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史：概念、源流与发展

绪论：中国旅游史的概念界定与学术源流

旅游是人类的天性，几千年来，人类总是在出与处之间寻找平衡。非定居无以为家，非出游则无以开拓胸襟。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祖先们的出行和旅游活动从未停止，随着这一活动的渐次展开和向前发展，旅游文化日益丰富，旅游审美愈益提高，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财富。为了总结这一文明成果，需要展开对中国旅游史的研究。探讨数千年来的中国旅游史，则必须要对“中国旅游史”的概念进行界定，而对中国旅游史概念下定义，又必须从“旅游”概念的起源、演变和民族特色说起。

一、“旅游”的概念

1．“旅游”概念的起源

“旅游”一词起源很早，在南朝梁代沈约（441—513年）的《悲哉行》中便已出现，其诗曰：

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晓凝津。时嘤起稚叶，蕙气动初苹。一朝阻旧国，万里隔良辰。

从这时算起，“旅游”词汇的产生距今已有1500余年了。

此后，“旅游”一词不断见诸典籍。唐初王勃在《涧底寒松》中载：“岁八月壬子，旅游于蜀，寻茅溪之涧。”唐代诗人高适在其《别韦五》诗中，也使用了“旅游”一词：“徒然酌杯酒，不觉散人愁。相识仍远别，欲归翻旅游。夏云满郊甸，明月照河洲。莫恨征途远，东看漳水流。”^[1]　“欲归翻旅游”，是说韦五本来要回家的，却反倒出去旅游了。古代的旅含义与今天基本相同，古代的游虽然含义较广，但游览观光始终是游的基本内容之一。尤其是唐代的文人，可以说是无行不游，无游不览。如李白的“一生专好名山游”，陆龟蒙的“陵阳佳地昔年游”，罗隐的“一年两度锦城游”等，其“游”字均是游览之义。由此可见，高诗中的“旅游”与今义基本相同，都不外乎指旅行游览活动。宋无名氏《异闻总录》卷1曰：“临川画工黄生，旅游如广昌，至秩巴寨，卒长郎岩馆之。”明吴承恩《杂著》：“东园公初晋七袠，言开曼龄，是日高晏……会有京华旅游淮海浪士，闻之欢喜。”从上可见，中国历代文献中都有“旅游”这一词汇。

不过，中国人对于旅游行为的界定和概括，最早还不是“旅游”这一双音节词，而是“旅”、“游”、“行”等一系列单音节字，用这些字来概括旅游，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

“旅”字早在周代金文里就有了。“旅”有旅客、客居和旅途之义。《周易·复卦》载：“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是指旅客。《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羁旅之臣，幸复免负檐。”是指客居。《尔雅·释宫》谓：“旅，途也。”是指旅途。

“游（遊）”字产生更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　“游（遊）”有遨游和游览之意。《诗·大雅·卷阿》云：“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又《诗·唐风·有杕之杜》曰：“彼君子兮，噬肯来游。”郑玄给它的注是：“游，观也。”以上均是游观和游览之意。游（遊）还有嬉戏和玩乐之意，如《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的“游”就是此意。

“行”字早在商代甲骨文中也已出现，是道路之意，由道路引申为在路上走。《诗·唐风·有杕之杜》曰：“独行踽踽，岂无他人？”《墨子·公输》：“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都是行走之意。外出走出，不可能不光顾四周的风景和奇异风俗，所引发的审美愉悦和求知冲动自不能免。

由上可知，“旅游”这一概念虽然源于南朝梁代，但概括旅游的词汇可以上溯到商代甚至更早。事实上，只要有了人类，便有了旅游行为，有了旅游行为，便随之出现了指称这些活动的观念，文字发明后，便产生了“旅”、“游”、“行”等单音节字以及“旅游”、“游览”、“观光”、“踏青”等双音节词和概念。可以说，中国人的旅游活动不仅发生很早，而且对这一活动的记载也很早，对其指称、概括和界定也十分久远。

2．“旅游”概念的古今差异

本书既然是关于中国旅游史的著作，因此便十分关注历史上的旅游概念与今天有什么不同，与西方相比有什么差异。以笔者观察，与今天相比，古代的旅游概念有以下特征：

第一，古代的旅游重视劳作性出行，排斥休闲性出游。

中国是个农本社会，人们重视劳作的价值，排斥游戏和享乐。正如韩愈在《进学解》中所说“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在此背景下，休闲性旅游遭到摒弃，甚至皇帝的旅游活动也受到抵制。《清史稿·吴熊光传》载，嘉庆皇帝“东巡返”时，吴熊光等人在夷齐庙前迎驾。只听皇上大发感叹道：“道路风景甚佳！”吴熊光却说：“皇上此行，欲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为万世子孙法，风景何足言耶？”嘉庆讨好吴熊光道：“汝苏州人，朕少扈跸过之，其风景诚无匹。”但吴熊光故意扫他的兴：“皇上所见，乃剪采为花。苏州惟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嘉庆不悦，反驳道：“如汝言，皇考（指乾隆）何为六度至彼？”吴熊光叩头辩道：“臣从前侍皇上谒太上皇帝，蒙谕‘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同僚听后，“皆震悚，壮其敢言”。看来，古代意识形态的主流儒家思想对游山玩水且劳民伤财般的旅游充满敌意。

中国传统的“旅游”概念，以及由“旅”和“游”所组成的各种相关概念，还具有浓厚的华夏民族特色和人文特征，含有伦理关系的深刻意蕴，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重等级、崇道德的伦理特征。

第二，中国古代旅游概念具有重等级的特征。

重等级表现为旅游概念多与旅游者的社会等级相联系。中国古代旅游的概念五花八门，有“观光”、“踏青”、“游览”等，但最能反映中国旅游特色的名词是“游”。以“游”为词根组合而成的词汇反映了中国人重视社会等级和伦理秩序的社会心理。中国古代社会“君君臣臣”的等级观念，使旅游名称也带有了明显的等级特征和阶层特色，不同的社会等级使用不同的旅游概念，如君主之“游幸”、文官之“宦游”、文人之“游学”、商人之“游贾”、侠士之“游侠”、僧道之“云游”等。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阶层是君主及其后妃，他们的旅游概念有其专有名词，那就是“游幸”和“巡游”。《北史·崔光传》载，崔光谏灵太后时，要求她“辅神养和，简息游幸”。后蜀何光远在《鉴戒录》中称：“隋炀荒淫，徭役不常，征敛无度，竭生民之财产，为巡幸之资粮。”又称唐代皇帝“淡薄声色，杜绝巡游”。^[2]何氏又载，前蜀太祖的两位徐姓太后和太妃，“姊妹以巡游圣境为名，恣风月烟花之性，驾辎　于绿野，拥金翠于青山，倍役生灵，颇销经费，凡经过之所、宴寝之宫，悉有篇章刊于玉石。自秦、汉以来，妃后省巡，未有富贵如兹之盛者也”^[3]。《辽史》中也有《游幸表》，专载帝王的巡幸旅游活动。

