，祀长陵”。^[4]他数次巡游，都令诸王跟随，或令诸王汇合某地朝拜，有控制诸王之意。

汉明帝于永平二年冬十月“西巡狩，幸长安”，祭祀高祖庙及其他皇陵，“历览馆邑，会郡县吏，劳赐作乐”。十一月经过萧何、霍光墓，扶轼致敬。又“进幸河东”，赐所过官吏各有差，然后还至洛阳，历时长达二月有余。五年冬十月，明帝“行幸邺，与赵王栩会”。与刘秀巡南阳相似，明帝行邺也算是荣归故地，故常山三老请求优免赋税，遂免赋六岁，劳赐县吏。六年冬十月，明帝又东巡鲁地，致祭东海恭王陵墓，会见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等七个宗王，以敦睦亲情。十二月还幸阳城，遣使祭中岳。此次东巡，历时三月。十年闰月，明帝又向南巡游，幸南阳，祭祀章陵，瞻仰旧宅，“礼毕，召校官子弟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埙箎和之，以娱嘉宾”。明帝共计东游四次，西游和南游各两次。

汉章帝巡游比较注重节俭和避免扰民。建初七年九月巡游偃师、卷津、河南时，下诏：“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它辎重。不得辄修道桥，远离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后以为烦扰。动务省约，但患不能脱粟瓢饮耳。所过欲令贫弱有利。无违诏书。”此次东巡，还游览了淇园，进幸邺城。是年十月又西巡长安、槐里，获白鹿。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造舟于泾水而还。历时三月。此后他又频繁出游，到过颍阳、南阳、江陵、定陶、济南、东阿、赵国、安邑、睢阳、沛、寿春等地，登临过泰山，遣使祭南岳、北岳，游观了盐池，当时的盐池长五十一里，宽七里，周长一百一十六里。尽管他的巡游有“宣声教”、“践堤防”、“询访耆老”、敦睦亲情、监控宗藩的目的，但也有游玩的意图。虽然他一再要求地方官不得遣使奉迎，自称不要扰民，但如此频繁地出游，仍然对百姓是一个沉重的负担。^[5]

汉和帝也多次巡游，曾于永元十六年行幸缑氏，登百岯山。^[6]汉安帝在延光三年春东巡狩，幸泰山，祭告岱宗。又曾西行长安，与三辅守令和掾史等“作乐”。四年二月南巡南阳，结果“帝不豫”，“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秘不敢宣，所在上食问起居如故”，还都后才敢发丧。^[7]安帝是继秦始皇之后另一个死在巡游途中的皇帝。汉桓帝巡游的游乐性质昭然若揭：多次校猎上林苑和广成苑，南巡时“幸云梦，临汉水”。汉灵帝也不例外，巡游时多极意寻欢，校猎上林苑和广成苑。光和四年，“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8]东汉从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到桓帝、灵帝，都不停歇地巡游，直到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献帝为豪强曹操所控制，东汉皇帝的肆意巡游才终于停止。

综合而言，秦汉帝王巡游的目的，以控临天下为主，以娱乐游玩为辅，通过对地方藩王的召集以增加中央的凝聚力和对地方的掌控，通过对山川的封禅祭祀等宗教活动，以实现对天下的精神统治，是工作与游戏相结合的一种旅游活动。其间工作与休闲成分之多寡，又因人而有稍异。汉武帝出巡多有征匈奴、考察形势的目的，但也包含着寻仙和游玩的意味，沿途游山玩水，封禅祭祀，所幸之地不是行宫，就是名山大川，如华山、泰山、嵩山等。像桓灵诸帝，巡游的游乐性质十分明显。秦汉帝王的巡游，规模巨大，千乘万骑，前呼后拥，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旅游团，但其费用大多由沿途地方政府提供，是公费旅游的始作俑者。对于皇帝的巡游，当时的大臣是极力推崇的。秦宰相李斯在《上秦二世书》中提出“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的观点，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也在《上林赋》中夸耀天子游猎时的盛大和奢华，大肆宣扬帝王的巡游活动，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

秦汉时期是帝王巡游的黄金时代，魏晋以后，豪强大族控制政权，帝王巡游的美好时光宣告结束，世家大族的恣游活动取代帝王巡游，成为中国旅游史下一阶段的重要形态。

第二节　凿通西域与丝绸之路上的商务及宗教旅游

西汉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使商务旅游得到空前发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9]商人们不仅忙碌经商，而且悠然游玩，常常“千里游傲，冠盖相望”。然而，随着贾谊、晁错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商务旅游受到抑制，及至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又迎来了一个商务旅游的高峰，这便是在新开辟的丝绸之路上，从事国际商业活动，从中原到西域的商人和从外国到中国的贾客，络绎不绝。稍后，天竺僧人也沿着这条国际通路，来到中国，传播佛教，使宗教旅游活动得以展开。

一、西汉张骞的探险旅游与“凿通”西域

“凿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是汉中成固人张骞（前164—前114年）。张骞在汉武帝时期在朝廷担任郎（侍从）官，“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具有坚强不屈、心胸博大和信守诺言的品德，以及“能涉远”的体力和技能，正是这样的品德和技能，使他在重重危机和艰难险阻面前，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实现探险旅游，完成重大使命。

张骞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便是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开辟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使中西商人、传教士和使者往来不绝，推进了影响深远的国际旅游。他第一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8年。当时活跃在北方的匈奴对汉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为了打破匈奴对汉朝的包围、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对付匈奴，汉武帝决定招募勇士前往西域。汉武帝听说在敦煌、祁连一带曾生活过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上古史书称为“禺氏”），秦汉之际攻占了附近乌孙国的土地，并与匈奴发生冲突。汉初，大月氏多次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大月氏人被迫西迁至西北伊犁一带，赶走“塞人”，重新建国，但仍然时刻不忘报复匈奴，于是汉武帝派遣主动请缨的张骞携带结盟的书信，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这无疑是一次冒险活动和探险之旅。把书信送达大月氏国，需要远行3 000多公里的艰难旅程，沿途既要穿过关山重重，又要突破匈奴人的层层包围，但张骞无所畏惧，带着100名使团人员，由一个归化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做向导和翻译，向西域挺进。

汉代的所谓“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只包括敦煌、祁连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及葱岭（即帕米尔）以西的中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甚至远达东欧、南欧。西域的天山北路为匈奴右部的右贤王和右将军所辖；天山南路气候干燥，仅散布着一些宜于耕种的绿洲，多以农业为生，兼营畜牧，汉初形成36国，建有城郭庐舍，被称为“城郭诸国”。若以道里计，则由甘肃出玉门、阳关南行，傍昆仑山北麓向西，经且未（今且未县）、于阗（今和田县），至莎车，为南道诸国；若出玉门、阳关后北行，由姑师（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经焉耆、轮台、龟兹（今库车县），至疏勒，则为北道诸国。张骞通西域前，天山南路诸国也被匈奴征服，匈奴在焉耆设“僮仆都尉”，征收各国的粮食和羊马。在新疆西北部的伊犁河一带原住着“塞人”，后被大月氏人赶走，而大月氏后又被乌孙所驱逐。葱岭以西，分布着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诸国，虽未直接沦为匈奴属国，但多少也受制于匈奴。张骞此行的目的，就是联合大月氏，沟通西域，在葱岭的东部和西部打破匈奴的控制，建立起汉朝的威信和影响。张骞便肩负这样的使命在茫茫大地上探索前行。

