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主流流派简评

二、西方女性主义主要流派评析

在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推动下，女性主义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阐释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提出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由于观点不同而分化出众多的理论流派，主要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等。其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学界通常称之为传统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本书重点介绍该三大流派和对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产生深刻影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早期理论流派，它是从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发展而来的一种女性主义思想和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等。其主要理论观点概括如下:

1．批判传统的性别观念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批判了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理性上是低劣的传统观点和女性应当屈从于男性的错误思想，认为女性具有与男性同等的道德、理性和智慧。她们反对强调性别差异，认为所有的男性和女性都是生而平等的。理性是将人类从动物中区别出来的能力，是公民资格的基础，女性同男性一样具有理性和能力。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代表作《女权辩护》(1792年)中极力倡导理性，认为女性应当成为理性的主体，成为自主的和自己能够做出决定的人。她指出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自由地做出理性的选择。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年)中指出:“整个世界，包括那班孜孜不倦的男人，都无视和忽略所有那些社会状况的影响，他们愚蠢地贬低妇女的智力本性、愚蠢地赞颂妇女道德本性，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更显著的盲目无知的例子了。”

2．主张给予女性平等的教育机会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之所以在理性和能力上与男性存在差异，并非是天生的，而是由于教育方面的机会不均等造成的。男女教育不均，导致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不利地位。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一书中指出:“我曾经阅读各种讨论教育问题的书籍，耐心地观察过父母的行为和学校的管理情况，我深信忽视对于我的同胞们的教育乃是造成我为之悲叹的那种不幸状况的重大原因。”⁽⁵⁶⁾穆勒指出，“一个性别从属于另一性别是错误的”，认为女性的能力看上去确实低于男性，是长期的社会压迫和错误教育的结果⁽⁵⁷⁾。男女两性应当接受同等的理性教育，教育能够发展人的理性和道德能力，能够充分实现人的潜能。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的独立自主要通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来实现，教育能使女性成为理性的、独立的和对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人。

3．倡导男女权利和机会平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从主张社会正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为每一个人发挥潜能创造条件，社会应当在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方面为男女两性提供平等权利和机会。如穆勒认为，“如果社会要达到性的平等，或者社会性别公正，那么它必须给女性提供同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以及男人们乐于享有的、同样的受教育机会”⁽⁵⁸⁾。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主张通过废除歧视性的法律来改变社会的不公正，以法律促进性别平等的推进。她们争取妇女投票权，主张给男女两性同等的竞争机会，为女性提供发挥潜能的条件，以实现两性价值平等。

4．提出对传统女性家庭角色的反思

1963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流派的代表贝蒂·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她针对当时美国一些受过教育的女性满足于做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的现实，指出这正是父权文化影响的结果。对女性来说，理想的家庭主妇的形象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她提出:“当代妇女需要在全日制的公众劳动大军里找到有意义的工作。妻子和母亲一段时间不在家，这能让丈夫和孩子成为更有自立能力的人，他们可以学会自己做饭，洗衣服”，“女性奥秘的错误不在于看重婚姻和母亲身份，而是过分重视这两种实践方式，把这些看做妇女全部人性需求和欲望的答案”。她主张女性应当从家务领域中解放出来，这样“她就会发现自己有许多时间和精力，可以到家庭之外的‘创造性的工作’中去发展她全部的自我”⁽⁵⁹⁾。她思考了将婚姻、做母亲和事业结合的困难，认为女性应当在家庭与事业间取得平衡，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社会应当为女性提供有利的条件。

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主要有:它强调两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平等权利，忽视了私人领域中的权利关系;在其性别平等的理论中，单纯地追求以男性为标准的平等权利，忽视了女性自身的特点，本质上仍是父权文化思想;它主张通过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争取投票权和相应的法律改革等来消除男女不平等，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地位，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和父权社会的本质。

(二)激进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是在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中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盖尔·鲁宾(Gayle Rubin)和玛丽·戴利(Mary Daly)等。其主要理论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父权制理论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性别压迫是整个社会对妇女最基本的压迫机制。对女性的压迫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形态，是其他社会压迫的基础。米利特最早将父权制的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她提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深深潜伏于父权制的性/社会性别制度里”⁽⁶⁰⁾。她在《性的政治》(1970年)中指出，男性对公众和私人领域的控制构成了父权制。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是建立在男权文化基础上的，妇女要解放，必须根除男性统治。激进女性主义把父权制界定为男性主宰、压迫和剥削女性的社会机制和实践的系统，包括男性主宰社会的所有结构和组织。女性被剥夺了进入这些结构和组织的机会，因而处于无权的状况⁽⁶¹⁾。父权制理论是激进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建树。

