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中的演化和效率-经济学中的规则和选择

演化和效率

正如上面所说的，哈耶克把市场理解为竞争性的发现过程的观念和他的文化演化概念是密切相关的，这两个概念不能被严格地分割为一个理论的两个部分。他把文明过程理解为知识的累积性增长的观点明显地包含了市场过程、规则和制度演化这两部分，它们可以看做是更有包容性的演化过程的不同方面。无论怎样，要想对哈耶克的演化理论做一评价，区分他关于“集体学习”的论点的这两部分是非常关键的，对此，只要我们比较一下进(演)化理论在生物学上和在人类文化事物上应用的逻辑，原因就非常明显了。

在生物进化中，生存或繁殖的成功是其表现如何的唯一衡量，在这里“合意的或有效率的”同“生存下来的”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区分。也就是说“有效率的”就是生存下来的，而生存下来了这个事实就证明了其是“有效率的”。相比之下，在人类文化演化中，我们可以有意义地区分“什么是合意的”和“什么是生存了下来的”。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方式是把“合意的”解释为所涉及的参与者或有关的人们所给予的判断，而无论他们判断的对象是什么(确定哪些人可以被认为是有关的也许会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是它是另外一个问题)。^[29]在社会问题上，对“什么可以被认为是合意的”这种理解是哈耶克所依据的古典自由传统的基础，同时，事实上，对它的理解也暗含在大多数经济学主流传统中(尽管并不是总是被一贯地解释或运用)。^[30]根据这种观点，判断什么是合意的标准可以在所涉及的人们的利益和偏好中找到，这种意义上的“什么是合意的”并不是“生存下来的”，反之亦然。无论是合意的事物生存了下来，还是生存下来的事物是合意的，这两种情况都与具体的环境条件相关，这就使得这些具体的环境条件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或维持下去的这个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市场过程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无条件的演化过程。从市场过程是在有利于保护它的某些运作特性的规则和制度的框架内发生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受束缚的、受约束的演化过程。它是一种特殊的演化过程，由财产权体系和用来排除基于胁迫和欺骗作为致富策略的实施机制加以引导，使自由交换成为唯一的通向追求个人利益的大道。^[31]正是因为市场过程的这些特殊性质以及竞争性行为“限制在合适的法律规则内”，而并不是简单的因为市场本身的演化本质，使得对像哈耶克这样的古典自由派来说，市场是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市场过程是受宪政约束的演化过程，它由一定的规则所框定，这些规则决定了它的适应性和创新潜能以及其对个体参与者的偏好和利益的回应程度。它为探索性选择和新奇的问题解决方法所提供的自由可以解释前者，它为个体在竞争性的选择方案中赋予的自愿选择的权利可以解释后者。(www.xing528.com)

如果市场过程必须被理解为在规则内的演化(evolution within rules)过程和被宪政上的约束条件所界定的、受限制的过程，那么就出现了宪政的约束条件本身的产生和变化该如何被理解这个问题。哈耶克所作的关于次宪政层次的演化过程(subconstitutional evolutionary process)的论点是否可以被扩展到宪政层面上的演化过程。哈耶克的文化演化理论表明了规则和制度要经历竞争性的选择过程，就好比在一般市场里对可供选择的解决问题策略的竞争性选择一样。只要存在任何一个时点上、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规则和制度在事实上非常明显地从一些竞争中胜出，那么这个类比就是正当的。尽管如此，当说到规则和制度事实上的存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它们同时也是合意的规则和制度这个问题时，这种关于市场竞争和文化演化的类比就具有误导性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哈耶克的观点是含糊的，而这一点也在哈耶克的阐释者中间引起了相当的困惑。

我们必须记住上面所说的关于市场是一个“次宪政的演化过程”的观点适用于在宪政层面上的演化过程，也就是在规则和制度层面上的演化过程。文化的演化不是一个像生物进化一样的“自然的”过程。在生物进化中所有我们可以说的就是，生存下来的就是生存下来的。正如其他的问题解决工具一样，规则可以，并且必定要经历人类的评价。根据上面所做的解释，我们可以有意义地区分“什么是好的或合意的”和“什么是生存下来的”。规则对必须要接受它的人来说是不是合意的和规则能不能生存下来是两个独立的问题。而且，我们没有理由去期望——在上面定义的意义上——生存下来的必然与合意的相一致，也没有理由相信，撇开其特定性质而不谈，演化竞争本身一定会产生出好的规则。相反，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否与合意的刚好吻合，同在普通的市场竞争中一样，取决于偶得的环境状况，取决于对文化演化的过程是否以一种使之对参与者的利益和偏好作出积极回应的方式加以了限制和约束。总之，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些条件或限制是什么和它们是怎样被创造和维持的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