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史：先秦旅游繁荣初现

第一章　先秦旅游的兴起

旅游在人类生活的早期，属于劳作性质的旅行活动。生活在原始生态环境中的初民，在他们周围的资源不足取用时，不得不向大自然的纵深处前进。这样，采集、渔猎、游牧、交换、迁徙等原始的旅游活动便产生了；远行和登临这些空间逾越方式，也成了旅游的基本形式。以劳作为主的旅行使先民突破了聚居的生活定势，自然引发了游戏性的旅游行为。为了向旅游者提供服务，便产生了早期的旅游中介；为了规范旅游行为，同时还产生了旅游制度和法规。于是旅游文化各个环节及层面的诸多现象便一一发生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人类在旅游活动中的创造过程，也反映了旅游主体在旅游中的“人文化成”过程。远古时期，中国旅游文化和西方旅游文化系统分别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发生并成型。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土壤的差异，两大地区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旅游文化体系。中国的旅游文化重在向内修身和悦意，西方旅游文化重在向外探求和征服；前者以向善为目的，后者以求真为指归。先秦时期的旅游活动对中国旅游形态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

第一节　中国旅游的发端与兴起

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主要空间舞台，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分布着中国文化圈，形成了中国旅游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孕育、发生和形成于中国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是中国旅游发生和初步发展时期，旅游由劳作性旅游扩展到游戏性旅游，旅游的中介和伦理规范也随之产生和发展，与此相应，早期的旅游观念也逐步形成，并反映出农本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巡游、游学等劳作性旅游的产生

先秦时期，是中国旅游的蒙昧阶段。中国旅游活动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当时的旅游文字关于旅游文化现象最早的记载要数甲骨文。甲骨文中“旅”字呈两人为伍行走之貌，反映出当时的旅行是集体的行动，个人的旅行条件并不具备，而部落联盟首长和早期帝王的巡游才有较为充足的条件。

劳作性旅游在先秦时期因生存和生活之必需而发生并发展起来。在各种远行、游猎、商游、游学、游说等旅行活动中，“帝王”巡游是最为突出的劳作性旅游现象。先秦旅游是以帝王巡游及其“控临”活动为基本特征的。帝王巡游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临天下，稳定他们初奠的中国疆土。作为部落或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帝王巡游前呼后拥，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团体旅行。与帝王的大规模且频繁的旅游相比，其他阶层的旅游则显得微不足道。

先秦时期的帝王巡游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夏之前和夏以后。在“人民少而禽兽众”的洪荒年代，人们被恶劣的自然环境包围着，但那些上古“帝王”——实际上是部落联盟首领，却创榛辟莽，巡游天下。黄帝和尧、舜、禹就是这样的“帝王”。他们借助当时社会刚刚聚积起来的权力和财力，在征服的土地上来回巡视，以加强对疆土的控制。

黄帝是“五帝”之一。他打败炎帝后占据中原，“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不时巡游天下，东至于泰山和大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湘，北至于釜山。^[1]。传说黄帝在恒山漫游时得一神兽名白泽，能悉知天下名山中的神怪，便让人把白泽所描述的神怪画下来，成《白泽图》，以作为远足登山者趋利避害的指南。

黄帝孙子颛顼继承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也经常巡游天下，《山海经》记有其行止和波及的地方多达17处，旅行足迹遍及东、西、南、北，山中海外，而黄帝游历区域只限于《西山经》，说明颛顼时代交通已较黄帝时有所进步。颛顼可谓是继黄帝之后的“帝王”旅行家，《史记·五帝本纪》称他“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尧在位时也常巡游天下，发现舜为人孝悌，乃妻以二女。为了考验他，尧让舜在暴风雷雨时到山林川泽中行走，结果“舜行不迷”，尧认定他贤能，便命其摄政。舜摄政及继位后，曾到全国各地巡游，当他最后一次向南巡游时，“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2]。

舜的继承人禹，曾代父治水，“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了“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他开始踏勘九州，“禹行自冀州始”，然后遍游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禹继位后，又巡游天下，不幸病逝于会稽。^[3]他的一生几乎全是在旅行中度过的，堪称史前中国最伟大的旅行家。远古神话则反映出大禹治水时充满传奇色彩的旅行经历，向东到过太阳升起之地扶桑、九津、青羌之野，奇树如云的攒树之所和高峻的扪天之山，珍禽聚集的鸟谷，盛产九尾狐的青丘之乡以及黑齿之国，向南到过交趾和孙朴国，炎热的丹漆国，沸水漂漂的九阳之山，以及羽人国、裸民国和不死之乡，向西到过王母居住的三危山和积金山，向北到过正人之国、夏海之穷等地。

