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循环经济论的形成依据

第二章　生态循环经济理论的形成依据

生态循环经济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科学发展观基础之上，并以前人和当代的思想理论与文化积淀为依据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思想先导，以生态伦理学与循环经济的耦合为生成母本，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展演变进程为历史根源，以中华生态伦理文化与生态文明理念为文化渊源，以生态学、系统论和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为理论基础，形成了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以“生态价值优先”为导引的生态循环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第一节　生态循环经济的思想先导: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科学发展观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从自然界进化出人类开始，就客观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之后，才正确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生产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体现为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决定了现代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反作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基本指导原则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点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反作用。在生态学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协调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基本原理。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学论述。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蕴涵着生态学的整体逻辑，它体现在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把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上。马克思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是把自然看做异己的对象，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他认为自然是社会的、历史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他说:“费尔巴哈在其中的那个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界’，这种人化的自然界是直接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相关的，而人的实践活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它始终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只有从这两重关系才能真正说明自然的生成、本质和特征。马克思认为，与人相对的自然界是人通过劳动创造、占有和再生产的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人把自然纳入劳动过程，作为“劳动本身的要素”或“劳动的自然要素”。^[2]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自在自然”包括人类历史之前的自然，也包括存在于人类认识或者实践之外的自然；“人化自然”则是指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自然，也就是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自然。马克思强调人化自然对人类的实践意义，也就是说，离开了人类实践的自在自然，对于人类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关注的是“现实的自然”，也就是“人化自然”，因为离开了以人类劳动为中介的人类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任何自然的存在也就都失去了以人类生活为判断尺度的存在意义。^[4]马克思指出，在人化自然中，人类属于主体，而自然属于客体。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保护自然的目的就是使自然界更好地并且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马克思看到了随着劳动和分工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5]“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的基础上发展一样。”^[6]一方面，人越有效地改造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就越大。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变得尖锐起来。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当人作为自由劳动者出现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获得了巨大发展的时候，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也达到了前所未能的程度。“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7]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因此而克服了人类早期对自然的神化和崇拜思想，恢复了人类对自然的主体地位，也就恢复了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和价值。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资本使自然服从于人类的需求而支持资本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相反，马克思明确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当中阐述:“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8]马克思虽然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主体性和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但他的人化自然观既不支持对自然的征服也不赞同对自然的破坏，而是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一方面，人类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自身的一切都具有自然属性；另一方面，自然又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赖自然而生存。因此，人类对自然具有依存关系，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自然消亡之日也将是人类毁灭之时。

关于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马克思曾说，几乎所有消费品本身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废物重新加入生产过程。“人工自然资源”，是自然资源人工再生的一种形式。因此，“没有真正的废弃物，只有放错地方的废弃资源”。这其实就是循环经济的主导思想。废弃资源就是指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过程中，失去或部分失去原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资源，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排放物”和“消费排放物”，消费的废物重新加入生产过程就是废弃资源的资源化，废弃资源的资源化是指人工回收利用、把废弃资源作为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原材料资源，即再生资源。再生资源从根本上说，也是“物质不灭”定律在自然界的具体体现，自然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是循环运动的，一切废弃资源只是物质循环运动过程中的一种存在形式，废弃资源与自然界的自在资源之间是一个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的系统，生产实践已经证明人类持续发展正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短缺两大难题的困扰，在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运动中，废弃资源的再资源化对改善生态环境、解决自然资源短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9]这也就是说，通过逐步认识社会再生产循环运动的客观规律，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个道理，即废物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废弃资源作为物质的存在形态，其性质与作用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将发生回归变化，只要人们创造出促使其发生变化的条件并对其加以再利用，它们就可以全部或部分恢复其原有的使用价值，甚至会产生出新的使用价值，成为经济生产的重要资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循环的经典表述为一般社会经济系统循环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基本原理。自然资源作为资本能够进入生产过程反复利用，形成再生资源，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值，这就是一般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自然资本循环运动，这种循环运动实现了最大限度地节约了资源，减少了污染，造福于人类。因此，有限的自然资本必须不断地循环再使用，才能满足无限的社会经济增长需求，使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就要求人类必须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力倡导循环经济理念，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落实到各个具体的操作层面。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关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协调及资源循环利用的生态思想和基本原理，是指引人类解决自身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各种矛盾的思想指南，它积极倡导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协调，同时也告诫人类要节约使用资源，维护生态环境，高度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这为我们深入研究生态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