君主下面的阶层是文官士大夫，他们也有自己的特定词汇“游宦”和“宦游”，意思是做官前为入仕奔波各地，做官后异地为官，迁转不定，概括了文人士大夫宦海浮沉的人生经历，以及游宦过程中游山玩水的活动。《文选·（陆机）赴洛诗》“羁旅远游宦，托身承华侧”、《世说新语·栖逸》“孟万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阳新县。万年游宦，有盛名”、宋陆游《剑南诗稿》卷75《闲中戏赋村落景物》“游宦才能薄，还山日月长”、元欧阳玄《渔家傲》“八月都城新过雁，西风偏解惊游宦”都用了“游宦”一词。“游宦”有时也写作“宦游”，《汉书·司马相如传》“长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唐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川》“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都用的是“宦游”一词。

文官下面的社会阶层是未入仕的文人，他们的特定旅游概念是“游学”，其含义是四处讲学和外出求学，概括了他们游、学合一的活动和经历。《韩非子·五蠹》云：“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以上游学就是四处讲学，这个意思后来称为“游讲”。《北史·熊安生传》曰：“安生在山东时，岁岁游讲，从之者倾郡县。”游学也指书生学子外出求学。《史记·陈丞相世家》云：“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后汉书·郑玄传》称：“吾家旧贫，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又《北史·樊深传》：“游学于汾晋间，习天文及历算之术。”文人学子的游学活动，是士大夫游宦的先声，游学成功则进而游宦，故游学与游宦一样，是能文善诗的文人们的旅游活动。但由于游学者尚未入仕，故在词汇上只能用“游学”来表示其身份。

文人下面的社会阶层是商人，其特有的旅游概念是“游贾”。《管子·揆度》载：“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出三藏记集》卷13《安玄传第三》载：“安玄，安息国人也……汉灵帝末，游贾洛阳。”沈士弘辑《闽海赠言》卷五载王廷稷的《别沈宁海将军镇浙阃》道：“未能浮海乘槎行，已信将军细柳营。沙瘠桑麻俱落种，风寒狐鼠亦潜形。波涛不动娱游贾，烟雨余闲问偶耕。方藉使君常作镇，宁知浙水促飞旌。”

如果说商人还是入世的社会阶层的话，那么游侠则是半入世半出世的社会阶层，他们以侠犯禁、四处游荡、行侠仗义的活动，则有“游侠”一词作为专称。司马迁称赞他们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4]《史记·汲郑列传》说汲黯“好学游侠，任气节”。游侠后来成为传奇小说和武侠小说反映的对象，前者如唐《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后者如清《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游侠们为行侠仗义而游历天下，成为古代旅游活动之一。

降至僧道，则完全成为出世的社会阶层，他们别有专门概念“游方”，以指称其修行问道、周游四方的旅游活动。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7《释慧观》有云：“十岁便以博见驰名，弱年出家，游方受业。”唐僧人贾岛《送灵应上人》诗道：“遍参尊宿游方久，名岳奇峰问此公。”《水浒传》第四回记：“智深道：‘俺行脚僧人，游方到此经过，要买碗酒吃。’”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僧人寺庙多建于名山之上，而寺庙本身又是重要的旅游景观，游方僧人来往于古刹名寺，实际上就在游赏古迹名胜。僧人无公事之烦扰，所以他们与自然风景更易在精神上融为一体。僧人的“游方”有时也称作“云游”，意谓像行云一样行踪飘忽，到处漫游。唐李益《李尚书诗集·入华山访隐者经仙人石坛》云：“夙驾升天行，云游恣霞宿。”《三国演义》第七十回讲：“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静，原是汜水关镇国寺中长老，后因云游天下，来到此处。”云游僧人像闲云野鹤，游遍了天下名山大川。以上事实说明，旅游概念中深蕴着传统社会重等级的特点。

第三，中国传统旅游具有崇道德的特征。

崇道德表现为旅游概念与道德评价相结合。以“游”为词根组成的名词又反映了中国社会崇道德的特点。由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排斥旅游，因此旅游概念有中性的词汇，但很少有褒义的名称。正如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叙》中指出：“客有病予此书多述游冶之事，歌舞之谈，导欲宣奢，非以长化也。”^[5]中国古代一般把旅游分为中性概念和贬义概念两种，前者不违背道德，如“游览”、“观光”、“游玩”、“游历”、“游履”等，后者则为道德所不容，如“游燕”、“盘游”、“淫游”、“游冶”、“游荡”、“逸游”、“浪游”等。这是针对游乐过度，醉心旅游而放纵自己，超越了中庸的界限，而产生的贬义旅游概念。

“游燕”是游玩宴乐有点过分的意思，所以古人常在劝谏时使用它。《史记·主父偃传》中徐乐上书言时务道：“弘游燕之囿，淫纵恣之观，极驰骋之乐。”游燕有时也写作“游　”，《文选·七发》云：“往来游　，纵恣乎曲房隐闲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牙也。”

“盘游”，是游乐而流连忘返的意思。《尚书·五子之歌》道：“（太康）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后蜀何光远在《鉴戒录》中载：唐朝末年，昭宗流离失所，播迁岐地，何皇后居然还“恃其深宠，不顾阽危，酷好畋游，放弄于两舍之外，践踏苗稼，百里飞埃”。有位隐士叫同谷子，直诣昭宗行在劝谏，并赋《咏五子之歌》诗曰：“邦惟固本自安宁，临下常须驭朽惊。何事十旬╋游不返，祸胎从此构殷兵。”又赋诗曰：“唯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当时事，首为盘游乱纪纲。”^[6]“盘游”也写作“游盘”。《文选·补亡诗》曰：“彼居之子，罔或游盘。”

“淫游”指沉湎于超出伦理规范的旅游。《离骚》云：“羿淫游以佚田，又好射夫封狼。”

“游冶”原指野游，或男女同游，如唐李白《李太白诗》卷4《采莲曲》写道：“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后多指追求声色、寻欢作乐的旅游活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2载欧阳修《蝶恋花·春晓》道：“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游荡”是游乐放荡的意思。《后汉书·王丹传》载：“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之。”又《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宋袁采在《袁氏世范》卷1《睦亲·分给财产务均平》中指出：在分配家产时，“若父祖出于公心，初无偏曲，子孙各能戮力，不事游荡，则均给之后，既无争讼，必致兴隆”。

“逸游”，指不拘常理超越礼度的旅游。《尚书·大禹谟》引益的话说：“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汉书·五行志》有“去贵近逸游不正之臣”之语。明《醒世恒言》卷24的篇名就叫“隋炀帝逸游召谴”。《李师师外传》载，宋徽宗扮成商人赵某，面见汴京名妓李师师，但师师不理睬他，后老鸨听说来者是皇帝后，深恐，但李师师却镇定地说：“无恐……若夫天威震怒，横被诛戮，事起佚游，上所深讳，必不至此。可无虑也。”^[7]叶适在《醉乐亭记》中发议论道：“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佚游，使从其教。”