然而，张骞一行经陇西（今甘肃临洮）进入河西走廊后，不幸被匈奴骑兵俘获，解至匈奴王庭（今乌兰巴托附近）。张骞在匈奴被迫娶当地人为妻，并生了儿子，但他始终保留着汉使符节，时刻寻找逃出匈奴的机会。10年后，元光六年（前129年）张骞等人趁机逃脱。因为他们已学会了匈奴语言，身着胡服，并深谙通往西域的道路，因此未被匈奴人查获。张骞一行穿过茫茫沙漠，取道天山南路，经车师、焉耆、龟兹、疏勒，向西翻过葱岭，抵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附近）、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东南）和大夏（今阿姆河流域），最后才来到了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这次旅行极其艰苦，荒凉的戈壁滩上，热浪袭人；陡峭的葱岭上，白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上匆忙出逃，没有足够的食品，断粮后，仅靠堂邑父射杀的禽兽充饥，真可谓风餐露宿，备尝艰辛。许多随从因饥渴、疾病倒毙途中，葬身黄沙。但当他们找到大月氏国准备结盟时，发现已时过境迁。“行国”大月氏在这十余年里不断迁徙，先是在伊犁河一带被世敌乌孙驱逐，被迫向西迁移，而伊犁河畔则成了乌孙的居留地。后大月氏在阿姆河一带征服了当地的大夏国，因贪恋这里的地肥水美，无意东还报复匈奴了。张骞在大月氏盘桓一年多，在此期间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因最终无法说服大月氏，张骞一行于元朔元年（前128年）只得踏上返回的征程。为了防止被匈奴人截获，他们改行塔里木盆地的南沿、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进入羌人地区，但不料再次被匈奴骑兵俘获，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年）初，张骞趁匈奴内乱之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辗转逃回长安。这次出使西域，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归汉，前后共历13年之久，100人的使团，回到家乡时仅剩张骞和堂邑父2人。尽管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但却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张骞将这些情况向武帝作了汇报，受到朝廷的重视。此后张骞随卫青出征，“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而立功，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此前，在卫青等将领的征讨下，汉朝已将匈奴势力逐出了河西走廊，张骞率领使团得以顺利地到达伊犁河畔的乌孙王国。这次使团规模达300人，每人配备两匹马，共带来牛羊万头以及价值“数千巨万”的金帛财货，试图游说乌孙国王及其部众迁到敦煌一带居住，以“断匈奴之右臂”。尽管这一目的没有达到，但张骞分派的使者却顺利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于阗等国。元鼎二年（前115年）乌孙派使者数十人相随张骞回到长安。第二年，张骞去世，但通西域的步伐并未停止，汉朝派出的使者陆续到达安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在安息，汉朝使者曾受到两万人的盛大欢迎。在汉使西行的同时，西域各国的使者也不断千里迢迢地造访长安。随着中外商人将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和欧洲，张骞开辟的这条道路也获得了一个特有的名称——丝绸之路。

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汉朝与西域各国以及与阿拉伯、埃及的来往日益密切和频繁，“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与此同时，商人和僧侣等旅游者也不绝于道，“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其中商人数量最多，“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0]，西域各国的一些贵族子弟也来到汉朝游学和观光，观赏“杂艺奇戏”并“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有时还跟随皇帝出巡各地，对中国的地大物博赞叹不已。这些经过丝绸之路来华的使者、商人和贵族子弟，可以算是中国旅游史上第一批外国游客。

西汉以前，西域对中原人来讲是十分陌生的神秘远方。张骞开通西域，实现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游牧文化的跨越与联结，成为中国旅游史上的壮举。司马迁在赞许张骞的西域旅行时，用了“凿空”一词来形容，十分贴切。

在开辟西域通路的同时，张骞还曾试图开辟从西南通向身毒（今印度）的通路。在大夏时，他意外见到了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等商品，得知由蜀地西南取道身毒也可通向大夏。回国后，他便劝武帝从蜀往西南另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各国的道路。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派遣四支探险队，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等地分头出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前进，希望到达身毒。四支探险队各行一两千里时，受阻于西南诸夷，被迫停止前进。不过，探险队已抵滇国，发现当地人“乘象以战”，故称其为“乘象国”。他们还获悉蜀地商人经常来到滇国贸易，以及昆明一带的少数民族“无君长”、“善寇盗”等情况。

二、东汉班超出使西域的冒险旅游

张骞通西域后，东西方来往频繁。然而匈奴趁两汉之交的中原之乱控制了西域。东汉明帝时，窦固派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丝绸之路。

班超（32—102年）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为史学家班彪幼子，班固之弟、班昭之兄。班超少有大志，为维持生活，曾替官府抄写文件，但他不满足于每天伏案挥毫的工作，决定投笔从戎，“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人或笑之，他慨然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11]永平十六年（73年），时任假司马的班超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征匈奴，他率兵出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四堡），又鏖战蒲类海（今新疆巴里昆湖），斩俘甚众。窦固对他刮目相看，决定派他出使西域。班超带着从事郭恂，率领36名部属向西域前进。首先抵达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鄯善王对班超等人的态度是前恭后倨，使班超觉察到其中必有缘故，一打听，原来是匈奴已派来使者。班超当机立断，召集部下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于是趁着天黑，率将士直奔匈奴使者驻地，因风放火，同时猛击战鼓，大声呐喊，匈奴人猝不及防，被杀30余人，其余的葬身火海。鄯善王只得见风转舵，表示愿意归附汉朝。班超凯旋还都，受到举国赞誉。

明帝当即令班超为军司马，让他再次出使西域。这次，班超等人来到于阗（今新疆和田），杀死了阻碍汉使的巫者，于阗王慑于班超的威名和勇气，当即下令杀死匈奴使者，归附东汉。第二年，班超一行又通过小路向疏勒进发。疏勒当时被匈奴人扶立的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城东郊）国王控制。班超派手下田虑只身前去架橐城招降疏勒国王兜题。兜题毫无投降之意，被田虑劫持。班超进入架橐城，召集疏勒文武官员，揭露龟兹的欺压行径，另立忠为国王，平定了疏勒。

公元75年，明帝去世，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趁机杀死东汉的西域都护陈睦。龟兹、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等国也起而响应，进攻疏勒。时在架橐城的班超与疏勒王忠互为犄角，拒守城池一年有余。公元76年，章帝即位，觉得班超独木难支，诏令其班师。疏勒人听后十分恐惧，有人甚至绝望自杀。班超返经于阗时，于阗上下也失声痛哭。于是，班超毅然决定留在西域。他重返疏勒，平定了两座已投降龟兹的城市，又率领疏勒等国军队，攻破龟兹的盟国姑墨。公元80年，班超上书，提出平定西域各国的主张。章帝于是派代理司马徐干率领一千人增援班超，还任命班超为将军长史。公元89年，班超征发于阗等国士卒两万余人，进攻莎车。龟兹王调温宿、姑墨、尉头的军队共五万余人救援莎车。班超运用调虎离山之计，直扑兵力空虚的莎车营帐，斩杀五千余人，缴获大量马畜财物，莎车国被迫投降。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夏，班超打败前来报复的大月氏7万军队，使大月氏与汉朝通好。在此形势下，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都纷纷归降汉朝。朝廷任命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六年（94年）秋，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的部队7万人，进攻焉耆、危须、尉犁，平定了西域最后的三个国家，至此，西域50余国皆归附东汉，班超终于实现了立功异域的抱负，被封为定远侯。

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自龟兹出发，经莎车翻过葱岭，进入安息（今伊朗）、阿蛮（哈马丹）、斯宾（巴格达东南），抵达西海（今波斯湾）旁的条支城，全程超过1．5万余公里。甘英虽然没能与罗马政府直接接触，但却实现了中国人第一次到达地中海东岸（现在的希腊附近）的旅行，还带回了大量关于中亚、印度、西亚和罗马等地的信息。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罗马帝国皇帝）的使者来到东汉访问，实现了东西两大帝国的沟通和交流。

三、丝绸之路上的商务与宗教旅游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12]。丝绸之路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到达新疆，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道，北道被称为草原之路；南道又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界，分为南北两条支路，均被称为绿洲之路。南北两道的三支路线分别是：第一，天山北路：西安（长安）—敦煌—哈密—乌鲁木齐—伊犁—俄罗斯境内—罗马；第二，西域北路：西安—敦煌—哈密—吐鲁番—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帕米尔高原—中亚；第三，西域南路：西安—敦煌—楼兰—且末—尼雅—和田—喀什—帕米尔高原—中亚—西亚。丝绸之路全程长7000余公里，沿途穿越广袤的田野、无边的沙漠、茫茫的草原和陡峭的雪山。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扩大了中国人的空间视野和地理知识，而且促进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国际旅游。

首先，丝绸之路促进了沿丝绸之路进行的商务旅游的发展。汉朝商人或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将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丝绸、瓷器、铜器、铁器、漆器、玉器传到西方，而西域胡商则将西方各国所产的蓝宝石、宝石、金银器、玻璃制品、珍珠、土耳其石、罗马及波斯的银币、毛织品、地毯、毛皮、骆驼、狮子、鸵鸟以及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椒、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等运到中国。著名的大宛汗血马为汉所重，“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商人便将西域的宝马牵到中国来贩卖。在这些商品中，以丝绸最为著名。丝绸是蚕茧缫丝后织成，在中国古代的遗迹中就曾发现了茧，殷代的甲骨文中也有“蚕”、“桑”、“绢”、“帛”等文字，可见，蚕丝技术源于商代，在汉代达于成熟，成为丝绸之路上商人争相背负和驮运的货物。有些宗教旅游者，来华之初为了谋生，也一度从事商务活动，如安玄来到洛阳后曾经“游贾”。