二、科学发展观的现代生态理念

发展观是从哲学角度对发展的诠释，是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发展的内涵越来越充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0]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综合的、具有立体思维理念的发展观。它着眼于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仅体现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的特征，而且有效地提升了人的生态思维，确立了现代生态思维的深刻内涵。^[11]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主张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理念，倡导天人互惠共生的意识，把人与自然的协同作为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准则。人与自然的协同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意味着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统一。人类作为地球生命系统物种利益的代表，作为生态系统的引导者、调控者和建设者，应该树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整体价值观，将人的主体性、人自身的发展纳入“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充分认识自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多重意义与价值，高度重视自然的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自觉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协调进化。人类只有顺应生态系统自然属性所表现出来的天然价值，才能利用和提升自然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率，改善自然环境和生物生存适宜度，从而满足人自身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良好的生态结构、健全的生命维持系统、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人类健康生活与全面发展的自然基础，也是构建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应有之义。

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其实质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生态潜力，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持久的支撑能力，建设以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特征的节约型社会。“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坚决禁止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12]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要遵循生态思维的基本准则，积极培育生态文化，努力改善人文生态，不断调整、优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强化节约资源意识与和谐发展思想，引导人们选择文明、节俭、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循环、适度、自律的绿色消费观，积极倡导适度消费、循环消费和替代消费。同时，要以生态思维的适度性原则对社会生产进行方向性引导，推行集约化、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建立自然生产与经济生产内在循环的持续共生体系。

科学发展观强调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指明了社会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和有序性，要求经济建设、人口增长、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之间保持和谐协调的关系，必须致力于经济增长同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的良性互动，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共进。^[13]同时，要把“人类永续生存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兼顾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自然资源利用上的公平与持久，切实做到“代际公平”。科学发展观的这一理念凸显了自然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科学发展观认为，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推动生态文明发展，关键在于不断完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机制，特别是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强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4]科学发展观表明，生态问题在表层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却深藏着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涉及多种利益关系。因此，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是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前提，必须用科学的制度安排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使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更加坚实的基础。科学发展观极力倡导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强调“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要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15]科学发展观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保护自然与保护人类、建设自然与造福人类的一致性，强调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双向价值关照，集中表达了科学发展观的生态智慧和伦理意蕴。人类对自然界既要索取、利用，也要补偿、建设，人类只有在对自然的索取、利用和补偿、建设的双重过程中，只有在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关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人类自身比较满意的生存环境和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把在生产方式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消费方式上实施绿色消费，视为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获取美好生活的基本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可以从根本上克服传统工业化经济增长以自然资源的高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为代价的弊端，既可扬我国人口资源丰富的国情之长，又可避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短缺、生态问题严重、就业压力大的国情之短。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鼓励和支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16]绿色消费是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它要求人们以与自然协调的方式，追求崇尚文明、有益健康的生活，避免过度消费和盲目消费。绿色消费所蕴涵的适度、节约、公平、全面等原则有助于消解发展实践中出现的生产与消费、需要与供给、物质与精神、利己与利他的紧张关系，也有助于提高人的品位。胡锦涛同志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要在全社会营造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良好风气，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17]

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在强调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下，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维护与发展；统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既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8]

总之，科学发展观既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突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人的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同时又突出强调社会与自然生态协调和谐发展对人的发展的本质意义，没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就不能真正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真正地实现和谐统一。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他在阐述党和国家中长期发展的奋斗目标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19]要“建设生态文明，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20]这为生态循环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武器，为生态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

第二节　生态循环经济的生成母本:生态伦理学与循环经济的耦合

从学科理论之间相互融合与互动的视角看，生态循环经济是生态伦理学与循环经济理论的耦合体，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思想和循环经济的技术范式是生态循环经济理论的生成本源。