还有更具有贬义的旅游词汇——“狎邪游”。《李师师外传》指出：“徽宗帝即位……童贯、朱勔辈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苑囿之乐。凡海内奇花异石，搜采殆遍。筑离宫于汴城之北，名曰艮岳。帝般乐其中，久而厌之，更思微行，为狎邪游。”这些史料说明，传统旅游概念具有道德评判的意味。

第四，传统旅游概念反映了中国旅游者对宗法伦理关系的执著追求。

中国人在宗法关系下同族聚居所形成的人伦亲情和乡土观念，使中国的旅游者始终把家园当作旅游的终点和自己的人生归宿，反映了中国人对自身命运的终极关怀。如果说西方人最终的归宿是天堂的话，那么中国人最终的归宿是自己的故乡，“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成为中国游子的最终选择。这种观念深刻体现在中国古代“旅游”概念所具有的两种含义之中。

古代“旅游”的第一层含义与中国现代旅游概念相近，即非定居性的外出旅行。然而，“旅游”一词自产生之日起就包含着与今不同的悲切基调，沈约的诗名就叫《悲哉行》，其诗最后两句发出了由旅游而自然引起的悲叹：“一朝阻旧国，万里隔良辰。”中国传统旅游概念中蕴含的这种悲苦惨淡的基调，乃是相对于居家的温馨和血亲的聚集而产生的。由于旅游使亲人聚居的温暖局面遭到破坏，因此，把旅游视为悲苦之事，就不只是如西方人那样，仅仅是出于对旅途艰辛的客观恐惧，而是因离开“首属群体”迫于无奈的选择而引起心灵深处的折磨。

“旅游”概念的第二层含义是旅居他乡，甚至还包括长期寄居他乡的意思。唐贾岛《上谷旅夜》称：“世难那堪恨旅╋游，龙钟更是对穷秋。故园千里数行泪，邻杵一声终夜愁。”唐尚颜《江上秋思》道：“到来江上久，谁念旅╋游心，故国无秋信，邻家有夜砧。”明文徵明在《榨上闻雨有怀宜兴杭道卿》中也谓：“应有旅游人不寐，凄凉莫到小楼前。”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孔宥函司马》：“廿载邗江路，行吟动值秋……旅╋游复何事，飘泊问沙鸥。”^[8]将旅居外地视为“旅游”，乃是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乡土观念的产物。现代旅游概念认为，暂时性和非定居性的外出旅行才叫旅游，而中国古代则将长期离乡定居的行为也称为“旅游”，这里面包含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因为中国人认为，尽管他们离乡远居，但他们的根在故乡，不管身在何处，最终都是要回归故土的。总之，中国人在精神上一直是把包括迁居在内的所有的离乡活动，都视为“暂时性”的旅游。

与“旅游”概念相应，中国古代旅游者的概念——“游子”也有暂时外出与远徙他乡的两层含义。“游子”尽管远离定居地，成为社会组织的“游离分子”，但在精神上仍然处在伦理秩序和宗法关系的观念网络之中，为血缘亲情和乡思乡愁所牵引。对于古代人而言，旅游与其说是他们旅行游览的游戏娱乐活动，不如说是被迫离开家园前往陌生之地劳作的人生漂泊。这种“在外苦淹留”的“羁旅”之感，对大河大陆性地理环境培育出来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旅游者来说，更加强烈而深切。这使反映中国古代旅游的其他概念也都蒙上了悲伤忧愁和凄凉之色，如“羁旅”、“旅愁”、“天涯孤旅”等。正是旅游者对离乡远游的悲叹和“回顾望旧乡”的旅游追求，给中国传统旅游打上了鲜明的人文关怀的烙印。即使中国人早已定居国外，事业有成，但他们仍然视自己为“海外游子”，自称“旅美华人”、“旅法华人”等，始终有着强烈的寻根追祖、兔死首丘的愿望，反映出对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归宿的终极关怀。

中国人把整个人生历程视为旅游的行程，把故乡既作为人生拼搏的支点，也作为人生旅程的归宿，即使游子不能在有生之年回归故里，但是故乡也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归宿。这种对游子归宿的终极关怀，正是中国传统旅游最基本的人文精神。

第五，古代旅游概念具有农本意蕴。

上述道德评价性旅游概念，是以农本的立场审视的，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农本”的特征。为了突出重农抑商和重本抑末，保证将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农本社会对离开土地和家乡的“游”的行为，一般是持排斥态度的。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其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9]对“游”的鄙视一目了然。汉高祖刘邦的父亲也曾对刘邦年轻时“不能治产业”的“亡赖”游荡行为十分不满^[10]。随着重农抑商政策的日益推广，社会竭力把农民附着于土地上，故反对“离乡轻家”的旅游行为，把随意旅游视为不正经的活动，称不务农的流浪者和旅行者为“游民”^[11]、“游手好闲之徒”，称其行为是“游手”^[12]、“浮游”^[13]和“游惰”，乾隆《峄县志·地理》中贾名葵对“民弃本业，好游惰”作了针砭；另一方面，甚至把旅行和旅游的商人也视为眼中钉，称为“商工游食之民”^[14]、“末技游食之民”^[15]。《荀子·成相》载：“臣下职，莫游食。”杨倞注曰：“游食，谓不勤于事，素飡游手也。”《新唐书·窦轨传》称：“周洛间，因隋乱，人不土著，轨下令诸县，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趋本。”这里的“游”都是贬义极强的概念。

与古代旅游概念不同，现代旅游概念则抹去了伦理色彩和悲情基调，具有游玩和快乐之义，形成了一种“大众旅游”，人们通过旅行社积极主动地出门旅游，甚至跨国游玩，再也不见往日的悲苦和乡思之痛了。这可从当代学者对旅游所作的定义中看出来：“旅游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以满足人们休息、消遣和文化需要为主要目的的、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16]于光远也指出：“旅游是现代社会中居民的一种短期的特殊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异地性、业余性和享受性。”^[17]休息、消遣、娱乐是现代旅游的特点，也是这个时代旅游概念的基本内涵，这已与古代“旅游”、“游”等概念的含义相去很远了。

3．旅游概念的中西差异

如上所述，中国的“旅游”概念具有自己的特色，重视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评判旅游活动，然而，与此不同，西方则侧重于从旅游的外在形式去界定其概念。如果说中国传统的旅游概念侧重于表达旅游者的宗法归属、身份等级和内心感受的话，那么西方旅游概念侧重于表达旅游外在的客观方式。

如果说中国传统旅游概念着重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西方的旅游概念则侧重于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社会在18世纪以前一直是将旅游当作征服自然的旅行和探险活动，并在旅游概念上有所表达。