随着夏启建国，阶级形成，帝王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体现。巡游成为他们控临疆土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周朝帝王巡游出行之前，均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祭告天地、社稷、宗庙，沿途还要祭祀名山大川，并通知四方诸侯官吏于各自边界迎候，以此实现对诸侯的监控。周昭王在向南巡狩时，卒于江上。

春秋时期，由于帝王权力的衰落，其他社会阶层的劳作性旅游活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各国游学或外交旅行活动十分盛行。孔子（前552—前479年）为了恢复宗周时的礼治、王道而周游列国，进行游学和游说。《吕氏春秋·遇合》称：“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他的足迹遍及齐、卫、陈、匡、浦、魏、曹、宋、郑、周、叶、蔡、楚等春秋时的诸侯国。孔子的再传弟子孟子（前372—前289年）在40岁后，开始周游诸国，游说宋、魏、鲁等六国君主，用丰富的旅途经历和道听途说的见闻，打动君主，受到了热情接待和丰厚的馈赠。墨家始祖墨子（约前468—前376年）也“周行天下，上说下教”，游历于鲁、齐、梁、楚各地，宣传非攻和兼爱思想。墨家弟子在游说诸侯国途中，着短衣，穿草鞋，疾步如风，不乘车马，注重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苏秦、张仪等人也因游说活动，而纵横天下。苏秦每一次游说诸侯，“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4]。后刻苦自励，终于在第二次游说时大获成功，使东方六国“合纵抗秦”。这次成功得力于他在旅途中的地理形势考察和对各国大势的判断。其同门师弟张仪出山后，也游说秦惠王，成功推行了“连横亲秦”的外交策略。

先秦时期，商人的游贾活动也频繁展开。早在《尚书·酒诰》中就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的记载。《周易》也记载了不少商务旅游活动，其中需、随、复、丰、旅等卦最为集中。如《复卦》的卦辞说：“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意思是卜得此卦，则出门经商不会病，能够顺利地赚回钱，七天就可以走个来回。春秋战国时，商人的旅游活动比较频繁。郑国商人弦高远行贩牛，子贡、范蠡也都往来经商，白圭的商务活动使其成为巨富。大商人吕不韦前往赵国首都邯郸经商，并来往各地进行买卖，最终待价而沽，买来了秦国的大权。先秦时，其他阶层的旅游虽不及帝王巡游显赫，但也开始分其光彩。

二、游畋、游览等休闲性旅游的兴起

劳作性旅游引发了休闲性（即游戏性）旅游的产生。据《风俗通》载，原始部落首领共工之子脩“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传说黄帝妻子嫘祖也好游，死后被尊为路神。夏以后，国家产生，阶级形成，帝王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体现。他们的巡游除了控临疆土之外，还因权力的滥用而出现了伴随性的娱乐活动，甚至发展为专门性的娱乐性旅游。夏王太康，性好出游，结果为羿所逐。周穆王的巡游则富于浪漫神奇的色彩。据《列子·周穆王》载，周穆王受到西方魔术师的诱惑而“肆意远游”。《穆天子传》则以浪漫的笔调将此次西巡描述得出神入化，说他不远万里，抵达昆仑，在瑶池会见了西王母。同时还游览了舂山、文山、九阿，流连于黄帝的行宫、园林以及夏启的故居，驾鹿在山中穿行，或采集玉石，或观赏桑事，或水边读书，或露宿于野，或聚饮，或游猎垂钓。穆王的这次出游，大约发生在公元前9世纪，《左传》对此也有记载，称穆王“欲肆其心”，渴望得到驰骋放肆的快意，要走遍天下，使各处都留下自己的车马迹。其行走路线的距离，《穆天子传》卷4称“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而《竹书纪年》更夸大其词地说穆王“西征还，履天下亿有九万里”。西周末，幽王因宠幸褒姒而肆意游乐，终于国破身亡。春秋时鲁庄公也曾专程到齐国观社，以尽欢娱。

从劳作向休闲旅游的转变，晏子对此有敏锐的觉察，指出上古“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目的“无非事也”，而今之巡狩则“不然”，游玩的目的十分明显，弄得劳民伤财。^[5]狩猎本来是先民的劳作性旅行活动，到后来竟被游乐化，成为上流社会帝王和贵族们的休闲旅游活动，反映了人性追求轻松自由的不可遏止的冲动。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许多商代帝王狩猎的事情，达186条之多。商朝诸君酷好游猎，已经到了不要命的地步，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6]。周初虽以殷为鉴，但后代国王都难遏游猎欲望，昭王、宣王也都因为游猎而丧生。宣王游猎甫田时，“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7]，十分壮观。西周对游猎有制度性的规定，据《毛诗训诂传》称猎场的规模“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周朝还专设“驺虞”职官，管理苑囿和游猎事务，将平时豢养的群兽，在国王游猎时驱赶出来，供国王射猎之用。东周时，一年四季都有游猎活动，即春曰搜，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