其次，丝绸之路促进了宗教旅游的发展。通西域后，大月氏的使臣来到西汉，将佛教传入中原。《魏略·西戎传》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13]但也有一种说法，是景卢自己前往大月氏时，大月氏王让太子口授佛经给景卢的。据刘宋时宗炳《明佛论》称，西汉末刘向在其《列仙传》中，把74个佛教徒列了进去，说明西汉成、哀之间佛教已传入中国了。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在殿庭上飞行，询问群臣时，太史傅毅回答说是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金人想必就是佛吧。明帝便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18人去西域求佛。蔡愔等人在大月氏遇见了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沙门，从他们那里获得佛像和经卷，用白马驮着，与两位沙门一起回到洛阳。明帝专门为两位沙门建造了精舍白马寺。到了东汉末桓、灵时代（147—189年），通过丝绸之路前往中国的西域佛教徒相继而至，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前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前来，竺佛朔从天竺前来，康孟祥从康居前来。竺佛朔（一作竺朔佛）灵帝时从月氏来到洛阳，身携《道行般若经》梵本，然后译成汉文。

之后，安世高避乱前往江南，将佛教进一步传至中国内地。据史籍记载，安世高于桓帝建和初年（147年）至灵帝建宁中（170年前后），在洛阳译经讲经之后，南游豫章、浔阳、会稽等地。

随着商务和宗教旅游的发展，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原地区的文艺生活。

当然，秦汉时，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萌芽，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发现了非洲象牙和一只与伊朗出土的波斯薛西斯王类同的银器——银盒，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海上舶来品。不过，这一海上丝绸之路在当时的影响甚微，国际旅游者仍然是循着张骞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相继抵达中国的。

第三节　游学的兴盛与历史考察之旅

在西北艰苦卓绝的探险旅游展开的同时，秦汉在中原地区也开始了优雅别致的游学之旅。

秦代，楚国上蔡人李斯与韩国人韩非，都曾游学荀卿，并西游关中，受到秦始皇的重视。由于推行焚书坑儒政策，秦朝的游学之士多是法家和道家。如阳武人陈平，在秦朝时“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与其兄陈伯一起生活，靠家中三十亩地维持，然而“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14]

西汉建立之初，奉行黄老无为政治，道家、儒家等各派学子，都游学四方。及至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政府设五经博士，招收弟子，于是各国儒生游学都下至全国各地。西汉齐国临淄人主父偃，早年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齐诸子间，诸儒生相与排傧，不容于齐”，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关见卫将军”，曾经自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15]。西汉著名学者扬雄，少时在家乡蜀地游学，拜严君平为师。《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称“扬雄少时从游学”。也有一些人跟随扬雄游学，《汉书·扬雄传》载：扬雄因病免官，虽然复召为大夫，但家里很穷，又好喝酒，人们很少登他的门。不过，“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巨鹿人侯芭便是其中之一，接受了《太玄》和《法言》的学习。《汉书·叙传》记载，班彪“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可见西汉游学之风盛行于世。

东汉初，鉴于“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的情况，光武帝十分重视儒学，于是四方学士都“云会京师”，朝廷乘机恢复西汉的五经博士制度，让十四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并修建了太学，于是天下士子争赴首都洛阳就学，“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甚至连“匈奴亦遣子入学”。^[16]据《后汉书·李杜列传》载，汉中南郑人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后来到京师游学，四方学子慕其学风，也来到京师拜访他。李固有一位弟子，是汝南人郭亮，“年始成童，游学洛阳”。南阳襄乡人何颙“少游学洛阳”^[17]，涿郡安平人崔琦字，“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称”^[18]。犍为武阳人张　是张良六世孙，也是“少游学京师”。在此游学成风的时代，成就了许多儒学大师，马融就是其中之一。据《后汉书·马融列传》载：扶风茂陵人马融英俊多才，听说京兆人挚恂隐于南山教授儒术，名声很大，便“从其游学，博通经籍”。马融的学生郑玄，为了给《春秋传》作注释，游学各地，交流切磋。一次与服虔“遇客舍”，听说服虔的《春秋传注》已经完成，认为自己难有所突破，便放弃了注释的打算。^[19]

汉代游学之风的盛行，营造了一个追求知识、重视旅行和踏查的学习风气。西汉时，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年）便是一位重视旅游，并通过旅游来考察历史文化的文人士大夫。他是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在父亲司马谈做了太史令后，随父来到西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受到了游学之风的浓烈熏陶和影响。

20岁时，司马迁开始了考察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旅游活动：“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20]这次考察旅游的具体行动是：从长安出发，经过南阳、南郡（湖北江陵），抵达长沙，一路凭吊屈原和贾谊的遗迹，体会这两位谪臣的凄凉心情；然后沿湘江而行，登上九嶷山，拜谒舜的零陵。又来到湘西，顺沅江而下，入于长江，登上雄伟的庐山，眺望和缅怀大禹疏通九江的胜迹和功绩。又向东抵达浙江，登临绍兴会稽山，观察禹穴和古越国的遗址；还游览姑苏山，俯瞰太湖，在城内参观战国公子春申君的宫室。复渡江北上，在淮阴搜集韩信的生平史料。来到山东，拜谒孔子在曲阜的遗踪，踏查孟子在邹县的遗迹。复南游彭城和丰沛，对西汉开国君臣刘邦、萧何、曹参、樊哙、周勃、夏侯婴等人举事前后的逸闻和遗踪作了收集和考察。又东游魏国都城大梁，考察名震遐迩的信陵君事迹。这次旅行，其踏查足迹遍及今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等地。公元前110年，司马迁还跟着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并巡游至渤海和碣石，从辽西过北边九原折回甘泉，全程长达一万八千里。这次东游之后，司马迁升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进行了一趟长距离的西南之旅。此后，司马迁因陪侍武帝巡狩和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在旅行中，还特别注重踏查和记录秦朝的直道。

司马迁的历史文化考察旅游，是为其撰写《史记》而下的工夫。有鉴于五帝事迹百家异传，他通过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的旅游考察，将所闻长者传闻与史书参对，然后撰写了《五帝本纪》。在撰写五帝之一的黄帝事迹时，针对黄帝的历史疑云重重、黄帝的陵墓异说纷呈的情况，传说司马迁亲自外出实地考察，出长安，沿“秦直道”北上，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翟道城（今黄陵）桥山一带，通过观察地形，访问耆老，抄录碑文，并与史料和文献对照，经过四十余日的考察，基本确定了黄帝葬于桥山的结论。返回长安后，在《五帝本纪》中庄重地写下了“黄帝崩，葬桥山”的文字。^[21]他用在淮阴游访中搜寻的资料，撰成了《淮阴侯列传》；在大梁踏查时，专门凭吊了侯生之夷门，撰入《魏公子列传》中；北行直道，亲见长城的雄伟，在《蒙恬列传》中作了记录；出使邛笮和昆明，将当地的各族风情写进《西南夷列传》；出游齐国，见当地山海环境和民俗土风，确信太公、桓公治齐之政声；游历鲁国，观孔府庙堂和车服礼器以及诸生彬彬有礼，证明孔学之圣明；亲随武帝巡游五岳四渎，封禅泰山，细察方士祠官之所为，于是撰写了《封禅书》。登庐山，近俯九江，观禹穴，远望五湖，雄视洛汭诸河，行舟淮泗之上；西游蜀川岷江，推及李冰离堆；北巡黄河，近察龙门，负薪治水，堵塞决堤，然后将这些经历和思考写入《河渠书》中。“司马迁周行全国游观广览，正是他获得知识撰写《史记》的成功原因之一。”^[22]

司马迁《史记》的成功，后人多以为是得“江山之助”。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指出：“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马存在《赠盖邦式序》中也认为：“子长平生喜游，方年少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

