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道德选择：主观约束的理论

道德和选择:作为主观约束的理论

贝克尔建议重新阐述选择理论的动机恰恰是由于对前面所讨论问题的不满:贝克尔(Becker 1976:33)认为，对偏好的不同或变化的解释注定是武断的，因为在社会科学中还不存在我们在选择合适的嗜好样本或提出这些变量对行为影响的预测时可以借助的“嗜好形成的有用理论”。贝克尔提出的补救措施是“把嗜好看做是随时间推移相对稳定的，并且把不同人的嗜好看做是相似的”(Stigler and Becker 1977:76)，而仅用价格、收入约束的不同来解释观察到的行为区别或变化。他认为相关的价格和收入可以采取微妙的不同形式，比货币价格和货币收入包含更多的因素。正如前面第二节所述，贝克尔之所以可以把所有的解释重任都转移到(价格和收入)客观约束上，从根本上是因为他把偏好定义得更为狭窄，把家庭(消费者)重新解释为生产单位。贝克尔假定不同人具有“稳定的、相似的”的“偏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对正常物品的具体爱好。相反，它们是对“基本乐趣”的基础偏好(Becker 1976:145)，或是“商品”，这些商品是类似健康、地位等由消费者/家庭生产并以此获得效用的最终产品。在生产这些“最终选择物品”时(同上，146)，消费者—生产者投入自己的时间、资源，就同其在市场上购买到的产品和服务需要投入一样。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对市场上产品的需求被模型化为派生需求，类似于公司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同上，134)。

消费者(家庭)的效用是商品的函数，“最终选择的物品”用Z表示:

U=u(Z₁，Z₂，…，Z_n)

因为我们假设，在效用函数中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或者内心的变化，那些不能用传统的收入和价格约束来解释的人们行为中的系统差别，可以用人们生产方法的不同或变化来解释——用贝克尔的术语就是关于Z商品的生产效率。^[17]消费者(家庭)对商品Z_i的生产函数是:

Z_i=z_i(x_i，t_i;E)，

这里x_i代表市场投入，t_i代表消费者的时间投入，特别的是，E代表用来反映消费者—生产者所使用的生产技术的“环境变量”。

现在，在贝克尔对(消费者)选择理论的重新阐述中，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是否能将“道德”这个变量——如果能，又是如何——纳入贝克尔主义的框架中。^[18]如果道德被当做是一个可以解释人们行为的系统性不同的一个变量，显然它不可能就是贝克尔主义所认为的偏好。而且因为前面所述的理由，它也不能用传统的收入和价格约束来解释。唯一的可能是把它纳入“环境变量”E的分类中。因此，E变量对我们当前的目的非常重要。

贝克尔对E变量的解释(或者Stigler and Becker在1977年对家庭生产函数的与之有微小差异版本的解释)不是非常全面和系统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E变量虽然被称为“环境变量”，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部”变量，关于这点观察者—分析者可以在“生产所发生的环境”中发现(Becker 1976:135)。实际上，反映“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水平”(同上)的“环境变量”的概念在这方面非常模糊。在传统的公司生产理论中，被称作“外部变量”的技术是“给定的”，并且对所有相关公司都是相同的。所以，技术的差异不能作为公司行为系统性差异的原因。这种观点是在理的，因为实际上，技术是“外在”的，波普1972年在一个“第三个世界”的客观思想理论中把它作为“客观的知识”。如果公司在市场上竞争，低效率技术的使用者将处于劣势，生存前景不乐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一旦这个技术“在那里”了，公司一般系统倾向于采用高效率的技术。(www.xing528.com)

不管人们怎么看待消费者(家庭)之间的竞争，他们都肯定不是和企业一样的“生产单位”之间的竞争。他们是为他们自己而生产的，而不是为了市场而生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不同的技术可以被认为同时存在的机会更大一些。实际上，没有理由认为在“外在”的技术和不同消费者—生产者实际采用的技术之间存在简单的、统一的联系。相反，和公司生产情形不同的是，假设采用不同的“技术”正好可以解释消费者—生产者行为系统的不同是完全合理的。

除了上面的论述之外，为了实现贝克尔方法的解释目的，“生产技术”变量当然要用考虑到消费者—生产者之间的系统不同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实际上，贝克尔指出，技术变量一般包括消费者知识(“不管是真正的还是想象的”)、技能和人力资本(Becker 1976:145;Becker and Stigler 1977: 77ff，82，84)，这些显然在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可是既然这些知识和人力资本变量被当做约束，“偏好之于约束”二者的区别就不再等同于“内在的、主观的与外在的、客观的”的区别。知识和人力资本实际上是内在的(intrapersonal)、秉性方面的变量。在这方面，它更像是偏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约束。

