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实基础与模式选择：生态循环经济视角

第六章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与模式选择

立足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依据西部地区的区域特征和现实发展状况，科学地选择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本章将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经历的三次区域发展战略大调整对西部地区的深刻影响，在以西北七省区为例对西部地区目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现状做出量化研析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循环经济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合理选择。

第一节　我国三次区域发展战略调整对西部地区的深刻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调整，不仅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而且给我国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回顾和反思这三次区域发展战略调整的阶段特点与演变历程，对于探求西部地区区域功能定位和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抉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调整演变的三个阶段

纵观“一五”计划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期（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扶持内陆地区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末期，为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时期。

（一）扶持内陆地区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区域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是以国家政治和国防安全为主要考量，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和适当外援，采用指令性计划手段，促使工业布局向内地推进，形成全国工业布局相对均衡、各大经济协作区自成体系的格局，并以此制定统一的工业布局政策。这一时期国家采取的主要手段有两个:一是强制性调整区域生产力布局。国家采取强制命令的方式，把沿海地区的老企业搬迁至内陆地区。1964年，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根据当时全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布局的形势，中央将全国按一线、二线、三线调整了生产力布局。一线地区分布在战略前沿，三线地区为全国的战略后方。在一线、二线地区内部，又依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划分出若干地方作为区内的“三线”地区。在“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下，1964～1965年两年，从上海、北京、天津、辽宁等工业基础较好的省市搬迁出的重要项目达170多个。二是国家投资重点向内陆地区倾斜。“一五”计划时期，由前苏联在我国援助建设的项目和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重点工程中，东北和内地省份占项目总数的2/3，而沿海地区只占1/3；在固定资产的投资安排中，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10多个内地省市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55.5%。^[1]

（二）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随之发生转变，80年代中后期明确提出了“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八五”计划确定了“以加快经济发展和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为主要考量，利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通过营造特殊的政策环境吸引国内外优质生产要素向沿海地区聚集，促进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以沿海地区的发展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基本思路。同时，国家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政策手段:一是设特区。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1985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5年确定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92年设立浦东新区。二是给政策。对沿海地区实行一系列优惠于内地的政策，如减免企业所得税，下放投资立项权，提高当地外汇留成比例，允许境外金融机构在沿海地区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适度开放金融服务，在深圳和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等。三是开绿灯。鼓励沿海地区敢闯敢试，大力进行体制机制创新，默许沿海地区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制度。^[2]

（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地区差距扩大、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这两大问题，国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2005年继而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根据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完善。“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战略，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着力统筹城乡区域发展。这一发展战略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考量，通过合理分配政策资源、系统设计区域政策来营造大体相当而又有所差异的区域发展政策，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容互动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手段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特色产业发展，鼓励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投入。这标志着我国已全面进入区域和谐协调发展的新时期。^[3]

二、国家三次区域发展战略布局调整对西部地区的深刻影响

国家先后三次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布局调整，使西部地区既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机遇，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给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一）实行“扶持内陆地区发展”的区域政策时期，西部地区“扶而未起”

这一时期实施的区域政策，加快了内陆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缓解了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状况，提高了内陆地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1952～1978年，内陆地区工业总产值比重由30.1%上升到39.1%，但缩小地区差距的成效并不明显。一方面，东部地区生产总值的份额不降反升，其份额比重由1952年的42.7%上升到1978年的44.1%；另一方面，东部与中、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同期东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中部的比值由1.45扩大到1.69，与西部的比值由1.57扩大到1.85。^[4]

这一时期的区域政策给西部地区经济并未带来预期的发展效果。由于中央强调各地区区域经济自成体系，西部的比较优势未能充分发挥，稀缺增量资源未能配置到边际产出最高的地区。同时，由于工厂布点过于分散，难以形成聚集效益。这一时期在西部投资兴建的许多工业项目，由于强调服务于国防安全的大局，大多项目与民生关系不大，以致形成了一块块自成体系、自我循环的“飞地”，未能起到有效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特别严重的问题是使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如在“三线”建设时期，许多项目都分布在生态比较脆弱的西部山区，布局分散、布点隐蔽，不仅经济价值不大，区域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且这些项目的建设还给西部地区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5]

（二）实行“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政策时期，西部地区“望尘莫及”