先秦其他社会阶层的游戏性旅游与其劳作性旅行相伴而生。孔子一行在周宋观礼、观蜡，便具有游览观光的性质。他还曾“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可谓深通登临之乐。登临高山，可以开阔视野，俯视广袤空间。山岳是大自然景观的骨干和中心，为旷观远望提供了高空优势，孔子不断地登临更高的山岳，反映了他的审美追求。当曾点述说自己的志向是“将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孔子表示由衷的赞同：“吾与点也！”^[8]说明他也是十分向往休闲旅游的。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旅行访问时，顺次欣赏了宗周、邶、鄘、卫、郑、齐、豳、魏、唐等地的音乐以及宗周的舞蹈，用以鉴别和评价各国不同的民风与政风之美，使旅游的游戏审美性更加突出。在上层社会以巡游和狩猎为娱乐的同时，下层群众也开始在民俗性节日将旅游作为男女嬉戏的活动。《诗经·君子阳阳》反映青年男女相约去郊外旅游。《野有蔓草》和《泽陂》写在郊外漫游时，意外遇到了美丽人儿，结伴同游。《溱洧》则描写了少男少女在良辰美景中结伴游春的美丽图景。《诗·大雅·板》吟云：“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所谓“游衍”，就是包括旅游在内的游乐活动。

这种将旅游游戏化、审美化的倾向，在当时的典籍中能够得到充分的印证。《周易》对旅游的性质和价值作了简要的论述，《观卦》六五爻辞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到异国去出使旅游，作为东道国国王的贵宾，去游观那里的民风、政绩和其他美好的事物，是吉利的。这里率先提出了“观光”的概念，至今台湾仍用观光指代旅游。《豫卦》中提出了“由（游）豫”的概念。爻辞九四解释云：“豫大有得，志大行也。”是说由豫是一种大有益处的活动，是可以纵志肆为的乐事。表明当时的人对旅游的意义有了一定的积极认识。《山海经》以审美眼光描写了许多史前的山川风景：“槐江之山……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爰有滛水，其清洛洛”。又写道：“太华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广千里。”反映出当时的旅游者已经利用巅峰开阔了视野，纵览山川。《山海经》所记“游戏之山”、“发鸠之山”、“空桑之山”等大多是从游览视角记述的。它还将许多异地山川中的事物冠以“美贝”、“美桑”等以“美”为名的称呼，《山海经》中有50多个条目记述奇异的国风和民俗，如聂耳国、枭阳国、长臂国、黑齿国、无肠国等，既开明代《西游记》之先声，也开三千年后《格列佛游记》之先河。有人指出：“在原始条件下，《山海经》的远方信息，只能来自旅行见闻或旅行交往中的传闻。一些风光、风情与传说的叙述，反映着远古旅行家对远方大自然和社会的向往。”^[9]《吕氏春秋》集中讨论了游览的实践特征与规范。在《仲夏记》里，作者从气象、生态和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等几个方面论证，指出仲夏（阴历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处台榭”，是一个可以尽收游览旷观之美的最佳节令。作者还十分精辟地讨论了游览区别于一般活动，特别是区别于一般享乐活动的特征和旨趣。