司马迁考察历史文化之旅，与张骞通西域一样，也是秦汉旅游史上的不朽华章。

第四节　秦汉旅游观念的提升

一、秦汉儒家旅游伦理观念的影响

西汉以后，儒家被推上独尊的地位，其“罔游于逸”和“无淫于游”的旅游观念也大行其道。儒家的旅游观念有着强烈的伦理性和制约性。除了鼓励文人士大夫旅游外，对社会的上层君主和下层农民均提出了限制措施。《汉书·五行志》有“去贵近逸游不正之臣”之语，仍把过度旅游当作制约的对象。秦汉帝王巡游是旅游史上的现象，然而，由于儒家旅游伦理的加强，帝王的巡游也受到了抑制，以至于帝王有时候不得不放弃大张旗鼓的巡游，转而从事微服出游。据《汉书·东方朔传》载：建元三年，武帝“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武帝与侍中常侍武骑，以及待诏陇西北地善于骑射的良家子，在殿门期会，“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天明时“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甚至踩踏百姓庄稼，“民皆号呼骂詈”，这自然引起了以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臣子的劝谏。西汉成帝从鸿嘉元年二月起，“始为微行出”。^[23]对此，张宴解释道：“于后门出，从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白绣组帻，单骑入市里，不复警跸，若微贱之所为。”《汉书·五行志》将成帝“好为微行出游”，一行人“白衣袒帻，带持刀剑。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的行为视为灾异之象。即使微行出游，仍然受到谷永的极言强谏，指斥成帝“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甚至说他“积失君道，不合天意”，要求他“克己复礼，毋二微行出饮之过”。成帝初始大怒，继则意解自悔。^[24]儒家“罔游于逸”和“无淫于游”的观念获得胜利。

对于文人士大夫，儒家鼓励他们出游，不过要受“仁山知水”“君子比德”观念的指引。刘向《说苑·杂言》借孔子的话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作过阐释：

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而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清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是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君子见大水观焉尔。

刘向又解释说：

夫山崔嵬，万民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不而不限焉。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之所以乐山也。^[25]

汉代成书的《韩诗外传》卷三也对“知者乐水”作过解释：“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智者；动而下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天命者；历险致远，卒成下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国家以宁，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水。”汉人所撰的《尚书大传》借孔子之口解释“仁者乐山”道：“夫山者，　然高，　然高则何乐焉？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生财用而无私为，四方皆伐焉，每无私予焉，出云风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之享，此仁者之所以乐山也。”这里把山水这两种自然现象施予道德秉性，然后要求知者和仁者通过“乐山”和“乐水”去获取山水的涵养和滋润，这就鼓励人们到山水自然中去游观，从中接受启发和陶冶。

通过旅游活动来完善人的道德品格，这种观念在秦代《吕氏春秋·诬徒》中有所表达：“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于学，则邪僻之道塞矣，理义之术胜矣。”意思是说，游、乐和休之类的活动，与安、肃、严一样，都有助于从事学习和修身，堵塞邪僻之道。《吕氏春秋》是杂家著作，但这一思想显然具有儒家倾向。汉代成书的《礼记》中也有类似的旅游观念。其《少仪》篇称：“士依于德，游于艺。”朱熹解释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又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26]这里的“游于艺”是把含有“至理”的射猎、驾车等旅游活动及其他游戏当作塑造德性的手段。其《学记》篇把旅游视为学习的手段之一，而学习则是使人尊师重道、建树良好品德的途径。其曰：“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张舜徽解释道：“藏、修者，谓藏身于本业之内，修其职事，不敢怠惰也；息、游者，谓休息于工作之余，出游于外，以弛解其疲惫也。”“必常置身高明之域，然后心与目不蔽于浅近，有以发吾胸中闳廓俊迈之趣。所居弥峻，所涵弥远，由是变化气质，开展襟怀，大有益于成事立业，此人之所以贵登临也。岂第流览景物哉！”^[27]游与藏、修、息等一样，都是学习的手段，通过游这种活动使君子的胸襟和品德得到开拓和陶冶。

儒家“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旅游观念，在汉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因人而异，产生过不同的效果。如益州刺史王阳，赴任途中见巴山蜀水险恶难行，为了“孝子不登高，不临危”的古训，便告病回家。然而，后来另一位益州刺史王尊上任时，则以尽忠观念为指导，勇往直前。“王尊为刺史，至其坂问吏曰：‘非王阳所畏之道也？’吏曰：‘是。’（尊）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28]尽孝则不必远游，尽忠则必须远游，在于人怎样取舍罢了。

二、秦汉休闲审美性旅游观念的发展

如果说秦汉儒家的旅游观念是以游为修德的手段的话，那么秦汉道家归依自然的旅游观念，则是为了休闲审美和栖岩养性。它塑造了一大批真心归依山水的隐士旅游者，在游观大自然中超越世俗的道德和法则，追求生命的愉悦和永恒。《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的一些真心归依自然的隐士，受过道家黄老思想的影响。京兆人高恢，是梁鸿的友人，“少好《老子》于华阴山中……终身不仕”；矫慎，字仲彦，也是“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法真，字高卿，“性恬静寡欲……幽居恬泊，乐以忘忧，将蹈老氏之高踪，不为玄　屈也”。这些隐士喜好老庄之书，故以栖岩养性和优游山林为归宿，如“台佟，字孝威……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业……存神养和”，“戴良，字叔鸾……因逃入江夏山中，优游不仕”。所以，范晔在传后的《赞》中称隐士们“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是真正的纵情山水的隐士旅游者和道家回归自然旅游观念的体现者。

有些文人士大夫初无归依自然的思想，但经过宦海浮沉后，便也产生了优游山林的旅游观念。东汉太史令张衡在受宦官排挤后，退而独善其身，向往“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事乎长辞”、“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和“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29]的优游生活。

汉代盛世下物质丰富、条件优越的社会环境，激起了人的审美欲望和休闲冲动，旅游观念也随之一变。《淮南子·泰族训》指出：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

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况开户发牖从冥冥见炤炤乎！从冥冥（见炤炤）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光！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如带，又况万物在其间乎！其为乐岂不大哉？

这是一次人性的解放，让人意识到，在大自然中旅游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是一种人生之大乐。汉初枚乘在《七发》中，以“说七事以启发太子”的寓言故事，探讨了旅游符合人性的观点：“浮游观览”，有“其乐忘死”的功效；“游涉校猎”，能够“陶阳气，荡春心”，“动心惊耳”；曲江“观涛”，可以“澡概胸中，洒练五藏，澹澉手足，颒濯发齿”；登高览胜，“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可以“分决狐疑，发皇耳目”。总之，旅游能够使人的身心获得一番彻底的涤荡和升华。

在自然人性论的影响下，汉代开始滋生纵情游乐的旅游观念。《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唱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对帝王贵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了他们恣意放纵的旅游行为。以汉武帝为首的帝王贵戚们，整日讲宴游和微行，猎于山冈林壑之间，观惊涛于曲江之畔，并被一些御用文人写进华美藻饰的文赋之中。在这种背景下，社会追求悠闲自在的居住环境和旅游氛围。《后汉书·仲长统传》载其《乐志论》谓：“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在其中悠然自得地旅游和生活：“踌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钩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这种视旅游为休闲、审美和享乐的观念，已开始偏离儒家的旅游比德观。

除了游览山川河流自然景色外，汉人的旅游审美对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对人文景观如乡村土风和都市胜景都有审美的冲动，东汉班彪在其《游居赋》中，便提出了“历九土而观风，亦哲人之所娱”的旅游观念。《古诗十九首》中则表达了对都市旅游的向往：“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摇踵望，双阙百余尺……”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和《南都赋》皆为都市风貌在游客心中的形象。

此外，秦汉还产生了壮游天下的积极旅游观念。张骞凿空西域时，便胸怀壮行天涯的探险旅游观念。这种观念影响到东汉的班超，使后者产生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思想，对于冲破神奸观念，克服对毒蛇猛兽的畏惧心理，勇敢地外出探险旅行，起到了鼓舞作用，它导致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谚语的产生。

第五节　秦汉旅游制度与风俗

一、秦汉旅行制度

以法家立国的秦代，建立了完善的旅行法规。除了维护统治的“车同轨”规定外，在《秦律》中又制定了针对旅行的相关法令，如《游士律》、《戍律》、《捕盗律》、《行书律》、《传食律》、《关市律》等，意在禁止非法旅行，保护合法旅行并维护交通秩序。其中规定：公务人员出差外地需持符节（相当于今天的介绍信和身份证）；一般百姓如欲迁徙或旅行则须持有符传（相当于介绍信和通行证）；商贾到外地从事商务旅游，应查验符传，并交纳商品税和过境税。对于私人逆旅业，政府也规定了严格的法令：旅馆主人必须检查前来投宿的旅客的符传并登记在册。如果接待了无符传或伪造符传的旅客，旅馆主将与旅客一起遭到惩治。防守关卡的将卒，必须查验旅客的符传，渎职者究治。对于冒名顶替和篡改符节的游人，须交司法机关严处。在打击非法旅行的同时，秦政府对合法旅行进行保护。《秦律》规定：“有贼杀伤人冲道（即要冲之道），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其意谓，当旅客在交通要道上旅行受到盗贼袭击并被杀伤时，百步以内的人看见了而不援救者，将按野斗的性质惩处，罚款两领衣甲的实物。该律还规定：官方驿传和私人逆旅的负责人，必须保证旅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旅客的合法供应。秦代旅行制度还制定了君臣出行时的等级规范：皇帝出行的仪仗的规模和排场要超过臣下，而臣下旅行时不能接近皇上，必须回避。秦始皇曾看到丞相李斯出行时仪仗盛大，颇感不悦，侍从将这一情况密报李斯，李斯立即减少随从车骑，以免冒犯皇帝。