这一时期实施的区域战略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显著增强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明显提升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在东部沿海地区培育了若干区域性和全国性的经济增长极，促进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加快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与此同时，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也导致了一些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突出的表现是地区差距持续扩大。1978～2000年，东部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份额由44.1%上升到52.8%，中部的份额由21.8%下降到20.2%，而西部地区的份额由20.2%下降到17.1%。同期，东部人均GDP与中部人均GDP的比值由1.69扩大到2.02，与西部的比值由1.85扩大到2.0。^[6]这一时期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总量与发展速度都大大落后于东中部，相对于沿海地区更处于望尘莫及的状态。此外，此时区域政策的统一性也受到挑战。由于这一时期区域政策的实质特征是在特定区域营造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政策环境，以吸引其他地区资金、人才和技术向特定地区聚集，促进特定地区的加速发展，各地区都把争取国家优惠政策或各自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从而导致了区域政策的分散化，影响了区域整体效益的发挥。^[7]

（三）实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政策新时期，西部地区充满希望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全面实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战略。尽管这一时期的区域战略和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但战略预期的正面效果已开始显现。①区域差距扩大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虽然东部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东部与中西部在增长速度上的差异开始呈现缩小的态势，到2005年东部的增长速度分别只比中部、西部高1.64和1.06个百分点。^[8]②国家经济发展重心的移动轨迹逐步由东南向转为西北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经济特区的设立和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为动力，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经济成长最快的地区，受此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重心迅速向南转移。1992年以后，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动力，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经济成长最快的地区，国家经济发展重心在继续快速南移的同时，逐步向东偏移。2000年以后，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三大战略的实施为动力，环渤海地区和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发展加快，国家经济发展重心在保持东移基本态势的同时，逐步向西向北延展。③生态环境保护放到了区域发展的重要位置，产业空间布局在不断调整，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启动，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步得到改善，给西部地区展现出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西部大开发中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有力地促进了西部省区森林覆盖率的大幅提高，全国森林覆盖率由2002年的16.55%提高到2007年的18.21%，提高了1.66个百分点。^[9]可以预期，我国正在实施的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发展战略，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将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主体功能区”的区域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发挥西部的生态区域优势，着力抑制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继续扩大，推动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这必将给西部地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发展生态循环经济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第二节　西部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现状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协调是生态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只有摸清西部地区目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状况，才能对西部地区未来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发展路径作出科学的判断与决策。我国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西藏七省区具有西部地区的典型特征，对西北七省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现状进行量化分析，有利于对整个西部省区可持续发展的状况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为今后西部地区全面实施生态循环经济、合理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支持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依据对西北七省区近11年经济与生态环境有关统计数据的采集与计算，采用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学者研究形成的分析模型与方法，现对西北七省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状况作出如下研析:^[10]

一、西北七省区近11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分析

（一）建立西北七省区生态环境——经济系统分析指标体系

在对西北七省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现状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本着科学性、区域性、代表性的原则，选取了八项反映西北七省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指标，九项反映西北七省区生态环境状况的基本指标，构建了西北七省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指标体系（见表6-1），作为对西北七省区经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进行计量分析评价的基础。

表6-1　西北七省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指标体系

（二）确定生态环境、经济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本书借鉴采用国内外既有的研析成果和方法，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载荷分析法作为计算评价指标权重的方法（以下各权重值的具体运算公式和计算过程均略），求得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1.计算经济系统评价指标权重值

为减缓基础数据年度之间的差异性和提高数据分析结果的规律性与说服力，用于计算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评价指标权重值的原始数据，选取了国家统计局1997～2007年各年度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经算术平均后，形成了西北七省区1996～2006年经济评价指标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原始数据（见表6-2、表6-3）。

表6-2　西北七省区1996～2006年经济评价指标原始数据^[11]

表6-3　西北七省区1996～2006年生态环境评价指标原始数据^[12]

对收集取得的这些原始数据作归一化处理，借助SPSS软件，输入经归一化处理后的数据，利用因子分析，通过相关计算求得评价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和因子载荷矩阵（见表6-4、表6-5）。

表6-4　西北七省区经济评价指标相关系数矩阵

表6-5　西北七省区经济评价指标因子载荷矩阵

为了确定经济评价指标的权重，利用原始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与每一列因子载荷向量建立起回归方程，将表6-3、表6-4的数据输入，对各项数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求得西北七省区经济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见表6-6）。

表6-6　西北七省区经济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2.计算环境评价指标权重值

运用前述方法求得西北七省区环境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运算公式和计算过程略），如表6-7所示。

表6-7　西北七省区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三）确定生态环境、经济评价指标隶属度值