2．主张通过生育技术革命，实现妇女解放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造成女性屈从于男性和男性统治的原因，根源在于女性的生育角色。男性对性和生育的控制，导致了妇女的屈从。妇女的性和生育角色使她们依附于男性，这限制了妇女作为完整的人的发展。因此，实现妇女解放，仅仅变革性/社会性别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变革生育机制，以人工(子宫外)繁殖代替自然(子宫内)，通过生物学革命和社会革命来促成人类的解放。只要消除两性的生理差异，就能改变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不利处境。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1970年)中阐明的观点，“无论妇女在教育、法律和政治上获得了多少平等，无论有多少女人进入了公众行业;只要自然生育依然是常规、而人工的或技术辅助生育是例外，那么对妇女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的改变”，“妇女的解放要求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⁶²⁾。只有通过生育技术的进步，使生育过程脱离子宫，妇女的地位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她们认为，要消除性阶级体制，必须首先消除导致妇女受压迫的生理基础。

3．提出性阶级(sex class)的概念

激进女性主义者对私人领域中的性别压迫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重视。她们认为，男权的统治在整个社会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公共领域，也同样存在于私人领域，例如家庭和性就都是父权制统治的工具。费尔斯通提出性阶级的概念，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育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等的倡导下，有些激进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反对私人领域中男性暴力问题，致力于推动反性骚扰、反色情法令等立法和司法实践。

4．阐述了两性的生理和气质差异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夸大了男女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赋予男性以统治的、主宰的等积极的角色状态，给女性以从属的、屈从的等消极的角色状态。盖尔·鲁宾进一步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认为父权制社会以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为基础，建构出一套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父权制的社会中，这种僵化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被制度化，规范着人们的身份和行为。“要成为完整的人，女人必须摆脱虚假的身份——父权制为她建构的女性气质。”⁽⁶³⁾“男女两性首先都要认识到，妇女并非注定是消极的，男性也并非注定是积极的;继而两性应该发展出一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结合体，无论这种结合是什么样的，它都将包括那些最能反映其个人独特人格的女性特点和男性特点。”为彻底打破这种气质模式对女性的束缚，有些激进女性主义者提出了雌雄同体的设想，认为理想的雌雄同体的人，应是结合了最好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性格特征。

激进女性主义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剖析了女性受压迫和实现解放的途径，由于其产生于反传统、反主流的特定时代背景中，因此带有某些激进的、极端的时代烙印。对其的批判主要有:它过于关注女性的个人经验，忽视了对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制度方面的分析;它片面强调男女差异的对立，对两性生理差异的分析过于极端化;它排斥、否定男性，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男性，容易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误导;还有学者对激进女性主义关于通过生物技术的改进来实现妇女解放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人类进化的自然生物规律，缺乏有力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等。

(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对这一概念的表述上，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两个概念等同，如“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亦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⁶⁴⁾也有学者将其分别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流派，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⁶⁵⁾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两个独立的思想流派，但由于存在密切的关系，而将其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⁶⁶⁾。本书赞同第三种提法，理由是:其一，这两个流派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其哲学基础是共同的;其二，两个理论流派的观点虽然有所区别，在某些方面各执己见，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主要的方法论也十分相近;其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二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有: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艾里斯·杨(Iris Young)、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阿利森·贾格尔(Alison M．Jagger)等。其主要理论观点有:(www.xing528.com)

1．揭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所受的压迫是私有制而导致的阶级压迫的产物，阶级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阐释妇女受压迫的重要分析工具。本斯顿在《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1969年)一书中指出，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在于经济。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社会性别盲点(gender-blind)。由于忽视非经济性的压迫，导致它无法解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仍处于从属地位的事实。她们认为，妇女在获得经济独立后之所以仍受压迫，是因为除了阶级压迫外，妇女还受男性的压迫，由于父权制与阶级的交互作用，构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海蒂·哈特曼指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相互强化、相互依赖的制度，妇女解放取决于这两方面的斗争。“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既不是‘阶级歧视’，也不是‘性别歧视’，而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⁶⁷⁾