生态伦理学是从伦理学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是一门以“生态伦理”或“生态道德”为研究对象的应用伦理学。“生态伦理”不仅要求人类将其道德关怀从社会延伸到非人的自然存在物或自然环境，而且呼吁人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一种和谐稳定的道德关系。根据生态伦理的要求，人类应该放弃盘剥和掠夺自然的传统价值观，转而追求与自然同生共荣、协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21]循环经济是实践和维护“生态伦理道德”的经济发展技术范式，它高度重视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在经济活动中对资源的节约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要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容并重。循环经济为人类发展生态经济提供了现实可能，它帮助人类提高以节约资源能源和减少环境污染为前提的生态经济效率，使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

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来分析，生态伦理学以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作为生态伦理实践的现实基础，而循环经济则把人类经济活动建立在生态伦理基础之上。生态伦理学和循环经济具有共同的现实基础，这就是它们都把生态经济形态当成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生态伦理学为生态经济提供“理论”支持，循环经济为生态经济提供“实践”模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交融与良性互动，既推动生态伦理学的不断升华，也促进循环经济的理性发展。如果说生态伦理学将人的道德关怀从社会延伸到了自然，从根本上深化了人类的道德意识，极大地拓展了人类道德生活空间，从而使人类从盘剥和掠夺自然的价值观走向了尊重和保护自然的价值观，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固而持久的道德关系的话，那么循环经济则把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的可持续经济思想变成了现实，从根本上改变了以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和生态环境的高污染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从而使人类从控制、占有和破坏自然的“黑色经济思想”走向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的“绿色经济思想”，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而长久的经济社会关系。生态伦理学与循环经济的联结和耦合，为生态循环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与实践依据。

“生态伦理学是从伦理学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此，生态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解读自然的道德价值。”^[22]循环经济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在经济发展运行的具体过程中，使人类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节约资源、维护生态环境，在维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率。事实上，生态伦理学和循环经济之间确实存在一种相互支持、相互论证的关系。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它除了必须论证“人应该对自然讲道德”这一基本命题外，它的生命力还主要在于把人的生态伦理意识转化为现实的生态伦理实践，使其提倡的生态维护、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道德原则对人类经济活动提供重要的价值引导。^[23]生态伦理学积极论证和宣传循环经济形态的道德合理性，并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道德秩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生态伦理学就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一种伦理学理论。循环经济作为一种体现生态环境保护道德价值要求的现实技术范式，把人类经济活动实实在在地建立在生态伦理基础之上，使其真正实现维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同时，循环经济的发展效应和生态成果，又不断地验证和完善生态伦理学追求“生态道德价值”的合理性与科学内涵。

生态伦理学和循环经济具有共同的现实基础，这就是它们都把生态经济形态当成自己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它们在发展生态经济的层面上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性。生态伦理学为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价值”支持，循环经济为生态经济发展提供“现实”基础，两者共同支撑生态经济理念和生态经济实践的深化。“价值”与“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既有利于生态伦理学理论的深化，也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完善。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环境相互连接、环环相扣的整体，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崩溃和瓦解，而生态环境问题在这一体系中始终处于优先和贯通的地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试图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道德关系的生态伦理学，与倡导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过程中提高经济效率的循环经济，就成为理论上相互论证、相互支撑，实践上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耦合体，成为生态循环经济理论的思维前导与生成本源。

第三节　生态循环经济的历史根源:人类与自然关系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是生态循环经济所要实现的根本目标。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天”的关系，一直是人类安身立命的基本命题。自从自然中进化出人类以后，人类与自然便建立起生息与共的关系，这种关系伴随着岁月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按照人类与自然交往的方式，人类已经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类文明也依次经历了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时代，与此同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在不断转化和趋向和谐。追溯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发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界定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自然主宰人类阶段、人类征服自然阶段和人与自然协调和谐阶段。

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盲从阶段:自然主宰人类的时代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自然是人与自然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方，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方面和其他动物基本一致，直接取自自然，又直接归还自然。