贝克尔对选择理论的重新解释没有把“客观的”约束变量替换为“主观”偏好变量。相反，他把解释的负担从一种内心的、内在的变量转向其他的变量。这仅仅是语义学和掩饰的问题呢，还是实际的分析进步(Becker 1976:144)?很显然，这取决于生产函数中相关的内在变量能不能被认为避免了——或者至少减轻了——那些使经济学家们认为用偏好做解释非常没有吸引力的缺陷。实际上很明显，贝克尔认为相比偏好来说，用知识和人力资本这样的生产函数变量，我们会更容易找出合适的样本，并且预测它们对行为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消费者生产函数中的人力资本部分反映一个人不可剥夺的资源，这些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靠遗传继承而来的，它们是在人们一生中的时间中获得或习得的。如果忽略相关的先天性不同的可能性，个体之间人力资本禀赋的系统性差异应当反映他们的“过去”、他们以前的经历、投资决定等系统的不同。由于其特点，人力资本变量一般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一般来说，必须依赖间接证据，这些间接证据或者是通过可观察的指标，或者通过某人过去的相关方面信息的形式(例如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以及通过把某人历史各个方面转变为当前人力资本的一般假设来获取。

应当指出的是，一旦愿意把“主观约束”考虑在内，并依赖只能基于间接证据证实的行为倾向变量，经济学家反对用偏好来做解释的标准方法论，将不再是不容置疑的。从方法论来说，原则上用主观约束(个人理论)做解释所面临的问题和那些用偏好做解释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这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都需要附加的理论假设，这种假设用来判定内心变量可能的区别和变化的独立证据。消费者需要某些市场产品是因为他们认为它们是获得最终Z产品的重要工具，这里的重点是个人关于相关产品特点的理论，以及对需求变化用传统的收入和价格约束不能加以解释的理论学习。从理论上看，这相当于把个人对市场产品的偏好当做是“衍生”的偏好，这些偏好源于人们不变的、最终的偏好。这些衍生偏好可以变化，这取决于个人——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对市场产品和Z产品的相关关系或关联的学习。到底是用理论学习还是用偏好学习来表述这一过程，在两个方法之间我们所需要实质性理论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别。

尽管贝克尔断言没有对偏好加以解释的有用理论(Becker 1976:133)，还是存在斯金纳(Skinner)1965年提出的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理论。像上面所论述的，通过涉及某人的学习历史，该理论至少给出了关于“二级强化因子”(secondary reinforcers)形成的某些系统性的见解，这是经济学家们通常在“偏好”这个标题下讨论的那种类型现象的行为主义术语。^[19]无论人们如何考虑这种为了经济学解释目的的心理学理论的有用性，向人们展示这些理论原则上不及“暗含的学习理论”(implicit learning theory)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暗含的学习理论”是斯蒂格勒和贝克尔(Stigler andBecker 1977:79 ff)关于某人如何把先前对“音乐爱好”和海洛因的消费转化为其当前的“生产效率”的假设的必然依据。另一方面，采用行为心理学的见解为经济学研究一些著名的令人困惑不解的理论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方向。正如下面一些论述所指出的，这种新的方向和经济学范式的核心要点完全吻合。^[20]

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和选择的主观决定因素打交道。根据定义，简单地否定偏好是可变的，并不能消除主观维度。结论就是要求我们——这显然和贝克尔理论的情况一样——以包括真实主观的、内心的变量的方式，如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来定义约束变量。可是我们没有事先给出用主观约束变量所做的解释，在方法论上优于那些用偏好所做的解释的理由。这一种或者是另一种方法更好，是事实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可能的情况是，有时候一种相对好一点，有时候另一种则被证明更有成果。

然而，批评了经济学家认为用约束解释比用偏好解释原则上要好的标准观点之后，以下的讨论将建立在这个假设基础上:关于道德问题，相对于用偏好来做解释而言，用主观约束或者个人理论所做的解释确实提供了一种更有成果的理论视角。探究到底什么影响了个人关于来自道德的回报的明确或隐含的理论，比追问什么塑造了人们的道德偏好更能将我们引向一个有前途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