2.探讨妇女解放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父权制的，因此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本身就是反资本主义的，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妇女解放。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试图用异化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解释妇女受压迫的现实，主张消除资本主义对妇女的异化和劳动的性别分工。阿利森·贾格尔在《女性主义政治学与人性》(1983年)一书中，用异化概念分析性别问题，阐述了她对妇女异化的思考。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旨在推翻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必须与旨在消灭性/社会性别制度的具体的女性主义革命相结合”，“为了使社会真正充满人性，必须推翻父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⁶⁸⁾。1966年，朱丽叶·米切尔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中，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分析方法，将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儿童社会化，认为这些方面的历史变化决定了妇女的地位和现状，要实现妇女的解放，就必须改造这四个方面的结构，争取妇女解放的途径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以精神分析从意识形态上颠覆父权社会”⁽⁶⁹⁾。

3.重新审视家务劳动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不但关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劳动，而且极为重视女性在私人领域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她们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家务劳动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妇女的家务劳动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认为马恩的劳动价值论忽视了对妇女的家务劳动所产生的价值的分析。她们一方面反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虽然妇女已经参与社会劳动，但却仍处于受压迫和歧视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提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如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家务劳动是否符合价值规律?它是否创造剩余价值?等等。玛格丽特·本斯顿认为，“除非妇女能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包括照顾孩子)等责任中解放出来，否则，她们参与社会工作只会是继续承担双重负担”。因此，她“把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置于首位，而不是首先推动妇女进入公共劳动，这样只会使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更加恶劣”⁽⁷⁰⁾。家务劳动成为制约妇女解放的关键，她们建议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或者给家务劳动计酬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们对劳动性别分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主要有:它仅从经济的角度考察妇女受压迫问题，关注资本对女性的压迫，忽略性别压迫，忽视对社会结构和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分析;它的家庭概念过于简单化，很少讨论与性相关联的问题;它用阶级作为核心的分析范畴，但无法解释女性受压迫的具体情况，以及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女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同样受歧视;它“提出了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但并未说明用什么取代父权社会，因此未能对父权社会进行有效挑战”⁽⁷¹⁾。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伴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出现的一个崭新的女性主义理论流派。它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观点，在对现代女性主义各流派长达百年的理论纷争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力图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探寻妇女解放的问题。由于其独特的颠覆性和挑战性，成为在当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理论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南希·乔多萝(Nancy Chodorow)、卡罗·吉里根(Carol Gilligan)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tler)、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和露丝·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等。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内部理论观点众多，概括起来，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否定所有宏大的理论体系(grand theories)，强调关注差异性、特殊性和多元性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认为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主张对“元叙述”和“宏大叙述”进行解构。他们反对绝对真理的霸权，对奉为神圣的真理、理性、知识进行解构。在认识论上反对二元对立，坚持多元论立场;否定事物的普遍性和同源性，关注事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些思想为女性主义者破除性别不平等、反对男权中心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女性主义者认为应当重新审视传统的大型理论和宏观概念的合法性。“大约从1980年开始，许多女权主义学者逐渐抛弃了建立宏伟的社会理论的打算。他们不再探寻性别主义的原因，而开始转向更有限的对象的更具体的研究。”⁽⁷²⁾后现代女性主义“致力于批判现代社会所有那些高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认为“以前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都过于概括了”，“就连‘女人’、‘父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⁷³⁾。例如“女性”的概念是在男权中心社会、并由男性来界定的，并不能反映女性的本质特征。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建立后父权制理论，认为“后现代女权主义的理论概念应当反映出事物的暂时性……应当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它应当用多元和综合建构的社会认同概念取代单一的‘女性’和‘女性气质的性别认同’的概念;它应当把性别当做其他许多概念中的一种，同时关注阶级、种族、民族、年龄和性倾向问题”⁽⁷⁴⁾。因此，她们把研究的重点由建构大一统的理论转向了适应差异性和变化的小型理论的探讨，如建立社区理论，关注小范围的社区经验等。如朱迪思·巴特勒对传统女性主义的“女人皆受男性压迫”的大一统理论进行了批评，认为:“世界上并不普遍地存在着类似传统女性主义描绘的男权制度。传统女性主义过分地自我中性化，把自身经验当成全球妇女的普遍经验。”⁽⁷⁵⁾

