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女性主义方法论的适用

四、女性学的研究方法

女性学的研究方法本应属于女性学研究内容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女性学研究方法目前在国内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对一些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故在此专门辟一个专题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尝试，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一)女性学的研究方法的特点

从国外的有关妇女/社会性别学的研究方法来看，鲜有女性学研究方法的介绍。这里所指的方法论是指广义上的方法论，它既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也涵盖完成研究目标所涉及的具体方法。在是否存在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研究方法问题上，西方女性主义者之间向来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几乎很难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美国女性主义者桑德拉·哈丁认为，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往往将方法、方法论与认识论问题纠缠在一起，而没有认识到它们之间虽然有复杂的关联，同时却是相互区别的。女性主义在讨论方法或方法论问题时，往往将这三个方面混杂在一起，缺乏清晰的概念，结果不能厘清作为女性主义社会研究最独特的东西是什么⁽²²⁾。

在中国大陆，对女性学的方法论论述很少，倒是有相近的几个概念为女学性的方法论提供了启发和借鉴。在学术界，女性主义方法论(许艳丽谭琳2000;刘军2002;吴小英2003;高红艳2006)、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方法(张宛丽2003)、女性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刘霓1997)、女性研究方法(刘霓2001)和女性学研究方法(叶文振2006)这几个相近的概念常常含义不清，边界不明，且常常被交替使用，人们常常将以上几种说法笼统地称之为“女性主义方法论/研究方法”。刘霓在《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一书中阐述的虽然是女性研究方法，但是，女性研究方法对于我们建构女性学的方法仍然具有启发作用。她把女性研究及其与研究方法的关系概括为以下几点:⁽²³⁾一是女性主义为女性研究提供观点，而不是一种方法，但为新方法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基础。二是女性研究使用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单一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三是女性主义研究是跨学科的，涉及多领域的研究和成果的综合。四是女性研究的目的在于社会变革，即既推进妇女的福祉、也贡献于知识生产，为相关工作提供政策和制度支持。五是女性研究服务于对差异性的认识，不仅为女性认识、揭示和研究妇女之间的差异，而且也不断地批判所有的主流学科研究中无视这一差异的倾向。六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参与，即个人经验与研究项目也是相关的，研究者的个人特点有时会成为女性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某种意义上说，“从个人经验出发”是研究者确认自己是从“妇女的立场出发”的一种方法，它有助于限定研究主题、寻找资料来源和获得其他研究者的信任。

作为国内系统阐述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女性学学者叶文振把女性学的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²⁴⁾第一，从研究方法层面上来看，在社会性别哲学思想方式指导下，把统一社会性别方法论和相应的具体研究方法相结合;第二，从收集资料来看，兼顾描述和解释，但以解释为重;第三，从分析手段来看，综合运用实证/定量分析和解释/质性研究，但以解释主义的质性研究为主;第四，从研究方法发展来看，兼顾多学科吸收和跨学科创新，但以跨学科性的研究方法为首。

目前在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初创时期，女性主义方法论/研究方法对我们研究女性学方法论依然是适用的。据此，本书认为，女性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一般的方法论原则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女性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对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最根本的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女性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以唯物史观指导女性的研究，按照唯物史观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女性，分析两性所处的社会境遇。具体来说，就是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的一般状态，分析女性面临的实际问题，分析人的生存与发展、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从法律、政策和制度等多层面解决现实中的女性问题，指导女性尤其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实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形势下，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重新梳理女性研究的成果，特别是“社会性别理论”的精髓，使女性学研究更理性、更深刻。