西方社会普遍使用的英文“tourism”（旅游）一词，最早见于1811年英国出版的《牛津词典》，词义是：离家远行，游览参观一些地方后，又回到家里。在此之前，“旅游”一词的英语原文是“travel”（长途旅行、依次经过），是由“travail”转化而来。后者具有“阵痛、艰苦、困难和危险”的含义，反映出西方人对旅游的最初恐惧。但富于冒险精神的西方人，以其无畏的行动冲破了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惧怕，踏上了征服自然的行程。在19世纪工业革命发生的同时，他们终于用自信的“tourism”一词取代了具有恐惧感的“travel”一词。“tourism”显然来源于tour（环行），它表明西方社会已经结束了旅游者可能一去不返的痛苦历史，绝大多数的旅游者均能借助工业文明创造的条件，顺利平安地回到家里。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道路非常原始，人们只能步行或骑马旅行，在英国逢上雨季，载人或载货较多的马拉车几乎无法行走。1750年以后，发明了修筑铺有硬质路面、能全年承受交通的道路的技术。乘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从每小时4哩增至6哩、8哩甚至10哩。夜间旅行也成为可能。因此，从爱丁堡到伦敦的旅行，以往要花费14天，这时仅需44小时。旅游终于成为不再令人烦恼的事情。

自从《牛津词典》确立了“tourism”一词的正统地位后，西方旅游学家均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一表达“旅游”的词汇进行各自的解释和阐发。为了顺应已经到来的以大众参与为特征的休闲时代，不少学者尝试将旅游从人生劳作和经济活动中剥离出来，变成人类的一种纯粹的享受和休闲行为。如法国学者让·梅特森对旅游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旅游是一种消遣活动……其目的在于消遣、休息或为了丰富他的经历和文化教养。”把旅游作为一种单纯的消遣和文化活动。世界旅游组织认为旅游是为消遣而外出至异地，至少逗留24小时以上的旅行活动。现代瑞士学者汉泽尔克和克拉普夫在他们合著的《普通旅游学纲要》一书中，开始将旅游概念界定为旅游行为引起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不会导致永久居留，并且不从事赚钱的活动。”该定义被旅游科学专家国际联合会所采用，被称为“艾斯特”定义。这个定义把人类暂时出门旅行的各种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都包括在内，但仍试图把劳作活动如商务旅游等“赚钱的活动”排除在外。

西方旅游概念，除“tourism”（旅游）、“tour”（环行）和“travel”（长途旅行、依次经过）外，在英文中表示旅游活动的词汇还有trip（短途旅行）、voyage（远航）、journey（有目的的旅行）。这些概念均是从旅游方式（如长短环直等）上来界定的，而与旅游者的社会阶层无关，也不含有对旅游活动的道德评价。“travel”（词源有阵痛和痛苦之义）反映出旅游者对长途旅行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的恐惧，表明西方旅游概念更倾向于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西方学者对旅游概念的阐发，仍然注重旅游活动的客观方式（如24小时以上、异地旅行等），而不涉及旅游者的阶级属性和身份地位。但对于旅游者是否“赚钱”较为看重，这无疑是对西方“重利”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在某些旅游学家看来，旅游这种休闲活动，应该将无时不有的营利之心摒除在外。如果说中国的旅游概念倾向于表达旅游的社会形式尤其是伦理规范的话，那么西方的旅游概念则倾向于表达旅游的客观方式。

4．旅游的定义

在古今交汇和中外交融之际，旅游概念的界定自有时代特色和国际含义。旅游不再具有传统的伦理特色，也不再独立于西方概念之外，而呈现出世界性的认同。有鉴于法国让·梅特森和世界旅游组织将旅游视为一种消遣活动的观念，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将旅游当作一种游览、享受和消遣的活动。有人指出：“旅游是旅行和游览的复合词，其中旅行是手段，游览是目的。”^[18]

在此背景下，我们撇开概括旅游的具体词汇不谈，撇开古今、中西旅游的文化背景差异不谈，从人类旅游活动的实质上去观察，可以对旅游作如下界定：

旅游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方式，是兼具劳作与休闲双重性质的人类非迁居性的旅行活动。偏重于劳作性的旅游叫价值创造性旅游，侧重于休闲性的旅游叫价值欣赏性旅游。时间的推移，导致旅游劳作性与休闲性的此消彼长，从而表现出人性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历史进步。与此相应，参与该项活动的社会阶层也日益扩大。旅游的结果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日渐广阔的交合和共进，以及文化空间的不断跨越和联结、异质文化圈的不断沟通和交融，从而导致旅游个体审美认知能力的连续提高及整个人类社会日益多样性的统一。

这个定义顾及旅游古今的差异和劳作与休闲的关系，兼顾了异地性、业余性、享受性和审美性的特点，同时也考虑到现代旅游的大众性特征。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能发现，旅游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发展有两个方面的指标，第一是旅游休闲成分的增长。旅游身上兼具劳作与休闲两种相反相成的要素，时代越古，劳作成分越多，休闲成分越少；时代越近，劳作成分越少，而休闲成分越多。第二，与休闲成分的增长相应的是参与休闲旅游的社会阶层的扩大。旅游阶层的扩大与休闲成分的增长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旅游阶层是旅游活动的主体，也就是旅游的休闲或劳作成分的载体。时代越古，承担劳作性旅游的社会阶层越多，而从事休闲性旅游的阶层越少；时间越近，从事休闲性旅游的阶层越多，而承担劳作性旅游的阶层越少，换句话说，现代旅游的发展标志，就是从事休闲性旅游的社会阶层日益扩大。因此，本书将旅游社会阶层的变化消长，纳入中国旅游史研究的范围之中，并作为旅游概念界定的参照之一。

二、中国旅游史的概念、范围与内容

1．中国旅游史的概念与范围

中国旅游史，是研究中国旅游活动发展、旅游观念演进、旅游文学进步、旅行设施完善、旅行制度沿革，以及各阶层旅游情况及转换、社会节奏快慢变化等过程，特别是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活动及其历史的学问，是旅游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中国旅游史的范围，并无严格的限定，这是旅游的动态属性和变化莫测的特点所决定的。然而，任何历史都受当下观念和环境的影响，因此，本书也以现代旅游的概念为重要参照，确定中国旅游史的研究和描述范围，侧重于休闲娱乐性的旅游活动，对于劳作旅游虽然兼顾，但尽量不作烦琐的描述和引申。在概念的使用上，以旅游作为整个旅行和出游的总体概念，但有时候“旅游”与“旅行”兼用，这时候，前者一般侧重于游览和出游，后者侧重于旅行和出行。在旅游文学作品中，游记和山水诗将成为主要探讨的内容，而旅游小说则不在探讨范围之内。旅游小说源于《穆天子传》，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出现了《镜花缘》、《三宝太监下西洋》和《老残游记》等。与游记和山水诗相比，旅游小说主要是创作和虚构而成的，故本书略焉不叙。此外，西方旅游史将成为中国旅游史的参照，但不会作为本书的内容加以介绍。

2．中国旅游史的主体内容

不同的学者，对旅游史的内容的取舍会有所不同，本书认为中国旅游史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中国历代的旅游活动。

从远古时代的部落联盟酋长的巡行，到秦汉时帝王的巡游；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游山玩水，到唐宋时文官的宦游和山水之旅；从明代文人和文官的徜徉山水、“尽游玩之适”的独抒性灵，到近代走出国门、前往西方考察和留学的跨国之旅，再到现代大众旅游的兴起和旅行服务机构的普及，构成了中国旅游史的发展主脉，自然也成为本书描述和撰写的主要对象。尽管在古代无法将劳作旅行与休闲旅游截然分开，然而，本书仍然尽量侧重于休闲旅游，突出其核心地位。