由于指标体系中既有正向指标又有逆向指标，且指标间的优劣界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为使被量化各项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这里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法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对正向指标采用半升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对逆向指标采用半降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确定指标的上、下限值。本书选取《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7）三年的统计数据，^[13]对比西北七省区与全国其他省区间的差异，结合西北七省区的具体区情，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上、下限值。表6-8为西北七省区各评价指标的具体属性值及相应指标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表6-8　西北七省区经济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具体属性及上、下限值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2007年有关统计数据算术平均计算整理。

运用上述模糊隶属度函数法对西北七省区的八项经济评价指标与九项环境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求得西北七省区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值，如表6-9所示。

表6-9　西北七省区经济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隶属度值

续表

二、西北七省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的综合分析与总体评价

（一）计算量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

根据对协调及协调度的定义，设正数x1，x2，x3，…，Xm为描述某区域经济特征的m个指标，正数y1，y2，y3，…，Yn为描述该区域环境特征的n个指标，则称函数为区域综合经济效益函数；称函数g（Y）= 为区域综合生态环境效益函数。其中，ai和bj分别为区域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各评价指标在本系统中的权重值，xi和yi分别为该区域经济指标与环境指标的隶属度值。而要达到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就需要f（X）与g（Y）的离差越小越好，用离差系数表示。由于f（X）与g（Y）计算出来的数值有正有负，为避免传统离差公式可能带来的异常结果，使计算出的协调度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这里引用以下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既有计算公式进行运算:

其中，C为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K为调节稀疏。协调度C取值在0～1之间，C值越大，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越协调；反之，C值越小，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越不协调。

协调度描述了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程度的现状，而对整个区域来说，还需要评价区域整体发展实力的状况，描述本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这里引入协调发展度模型，以满足对区域整体发展实力状况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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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为协调发展度（系数）；C为协调度；T为环境与经济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数，反映环境与经济的整体效益；α、β为待定权数，对我国西北七省区来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等重要，因此α、β均取0.5。

将以上计算得出的西北七省区各经济、环境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和隶属度值带入上述函数公式，分别求出西北七省区的综合经济效益f（X）、综合生态环境效益g（Y）、环境与经济效益综合评价指数T、协调度C和协调发展度D（见表6-10）。

表6-10　西北七省区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

（二）确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标准

对西北七省区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状况作出定量分析之后，评价每个省区具体处于什么状况，还需要确定一个具体的判断标准。本书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拟定出协调度的等级及划分标准（见表6-11）。

表6-11　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根据上述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结合区域综合经济效益f（X）与区域综合生态环境效益g（Y）的对比关系，作出三个层次的若干基本类型划分，依据西北七省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对应简化处理，列出“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类型判别标准对照表（见表6-12）。

表6-12　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类型判别标准对照表

（三）生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总体评价

根据表6-12中的分类体系和判断标准，由表6-10列示的各省区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结果，我们对西北七省区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进行分类评价，如表6-13所示。

表6-13　西北七省区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总体分类

由表6-13可以看出，西北七省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总体状况均不容乐观。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袤、区内自然与经济条件差异性较大，我们对西北七省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分别作出如下类型判定与综合评析。

（1）陕西省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临近失调的地区，这与陕西省尤其是陕西南部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较高有关，但该地区的工业污染要比西藏严重得多。

（2）甘肃省属于总体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极度失调的地区。

（3）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度失调的地区，整体上这些地区植被覆盖率很低，工农业污染也比较严重。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体上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极度失调的地区。但是，新疆地域辽阔，南疆与北疆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差异很大，因此，我们大体以喀什→阿克苏→新河→轮台→库尔勒→吐鲁番→哈密为南北疆的地域分界线，分别评价南疆地区与北疆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即北疆总体上属于基本协调的区域，而南疆则属于极度失调衰退类的环境经济互损型地区。

（5）内蒙古自治区总体上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轻度失调的地区，但东、中、西部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该地区西部自然生态环境条件脆弱，中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够协调，东部地区生态环境状况较好，植被覆盖率较高，但大气污染较为严重。因此，我们大体以乌兰察布→苏尼特→二连浩特为东西部地域分界线，对内蒙古东部、西部地区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作出分别评价，西部为中度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地区，东部为轻度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地区。

（6）西藏自治区属于基本协调的区域，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较好的地区。这与西藏自治区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该地区地处高原，地广人稀，大气污染不严重，且中央财政对该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大，目前区内工业经济整体欠发达，因而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尚未构成大的影响。