2.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来看，女性主义及社会性别视角是女性学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认识论又称知识论，女性主义知识论的任务在于揭露传统知识论对女性的歧视，摒弃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不平等，质疑占统治地位的所谓“真实”、“客观”、“普遍性”的知识，创立新型的女性主义知识论。桑德拉·哈丁(Sandlra Harding)认为不存在独特的所谓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只存在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舒勒密·雷恩哈茨(Shulamit Reinharz)将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归纳为10条:(1)女性主义是一种研究视角，不是一种研究方法;(2)女性主义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3)女性主义研究包括对非女性主义研究的持续批判;(4)女性主义研究是由女性主义理论所引导的;(5)女性主义研究可能是跨学科的;(6)女性主义研究以创建社会变革为目标;(7)女性主义研究努力代表人类的多样性;(8)女性主义研究常常将作为人的研究者包含在研究范围之内;(9)女性主义研究常常试图与被研究的人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互动关系;(10)女性主义研究常常与读者建立一种特殊的关联⁽²⁵⁾。国内有学者⁽²⁶⁾认为，女性主义的学术价值，很大一部分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从学理上讲，一方面，女性主义方法论与人类学的方法论有共同之处，就是关注“他者”的经验、立场和看法;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与建构论的“主体间性”方法论以及当代社会学、经济学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方法，也有共同之处，即注重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注重同一问题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这种方法论往往具有对既定成见和话语霸权的纠偏作用。

女性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原则就是强调社会性别的核心作用，重新诠释性别的概念，把它作为研究的基本视角和分析范畴，让主流研究中被忽略的议题、领域、经验浮出水面⁽²⁷⁾。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让我们看到了除阶级、民族、阶层等种种社会关系之外的一个更重要的关系——社会性别，它渗透到所有社会关系里，深入到社会结构制度的各个层面，参与构造了社会关系秩序，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等同于妇女发展的问题，解释在中国快速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被很多宏大的社会主题掩盖的性别问题，如出生性别比畸高问题、女童失学问题、妇女自杀率偏高问题、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性骚扰”问题、离婚率上升导致单亲母亲贫困问题、妇女艾滋病感染者比例日益上升的问题，等等。自我国引入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以来，社会性别理论对促进我国妇女问题研究和妇女运动的实践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增强了从性别角度分析社会问题的力度，使人们认识到不同的社会发展政策会给男女两性带来不同的影响，推动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发展进程。

但是，中国的女性学在运用西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时需要处理好几个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即:坚持性别分析与阶级、权力等分析视角的结合，防止出现性别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人为隔离或者简单化的性别万能趋势;扩大跨学科力量之间的对话，在坚持学科传统和方法的同时突破学科的界限，这是进入学术主流的重要一步。在方法论上坚持开放和多元的策略，坚持批判与宽容并存的原则，保持与正统学术和知识走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不要将自己束缚在女性主义的圈子里⁽²⁸⁾。

3.从女性学的分析手段来看，把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与以解释主义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二者相结合，但以解释主义的质性研究方法为主。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在如何解释社会现象方面主要有两大理论范式:一个是实证主义，另一个是解释主义。实证主义认为，人的社会行为可以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科学地去观察和解释的，也只有观察到的才是真实可靠的。实证主义者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认为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研究者完全能够发现存在的“客观真实”，他们通过假设检验来证实认识的真理性。解释主义方法反对将社会现象等同于自然界，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人是有意识、有情感和主观能动性的，会对相同的环境作出不同的反应。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只能依据人类行动和行为、依据个人所提供的感受和意义来进行，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个人的立场、地位、身份也是组成部分之一，社会科学不可能做到完全价值中立和客观，基于此，在研究方法上就出现了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分野。实证主义者一般习惯使用定量研究，定量研究方法主要指问卷调查、实验法、统计法等可以通过量化获得数据来说明问题的方法。质性研究不是以由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建构知识的，而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以归纳法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也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方法，质性研究是多种方法的集合，涉及一种针对所研究题材开展的解释性的自然主义研究方法。质性研究者们使用符号语言学、叙述、目录、话语、档案分析，甚至统计学。他们也借助并利用常人方法学、现象学、诠释学、扎根理论、解构主义、人种学、访谈、心理分析、文化研究、调查研究，以及参与式观察等手段、方法和技术。

女性主义大力倡导的质性研究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对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所谓的“客观性”、“价值中立”和“科学性”提出质疑。人类社会性别研究者周华山指出，女性主义方法学所反对的，并非实证研究方法本身，而是把“客观”、“普遍定律”、“第一手资料”奉为绝对真理的实证主义。女性主义指出，所谓客观资料与普遍定律，皆是特定社会性别、阶级、文化、历史与权力体制下所建构的阅读与话语，女性主义方法学的目标是让被研究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过去主(研究者)客(述说者)对立居高临下的精英霸权，让述说者在研究过程中最终得到力量与发言权，彻底改变研究者以客观主体自居并驾驭述说者及研究过程的“上下”、“主客”二元权利模式⁽²⁹⁾。