第二，中国主要旅行家的经历。

现代旅游是大众旅游，在旅行社的安排下，进行着行程固定的游览和购物活动，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举动。然而中国古代的旅行主要是精英活动，一些伟大的旅行家进行着震惊全国甚至世界的探险旅游和科学考察，像张骞的“凿通西域”，司马迁的全国历史考察，法显和玄奘的天竺取经和冒险之旅，徐霞客的全国漫游和地理考察等，都青史有名。除了中国的旅游者外，来华外国旅行家如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人及其活动，也是中国旅游史的组成部分。对这些旅行家的活动和人生经历，是中国旅游史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和重要内容。

第三，中国历代的旅游观念。(www.xing528.com)

儒家既奉献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游者人之恒情也”^[19]的思想，也提出了“父母在，不远游”、“无淫于游”等观念。“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一种“比德”观，即赋予自然山水以道德人格，然后再通过旅游从山水中获得道德启示。“比德”观念的出现，既表明人们对自然美的感受已与实用感分离，出现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明它将审美引入修身的路途，变成道德情感的满足，使人性得以陶铸和提扬。同时，儒家的“进退二观”对中国士大夫的旅游影响也至为深远。孟子指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0]“进”指进入庙堂，治理国家，“退”指隐居山林，保持操守。当一位士大夫仕途失意时，为了维护内心的平衡与纯真，保持节操，隐居山林，纵情山水，通过游历名山大川来排遣心中的郁闷，无疑是最佳的手段。于是，古代出现了无数的隐士，而历代隐士都把山水旅游当作仕途失意时的心理寄托。“父母在，不远游”是儒家的一种特殊的旅游观念，对旅游史影响深远。《晋书·赵至传》载，赵至“又将远学，母禁之”。道家也有一些代表性的旅游观念，如“归依山林”和“栖岩养性”。如果说以“入世”精神为指归的儒家“退隐山林”观念的最终目的是修身立德的话，那么以“出世”为指归的道家“归依自然”思想的最终目的则是超越道德、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归依自然的优游山林者，深受老庄“逍遥”思想影响，超越社会道德，不为红尘羁绊，他们“性本爱丘山”，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大自然中。道家“归依自然”的观念与儒家“退隐山林”的区别还在于：归依自然一般是“栖岩养性”，大多是在山水之间居住和修炼，以养性和养生，试图超越生命的极限；而退隐山林则是在山水之间居住和优游，以养情和养德，以备再次出山。

当然，中国社会也有一些更为积极的旅游观念，如“壮游天涯”和“行万里路”，鼓励人们勇敢地走出家门，成为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催化剂。《周易·乾卦》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荀子则指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21]左思的《咏史》诗“振衣千仞岗，濯足万古流”，倾吐了他壮游天涯的雄俊志向和豪迈气概。南朝时宗悫的“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壮游志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大志的形成，便是得力于他的滋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在大唐盛世所形成并盛行的健康豪迈的旅游观念。一改过去旅游告别之际的伤感情绪，唐代出现了洒脱的别离观念。王勃在《杜少府之任蜀川》中，就表达了对旅行远游分别时的乐观情怀：“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种乐观豁达的情怀，影响了宋代的秦观，他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就表现出对外出旅游的旷达胸襟。这些旅游观念的考察，应是中国旅游史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四，旅游文学作品起源与发展，形式与特点。

中国旅游文学作品，包括游记、山水诗和旅游小说等。中国传统游记的内容丰富多彩，关于自然、社会、人心者无所不有。有的侧重于审美，着重描写旅游者的内心在外界刺激下的愉悦感受，如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有的侧重于道德的塑造，注重心灵在自然作用下的净化和升华，如韩愈的《燕喜亭记》、管同的《余霞阁记》；有的侧重于科学考察，着力描摹自然现象并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如《徐霞客游记》；有的侧重于社会观察，详尽叙述社会状态及风土人情并进而窥透其历史成因，如《马可·波罗游记》；有的则侧重于旅途中的艰难历程，状摹旅游者探险的过程并探索人生的意义，如《大唐西域记》。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游记反映了中国民族旅游性格内敛的特征，即不太着意于旅游行为的外在描写，而十分注重旅游者内心的审美感受和道德升华，同时较少描述社会状况和探讨自然规律。中国人主客混融的原逻辑思维特征和“天人合一”的观念，使他们注重天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注重自然对象与人心之间的对应与联系，因此游记乃以记述主体对客体的心灵感应和审美感受为特征。苏辙在《黄州快哉亭记》中就描写了自然景观与主观感受之间的密切关系：“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袁枚在《游桂林诸山记》中对自己重游桂林的心灵活动作了表述：“一丘一壑，动生感慨。”中国古代游记常成为旅游者抒发内心感受和情绪的载体，他们借景议政，如元结的《右溪记》记叙了发现并兴修道州城西附近一条无名小溪的过程，“而主题思想则在议论朝廷用人不当，感慨名位和才用不符”^[22]。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显示出坦荡磊落的清高君子的胸襟情怀，也寄托着志士仁人离群索居的凄怆感慨。中国传统游记还表露出旅游者对自身道德的塑造和心性的修养。如韩愈在《燕喜亭记》中就把游赏山水与陶冶自己的道德人格相联系。柳宗元的《愚溪诗序》也借山水表现自己“善鉴万类”的道德判断力和“清莹秀澈”的高洁品格。由于专注旅游者自身的主观所见及心灵感受，经常忽略同游者的活动，多数游记仅在最后提一下同游者的姓名。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倾心于人际关系和社会伦理的观察；而在旅游活动中，则将上述情况抛诸脑后，着力于描述旅游者自身的心灵活动。袁宏道《游盘山记》中，瞩目于盘山的审美特征和自己的性灵塑造：“泉莽莽行，至是落为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纤鱼数头，尾鬣可数，落花漾而过，影彻底，忽与之乱。游者乐，释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奇快。”只在游记的末尾写道：“偕游者，曰苏潜夫、小修、僧死心、宝方、寂子也。其官于斯而以旧雅来者，曰钟刺史君威也。”清人汪琬对江苏吴县光福镇西碛山东的马驾山香雪海景观作了游览，在其《游马驾山记》中着力描绘了梅的颜色和形状，只在最后提了一句：“同游者，刘天叙、潘慡，门人句容王介石及儿子筠。”可见，中国传统的游记比较倾向于描写旅游者内心的感受。

山水诗起源于先秦，《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便是对山水风景的描绘，但其真正成型则在南朝时期，谢灵运和谢朓的山水诗清新脱俗，成为山水诗的样板。以上文学作品将在本书中有所描述和讨论。

3．中国旅游史的基础和背景内容

除了上述主体内容外，中国旅游史还有一些基础和背景内容。这些内容虽非旅游史的核心问题，但与旅游相关，是其条件、基础和背景。之所以未将它们称为主体内容，是因为它们有时候并非专为旅游或旅游者所开设，但却与旅游或旅游者相关联。