依据上述分类判断，对西北七省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的总体状况作出描述，如图6-1所示。

图6-1　西北七省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示意图

通过对西北七省区近11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的分类研析和图形描述，可以看出，西北七省区除西藏以外，其他省区均属于牺牲生态环境、强调经济发展的区域，均基本属于资源开发超前、环境保护滞后型的地区，表明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自然基础条件差，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在这些现实困难的推压下，为了获取一时的经济利益，当地不惜牺牲长远的生态环境和永续发展，单纯追求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目前，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严重失调的恶果已经显现，近年来西北地区出现的荒漠化加剧、沙尘暴肆虐等灾害性气候，不仅严重影响了西北以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而且已经波及东中部地区，为全国敲响了维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的警钟。如何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协调处理好人口、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尽快提升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已变得十分重要、非常迫切。也就是说，西北七省区以至整个西部地区在今后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秉持“生态价值优先”的理念，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重建工作，在提高战略性稀缺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坚定不移地走发展生态循环经济之路，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逐步趋于和谐协调，真正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节　生态循环经济是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最优选择

一、西部地区面临区域经济发展与维护生态环境的“两难选择”

西部地区既是我国资源富集区、生态敏感区，同时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西部地区承受着加速发展区域经济与维护生态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面临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则破坏源头生态环境、维护源头生态环境则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

西部的“两难选择”主要源自前述的西部地区四大区域特征，特别是西部地区当前面临两大无可回避的现实:

（1）西部的生态区位特别重要，从全国大局考虑，西部地区不能依靠肆意开发、外卖甚至出口生态资源而发展经济。西部地区作为我国主要流域的源头、风沙源头和水源涵养地，对我国环境保护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屏障作用，其生态环境质量不仅直接影响到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还对全国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在生态环境上，西部作为长江、黄河等主要江河的源头，上游地区的植被保护状况直接影响中下游地区的河道通畅与水质状况；西部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地势居高临下，在区位上由西到北环抱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尘沙控制直接决定着中东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与环境状况。没有西部地区的山清水秀，就难有中东部地区的碧水蓝天。在资源分布上，西部是我国极为重要的资源富集区，很多资源的储量位居全国前列，储备着我国大量的战略接替资源。科学储存和合理使用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不仅关系到西部自身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西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因此，西部地区承担着为全国维护源头生态环境、限制开发矿产资源的区域责任，客观上负有服从国家区域战略布局、维护区际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义务。换言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速度必须纳入全国“一盘棋”，融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考虑，以实现全国整体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2）西部的经济增长手段还很粗放，从提高资源效能考虑，西部地区不能以粗放开采生态资源来发展经济。在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下，西部一些地方为了使资源优势快速转变为经济效益，往往无视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忽视对生态系统的修复与维护，生态资源的开采缺乏长远的科学规划，大量毫无先进技术装备和安全保障措施的“乡村企业”、“黑心矿主”，为了一时一地的“短平快”增收致富，长期雇用廉价劳工开山挖矿、采矿卖料，“富矿贫收”、“弃贫挖富”的现象非常严重，直接导致矿山的粗放开采和矿产资源的无端浪费。即使对原矿石进行初加工，由于受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制约，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也极低。长此以往，这种状况不仅使西部地区长期处于生产落后、生活贫困的境地，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矿藏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使我国本不宽裕的不可再生资源人为地遭到毁损，加剧了我国自然资源的紧缺性，直接威胁着东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目前粗放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下，西部地区决不能靠毁山林、卖资源、破坏源头生态环境、削弱西部生态屏障功能来发展区域经济，给西部和全国的生态资源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危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西部地区还长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条件艰苦，社会公共服务不足。在现有经济体制、区域政策和西部的区域优势条件下，西部地区要解决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关键要靠大力发展经济，而西部地区投入相对少、见效相对快的经济发展优势就是开采自然资源、获取资源性收益。事实上，在资源禀赋理论原理和谋求社会公平原则的驱使下，西部地区一直没有放弃资源开发性活动及其带来的资源性收益，因而形成了长期资源滥采的状况。

面对上述尴尬局面，西部地区面临“开采变卖资源可以发展经济但要破坏生态环境；守护珍惜资源可以维护生态环境但要继续受苦受穷”的“两难选择”。这个“两难选择”，正是长期困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和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难题和症结，也是我们从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全局，研究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命门”和“切入点”。