第二节　早期旅游观念的萌生与形成

旅游活动本是迫于劳作谋生的自发行为，但一旦旅游活动发展起来，便萌生和形成了最初的旅游观念。最早的旅行和观光概念出现于远古占卜书《周易》之中，其爻辞与殷商甲骨文在贞卜的事项、用语和篇幅上都很相似。爻辞中关于旅行的内容比较丰富，约有29个卦中含有旅行的内容，如果将涉及游猎、出入、往来、涉水、等客、作客、商旅、迁徙的内容计入的话，则多达220个条目。如《大畜》载“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意思是驾上好马拉的马车去旅行，尽管道路艰险，仍会一路顺利和平安。《周易》中最早出现了“旅”、“观光”、“由豫”等概念。由于旅途险恶和交通艰难，先秦百姓对出游都深怀戒惧，以为旅途中布满鬼怪神奸和异域凶民。然而，部分文人却产生了壮游观念，他们以“人定胜天”思想为指导，鼓励人们勇敢地跨出家门，壮游天涯。荀子指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10]为了鼓励被保守观念羁绊着的人们踏上旅游之路，还为其设计了具体方法。《老子》指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礼记·中庸》也说：“行远必自迩，辟（譬）如登高必自卑。”荀子认为，千里远行是一小步一小步积累而成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他还鼓励人们，走得慢不要紧，只要踏踏实实地去走，就一定能到达终点：“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11]这些观念，对于上古旅行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推进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旅游观念和思想纷至沓来。儒家提出了君子“比德”的旅游观念和“进退二观”。所谓君子“比德”观，是指将山水附会上道德品性，进而鼓励人们到山水中去旅游，以从山水中获得道德力量。“比德”观的创始人孔子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12]他曾通过观察河水的流逝，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3]的感叹，从中获得洞察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智慧。这对孟子有较大的影响。《孟子·离娄下》载：徐子问曾子道：“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曾子答道：“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可见曾子也认为水有德行，君子当吸取之。旅游山川成了儒家锻冶道德的手段。文化的实质是“人化自然”。把山水自然赋予道德品格，是先秦时“人化自然”的必然结果，将游览山川这种人类审美和怡情活动当作道德修身看待，是以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改造世界的一种努力。正是孔夫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旅游观念，促进了中国士大夫的山水旅游活动，使历代儒生士大夫都纵情山水，以涵养性情。由于比德观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旅游出现向善的倾向，塑造了中国旅游者的道德人格。先秦时期，是人类正在用人的理性化育自然的时代，所以把山川自然赋予道德人格，并通过对山川的旅游观览来反照人类，陶铸人品。

儒家还提出了促进旅游的“进退二观”。孟子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4]，独善其身的良好办法就是退隐山林，保持操守。当一位士大夫仕途失意时，为了维护内心的平衡与纯真，保持节操，隐居山林，纵情山水，通过游历名山大川来排遣心中的郁闷，无疑是最佳的手段。向以复古为宗的儒家，其“退隐山林”观念取自于原始社会的隐逸高士。如尧时的许由和舜时的无择。他们在人类走出大自然形成大社会的过程中，执著地留在自然山水中，枕石漱水，保持着纯真的心灵。于是，富有崇古情怀的儒家认为，若仕途畅达，则进而兼济天下，若仕途穷困，则退而独善其身，像上古的隐士那样纵情山水之间，保持操守、陶冶性情。“进退二观”对士大夫的旅游影响深远。儒家在建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坐标的同时，也提供了士人“进”与“退”的选择。于是，古代出现了无数的隐士，都把山水旅游当作仕途失意时的心理寄托。

道家祖师老子在其《道德经》中，向人们描述了回归自然状态的“魅力”。他还提出了“得至美而游乎至乐”的旅游观念。在《庄子·田子方》中，孔子与老子对“游是”进行了讨论。孔子问：“请问游是。”老聃答道：“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可见老子把“至美”和“至乐”作为“游”的最高境界。庄子则提出了“乘物以游心”的观念，认为人应该超越物质，达到让心灵自由遨游的境界，让“万物与我为一”^[15]。为此，他提出了“逍遥游”的观念，并用飘逸和洒脱的文笔描写了“逍遥游”的美妙意境。他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因此他不断幻想自己变身为鲲鹏和蝴蝶，在大自然中遨游和飞翔，以追求自然界的自由之境，感知“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16]的快乐。当然，庄子的这种旅游观，是非现实的，属于“神游”观念，开启了中国传统旅游中另类的观念，苏轼的“故国神游”即属此类。此外，庄子追述舜时的隐士无择，当舜将禅位于他时，坚辞不受，说：“就薮泽，处闲旷，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17]勾画了回归自然的真隐之士的潇洒。

由于先秦时期上层贵族追求极意游乐，导致了休闲娱乐性旅游的抬头。但是，在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能力极其低下的上古社会，不可能让这种瓦解人们劳作意志的行为任意蔓延，于是，为了遏止这股浊流，社会礼制和伦理思想开始对游戏性旅游加以限制，并制定出一套伦理规范和礼乐制度，以对这种能令人麻醉的“幽灵”进行防范。“君子所其无逸”，就是远古产生的一种较为健全的游乐规范和观念。君子的行为不是为了安逸玩乐，而是为了勤于政事。《孟子》所载夏谚道：“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表明在夏代百姓的心中，帝王巡游应是以处理政事、为民谋福为宗旨的。对于那些漫无节制的享受性旅游，先秦伦理和礼制便加以抵制和约束。《尚书·无逸》中舜将丹朱的“漫游”作为反面教材警示群臣。该篇还认为，夏王太康失国完全是由于盘游无度，十旬不返的缘故。同时以周文王为正面教材，指出“文王不敢盘于游田”，所以才“享国五十年”之久，并进而提出了针对游戏性旅游的伦理规范：“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尚书·大禹谟》中，亦把限制游乐与加强法制、任贤去邪等主张并提，提出了“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的准则和规章。当然，先秦也注意到游乐发生的必然性，并不反对适度游乐——“引逸”，只反对过度的游乐——“不适逸”者。《尚书·多士》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反对的是《无逸》所说的那种“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的旅游行为。因此，正确的旅游规范是“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即游戏必须以劳作为前提，旅游也不例外。