汉代的旅行法规强化了以“贱避贵”为原则的旅行等级制度。这既是为了保持狭路相逢时旅行的秩序，也是为了维护等级制度及其伦理观念。可以说，旅行中的交通秩序的维护与社会中等级制度的保持是一脉相承的。汉代旅行制度规定，皇帝出行，仪仗须繁盛，可以“备千乘万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反映了汉武帝“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的状况。扬雄的《甘泉赋》也曾描述皇帝乘舆出行时“敦万骑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的盛大场面。

汉朝还规定了按身份等级拥有档次不同的交通工具的制度。帝王所乘车舆必须是最为豪华精美的，随从的车骑人数，也必须超过任何臣下。同时，还规定了旅行中所行道路的等级差别。皇帝行走的是“驰道”（可称为高速马路），宽五十步（相当于今天的69米）。驰道正中三丈宽的道路，是天子御用道路，甚至驰道的某些路段也成为皇帝的专用御道，任何人包括太子在内都不得随意穿行。即使皇帝恩准某些人可行驰道，也是只能“行旁道”，不能行“中央三丈”。武帝时，江充任绣衣使者，见馆陶公主在驰道上行驶，上前阻挡，公主说“有太后诏”，江充便下令“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并将公主的随从车骑“尽劾没入官”。江充还曾遇见太子家使乘车行于驰道，遂将其扣押，太子请求宽免，遭到拒绝。^[30]甚至太子本人在驰道上行驶和横穿，也被严格禁止。据《汉书·成帝纪》载：成帝为太子时，皇帝急召他入宫，“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这才进入宫内。皇上怪他来迟，他将情况一讲，皇上很高兴，觉得太子守规矩，于是修改法令，“令太子得绝驰道”。至汉平帝元始元年（1年），朝廷正式“罢明光宫及三辅驰道”，京畿地区禁行驰道的旅行法令宣告废止。

东汉时，恢复了西汉旧制，将宫城及附近的大道的某些路段定为皇家专用的御道。《太平御览》卷195引陆机《洛阳记》云：“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行皆左右。”驰道中央的路面为皇帝专用的御道，两边用四尺高的土墙与外道隔开。但是规定“公卿尚书”等人可行御道。东汉末，由于汉室衰微，曹植不遵避行御道的制度，驰行于驰道之中。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载：“（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曹操对曹植的处罚，是做给外人看的。

除了制定专用御道制度外，秦汉时还制定并推行了清道回避制度。所谓清道回避制度奉行的仍然是“贱避贵”原则，在皇帝、贵戚和官员出行时，将道路上的百姓清理出去，让前者顺利通过。

秦代的清道回避制度不太严格。人们回避时只需与车驾保持一定的距离即可，故常可从旁观察皇帝出行的威仪和排场。据《史记·项羽本纪》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梁与籍（项羽之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以此奇籍。”刘邦在咸阳也见过秦始皇出行的仪仗。据《史记·高祖本记》载：“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此外，秦始皇在博浪沙遭到刺客的袭击，也说明清道制度并不十分严格。

然而，清道回避制度在西汉时变得更加严格，其处罚也更加严厉。据贾公彦为《周礼·天官冢宰·宫正》所作的疏正中指出：“大驾行幸，使卫士填塞街巷以止行人，备非常也。”说的就是汉代的情况。《汉旧仪》也记录道，皇帝出行时，“卫官填街，骑士塞路”，甚至“丞相九卿执兵奉引”。当时设有专职清道官“执金吾”，其属官有“式道左右中侯、丞”。《后汉书·百官志四》称执金吾“本有式道，左右中侯三人”，“车驾出，掌在前清道”。这些记载，反映了汉代皇帝出行时前呼后拥，卫官填街，骑士塞路和行人避让的纷乱景象，以及汉代跸警制度较秦代更为严格的状况。另据《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时，忽有一人从桥下跑出，“乘舆马惊”，于是将此人捕获后交给廷尉张释之惩治。审问时，这个人说自己是长安县民，忽听警跸，来不及回避，便藏匿桥下。过了很久，以为皇上乘舆已过，才敢出来，没想到一抬头便看见了乘舆车骑，吓得赶紧逃走。张释之判处罚金。但文帝大怒，说：“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但张释之说，如果当时您“立诛之”也就算了，但现在既然交给我这个廷尉处理，就应该依法处置。由此可见，汉代对犯跸惊驾的人规定处以罚金，但实际上处罚可能更为严厉，甚至可以“立诛之”，反映了旅行制度中的等级森严和冷酷。汉代的某些皇族成员，在得到皇帝的恩准后，也可以享受皇帝出行的规格威风凛凛地招摇过市。《史记·梁孝王世家》载：“（孝王）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

汉代一般官吏出行，按规定也由仪仗士兵在前面吆喝清道，让行人回避。官员的清道行为不能称为“跸警”，而改称“喝道”。晋代崔豹在其《古今注·舆服》中指出：“两汉京兆、河南尹及执金吾、司隶校尉，皆使人导引传呼，使行者走，坐者起。”导引传呼就是喝道。此后每当官员出行，都有吏卒举着“肃静”和“回避”的牌子清道。

若路上相遇，必须按“贱避贵”原则，百姓让道于官吏，甚至须下车回避，否则将治罪。《后汉书·邓晨传》李贤注引《东观汉记》说：邓晨与刘秀（尚为平民）“共载出，逢使者不下车，使者怒，颇加耻辱”。刘秀于是自称“江夏卒使”，邓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诈，将至亭，欲罪之”。后因新野县宰潘叔求情，“得免”。(www.xing528.com)

汉代对旅行工具车舆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西汉时规定，不同级别的官员使用不同颜色和质地的车盖和车轮。《汉书·景帝纪》载：“中元六年，诏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上白布盖。”汉朝规定，一般大臣的车盖高不得超过一丈，只有皇帝特恩才能使用一丈高的车盖。《汉书·黄霸传》载：皇帝恩准扬州刺史霸“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章有德”。当时还规定，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红色车轮，所以朱轮成了贵族的代称。《汉书·杨恽传》载：“恽家盛时，乘朱（轮）者十余人。”以乘朱指代杨恽家有贵人。《翟方进传》载，王莽为了镇压造反的翟义，立即封车骑都尉孙贤等55人为列侯，并“遣使者持黄金印、赤绂纟逆、朱轮车，即军中拜授”。《李寻传》称外戚王根“将军一门九侯，二十朱轮，汉兴以来，臣子贵盛，未尝至此”，把朱轮与侯相提并论，足见乘车轮者的社会地位之高。朱轮的含义，在《后汉书·舆服志》中有解释：“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公列侯安车，朱班轮。”原来，允许乘朱轮而行的是皇太子、皇子、公和列侯。换句话说，只有太子、皇子和三公、列侯才有资格乘朱轮安车出行。对于整车的车制，也根据不同的等级作过规定。如规定只有皇帝可以乘坐帷车。帷车也叫　车（辎车），是一种平顶而四周有帷幕遮挡的车。但东汉外戚势大，曾僭越等级，乘坐　车。据《东观汉纪》载：“梁冀僭侈，作平上　车。”