第二，指出定量研究中常用的演绎法研究论证存在的局限。定量研究采用演绎法的研究论证步骤，研究者由既存理论推演假设，再由假设选出概念，进而界定概念，再根据概念的定义设计问卷。这样的演绎法研究论证步骤把既存的理论当成研究的开端，也就是说研究者从选题、提问开始就已经受既存的知识范畴的规范限制，这使那些原来没有纳入既存知识范畴之内的、非主流的议题、社会现象，或是人生经验，更难有机会进入知识范畴之内，并开始对一种新知识的创造、累积和再造⁽³⁰⁾。

第三，对研究过程中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利关系进行反思。在定量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居于权威、主导的地位，研究者决定用哪个理论框架，怎么推演假设、界定概念、设计问卷。被研究者则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他/她只能按研究者所设定的框架、所界定的概念和以研究者的话语来表达他/她的经历⁽³¹⁾。质性研究的主旨就在于发觉当事人的经验，从当事人的经验、角度来了解他/她的世界，而不是用一些社会上或学术上的、已存在的偏见或刻板印象来了解或评断一种社会现象或一件事例。这对那些向来没有机会使他/她们的经验被包括在知识体系内的弱势群体特别有意义，也意谓着既有的知识内容会受到新的知识内容、视角的冲击。

4.从收集资料的具体方法来看，女性学主张社会性别框架下的多学科性的研究方法。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舒拉米特·瑞恩哈茨特别强调了女性主义研究方式的多样性，指出“在女性主义研究中，不存在‘方法论的精英主义’，或‘方法论上正确’的定义，取而代之的是许多个体的创造性和多样性。女性主义研究就像是变形虫，它发生于任何地方，走向任何方向，遍及所有的学科，运用所有的方法……这条变形虫是由妇女运动滋养的，而女性所受的凌辱和怀抱的希望又孕育了妇女运动。”⁽³²⁾女性主义研究内容涉及面非常之广，从女性的心理健康、婚姻家庭到劳动就业等诸多方面，无所不包。它渗透到所有的学科并使用所有的方法，有时是单独地使用，有时则是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但这一切都是在社会性别框架之下进行的。所以，女性学方法论反对方法论的精英主义，主张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以消除等级制的民主、平等的研究模式为目标。(www.xing528.com)

(二)女性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关于女性学的研究方法，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认为，收集资料和证据的方法不外乎三种类型:一是访问被调查人并倾听他们的心声;二是观察他们的行为;三是考察其历史的踪迹和记录。女性主义研究者可以运用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只不过其运用的具体方式可以有所不同，这些对熟悉的研究技巧的不同运用依赖于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在此意义上，她认为不存在独特的所谓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只存在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³³⁾。刘霓从女性研究的角度，认为女性学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运用的主要方法有:访谈方法、人种志方法、调查研究和其他统计形式、实验研究方法、跨文化研究方法、口述史及个案研究，等等⁽³⁴⁾。刘军从女性主义社会学的视角，认为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有:比较方法、内容分析、定量方法、口述史方法、半结构式访谈方法、音像技术，等等⁽³⁵⁾。叶文振则把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类，他认为，“按照研究方法的功能，我们可以把女性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大类别，它们分别是理论建构方法，如性别归纳法和性别演绎法;资料收集方法，如观察、口述、访谈和性别统计等;以及假设检验方法，如性别比较法和实验检验法等。”⁽³⁶⁾结合国内外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本土经验，本书简要介绍女性学收集资料的几种常用的方法。