至此，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基本定型。旅游的劳作性得到肯认，而其游戏性虽然受到承认，但被套上了伦理和礼制的规范。旅游文化的主体一直以上层社会成员为基本构成，社会的下层则被农本社会束缚在土地上，少有出游。旅游的客体、中介、制度乃至风俗等环节和因素都因为主体的活动而迭相发生，并因为主体道德修身的取向而形成相应的伦理特征。在世界东方的广大区域里，形成了以观物修身为主旨、以稳健内敛为性格的独树一帜的中国旅游文化体系。

第三节　早期旅行制度、风俗和设施的出现

一、先秦旅行制度

随着旅行和旅游活动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出现了旅行制度和规范。周朝时，便设立了旅行管理的官员。周文王的官吏中设置有交通事务的主管官员，职能是“依其山川，通其舟车”。据《国语·周语》中引述《秩官》记载，周初已形成一整套迎宾的专职吏员、程序和规格。关报、向导、郊外迎接、道路清理、宗庙祭礼、宾馆管理、途经安全乃至贵宾的饮食、取暖、洗濯、车马保养等都有专人管理，接见有严格的规格。要求做到亲切周到，“宾入如归”，“小大莫不怀爱”。

同时，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稳固，制定了限制下层群众旅游和旅行的制度。具体说来，就是实行关禁和通行证制度，在城门、路口、关隘等处设立岗哨或稽查站，布置兵士，盘查来往行人，检查通行证——传、符、节等；在旅馆住宿则需出示身份证，严格规定“无节者不行于天下”，没有通行证不许外出旅行。《周礼·地官》规定“大司徒”的职责之一是“令无节者不行于天下”。郑玄注释说“有节乃得行，防奸私也”。还规定“比长”的职责是掌管邻里的和睦和安定，若邻里某家犯罪需迁往他乡时，则要插上旗帜并发给通行证“节”，并由比长送达。如果既无比长送行（“授”），又无通行证（“节”），则可将这家人关进监狱（“圜土”）。又在“掌节”中叙述了各种通行证、身份证的形式和形状，以及这些证件在旅行时的作用：掌节掌管邦国所用的节，辨别各种节的用处，以辅行王者的政令。守邦国的诸侯用玉节，守都鄙的大夫用角节。凡邦国使臣所用的节，山地之国所用的铸有虎形的节，平地之国所用的铸有人形的节，泽地之国所用的铸有龙形的节，都用金属制成，同时还以刻有文字的竹箭“英荡”作为辅助证件。出入关门用符节，货物通行用玺节，通行道路用旌节，各种节都有规定的有效日期，到期则归还注销。凡通行天下的行旅必须有节，同时附上“传”（信符），如果没有节的话，抓住了就要关进监狱。另外，“司关”和“司门”中也讲到当时使用通行证的情况。总之，周时的通行证由节和传两部分组成，节是凭证，传是刻有持节者身份、任务的信符。以节为主，辅助以传。尽管《周礼》附会了后人理想的成分，但多少能够反映周代旅行制度上的一些梗概。周代还推行宵禁制度，规定夜间不许出门和行走。据《周礼》载，当时还设立了管理宵禁的官职司寤氏。《周礼·秋官·司寤氏》云：“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也。”战国时齐国孟尝君连夜逃离秦国时，遇关受阻。关隘实行的是宵禁，鸡鸣天亮时才会开门放行。于是孟尝君的门客学鸡叫，这才得以逃脱虎口。

对旅行的管理，还包括对私人逆旅的限制和规范。战国时，法家在一些国家当政，推行打击私营逆旅措施。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发现了魏国律令《魏户律》及《魏奔命律》，上面均有打击商人和私营旅馆主的法令。其大意是说，对于商贾和经营逆旅（旅馆）的人，不准立户，还要杀掉他们，让他们的同族兄弟去充军。这些早期的旅行制度和政策，对旅游起到了或促进或抑制的作用。