在渔猎时代，由于自然力异常强大和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对自然非常崇拜和顺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图腾、风俗、礼仪、禁忌等都说明当时的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不得不依赖自然、归属自然、畏惧自然，人类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简单的、狭隘的。人们在漫长的生活历程中看到，有些自然现象能给他们带来现实和意外的享受，而有些自然现象却给他们带来灾害或死亡。人类自愿地敬畏和顺从自然，服从自然的主宰，这是自然控制人类最强盛的时期。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那样:“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24]由于此时人类知识还与渔猎和采集实践混为一体，科学还未从生产中分离出来，只是以萌芽的形态存在。人类对待自然只能是适应、等待自然的恩赐，相对渺小的人类威慑于自然之下，把自然中的一切都神化为不可捉摸的东西，把自然界的现象和过程都视为一种神秘力量起作用的结果。

这一时期人们所崇拜的其实是与人类对立、异己的自然力量，而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正是这种原始人类对自然畏惧和崇拜关系的折射，也表现出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人们在长期狩猎和采集活动中，发现了植物生长的周期，开始从事人工种植可食野生植物的农业。人类的生存方式从渔猎和采集时代向种植、养殖业时代过渡，人类社会也从渔猎文明时代逐步向农业文明时代进化。当人类把第一颗种子种入地下、辛勤耕耘、期盼丰收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就由本能变为自觉，人类开始由顺应自然到积极利用自然。随着思维能力的提高，人类已经意识到人和自然有所区别，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也逐渐开始显露。但是，在强大且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人类仍然显得束手无策，对那些所谓的“神明”敬奉有加，并祈求这些自然“神明”赐予风调雨顺的气候，实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祈求消灾禳祸、健康长寿、合家幸福、天下太平。这种心理在古代中国尤为强烈，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文化现象，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十分重大。远古以来，人们无不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逆来顺受，拜倒在自然神脚下，表现出人们对自然的竭诚敬重。

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野蛮阶段:人类征服自然的时代

自然主宰人类是建立在人类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社会条件上的，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从露宿荒野到逐水而居，当人类的生产力水平缓慢提高到不直接依赖自然的食物供给，而自己开始控制食物生产时，人类便逐渐走上与自然分离、反抗乃至对立的阶段。

（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形成

到了农业社会后，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进步，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加，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能力也逐步提高，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开始形成。此时，人类所到之处，砍伐森林、焚烧草原、种植庄稼、捕杀动物，人类自然群落迅速分布和扩大，地球的原始面貌被人类进行了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改变。人类在生产实践中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自然规律，征服和战胜自然的手笔也越来越大，拦河治水、开山劈路、围湖造田，在这些“战天斗地”的辉煌成就鼓舞下，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愈发膨胀起来。至此，自然主宰人类的阶段开始向人类征服自然的阶段迅速转化。

（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膨胀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作为人类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标志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起来，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各方面都取得突破性进步，使得人类不再俯首听命于神和自然的主宰，而敢于藐视自然，挑战“神灵”，自然主宰人类的时代逐步走向终结。

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生产技术有了极大发展，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了新手段，人类社会也开始由农业文明时代向工业文明时代进化。工业革命后，人类以机器系统为主要生产工具，煤、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电力、原子能、核能得到充分开发，各种新材料得到广泛研发和使用，为社会提供了农业文明时代无可比拟的强大动力，驱动着工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生产出无比丰富的商品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社会物质生产从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一时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处于破坏和谐的进攻地位，人类战胜自然，自然反攻人类，人类在斗争的相持阶段中不断取得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辉煌胜利”，不断地创造出人定胜天的奇迹，人类唯我独尊，不再依赖神仙上帝，也不再畏惧自然，人类中心主义开始走向极致。