第一，旅行设施的建设、弛废与完善。

旅行设施并非一定为旅游者所建，但它的确成为旅游的重要条件。为了控临天下，秦帝国大规模修建了道路。秦始皇为便于巡游，下令修筑了通向全国的驰道。秦朝的“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23]“直道”从咸阳北的云阳至九原郡（今包头西南），全长一千八百里。此外在西南近疆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在今日之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新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此后巡游时，遇水搭桥，整治了不少道路。此外，历朝政府还修建了不少亭台楼阁和游园禁苑，许多虽非公共旅游设施，但也不排斥偶尔或经常对外开放，因此也具有旅游的功用。如商纣王的鹿台、楚国的章华台、汉武帝的上林苑、曹魏的铜雀台、唐代的华清池，北宋徽宗的艮岳等就是如此。北齐皇室修建园林一事，在《北史·魏收传》中有载：“三台成，文宣（帝）曰：‘台成，须有赋。’（杨）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台赋》，其文甚壮丽。时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太宁元年……（武成）帝于华林别起玄洲苑，备山水台观之丽，诏于阁上画收，其见重如此。”北宋徽宗帝即位后大修游观园林，“童贯、朱勔辈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苑囿之乐。凡海内奇花异石，搜采殆遍。筑离宫于汴城之北，名曰艮岳。帝般乐其中”^[24]。

除了道路、宫观外，旅行设施还有旅馆、客舍。古代的旅舍包括私人逆旅、官办驿站和寺院旅舍。逆旅在上古文献中就已出现，战国时出现第一个发展高峰，但随着法家当政并推行重本抑末政策，私营逆旅遭到沉重打击。汉初推行无为而治，逆旅重获发展。此后私人逆旅和旅馆一直为出行的旅客提供食宿服务。与官营驿亭的官商作风不同，私营旅店在经营上比较灵活，服务周到，因此成为官营驿亭的主要竞争对手。官办驿站是中国古代官吏公务旅行的服务体系驿传上的站点，分布在整个驿路上。官员根据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享受着驿传提供的不同级别的服务。与民营逆旅相比，官办驿站的经营机制十分僵化，官僚在使用驿站时公私不分，常导致驿站不堪重负，处于破产边缘，不少驿站成为荒无人烟的废墟，于是，驿和亭，成为送别的背景，人鬼相遇的场合，具有苍凉和悲壮的意味。与此同时，驿站还笼罩着一股浓厚的等级观念和势利风气。寺院旅舍也是古代接待旅客的设施，起初为接待游方僧人之用，后向游人开放，以达“结善缘，行方便”的目的。最初的寺院旅舍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政府为来华印度高僧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二人建立的“精舍”白马寺。此后，佛教渐盛，僧人来往日益增多，寺庙成了他们的当然旅店。与此同时，寺院旅舍也接纳非释僧旅客，文人及一般旅客止宿寺庙竟成一时风气。上述设施也是中国旅游史的基础内容之一。

第二，旅行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弛废与强化。

中国历代政府对旅行和旅游都有一定的政策与管理制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是建立在被形容为“汪洋大海”一般的人数众多、居住分散、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之上，为了加强对这些基层百姓的控制，历代中央政府都千方百计地防止他们四处流动和迁移，用“重农抑商”政策和“安土重迁”观念来束缚他们，使古代下层人的旅行和旅游活动大为减少。为了限制百姓外流和出门旅行，集权政府还四处设卡，检验通行证和符节，并实行宵禁制度。关卡一般设在城门和关隘等处，如孟尝君出函谷关时，遇卡不过，手下人装鸡鸣骗得关开，才逃出关去。至于出入城门，更是门禁森严。通行证和身份证古代基本是二者合一，称为“符”“节”或“传”，早在周代就已推行。《周礼·地官·大司徒》载：“无节者不行于天下。”没有通行证或身份证，外出旅行和旅游必将遇到种种麻烦。即使持有符节，夜晚也不许行走，《周礼·秋官》中的司寤氏，就是“禁宵行者、夜游者也”。南宋叶适所讲的一句话“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佚游，使从其教”^[25]，集中地反映了古代政府对百姓旅游所持的基本政策。这些措施导致了中国老百姓的喜静厌动心理。奈特·毕乃德曾对中国基层社会的这种静态状况做过分析，指出：“中国一直存在着某种流动：官员不得在家乡地区担任公职，政府的各级官员候选人必须通过乡试、省试和京试；军人和役卒由政府调遣；商人和运输工人在外乡工作；在经济和政治的大动乱时期，被逐出家门者到边远地区或海外去谋生。除了这些例外的情况，中国人一般只到附近的城镇，不会到更远的地方去冒险。”^[26]与此同时，中国历代政府还实行严格的旅行等级制度，根据不同的官员品级和身份等级，使用不同样式的交通工具，并在狭路相逢时确定通过的秩序。如汉代规定，官员出行乘车必须乘“法驾”，太守的法驾是四匹马拉的车，向上僭越和向下自贬，都要受到惩罚。这些内容，虽不是旅游史的主体内容，但却是中国旅游史的基础内容，也在了解和研究之列。

第三，旅游与中国社会阶层的关系，与中国社会节奏的变化等。

旅游史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还必须将旅游置于中国社会背景中，才能弄清其特色和面貌。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法专制政治，对传统旅游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政治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形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的基础是宗法一体化组织。宗法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的产物。到了周代则把它加以完善，确立了以嫡长子继承的基本原则，从王室到卿大夫、诸侯、士，以至于黎民百姓之家，都采用宗法制作为社会秩序的胶合剂，形成了“家庭—国家”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国家成为家庭组织的放大。在宗法制家庭中，父亲是一家之长，由嫡长子继承其位，父亲对全家人都拥有支配权。这种原则应用到国家身上，则国王（后来称皇帝）是一国之主，对全国人都有绝对的统治权。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孤家寡人，为了行使其绝对权威，不得不设官分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机构，皇帝—丞相—中央六部—各省—各府—各州县—各乡，从上到下，犹如一座坚固的金字塔，把整个社会牢牢控制在皇帝一人手中。这种专制制度，使中国传统旅游格局呈现“下静上动”的特征。但随着文人士大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权，皇帝也被牢牢限制在紫城深宫之内，于是出现了“两头静中间动”的特色。中间是流动的文官集团，起着连接和沟通上下两极的作用。