1.半结构式性别访谈

半结构式或非结构式访谈是一种定性的数据收集技巧。它不同于人类学研究中的访谈，需要研究者长期参与被访者的生活。它也不同于调查研究或结构式访谈。它是非结构式的和开放式的，提供了许多非标准的信息;不仅能够收集到直接的经验资料，而且可以通过探索被研究者对于现实的看法而形成自己的理论。开放式访谈研究探索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从而使研究者形成理论;以这种方式补充了偏重定量的、试图检验预先假设的社会学封闭式访谈的不足。所以，半结构式访谈已经成为女性研究学者寻求获取她们的回答者在解释有关其生活数据方面积极参与的主要方法⁽³⁷⁾。女性主义方法论尤其重视女性经验和语言，特别是来自草根女性日常生活的经验和语言。半结构式性别访谈适合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时很少发声的、书写能力较弱的、不便于在公众场合说出自身经验和感受的女性人群。其主题涉及家务、母亲、宗教经历、暴力经历、性虐待与性骚扰以及有关堕胎和生育孩子的个人决定等等。与传统访谈不同的是，一些女性学学者还提倡自我表露的做法，特别涉及敏感的问题时，如乳腺被切除后和遭受强奸后的感受。美国学者H.S·坎贝尔(1839～1918)，在她对糖果店女工及其男性雇佣关系的研究中就使用了访谈的方法，并将统计数字写进她在1887年出版的著作《贫穷的囚犯:妇女雇佣劳动者，她们的职业和她们的生活》和《妇女雇佣劳动者》两本书中。在书中，她将一个个访谈的内容写成故事的形式，这些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广大公众的心⁽³⁸⁾。

在访谈方式上，半结构式性别访谈也充分体现了女性主义特有的平等、开放和参与的特点。如重视访谈前与被访谈者建立信任关系，尊重被访者的感受和经验;在访谈地点、方式等方面尽量尊重被访者的意见，对被访者感同身受;在访谈之后与访谈对象建立起长久紧密的联系，并重复进行深入的谈话等都是性别访谈方法所独具的特点。

2.实地观察法

女性学实地观察法是女性学研究者为观察员，或女性研究者和当地的被研究女性同为观察者，对要研究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性别问题进行实地考察。这种方法偏重于解释，依赖于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环境中去，目的在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理解和认识。根据女性学学者刘霓的分析，女性学的实地观察至少在三个方面不同于人类学家使用的传统的田野调查。第一，参与性观察者把妇女作为她们社会经济活动中、政治世界中正式成员来看待，无偏见地而且是记实性地描述妇女的生活和活动，以及她们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二，不是从男性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妇女自身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她们，让女性自身来解释和估计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第三，将妇女行为和性别经历视为社会背景和结构的使然来加以描述，而不是孤立地或脱离社会实际地观察她们⁽³⁹⁾。周华山花了三年时间在云南的泸沽湖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田野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无夫无父的国度》一书。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得到了当地摩梭人的肯定，认为是摩梭人的真实写照。在《无父无夫的国度》中，他就成功使用了女性学的实地观察方法。

3.口述史研究方法

口述史研究是以文献资料为前提的。课题的制定、访谈问题的设计、访谈对象的选择、访谈过程的引导、口述材料的取舍、分析和整理，都需要一定的知识作为背景资源。访谈者对文献史料掌握得越充分，就越容易与口述者沟通，口述内容的质量也就越高。但是，妇女口述史研究者，在面对这些材料的时候，应自觉以性别视角对其进行分析⁽⁴⁰⁾。口述方法不是妇女研究的独创，但它却格外受到女性学者青睐。这是因为，有关男性生活的记录更易于形成书写的文献，他们是档案资料和历史学家分析的主体，而妇女在历史上往往是“空缺的”或“沉默的”。要了解她们，就要让沉默者讲话，为无言者立言。因此，口述史对传统史学有着补充和校正作用，它发掘了沉默的人群(如妇女、少数民族、社会底层)和人们沉默的声音(私人情感、生命体验等)，使得史学有可能更完整地记录“人”的和普通人的历史。女人曾经“未载入史册”，以及历史上学术界中“女性的沉默”，使得妇女史研究不得不从“打破沉默”、“让女人发言”开始，这与口述史原则不谋而合⁽⁴¹⁾。女性学的口述史方法是指通过女性口头自述获取研究素材，可以是单人口述，也可以是某一女性群体的众口叙述;可以回顾一个女性一生的生活经历，也可以全方位的描述一个特殊女性群体的生活片断或在某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可以是方言口说，也可以是诗歌颂唱。刘霓认为，与文字记录相比，女性口述史还为研究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产生了许多关于妇女的新资料。女性研究的口述史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主题型、传记型和自我型⁽⁴²⁾。