西周时形成了旅行上的“贱避贵”制度。其中的“清道回避”制度，不仅要求行人回避君主和官吏，而且政府派人清除道路上的行人。周天子每次出行，都有卫士前呼后拥地为他清道开路。据《周礼·秋官》“士师”之职为“王燕出入，则前驱而辟道”，还负责“跸宫中庙中”。据注释称：“国有事，王当出，则宫正主禁绝行者。若今时卫士填街跸也。”所谓跸就是把街上行人赶走以保证帝王行走安全，反映了上古时代尊贵者在交通旅行上享有优先权。尽管“清道回避”制度扰民万分，但在统治者眼中却是一种威风。不过，孟子认为，如果国君能够很好地治理国家，即使享受这一权利，也是可以接受的。^[18]官吏出行时也要求百姓回避。《周礼》记载了回避官吏出行的很多规定，如《秋官》“乡士职”载：“三公若有邦事，则为驱而避。”又“遂士”载：“六卿若有邦事，则为前驱而避。”“县士”载：“若大夫有邦事，则为之前驱而避。”可见周朝官吏出行时都有相应的“清道回避”制度维护其安全和显示其威风。春秋时，卿大夫在旅行途中若与平民百姓狭路相逢，则怪其不避，鞭打百姓。《韩诗外传》卷8载：晋君召大夫伯宗，伯宗道逢辇者（驾车人），因为对方的车在路中间行驶，没有回避，伯宗便令其车右挥鞭欲打对方。出行相遇时的“贱避贵”原则，在战国时仍然流行。如果尊者发扬风格，以贵避贱，甚至会让尊者的门人感到羞耻。赵国上卿蔺相如位在名将廉颇之上，但是“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让蔺相如的门人无地自容，指出：“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19]

由于父系社会取代了母系社会，妇女地位急剧下降，于是在旅行中形成了“女避男”的制度。妇女在旅行中必须回避男子，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据《淮南子》称，此法始于颛顼之时：“帝颛顼之法，妇人不避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达之衢。”即把“冒犯”男人的妇女放在通衢大道上“除其不祥”。

二、先秦旅游风俗

先秦旅游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此常常要靠信仰和风俗支撑。出行前，一般要进行“祖道”和饯行，以抚慰出行的决心。

所谓祖道，就是举行一些宗教迷信的仪式，如旅行者若乘车出行，则从车的左边上车赶车一圈下来，再由巫祝登车接过车辔。将预先堆在地上的土堆用菩刍棘柏装饰，作为行神的象征，用脂和羝羊作为祭品，滤酒焚香以祭，然后用车把菩刍棘柏及土堆载走，其意义是“喻无险也”。这种祖道活动也叫“犯跋”。当然这套仪式并不包括徒步行走的人，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这套仪式也在不断地变化。通过祖道仪式，将道神或行神祭祀好，以免道神或行神在旅客出行的途中发怒和施威，导致灾难或不测。(www.xing528.com)

最早的祖道活动见载于《诗经》，《烝民》篇说：“仲山甫出祖。”是说仲山甫出行时进行了祖道活动。《韩奕》篇也提到过祖道活动：“韩侯出祖。”东周时的史籍《左传·昭公七年》也有关于祖道的记载：“梦襄公祖”，“襄公将适楚，梦周公祖而遣之”。这里的“祖”都是动词，即祖道。荆轲在前往秦国刺秦王之前，也曾在易水河祖道祭神，演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一幕。

由于出行不易，道路艰阻，游客很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家人朋友在其出行时，常常要举行隆重的饯行仪式，置办酒宴，为之送行，于是形成了饯行风俗。饯行仪式是从祖道发展而来的，从娱神的祖道，演变为娱人的饯行。饯行风俗早在西周时就已盛行。据《诗经·崧高》载：“申伯信迈，王饯于郿。”是说申伯在住宿后准备离开，周王在郿地为他饯行。《诗经·泉水》又说：“出宿于干，饮饯于言。”也反映了古代旅行时饯行送别的习俗。《仪礼·聘礼》载：“乃舍　饮酒于其侧。”郑玄解释说：“大夫道祭无牲牢，酒脯而已。故祭毕，又于旁饮酒以饯别也。”可见，古代旅行者出行时，先要祖道，即祭路神，然后另设酒宴以饯行送别。可以说饯行与祖道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并举，反映了古人出行前既敬神又重人，既求行神保佑旅行者，又请旅行者自我保重。这是中国文化中神教未能控制世俗的表现之一。