除了专制政府稳定社会的政策使下层群众很少远游外，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对古代旅游尤其是下层社会的旅游，也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宗法制讲究同族聚居，故产生了重血缘、重乡土的特点。同宗同族的人聚居在同一村落，祭祖的祠堂和埋葬祖先的坟墓都在这块土地上，成为族人重要的精神圣地。族人一生下来，就受到族长及同族人的关照，在其思想受到禁锢的同时，也沐浴着浓浓乡情。生在这片土地上，死则葬入祖坟，“入土为安”。宗法观念成为族人的重要凝聚力，使人产生了无尽的“桑梓之情”，无论走到哪里，都觉得根在故乡。正是这种浓厚的乡土观念对人们的外出旅游影响很大，使人很难离乡轻家地外出行游，即使不得已出了门，也是戚戚哀哀，思乡悲别。古代文学作品中反映游子思乡的内容层出不穷。同时，由于生活在社会基层和宗法网络中的广大百姓极少出门，缺少与其他地方的比较，所以总是觉得自己的家乡是最美的地方。于是出现了一种循环：农民越是出门少，越是觉得家乡美，越是觉得家乡美，越是不愿出门旅游和旅行。浓厚的乡情生动地体现在风行于民众之口的谣谚之中，如：“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离家一里，不如屋里。”^[27]由于热爱家乡，连家乡的乡音都十分珍惜：“离乡不离腔。”“丢了家乡口，不如守家狗。”出于片面而执著地对家乡的热爱和依恋，中国古人排斥外出旅行，认为离乡的行人是很可怜的。有谚为证：“出门三里地，就是他乡人。”“出门人，三分小。”“物离乡贵，人离乡贱。”古代人安土重居，不愿离乡远游，亦是缘于他们对出门所遇困难的恐惧。谚曰：“出得门多，受得罪多。”“在家不是贫，路贫贫杀人。”“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时难。”^[28]另一方面，下层社会在整体趋静的情况下，也有局部的游动。如古代江湖文化就是民间的一种动态文化，作为江湖文化的主要承传者的游侠、艺人和行商，他们的旅游活动则对整体主静的下层社会作了动的补充。宋明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了下层社会商务旅游的蓬勃兴起，但仍不足以改变农业大国整体趋静的风尚。宗法制导致对家园的眷恋和热爱，使国人较少跨出国门去旅行，除了张骞、班超、法显、玄奘、汪大渊、郑和等中国社会的非常之人（多是军人、商人、僧人或宦官）敢于出国旅游外，作为社会主流的文人士大夫和农民很少有跨国旅游的纪录。

在对下层百姓进行抑制的同时，专制政府对中间的文人士大夫的旅行旅游则网开一面，因为社会需要运转和循环，若将全社会的旅行和旅游都加以限制，则社会必然窒息，政权必然瘫痪。鉴此，专制政府不仅不限制社会中层的文人士大夫的旅行，反倒鼓励他们走出家门，出来做官，到各地去赴任，以实行对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的控制。为了强化皇帝专制，防止贵族官员独霸一方，隋唐后推行了科举制，通过从社会各阶层中选拔优秀人才出来做官，消除官员的世袭弊端。于是，求学旅游、赶考旅行、赴任旅行、谪宦旅游风行不衰，旅游者来往如梭，川流不息。科举制所引起的读书热和官吏文人化浪潮，推动了游山玩水、寻访古迹等审美旅游的发展。

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传统，导致男游女守格局的出现。“男主外女主内”限制了妇女的出行与旅游。东汉班昭在《女诫》中要求妇女“行己有耻，动静有法”，“专心纺绩，不好嬉笑”。唐代宋若华、宋若昭在《女论语》中也提出，妇女“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又说：“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宋司马光在其《家范·治家》中就要求“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门槛）”。清王之　在《王朗川言行汇纂》中规定妇德十三条，其中有“一曰干预外政；二曰入寺烧香”；“八曰看龙舟，观灯会，诸外场杂沓事”。更严厉的是，除要求妇女遮面慎行外，五代以后甚至强迫妇女缠足以限制其行动。元伊世珍《琅（环）记》中载：“本寿问于母曰：‘富贵家女子必缠足，何也？’其母曰：‘吾闻之，圣人重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阈中；欲出，则有帷车之载，是无事于足也！’”裹足之风后来席卷至下层妇女，而她们无车可坐，旅行和旅游的自由更是不复存在。后出的《女儿经》明白指出：“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裹万缠来拘束。”裹足使妇女失去了旅行的基本权利，成为完完全全的“内人”了。胡朴安纂辑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中引述了古代各种方志古籍的记载，反映出古代妇女很少有旅游的机会：“宁海县：妇女不出街市，此其俗之美者。”“金华县：女事妇工，不出闺门。”“东阳县：妇人女子，深处闺门，虽亲戚邻里亦不少接……其声色游燕玩赏花石之乐，举不崇尚。”“龙游县：妇人少出户庭。”“黄陂县：途鲜游女，贾人行客过其都，未尝见妇女面。”“云梦县：知遵礼法，妇女无游冶之风。”^[29]这些记载反映出古代妇女被排除在旅游行列之外，并且被旧式文人加以病态的赞美。

男游女守观念，使旅游成为男子的特有权利，而妇女不得不在家独守空闺，导致闺思闺怨文学的泛滥。汉代《古诗十九首》之一《庭中有奇树》，反映的就是妻子对远游他乡的丈夫的闺思之情，妻子见庭中佳木枝条又绿，不禁想起了远行的丈夫，乃“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但因“路远莫致之”，其实她心里也明白“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罢了。三国曹植在《七哀诗》中，曾拟作闺怨情态道：“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即荡子、游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尽管古代社会在节假日为妇女近游娱乐留下了一个缺口，但男游女守观念，仍使绝大部分妇女失去了远游的可能。

社会节奏的快慢及其变化，也与旅游风俗及旅行工具的选择有密切关系。战国时人出行乘马车，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中原开始出现骑马风尚，旅行速度和社会节奏随之加快。直到两汉，中原社会仍然以乘马车为主，官员乘法驾。刘邦彭城大败急于逃命时，仍然是乘马车奔逃。魏晋南北朝时，社会骑乘风尚为之一变，上下都以乘牛车为荣。史载石崇与王恺斗富的内容之一就是比牛车的快慢。社会节奏随之变慢，与慢条斯理的魏晋风度相匹配。唐代建立后，“大有胡风”，社会上下都以骑马为荣，不但官员上朝骑马进入，就连女人也是如此，有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宦官也不例外，“两骑翩翩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社会节奏急剧加快，唐代也成为最有活力的王朝之一。降至南宋，社会上开始流行乘轿出行，至明清时蔚然成风，导致社会节奏顿时减缓，整个国家和民族四平八稳，官员出行做事慢腾腾，使中国社会迅速落后于西方。当洋人的坚船利炮和突突而过的小火轮进入中国时，老大帝国便不堪一击了。改革开放后，高铁迅速发展，时速三百多公里，中国社会节奏进入了历史上最快的时期。从上可见，旅游并非孤立的出行和游玩活动，与社会制度、阶层和节奏都有联系，这些与旅游相关的社会制度、阶层和节奏应该属于中国旅游史的基础和背景内容，而载入史册。

三、中国旅游史的学术源流

1．中国旅游史的学术前史

随着中国现代旅游活动的兴起，对中国旅游史的学术研究也渐次展开，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30]。比较早的代表作是民国时期江绍原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一书，它对中国古人的旅行风俗和民族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因而被誉为中国旅游史研究的开山之作^[31]。

改革开放后，中国旅游史的研究与撰著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各种旅游史著作层出不穷，旅游通史、区域旅游史和专题旅游史的成果纷纷涌现，呈现出繁荣局面。