除了皇帝和贵戚外，西汉法律还规定官吏乘车必须乘“法驾”。法驾就是法定的应该乘坐的马车。如太守所乘之车应为四匹马（驷）拉的车。《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后，长安的厩吏（管马和马车的官吏）“乘马来迎”。古人在注释这句话时解释说：“按照惯例，大夫应该乘官车驾驷马。”如果官吏不按规定的等级乘车，不论是向上僭越还是向下自贬，都要受到处罚。韦玄成由于在祭祀时没乘法驾而骑马前往，结果被削爵为关内侯。《汉书·鲍宣传》说鲍宣到他的属地去，“乘传（驿传）去法驾，驾一马（用一匹马拉车），舍宿乡亭，为众所非”，因而“坐免”。此外《后汉书·谢夷吾传》说谢氏迁巨鹿太守，春天出行时“乘柴车（简陋的车），从两吏（只让两个官吏跟着）。冀州刺史上（上奏）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降职）下邳令”。以上三例都是官吏旅行时乘车非礼，不按规定的制度执行而被贬官的事件。三人或只用一马驾车，或乘坐简陋的柴车，或只骑马而不坐车，都违背了汉代旅行的等级制度，有损汉家官吏之威仪，故将他们贬官或免职。汉景帝时还曾下令官吏的车驾衣服应各有等级，出行时尤应穿戴和乘坐符合身份的衣服和车驾。《汉书·景帝纪》云：

（六年）五月，诏曰：“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　（车两边的耳，用以障泥）；千石至六百石朱左　。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

至于商贾，汉代对其使用交通工具有严格的限制，禁止他们乘马车甚至骑马。《汉书·高帝纪》云：“贾人不得乘骑马！”《舆服志》也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除吏。”在一味推行重农抑商的汉廷眼中，商贾不耕不织，投机倒把，唯利是图，故必须对其旅游采取限制措施。

二、宵禁、关禁与通行证制度

秦汉时，宵禁、关禁与通行证制度仍然执行，并对旅游产生着制约和影响。

宵禁就是禁止晚上出行和旅客夜行。据《史记·李广传》载：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李广身为赫赫有名的将军，仍不得不服从宵禁令，在霸陵亭夜宿以待天明，其他的人就不用说了。

宵禁令在东汉更为严格，连皇帝都不得违背。东汉初，光武帝刘秀因打猎迟归，违背了宵禁令而进城不得。《后汉书·郅恽传》载：“（恽）为上东城门候。帝尝出猎，车驾夜还，恽拒关不开。帝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这反映了宵禁令的严肃性令皇帝都无可奈何。东汉时的宵禁令，甚至允许对违禁者格杀勿论。

关禁制度与通行证制度是相协配的制度，官府在交通要隘设关卡检查通行证或身份证。古代关卡包括城门、关隘、路口等处设立的岗哨和检查站，行人至此，须出示通行证或身份证，方可过关，否则将被拘捕入狱。此外，通行证或身份证的检查，还与旅馆的管理制度相配合。旅馆主检查完客人的通行证或身份证后，才能登记住宿，否则，一律拒之不纳。汉文帝十二年二月之前，一直在实行通行证制度。至十二年三月，由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开始繁荣，文景之治的盛世正在到来，所以文帝下诏废除了通行证和身份证制度。《汉书·文帝纪》载：“（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传，张寔的解释是：“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注解道：“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李奇则认为：“传，棨也。”其实，传既可用帛书写身份，也可用棨（刻木而成之符）写明身份。帛或棨均一分为二，一份由守关者保留，一份由旅行者自己拿着，以备返回关卡时查验。守关人将两份帛或棨一合拢，如相符便放行，若不相符便拘押。显然这种制度比先秦时要严密得多。这种限制旅行的制度，在汉文帝十二年三月被废止。

但七国之乱后，汉代的承平景象被打破，于是通行证和身份证制度又得到恢复。《汉书·景帝纪》记载道：“四年春，复置诸关用传出入。”迄汉之终，通行证和身份证制度都施行不辍。据《汉书·终军传》载：“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　。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　而去。军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　生也。’”张晏解释“”道：“音须。　，符也。书制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苏林补充道：“，帛边也。旧关出入皆以传。传烦，因裂　关合以为符信也。”可见，入关时关吏在帛上写下旅行者的身份、特征等文字，然后一分为二，其一留关吏手中，另一份由旅行者随身带着，若要回头入关，必须将二份裂帛合拢，若文字相符即可放行。从《终军传》还得知汉过关时需检查通行证，而不过关时，则不必携带通行证。尽管汉代关卡对通行证的检查十分严格，但仍有人因伪造通行证而蒙混过关。如宁成就是伪造证件而出关的。据《汉书·宁成传》载：“成刑极，自以为不复收，乃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颜师古注释道：“传，所以出关之符也。”终军入关是从外地至关中，需在入关时发给通行证（裂帛），以备返回时合验放行；而宁成则是京官，不存在由外入内之说，故其出关之传必与终军不同。它可能由京城的有关部门发放，然后由关吏检查一下就行了，而不必由两半帛或棨合拢验对。否则，宁成即使伪造了通行证，在关卡那里也合不拢。宁成的这种出关通行证——传，与战国时孟尝君所用的传是同一种类型，所以孟尝君才能篡改“传”而顺利过关。

西汉末，过关通行证需要购买，这与终军过关时关吏主动给予“”有别。据《后汉书·郭丹传》载，郭丹在西汉末西入长安，过函谷关就是买符入函谷关的，原文说：“（丹）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乃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至更始二年，郭丹果然“持节使归南阳安集受降”，“果乘高车出关，如其志焉”。更始帝败，郭丹历险阻，找到更始帝刘玄的妻子，“奉还节传，因归乡里”。郭丹把出使所持的节以及证明身份兼作通行证的传，还给了更始帝的妻子，表明使臣的气节和信念。

王莽新朝时，沿袭了通行证和身份证制度，但有小的改动。由于王莽钱币改革失败，百姓都不使用新朝所铸的大小五品钱币，只使用传统的大小二品的钱币。为了推行新朝钱币，王莽便在通行证和身份证制度上做文章，下令以新朝钱币作为通行证和身份证的辅助证件，不带新朝钱币的旅客，餐馆、旅馆不准接待；关卡渡口的守吏一经发现，即行拘捕。据《汉书·王莽传》载：“吏民出入，持布（币）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颜师古注释说：“厨，行道饮食处，传，置驿之舍也。苛，问也。”他进一步说明：“旧法，行者持符传，即不稽留。今更令持布钱，与符相副，乃得过也。”可见，王莽对通行证和身份证制度只作了一些补充，目的是推动币制改革，“以重而行之”。新朝对通行证和身份证制度的执行是十分严格的，这与王莽篡汉，担心臣民谋反有关。《王莽传》中记载了王莽对严格盘查的关吏门卫大力支持的事实。第一则载：“公卿入宫，吏有常数，太傅平晏从吏过例，掖门仆射苛问不逊，（太傅下属）戊曹士收系仆射。莽大怒，使执法发车骑数百围太傅府，捕士，即时死。”第二则载：“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苛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士以马捶击亭长，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亭长）家上书，莽曰：‘亭长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谢。”前一则所讲乃关禁门卫制度，是旅行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大臣入宫晋见，其从吏皆有定数，门吏专门检查过往行人，包括按制放行，违制则问。后一则所讲乃宵禁及通行—身份证制度。大司空王邑手下之士，仗势欺人，不遵制度，终为亭长所斩。其若随身携带了符传等证明身份的证件，也许不至于被斩身亡。

东汉建立后，关禁及通行证和身份证制度有了一些变化。如果旅行者能得到一张官方授予的特别通行证，可以享用官办驿道设施，且沿途有人护送，畅达无阻。据《高士传》卷上载：“申屠蟠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子居病困，以身托蟠，蟠即步负其丧至济阴，遇司隶从事于河巩之间。从事义之，为符传护送蟠。蟠不肯，投传于地而去。”这里的符传相当于一份特别通行证，持之可驰驿而行。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指出：“从洛阳至济阴，东行不过关。然从事特认符传，云护送者，盖有符传，即可舍亭驿，免驿，免宿逆旅，行路益便也。”尚氏所说甚是。

三、秦汉旅游风俗

制度是政府制定的法规，而风俗则是民间约定俗成的规矩和风尚。秦汉民间在旅游上也形成了自己的风俗和时尚。

对行神的祭祀和祖道活动，在汉代依然风行。公元前153年，被废掉的太子、临江王刘荣因罪被汉景帝征召入朝，临行前，他“祖道于江陵北门，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私下议道：“吾王不反（返）矣！”果然刘荣入朝后畏罪自杀。^[31]以轴折车废预示刘荣一去不返，恐怕是古代史家的附会。《汉书·疏广传》记载道：“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这是一次空前的祖道盛会，后来晋代的张协还为此专门写了首《咏史》诗，描绘当时祖道的盛况：“蔼蔼东都门，群公祖二疏，朱轩曜金城，供张临长衢。”汉武帝时，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出击匈奴前，“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32]。在居延汉简中，也发现了当时祖道的记载：“候史褒予万岁候长祖道钱，出钱十付第十八候长祖道钱，出钱十付第廿三候长祖道钱。”东汉学者蔡邕曾写过一篇《祖饯祝》，以作为祖道时的祝词，其中写道：