三、先秦旅游设施与条件

先秦时期，中国出现了最早的旅游设施，诸如游园、道路、旅馆等。

随着帝王率先将旅游游乐化，上层社会的专用景观和游园开始营建。据先秦典籍记载，商之鹿台、周之骊山，皆是当时帝王旅游的专门游园。春秋战国时期，上层社会兴建的游观苑囿令人目不暇给，如郑国的原圃，晋国的桃园，秦国的畤原、具圃，鲁国的浦囿、蛇渊园、郎园、鹿囿，齐国的姑棼、贝丘，吴国的琅玡台，越国的乐野、驾台、离台、冰室，楚国的荆台、层台、章华台、云梦泽等，都是著名的园林。

与帝王巡游相应的是道路的大规模建设和整治。据《诗经》载，早在公元前10世纪，周朝就进行了披荆斩棘拓修道路的工程。《大雅·大东》描述了周初可以称为最早公路的“周行”（或称“周道”）大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它像磨刀石一样平，像出弦的箭一样直。但它是“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的等级特权之路，专供帝王和贵族们使用。《诗经》还多次提到过“行彼周道”，“瞻彼周道”，“踧踧周道”，“周道倭迟”。从《考工记》所记的野途五轨或三轨推算，周代城市间的大道，约宽7米至15米；从《国语》和《周礼》记载可知，周代的大路旁也种有树木，可以说是秦汉驰道的鼻祖。

旅馆的建设，在周的先人公刘迁都豳地，对新都城进行建设时，就有所规划。当时称之为“庐旅”。此后还将旅馆建设与道路修筑结合进行，在大道的两旁栽上成排的树，每十里建有庐舍为旅行者提供饮食，并建有“寓望”（又称“舍”），用来接待一般旅客。周代在朝廷还建立了专门接待国宾的食宿设施——“馆”，并制定了“宾入如归”的管理方针。至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瓦解，列国并立，各诸侯国均以平等身份交往，所以当时各国都设立了自己的国宾馆——“诸侯馆”。据《左传》载，襄公三十一年，郑国子产随郑伯往晋，晋侯不见，把他们安置在简陋的馆舍中。子产不满，“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于是，晋国掌管宾客事务的官员士文伯说，虽然晋国盗贼充斥，但是“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他指责子产“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子产则辩解说，他们从郑国带来了很多贡物，却久不得召见，而贡物却不能久露于外，故坏宾馆之墙垣使车马进来，并责备晋国使“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怠慢宾客。晋侯无奈，只得接见了郑伯。当郑伯及子产一走，晋国“乃筑诸侯之馆”。诸侯馆可以说是我国最早见于史籍的国宾馆。

除了国宾馆和诸侯馆外，先秦时历代政府都建立了官方驿站体系。

驿传制度至少起源于殷商时代。于省吾在其《甲骨文字释林·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一文中指出：“前人多说驲传之制起于春秋，现在知道殷代已有‘’和‘传’。　‘’与‘’是‘驲’的本字，‘驲’是后起的假借字。古籍称乘车曰驲曰传，乘马曰递曰驿，二者是有分别的。后世专以马递，所以驿字行而驲字废，更不知道初名之本作　或　。”自殷商以来，我国便出现了为驿传服务的官方旅馆，其名称繁多，如传舍、驿、舍邮亭、亭、驿站、马递铺、铺舍等。战国时，“亭”似乎已在驿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贾谊《新序·杂事四》称：梁边县“与楚邻界，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又《高士传》卷上载：始皇赐金璧“置阜乡亭”。以上两处记载都是后人追记的，是否战国时驿传旅馆称“亭”，尚待进一步考证。当然，如果出行于野，那就只得临时建立宿营地。周王经常在野外会同诸侯，便以车搭建宿舍。据《周礼·天官》记载：　“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梐枑再重，设车宫辕门。”