首先，旅游通史著作不断问世，胡世健和张敦仁合著的《华夏旅游史话》（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章必功的《中国旅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子今的《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王晓云的《中国旅游史话》（黄山书社1997年版）、王淑良的《中国旅游史》古代部分和近现代部分（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1999年版）、郑焱的《中国旅游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彭勇主编的《中国旅游史》（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马勇与余冬林及周霄合著的《中国旅游文化史纲》（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先后出版。

其次，断代旅游史的论著接连产生，专著有陈建勤的《明清旅游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巫仁恕和狄雅斯的《游道：明清旅游文化》（台北三民书局2010年版）、张俐俐的《近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经济透视》（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论文有刘德谦的《群书中先秦旅游活动绎释》（《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陈新岗的《秦汉旅游主体的构成》（《齐鲁学刊》2002年第4期）、周思琴的《魏晋旅游文化繁荣之二重因素》（《宁夏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魏向东和张承宗的《魏晋南北朝旅游风俗初探》（《江海学刊》2001年第2期）、刘春香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休闲游览活动》（《许昌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滕新才的《明朝中后期旅游热初探》（《北方论丛》1997年第3期）等。

再次，区域旅游史的论著纷纷发表或出版，专著有黄家城的《桂林旅游史略》（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向玉成的《乐山旅游史》（巴蜀书社2005年版）等，论文有朱国才的《宋室南移贵游渐盛——浙江旅游史略》（《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聿的《杭州古代旅游业发展历程探索》（《商业经济与管理》1988年第2期）、陈建勤的《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活动及其社会意义》（《扬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陈建勤的《明清时期的旅游消费及其支出——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消费经济》2000年第4期）、拜根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旅游简论》（《渭南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等。

复次，专题旅游史的论著不断出现，专著有王仁兴的《中国旅馆史话》（中国旅游出版社1984年版）、郑向敏的《中国古代旅馆流变》（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喻学才的《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谢贵安的《旅游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论文有郑焱的《中国近代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述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张俐俐的《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等。

最后，对古代旅行家的研究也成果迭现。如许宗元的《孔子思想与旅游文化》（《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李小波和赵夏的《比德之旅与心旅之路——孔子、庄子的旅游思想比较》（《旅游学刊》第2001年第1期）、王重九的《司马迁“南游”年岁和有关问题考辨》（《渭南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吴必虎的《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邬秋龙的《徐霞客出游考述》（《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文明元的《云南旅游资源的拓荒者徐霞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王安庭的《徐霞客西南游旅费杂考》（《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刘明的《徐霞客西南远行述评》（《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在上述旅游通史的研究成果中，值得一提的是王淑良的《中国旅游史》，分别对中国古代和近代旅游现象作了较为系统的缕述，并勾勒出各历史时期旅游的不同形态，被称为“中国第一本较系统的旅游史书”。郑焱的《中国旅游发展史》则侧重于历史上旅游活动与旅游经济之间的联系，比较重视各历史时期旅游交通与设施、旅游活动类型、旅游景点建设与开发、旅行家等专题的探讨。然而，旅游通史的研究和撰著，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旅游概念的界定比较模糊，导致研究和描述的对象不明，每本书都有自己的理解和选择，使得旅游史的面貌五花八门。

2．本书的特点

本书力图继承前人在中国旅游通史研究和撰述上的优良传统，吸取其优秀成果，尽量避免上述问题和缺陷，在概念的界定、体例的制定、范围的划定和内容的取舍上都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突出中国旅游史的传统文化特色和底蕴。

本书的特点是，从“旅”、“游”、“旅游”概念入手，探讨中国传统旅游的伦理意蕴和宗法关系。同时对儒、道、佛、玄诸家的旅游观念进行逐一介绍、辨析和探讨，将传统旅游活动背后的思想观念揭示出来。

本书还将旅游与传统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个金字塔形的结构，上面的塔尖是位于权力顶端、在紫禁城深宫中深居简出的皇帝及其家族，下面的塔基是附着于土地上“安土重迁”的广大农民，中间的部分则是流动的文人士大夫集团，将静态的社会上层和下层连接和沟通起来。中国的旅游主要发生在中间阶层，产生于文人士大夫的宦游和游学活动中。当然，这种两头静中间动的结构并非一开始如此，也并非恒久不变。其实，中国传统社会最初的阶层有两极，即游民和农民，游民特别是其中的流氓并不安于社会基层的本分耕作，而整日游手好闲，结交豪杰，一旦风起云涌，他们便乘势而起，夺取政权，成为帝王，为了加强对农民的统治，便引入文人士大夫为其治理天下，并通过三年迁转的“宦游”形式，防止其尾大不掉。然而，一旦文人士大夫掌握了意识形态大权后，便一手用“父母在，不远游”和“安土重迁”观念按住基层的农民，一手用“无淫于田无逸于游”和“长治久安”观念按住上层的帝王，对上下两个阶层的旅游都加以限制，导致中国传统社会整体趋静。虽贵为皇帝，也不能随意出游，许多生性好动的帝王，只得偷偷地“微服私游”。帝王从动态的流氓，变成静态的贵族。与此相反，附着于土地上的农民，在土地减少、赋税加重和商业兴起的背景下，不少人开始抛弃土地，从事游贾活动，“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如宋代和明朝中后期就是如此。静态的农民，又演为动态的流民。在中国社会这种动静转换过程中，旅游活动发生着起伏变化，这是其他国家的旅游活动所没有的特殊现象。本书对此有较多的揭示。

【注释】

[1]高棅选编：《唐诗品汇》第6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45页。

[2]何光远：《鉴戒录》卷2，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3]何光远：《鉴戒录》卷5，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页。

[4]《史记·游侠列传》。

[5]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何光远：《鉴戒录》卷2，载《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7]《李师师外传》，载《唐宋传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8]以上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9页。

[9]《史记·苏秦列传》。

[10]《汉书·高帝纪下》

[11]《礼记·王制》：“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

[12]《后汉书·章帝纪》：“今肥田尚多……务尽地力，勿令游手。”又王符《潜夫论·浮侈》：“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国舆，真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

[13]《庄子·在宥》：“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何往。”《汉书·食货志》：“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

[14]《韩非子·五蠹》：“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

[15]《汉书·食货志》内载贾谊上书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他建议：“今殴（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南亩。”

[16]孙文昌主编：《旅游学导论》，青岛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17]乔修业：《旅游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8]谭宗尧：《旅游营销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唐甄：《潜书·善游篇》。

[20]《孟子·尽心上》。

[21]《荀子·劝学》。

[22]倪其心等：《中国古代游记选·前言》，中国旅游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23]《汉书·贾山传》。

[24]《李师师外传》，载《唐宋传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25]叶适：《醉乐亭记》，载《历代山水小品》，湖北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6页。

[26]［美］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载［美］布莱克编，杨豫等译：《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27]元·佚名：《朱砂担》。

[28]褚人获：《隋唐演义》卷10。

[29]以上皆引自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0]对旅游史学术成果进行综述的学者不少，如张楠楠的《中国旅游史研究综述》（《天中学刊》2010年第4期，第106～107页）、许春晓的《中国旅游史的研究成就及其学术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第69～74页）等。

[31]王德刚：《中国旅游学研究探源——简述〈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