二、生态循环经济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所在。西部开发不仅仅是西部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和维护建设过程，更是西部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制度创新过程。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制度选择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它不仅要旨在改变区域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而且将通过一定的制度规则安排，规范和引导区域经济运行的发展路径。

西部地区面临的上述“两难选择”，是西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现代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矛盾在宏观层面的具体显露，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适应我国经济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转型性矛盾。本书认为，破解西部地区的这两难，关键是要从制度选择上创新西部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西部地区全面推行生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依照生态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和西部地区的区域特征及西部经济的个性特征，从制度层面来看，生态循环经济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较为合理的制度选择。

（一）生态循环经济“生态优先”的基本特征，完全符合西部地区亟待确立生态维护基本制度与生态关怀价值观念的迫切要求

当前，西部地区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与非正式制度严重缺位的问题。首先是有效的正式制度供给不足。西部地区生态毁损、环境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是对生态环境保护不力，而生态环境保护不力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效的正式制度供给，在区域经济运行上没有选择一种适合西部区域特征和经济个性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从而难以约束和激励地方政府、各类企业及乡村农户维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经济主体总是具有追求尽可能大的利益的内在特性，在没有有效制度的外力干预下，它总是会不顾社会利益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西部越来越严重的生态资源与环境问题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后果。其次是非正式制度严重缺位的问题。非正式制度是人类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的总和。非正式制度通过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软约束，激发人们的内心理念来实施一定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西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的经济模式以及较低的经济生活水平，导致了整个西部社会对资源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足，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资源、环境问题就可随经济的增长而自然解决，对保护西部自然生态资源的战略意义和紧迫性的认识不足，缺乏正式制度实施的文化环境。同时，西部地区缺乏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把自然生态资源当作供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象来利用和支配。加上长期以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伦理观根深蒂固，只考虑眼前的功利与实用，不顾及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

生态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全力倡导“生态价值优先”的思想理念，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把生态价值放在首位，始终坚持“生态价值优先”的原则，由生态价值主导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上述问题的治本之策，就是在西部地区全面推行生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用生态循环经济理论来规范正式制度的硬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行为，从而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循环经济“循环发展”的基本特征，完全符合西部地区亟待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现实需要

西部地区能源、矿产资源丰富。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一直把自然资源作为自己的区域“比较优势”，把开采、出售能源、矿产资源作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期摆脱“端着金饭碗讨饭”的局面，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加上多年来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资源，大量从我国进口矿产资源，所以西部地区把出口矿产品作为扩大出口创汇、发展区域经济的主要途径，以采掘矿石、煤炭和原材料加工为主的初级产品输出产业蜂拥而起，使得采矿、煤化工、冶金和建材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在西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西部地区这种沿袭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投入与产出效率极低，而且带来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无端浪费，使工业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积累性问题日益严重，直接威胁西部以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是西部地区非常现实和十分紧迫的问题。

生态循环经济倡导的“循环发展”经济增长模式，完全符合西部地区这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要求，有助于西部地区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把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线性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循环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和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双赢”目标，真正使西部地区走上循环发展的生态经济发展轨道。

（三）生态循环经济“区域共容”的基本特征，完全适应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客观存在的开放性与外容性的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一国经济整体化的大背景下，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是独立的和封闭的，必须与其他地区优势互补、共容互动，互相进行资源与能量的交换，在实现自身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为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条件，最终形成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协调发展，实现整体发展利益的最大化。我国西部地区是处于西部边陲和内陆腹地的欠发达地区，资源富集的优势与偏僻闭塞的劣势都很明显，生产要素富余与稀缺兼有，生产、生活消费产品的区际互通性很强，经济发展客观上具有很强的外界关联性与开放性。同时，由于西部地区生态区位和资源禀赋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西部必须从全局出发，合理把握西部经济的发展规模与速度，呼应和配合国民经济大循环体系的良性循环，把西部经济增长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链接起来，结成经济共容体，实现整体发展利益的最大化。

生态循环经济的理论预期是实现各区域经济和谐协调发展。要求各经济区域的发展处于共容互动、相互匹配、相互助长的状态，最终实现区域叠加的整体效益最大化。生态循环经济的这一重要特征，与西部经济的开放性和外容性要求是一致的、相容的。因此，生态循环经济的这一基本原则对西部经济发展也具有天然的适应性。

（四）生态循环经济“规制约束”的基本特征，完全吻合西部地区建立严格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彻底扭转生态资源粗放开发状态的要求