除了官方旅馆外，先秦时私人逆旅也开始出现。据说远古时“许由辞尧之命，而舍于逆旅”，当是私人开设的小旅馆。《周易》的旅卦专门用于占卜旅行吉凶。该卦讲了三个旅行事件。其中讲到，某旅客住进旅店，买了一个男仆，不料旅店着火，男仆和钱随之丢失，只得换了一家旅店。虽然又找到了一些钱，但还是心生不快。这里反映出远古已经有了旅店服务的雏形。这种旅馆在春秋战国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西周武王灭商后，大封天下，师尚父受封于齐，向东就国时，晚上就下榻逆旅，但他“道宿行迟”，“逆旅之人”就指责他“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师尚父于是“夜衣而行，犂明至国”。^[20]《庄子·山木》也有“阳子之宋，宿于逆旅”的记载。商鞅在所依靠的秦孝公死后，仓皇出逃，但在过关后受阻，只得逃到一家私人逆旅投宿，但因没有身份证（“验”）而遭拒。《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此事说明，战国时私人客舍或逆旅已经常见，但在秦国这样的法家执政的国家，还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先秦旅游乘坐的工具，经历了一个从牛车到马车的过程。原始时代人们出行多乘牛车。宋人程大昌称：“上古驾车则皆驾牛，无用马者，故《易》曰‘服牛乘马’也，又曰‘皖彼牵牛，不以服箱’，则牛服之谓也。”^[21]然而，他却不知周代以后出行多乘马车。西周穆王乘八骏马西游昆仑，春秋战国时不仅作战用战车（马车），出行也多乘马车。孟尝君门客冯谖曾埋怨“出无车”。南辕北辙故事中，驾车人自诩“吾马良”，也说明当时以乘马车为时尚。

先秦旅行在外，吃饭问题常需自己解决。除官员依靠驿传外，庶民旅客外出旅行或游学必须自带干粮，沿途饮爨，相当麻烦。《庄子·逍遥游》称：“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意思是说，旅行百里之外的旅客，要隔夜捣舂粮食；旅行千里之外的，要花三个月时间来准备粮食。《庄子·胠箧篇》又讲：“某有所贤者，赢粮而趣之。”是说知道某人贤明后，便自带（“赢”是“担”的意思）粮食前往就学。该书《庚桑楚篇》还记载：南荣趎曾打算向庚桑子学习，庚桑子说：“我的才学不够，不足以教你。你为什么不到南面去拜老子为师呢？”于是，南荣趎便“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好学上进的南氏挑着粮食，走了七天七夜来到了老子的家，向这位道家鼻祖求学。《列子·汤问》也记述了一次古代自备粮食的旅行：商丘开借来粮食，用畚箕挑着，来到子华的家。如果自带粮食在路上吃完，那么旅行者只好讨饭了。《列子》载：“韩娥东之齐，粮匮。过雍门鬻歌假食。”韩娥东至齐国，途中粮尽，只好在雍门卖唱乞食。旅行者如果粮尽，一时又不能讨到饭吃，就只能挨饿了。据《论语》载，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陈绝粮，随行者多病，莫能站起，真可谓山穷水尽。

上古旅行，除了自带粮食外，还必须自带锅盆自己做饭。尚秉和指出：“古裹粮旅行，饭须自炊者，势也。自炊则须携釜鬲。”釜是锅，鬲是盛器。据《孟子·万章下》载：“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赵岐解释说“淅”就是“渍米”，即淘洗过的米。当时由于遇到突发事件，来不及做饭，端起淘米就跑，说明孔子旅行自备饮具做饭。另据《史记·蔡泽传》记载道：“蔡泽者，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去之赵，见逐。之韩、魏，遇夺釜鬲于途。”蔡泽在前往韩、魏的旅行途中，自带锅盆等炊具，某次不幸遇盗，炊具竟被夺了去。尚秉和推断道：“盖春秋时虽有逆旅，而不鬻食。客至，假釜鬲为炊。少则可，众则有时不给。故必自携，始便于用。夫釜鬲尚须自备，则匕箸碗勺之类，更不待言。以是证古行李之繁多，过今日十倍。”旅行者如果幸运，也会遇到善良的人供其饮食。有一次，子路随孔子外出旅行，与孔子走散，遇见一老翁，老翁“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22]。“为黍”，意思是做小米饭。然而，先秦时期人烟稀少，能够在外面碰见人实属不易，忍饥挨饿应是行旅之常态。中国人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艰难地、勇敢地跋涉着，前进着。

【注释】

[1]《史记·五帝本纪》。

[2]《史记·五帝本纪》。

[3]《史记·五帝本纪》。

[4]《史记·苏秦列传》。

[5]《孟子·梁惠王下》。

[6]《史记·殷本纪》。

[7]《诗·小雅·车攻》。

[8]《论语·先进》。

[9]张复：《旅游文化》，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10]《荀子·劝学》。

[11]《荀子·劝学》。

[12]《论语·雍也》。

[13]《孟子·离娄下》。

[14]《孟子·尽心上》。

[15]《庄子·人间世》；《庄子·齐物论》。

[16]《庄子·知北游》。

[17]《后汉书·逸民列传》。

[18]《孟子·离娄下》：“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

[19]《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0]《史记·齐太公世家》。

[21]程大昌：《演繁露》卷1“牛车”。

[22]《论语·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