令岁淑月，日吉时良。爽应孔嘉，君当迁行。神龟吉兆，林气煌煌。著卦利贞，天见三光。鸾鸣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舆，道路开张。风伯雨师，洒道中央。阳遂求福，蚩尤辟兵。仓龙夹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侣。勾陈居中，厌伏四方。往临邦国，长乐无疆。

这篇祝词突出描写了天气晴朗、道路开张、诸神护持而行的景象，是在祈求旅行的顺当和安全。

由于祖道与饯行相随而举行，所以又称为“祖饯”。东汉时有一个京兆尹叫第五永，他升为都军御史后，即将赴幽州任职，众官员都前往送行，举行了祖饯仪式。《后汉书·高彪传》载：“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可见祖饯在汉代的流行盛况。

汉代还形成了一种新的旅游风俗，即出行前折柳送别。折柳相送似可以在《诗经·采薇》中找到源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以柳枝的随风飘摇表示别情的依依，真的是恰如其分。然而，作为一种风俗，折柳送别确切地说是起源于汉代的都城长安。长安的居民为客人送行时，都要送到郊外的灞桥边，然后折下一枝细柳，送给行人，以表送别相思之情。据《三辅黄图》卷六“桥”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王莽时灞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灞桥后来重建，取了个吉利的名字叫“长存桥”。

第六节　秦汉旅游设施与条件

秦汉时期交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旅游活动的繁荣。秦始皇为便于巡游和控临天下，曾下令大规模地修筑驰道。秦朝的“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33]。秦朝所修的驰道，可以迅捷地通向今陕西、甘肃、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等12个省份，连接全国各重要的城镇和边塞。驰道按秦尺（约合23公分）计算宽约69米，路面用黄土夯固，路基边坡用铁锤夯实，沿道路每隔7米栽一棵护道的松树。据现代学者实地考察，发现驰道路面余宽仍在45米以上。驰道的建设与李斯有莫大的关系。李斯在狱中自陈他对秦国的七大功劳之一是：“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如将李斯此言与秦史所载为驰道天下、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斯皆有力焉”两相印证，可知李斯所指的确就是全国游路的开辟，以便秦始皇的天下巡游。^[34]除驰道外，秦汉时所筑道路又有从今湖北、湖南通向两广“南越”地区的新道，跨越秦岭通向汉中和巴蜀的子午道、褒斜道，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通夜郎的夜郎道，通往北边萧关的回中道，通西域的西域大道，以及通往九原的直道。秦代的直道从咸阳北的云阳至九原郡（今包头西南），全长1800里。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此后诸帝巡游时，都遇水搭桥，也整治了不少道路。秦始皇还开通灵渠，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

从秦始皇开始，建立了祭祀天下名山的制度，其中太室、恒山、泰山、会稽山、湘山、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为法定祭祀的12座名山。至汉武帝时，出现了“五岳”观念的萌芽，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逐渐被人认可。秦皇汉武的巡游及其祭祀制度，促进了旅游景观的开发与认知。

而汉武帝的巡游，则带来了另一些旅游景观的建设。武帝将他在对外沟通中未能实现的目标，都建设成游观景点，时时观览，以弥补内心的缺憾。如他想打通西南夷道，寻找海外仙山，均以失败告终。于是凿昆明池于上林苑，又起座座宫观；拟蓬莱、瀛洲、方丈于太液池，以满足游观海中仙山的欲求。这便是扬雄《羽猎赋》序中所写的：“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　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据《三辅黄图》等载，汉凿昆明池周匝40里，占地332顷，池中习战水军各具楼船百艘，戈船数十。上林苑周袤三百里，绕山濒水，内有六池（昆明池即其中之一）、市郭、宫殿、鱼台、犬台、兽圈，仅只离宫就多达70所，皆能容千骑万乘；植有群臣远方所献名果奇卉，亦养天下异兽珍禽，纵横路经供天子驰车走马，苑中糜鹿熊罴可供秋冬之日射猎。长安城西，两宫间有太液池水，水中渐台矗立，又为仙山三座，刻金石为鱼龙，荷菰遍满，水鸟翔集，帝妃游船撷菱采莲，遥观雾中蓬莱仙山……为达到既游宫苑亦游天下的效果，不惜财货民力，这让人不得不感慨：“游观侈靡，穷妙极丽！”所以辞赋家们才为赋提出讽谏，劝谕后世帝王的游观不要过分奢侈。^[35]

秦汉时期，旅游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为游客提供住宿的公私旅舍颇值一提。秦汉的旅舍分为三种，即私人逆旅、官办驿站和寺院客舍。

第一，私人逆旅。

汉代逆旅随着商业活动的活跃而获得发展。在“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千里游敖冠盖相望”的情况下，私营旅店业迅速发展起来。与官营驿站或邮亭的官商作风不同，汉代私营逆旅在经营上比较灵活，在亭舍不能住宿时，可以到逆旅去投宿。逆旅常与驿亭争利。汉武帝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汉武故事》中称，汉武帝微服出游，至柏谷，本来准备投宿官亭（驿站），但因亭长不让进，只好住宿私人逆旅。

东汉时私营旅馆成为受旅客欢迎的投宿之所。《后汉书·黄宪传》有“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的记载。旅馆主为客人服务周到，甚至有免费或减价提供住宿的。据《后汉书·周防传》载，周防的父亲周扬，是汝南汝阳人，“少孤微，尝修逆旅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由于主人殷勤，使得客人也主动为旅店做些事情。如打扫一下卫生等。《东观汉记》载：“伦（第五伦）自度仕宦牢落（即没长进），遂将家属客河东，变易姓名，自称王伯齐，常与奴载盐北至太原贩卖。每所至客舍，去辄为粪除。道上号为道士，开门请求，不复责舍宿直。”^[36]由于第五伦每次住店都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人们称他为有道之士，并主动邀请他住宿，并不再收其房钱了。另据《郭林宗别传》载：“林宗每行宿逆旅，辄躬洒扫。及明去后，人至，见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处也。’”东汉私营旅店极大地方便了南来北往的旅行者，受到了旅客的欢迎，连曹操也在《步出夏门行》中大为赞赏：“逆旅整设，以通商贾。”

与东汉私营旅店欣欣向荣的景况相反，官办的驿馆则每况愈下，于是本应享受驿馆服务的政府官吏也放弃他们的“享受”，投宿到私营旅店中来，以至于和帝时政府不得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维护摇摇欲坠的驿传制度，下令全国郡县的上计人员，今后不得投宿于私营客店，只能投宿于政府驿馆。

第二，官办驿站。

中国古代官吏的公务旅行，依靠的是另一种旅馆系统，即官办的驿站，驿站是政府开通的交通传递系统——驿传上的站点，散布在整个驿路上。驿站也叫驿舍、传舍、邮亭、亭、马递铺、铺舍等。在“官本位”的古代，官僚出行和旅游，常常是下榻在驿站中的。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享受着驿传提供的不同级别的服务。驿站由于是官办的招待所，它的经营机制是十分僵化的，通过赋役的形式，让驿站附近的百姓提供经费和劳力，而官僚在使用驿站时的公私不分，常常导致驿站不堪重负，百姓家破人亡，因此，驿站常常处于破产边缘，不少驿站成为荒无人烟的废墟，于是，驿和亭，成为送别的背景，人鬼相遇的场合，具有苍凉和悲壮的意味。

秦帝国已开设了遍及全国的驿站网络。规定十里一亭。亭长是主持一亭事务的吏员。亭的功能是为停留公家行旅提供宿食之馆，也兼负捕盗之责。《风俗通义》指出：“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亭亦平也；（民有）讼诤，吏留辩处勿失其正也。亭吏旧名负弩，改为亭长，或谓亭父。”刘邦在秦代就曾担任过秦朝的亭长。颜师古解释说：“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据《汉书·高祖本纪》载，刘邦“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说明亭这种官方招待所的负责人，是由政府任命并纳入官僚体系的。