西部地区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爬坡阶段，这同时也是损害生态、产生污染最严重的时期。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政府、企业很有可能选择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来解决经济增长、政绩压力和民生改善等问题，往往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生态环境问题被置于边缘地位，片面追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局部经济利益，导致自然资源的无序滥采、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后果。而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这种自利行为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并未成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积极要素，西部现行的政策性制度也不具有明显的市场经济特性。因此，从西部独有的资源优势出发，西部经济发展最紧迫的是要解决资源产权制度的创新问题。因为西部资源耗竭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明晰和产权配置不当，只有确立明晰的资源产权，建立和实施严格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才能对滥用资源和污染环境构成有效的制度阻隔屏障。我国法律规定资源绝大部分属国家所有，但由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限制，国家对国有资源产权的实现难以完全落实。西部资源产权制度的创新，必须强调国家的资源收益权，使国有资源的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充分体现，把经济活动的责、权、利结合起来，使外部影响内部化，以提高资源使用成本，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和无节制使用自然资源，降解由内部经济性行为导致的外部非经济性行为，从根本上遏制对自然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行为。

生态循环经济作为一种“规制约束的市场经济”，在引导和规范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区域经济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作用，以政府规制来约束区域经济之间保持共容协调发展。在西部这样亟待建立和实施生态资源产权制度的特殊地区，制度安排是政府介入生态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必要手段，其核心是将自然生态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投入要素纳入到经济系统的运行之中，从制度上彻底扭转自然资源粗放开发的无序状态。生态循环经济既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又强调适时适度的政府规制约束，使生态循环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框架下得以有效实施。

（五）生态循环经济“制度补偿”的基本特征，完全呼应西部地区关于建立国家生态补偿机制、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利益诉求

西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资源供应区，兼具生态服务功能和资源输出功能。一方面，在全国生态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肩负着生态建设和保护的重任，其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限制。为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在西部地区积极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荒山造林、禁伐禁牧等生态保护工程，西北地区的大批国土资源还被列为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这些措施在使西部地区生态恢复的同时，也为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西部地区资源的长期开发造成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加剧了地区的贫困和污染，西部地区也为此承担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会，减少了资源开发的经济收益，并成为经济发展长期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经济学家拉格那·纳克斯（R．Nru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恶性循环。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得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引起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同样是如此恶性循环往复。这两个恶性循环相互影响使得经济状况无法好转，经济增长难以实现。^[14]在“两难选择”的背景下，西部地区难以筹集所需的资金，对生态恶化进行修复，并陷入“贫困—破坏—贫困”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作为资源输出的重要地区，在“两难选择”的困境下，难以在经济水平上赶超发达地区，也难以依靠自身财政能力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严重落后，西部地区难以为西部居民提供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使得西部地区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西部地区热切呼唤国家的生态关怀，要求尽快建立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机制，让生态和资源受益地区对西部地区进行合理的生态补偿，使西部地区的居民能够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制度补偿”是生态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根据“生态资源全值化”、“生态功能有偿化”、“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运行原则，生态循环经济强调国家对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实行“制度补偿的制度经济”，以促进生态功能的恢复、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生态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与西部地区对国家生态补偿机制的呼唤和对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利益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必须按照生态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根据西部地区在全国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使西部地区更多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注释】

[1]国家统计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

[2]摘引自国家第六至第九个“五年计划”，并根据历年《中国统计摘要》和有关资料分析。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张军扩.中国区域政策指向均衡发展.中国工业报，2008-10-30

[5]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6]张军扩.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提出的背景和意义.畅行网（www.chxing.com），2008-10-04

[7]单于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走势与趋向.时代潮，2003（3）

[8]张军扩.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提出的背景和意义.畅行网（www.chxing.com），2008-10-04

[9]张军扩.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提出的背景和意义.畅行网（www.chxing.com），2008-10-04

[10]本节内容的研析，借鉴运用了国内外专家学者近年来关于区域生态环境与资源利用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和方法，在此谨致谢意。本书在收集、分析西北七省区1996～2006年共11年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有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演算方法和分析模型做了适当的调整与改进。

[11]西北七省区1996～2006年各年度原始统计数据采集样本，详见附录1。

[12]西北七省区1996～2006年分年度生态环境评价指标原始数据，详见附录2。

[13]此处选取连续三年的统计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些数据的异常波动，使各评价指标更具有说服力。

[14]［美］拉格那·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