2．话语即权力的理论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将理论概念的中心由“结构”转变为“话语”，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理论。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对象都要通过文本才能被理解，才能被赋予意义，因此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正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由于中心或本源的缺失，一切都变成了话语。”⁽⁷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权力要通过话语表现出来，话语即权力，已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话语权力的模式之上的。

权力话语理论，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斗争领域和武器，女性主义者从只关注事物转而更加关注话语。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在父权制社会的文化领域里，男性具有文化符号体系的操作权，话语理论的创作权和语言意义的解释权。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要获得这种话语权，就必须丧失自己作为女性的主体，丢弃自己作为女性特有的生存方式、体验方式和言说方式，而不得不用男性社会已经僵化的、制度化的、理性化的口吻、词汇、意向和符号去说话，从而失去自己的女性特性，以便进入准男性的话语机制”⁽⁷⁷⁾。埃莱娜·西苏认为，语言是主宰文化的重要力量，它可以控制主体的思维方式。要推翻父权制，就要从语言批判开始。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男性霸权话语对女性的压迫，女性长期以来丧失了自我。因此，必须反对传统的男性霸权话语，建立女性的话语，通过形成新知识，建立多元的性别话语体系。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还反对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轻身体的传统，主张关注身体的重要性。受此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提出女性话语是与女性的身体紧密相连的，是对女性的真实生理和心理体验的表达。埃莱娜·西苏提出，女性要用“身体写作”，女性写作就是要消解语言中的男性成分，让女性的身体发言，倡导阴性书写。通过女性自己身体的真实写作，创造出女性话语，代替惯用的男性话语，实现对男性话语权力的解构。

3．反对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

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女性主义也对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等理论提出质疑。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认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指出单纯从生理决定论、社会性别论等的角度分析女性地位是不全面的，应当考察女性从属地位的全过程。她们对传统的二元对立提出挑战，提倡多元论的模式，认为所谓的男性/女性、理性/非理性等普遍概念和理论，实际上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结构的产物，并不能体现人的主体性，真正意义上的人，应当是感性和理性、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体。后现代女权主义不仅反对性别的两分，而且反对性别概念本身，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她们所关注的不是向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挑战，而是敦促人们彻底摈弃男性女性、黑人白人这些词语，反对把这些词语当作跨越时空和文化的、不可改变的、惟一的、本质上的类别。”⁽⁷⁸⁾

4．关于标准化或正常化(normalisation)及惩戒凝视(disciplinary gaze)的观点

福柯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关于标准化或正常化及惩戒凝视的观点。他认为:社会通过纪律管束人们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正常化过程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上述思想，认为“女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⁷⁹⁾。妇女就是处在来自社会和自我的双重压力之下，妇女既是男权文化压迫的结果，也是自我约束和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⁸⁰⁾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破除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标准化、正常化的束缚，使妇女获得自由和解放。

5．倡导在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平等，关注女性主体性

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注重女性之间、女性与男性之间因国家、种族、阶级等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主张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男女平等观取代传统、抽象的男女平等观。她们批判了传统女性主义理论把人的特质划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大类的观点，提醒人们注意男女两种性别内部各自拥有的差别。后现代女性主义赋予“差异”以特殊地位，认为应当承认和接受不同的阶级、种族、民族、肤色、地区、文化和历史中的女性之间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关注不同女性的特殊性，反对普遍化的概念模式。她们所主张的男女平等，是在承认个性独特性的前提下的两性的具体平等，通过肯定女性的主体地位，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使女性在做女人的过程中从众多不同方式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扭转因男权统治而造成的女性的边缘地位。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判主要有:后现代女性主义过于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忽视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存在的意义;在对所谓男权中心、宏大理论等进行否定和解构的同时，也陷入解构和建构自己理论的二难矛盾之中，自身也面临着宏大叙述和如何建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困扰;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毕竟是运用后现代的男性思维和理论，需要借助男性权威来开展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缺乏自己的话语权力。

近20年来，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女性主义所关注的领域也日益拓展和深化，在一些领域开展了更加深入的性别研究和社会实践，如关于身体、时空观、反色情、性骚扰、消费文化与女性消费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探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由单纯的政治领域扩展到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哲学、法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猛烈地冲击了传统的知识观念，为人类反思历史、认识世界开辟了新视野。女性主义以其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逐渐改变着女性的命运，同时也在更新人类文化知识和理论观念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