女性研究的口述史与访谈、自传和传记的联系既紧密又各有特点:访谈与口述史类似，但访谈更集中于某种特殊的经历或现象，比如宗教经历、暴力经历、性虐待、性骚扰，以及有关堕胎经历，等等。而口述史面对的是一个人过去更广泛的生活经历，包含了更多的主题。例如，由大连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学者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自1992年立项以来，参与者已达1000余人;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已有500余份，至今已成熟的独立子课题30余个。该项目历时10年，其成果之一是出版了“20世纪妇女口述史”系列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和《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共四本。

4.性别统计方法

虽然女性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对性别歧视的研究普遍运用的是质性的研究方法，但并不完全排斥定量方法。性别统计就是一种定量的性别资料收集方法，主要包括经常性的性别统计报表制度、性别抽样调查和普查等。性别统计是分析、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种统计方法，是性别视角的社会发展统计，也是按性别分类的统计资料，它能“敏感地”反映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各个层面所处的状况、取得的进步及存在的问题，也用做衡量两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地位、权力、作用和发展状况的尺度。性别统计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涉及指标多、领域比较广。第二，规范统计流程，关注性别问题。第三，发挥部门优势，整合数据资源⁽⁴³⁾。性别统计方法常常用来了解诸如人口、教育、就业、卫生与保健、家庭暴力、性骚扰、妇女贫穷、财产收入、时间分配利用，等等。

性别统计有这样一些优势，它可以使一个问题变得更广为人知，从一个小群体人们的经验可以归纳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焦点问题。例如有关性骚扰的统计信息促进了美国大学和公立学校体系中性骚扰委员会的建立，并实现了为个人提供法律帮助的目的。调查数据对于证明一个问题以某种特殊方式在人口中的分布是有效的，这一分布可能恰恰表明了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通过分析还可以找到防止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统计研究还有助于确认群体间的差别和这一差别随时间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如劳动统计证明了基于性别的就业范型，妇女聚集在以低地位和低收入为特征的工作中，根据这一范型引申出的以性别为基础的收入统计揭示了鲜为人知的事实。统计数字除了显示性别之间的差别外，还可表明妇女之间的相似与区别。如对第三世界妇女的调查就显示出她们在孕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堕胎的合法与安全方面与发达国家妇女的差距。调查统计还被一些女性学者用来检验理论，她们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验证或是推翻此前做出的论断⁽⁴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妇女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的国际背景下，性别视角开始被纳入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统计中。联合国在人类发展报告中就纳入了性别发展指数和性别赋权指数，通过分析性别统计和数据的收集、分析，可以使各国政府和社会认识男女两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差距，为决策提供依据。但是，性别统计需要以先进的性别平等理念为先导以及以跨学科的知识为基础。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虽然明确提出要把性别统计指标纳入国家统计制度和有关部门的常规统计和统计调查之中，但是，至今国家统计局和妇联都还没有专门的性别统计机构负责实施性别资料和数据的经常性统计和阶段性调查。目前我国性别统计在人口指标、婚姻与家庭指标、就业指标、收入和财产指标、教育指标、卫生与保健指标、社会参与指标、犯罪与被侵犯指标、生活时间分配指标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缺失。

不过，性别统计在我国也已经开始起步了。在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的通力合作下，我国已经先后两次成功地举行了全国性的专题性别抽样调查，即1990年和2000年两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如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所包含的调查指标体系就有八个方面，即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家庭、健康、生活方式、法律和社会性别观念等。它所提供的资料可以用来描述和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状况及变化，分析并研究社会资源分配中的性别结构;对妇女社会地位进行历史比较、地区比较和群际比较，反映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和差异;分析和解释形成男女两性地位差异、影响妇女地位变化的因素，探究社会结构变化与妇女地位变化的关系，以及尝试建立妇女地位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妇女社会地位的定期监测和国家妇女发展纲要的实施与监测评估服务。两次大规模的性别统计极大地提升了女性研究的学术权威性。这些量化数据不仅更有说服力地把过去潜在的社会地位性别差异显现化，而且还为后续的对社会性别理论假设的检验提供必要的实证支持。就像心理学家评估数量方法论对女性主义研究的价值时所得出的论断一样⁽⁴⁵⁾。

此外，女性学的资料收集方法还包括内容分析法、个案分析、实验研究、跨文化研究、音像技术、合作策略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