汉代的驿站制度更加完善，亭成为最为常见的官方招待所和治安、行政单位。《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汉代的亭还兼有行政机构的职能。《食货志》称大司农颜异曾任济南亭长。《赵广汉传》载：赵广汉曾经召见湖都亭长，湖都亭长经过界上亭时，界上亭长还让他带话问赵广汉好。《沟洫志》载：一次黄河在馆陶和东郡金堤决口，结果“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东汉时，亭随处可见。仅《后汉书》所载的有关亭的事实就有很多。如《后汉书·刘宠传》曰：“尝出京师，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顿洒扫，以待刘公。’”又《王忳传》曰：“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范式传》也说：“辟公府之京师，道宿下亭。”《张武传》曰：“父业郡门下掾，送太守妻子还乡里，至河内亭。”《逸民列传》则记载了隐士韩康受桓帝征召后，在亭舍所遇到的一次有趣的遭遇，说桓帝备上玄　之礼，以安车聘韩康前来为官。使者奉诏来到韩康家，韩康不得已，答应跟随前来。但是他辞坐安车，自乘柴车，一大早便先使者而出发。至一官亭，亭长因为韩康将经过这里，正在调用人和牛来修道桥。只见韩康乘柴车戴幅巾过来，以为是老农，便夺其牛。韩康当即将牛解下来给他。过了一会儿，使者至，告诉亭长“夺牛翁乃征君也”，并准备杀掉亭长。但韩康却说：“这是我自愿给他的，亭长何罪？”亭长由于不识韩康，加上“只认衣服不认人”，所以闹了误会。可见，亭是政府为招待过往公干人员而设的旅馆，亭长负责接待过往官客，甚至还负责维修驿道。

汉代的亭还称为“邮亭”。邮原为传递文书者或步行者所居之舍，后与亭基本同义。《汉书·循吏列传》曰：“黄霸为颍川太守，使邮亭。”《后汉书·赵孝传》载：“（孝）父普，王莽时为田禾将军，任孝为郎，尝从长安还，欲止邮亭。”这些邮亭不仅仅用来接待传递文书的信使，而且已成为兼接待官差的官办旅舍了，与亭已无任何区别。

汉代，大郡的亭称为都亭。据《汉书·酷吏严延年传》载，严延年为洛阳太守时，为政苛酷，常处死囚。一次他的母亲从东海来到洛阳，恰恰见到延年处死犯人的判决，“母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年出至都亭谒母，母闭　不见。延年免冠顿首　下，良久，母乃见之”。除官员外，只有像严母这样的太守戚属才可留居。都亭的形制是建有阁，阁中为馆驿，是旅客下榻之处。从严延年在阁下磕头见其母的情景可以看出，其母住在楼上。汉代基层的驿亭叫乡亭。“乡亭”之名见于《汉书·鲍宣传》，丞相司直郭钦劾奏鲍宣“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

汉代在驿道上的官设的招待所除亭外，还有传舍。《汉书·郦食其传》记：“沛公至高阳传舍。”颜师古注道：“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汉书·尹翁归传》说：“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　思过。”《何武传》载：“武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然后入传舍。”传舍也是官办招待所，设在驿道上。如《汉书·龚胜传》载龚胜辞官回归故里，皇帝下令准其用驿路，并宿传舍：“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允许他的随从和马也都在传舍中吃饭或食草料。说明传舍是官办旅馆。传舍既为官设，必有专官掌管，掌管之人被称为“丞”和“传吏”。据《汉书·魏相传》载：“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诈称御史止传。丞不以时谒，客怒，缚丞。”颜师古注道：“传谓县立传舍。”传舍非官不许入，故客诈称御史。可见传舍是县立驿馆，有驿丞管理。另据《后汉书·光武纪》载：“至饶阳，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这里的传舍管理者则称“传吏”。

随着张骞凿通西域，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节及客商纷涌入京，所以政府在长安修筑了国宾馆叫“蛮夷邸”，由大鸿胪料理掌管，以接待“夷”客和外宾。

第三，寺院客舍。

汉代，中国为游客提供食宿的机构，除了私人逆旅和官方驿站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寺院客舍。两汉之交，佛教传入，各寺庙为接待游方僧人，设立客舍，后来也向游人开放，以“结善缘，行方便”。永平十年，印度高僧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二人来中国传教，明帝敕令建“精舍”以接待。精舍建在洛阳雍门外三里御道南，是为白马寺。此后，佛教渐盛，僧人来往日益增多，寺庙成了他们的当然客店。

秦汉为旅客饮食提供的设施和条件，尚不完善。游客出行在外，常常得自寻食物。一次，光武帝刘秀行军至饶阳无蒌亭住宿。当时天气寒烈，众皆饥疲，冯异从外面弄来了一碗豆粥给刘秀吃了。第二天早上，刘秀对诸将说：“昨得豆粥，饥寒俱解。”行军至南宫时，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旁空舍歇息，冯异又寻来了麦饭给刘秀，才聊解光武帝之饥。这是战争年代，官亭供给入不敷出是正常现象。但在承平之时，许多私人逆旅也不提供饮食，得靠旅客自己动手做饭。据《汉武故事》记述，汉武帝微服出游至柏谷，投宿私人逆旅。武帝向主人乞讨“浆饮”（汤水）。逆旅翁说：“我只有尿，没有浆饮！”因怀疑汉武帝一行是盗贼，逆旅翁为稳住武帝等人，令逆旅妪“出谢客杀鸡作食”，自己准备聚合青壮鸣鼓讨贼。武帝预知其谋，天刚破晓便率众逃去。从汉武帝投宿后“乞浆饮”，说明私人旅馆是不提供饮食的，逆旅妪杀鸡做饭以待武帝，是为稳住他，并不是客店的服务项目。东汉时，情况仍然如此。据《后汉书·周防传》载，周防父亲周扬曾建“逆旅”（私营旅店）以招待客人，而不收取费用。所谓不收费显然指的是不收房费，如果是不收饭费，如何承受得起？由此可见当时仍是由旅客自己烧火做饭。另据《晋阳秋》记载道：东汉末曹操的荆州刺史胡质为官清廉，儿子胡威探望父亲，临告别时，胡质给儿子一匹绢作为路费，以换取“道路粮”。胡威辞父回家，“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炊爨”。吃罢饭，就随其他旅客一起上路。胡质帐下有一位都督，与胡威素不相识，故意在胡威回家前请假还家，在百余里外等着胡威，与胡威结伴而行，每次都主动给胡威做饭端上。说明当时旅客须自备粮食，自己生火做饭。

秦汉的行客和旅游者，便是在这种条件下，踏上漫漫征程，追寻山川胜景和都市风情，实现跋涉的收获和审美的愿景。

【注释】

[1]《汉书·武帝纪》

[2]《汉书·成帝纪》。

[3]《后汉书·光武纪》。

[4]《后汉书·光武纪》。

[5]《后汉书·章帝纪》。

[6]《后汉书·和帝纪》。

[7]《后汉书·安帝纪》。

[8]《后汉书·灵帝纪》。

[9]《史记·货殖列传》。

[10]《汉书·张骞传》。

[11]《后汉书·班超列传》。

[12]“丝绸之路”开辟很早，但命名较晚，是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德·霍芬在《中国》一书第一卷中提出的。

[13]鱼豢：《魏略·西戎传》，载《三国志·魏志》卷30裴松之注。

[14]《汉书·陈平传》。

[15]《汉书·主父偃传》。

[16]《后汉书·儒林列传》。

[17]《后汉书·党锢列传》。

[18]《后汉书·文苑列传》。

[19]《世说新语》卷2，《文学》。

[20]《史记·太史公自序》。

[21]黄帝陵从此被正式确认。司马迁考证桥山后不久，当地官员便建造了“轩辕庙”。唐代宗大历年间，在城北桥山西麓正式建庙。宋太祖开宝五年，因河水侵蚀，把庙址从西山麓移至东山麓，遂相沿至今。

[22]刘德谦：《秦汉旅游特征剖视》，《旅游论坛》1986年第9期。

[23]《汉书·成帝纪》。

[24]《汉书·谷永传》。

[25]刘向著，王锳、王天海译注：《说苑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49～750页。

[26]朱熹：《论语集注大全》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张舜徽：《晴川阁修复记》，《中国文化》1995年秋季号（总第12期）。

[28]《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

[29]张衡：《归田赋》。

[30]《汉书·江充传》。

[31]《史记·五宗世家》。

[32]《汉书·刘屈牦传》。

[33]《汉书·贾山传》。

[34]刘德谦：《秦汉旅游特征剖视》，《旅游论坛》1986年第9期。

[35]刘德谦：《秦汉旅游特征剖视》，《旅游论坛》1986年第9期。

[36]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