（三）人类征服自然导致了对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严重后果

由于人们对自然认识上的局限和潜在的主宰意识，一方面，使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无视自然界自身的地位，把其当做取之不尽并可肆意挥霍的材料库和硕大无比的垃圾桶；另一方面，使社会与自然对立起来，片面强调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力而无视自然生产能力，巧取豪夺、竭泽而渔，把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作为衡量历史进步的单一指标，不注意自然生产力的及时补偿和同步增长，片面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无视自然的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把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社会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25]然而，自然界并不是任由人类随意使唤的奴仆，当人类对它的征服超过一定的阈值时，自然界就以自己特殊的反抗能力，以诸如“厄尔尼诺现象”、酸雨、温室效应以及各类环境公害事件，给人类以日趋猛烈的种种报复。科学和工业帮助人类“战胜”了自然，改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然而，人类却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导引下走上了一条与自然相互对抗的歧途，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倒转，人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自然被人类肆意蹂躏。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但科技发展的片面性、工具化、攻击性倾向，阻断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关系，人类征服着自然，自然以灾难报复的方式也征服着人类，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疏离，使人类日趋严重地陷入了自身发展的困境。

三、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协调阶段:生态优先的新时代

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食物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做出全面的反省: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人类应当既注意代内需求，更关心代际公平，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以求得同自然界的协调与和谐。正如汪恕诚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量化标准》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以为这种盲目和单纯追求速度的发展就是对历史的贡献。当中国的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超出极限，无法承受经济社会盲目发展时，整个社会经济就会突然崩溃，那时所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惨痛的。”^[26]社会发展和环境困境，迫使人们开始积极思考无害环境和环境友好的问题，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优良型的和谐社会。

当今，人与自然的关系已开始进入一个生态优先、和谐协调发展的新阶段。这就是在人类求得安身立命的基础上，开始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充分发挥自然资本的作用，使自然资本、人力资本、货币资本协调起来，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共识，这也就是生态循环经济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在这个阶段，人类将不但升华思维境界，提高自身素质，而且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有机载体。人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不仅要遵循经济规律，同时也必须遵循生态规律，以生态承载能力为前提，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生态系统是由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的空间组合而成的，必须保持它们之间一定的平衡，才能使生态系统得以生存和发展。在可持续发展复合体系中，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社会可持续是目的。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之后，已经进入人类与自然和谐协调的历史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把自然生态环境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生态循环经济所致力倡导的“生态价值优先”理念，完全适应了人类与自然关系发展这一新阶段的时代要求，从而也就为生态循环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厚重的历史经验与依据。

第四节　生态循环经济的文化渊源:中华生态伦理文化与生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中国是自古崇尚文明的泱泱大国，生态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人类文明已经走过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人类现代生活之后，历经近300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特征，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宣示地球人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支撑工业文明的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来延续人类的生存。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由生态环境主导的“绿色文明”。

生态文明是世界新潮流，按理应率先在生态危机频繁爆发的发达国家兴起，但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惯性还要持续相当长时间，西方强国也有强大的技术资金实力使本国生态危机得到缓解，加上西方列强不断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生态成本，以致西方放弃了自身率先发展生态文明的机会。在西方强国滞后发展生态文明机会的背景下，正在崛起的中华文明就赢得了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机遇。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古朴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是基本一致的，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可以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开创者。

一、中华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生态文化

中国道家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灵智慧，通过崇尚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道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崇尚自然，效法天地。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老子是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反对“天”是最高主宰的哲学家，他提出了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认为“道”或“无”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老子关于天人关系最集中的论述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7]“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8]这两句道家哲学的经典之语清楚地指出了天与人、天地万物的同源性、同律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仅从哲学角度，也从宇宙生化的角度说明了天与人都源于道，虽然天与人在演化过程中各自有了很大的差异，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与人还是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在老子的思想影响下，后世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以养人、爱物为中心的天人关系思想，赋予人类一种保护、维持天地万物和谐的生态伦理责任。老子把人与万物的自然关系确立在以“生”与“养”为道之本性的基本原则之上。《太平经》告诫人们:“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29]即是说若人与万物能顺应道的时候，就是“各得其所”，各按其内在自然潜力而有所生和长；当万物都能各得其所的时候，这就是太平之世了。其揭示的是一种“尊重生命、善待万物”的自然伦理思想。庄子追求“以人合天”，人与物为一，通过遵循自然规律的途径以求得精神的自由。把人看做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大自然本为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30]庄子把“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也就是主客体的相融。这种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之间同体相合的生态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吻合。

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31]孔子是春秋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由宗教神学向人文主义思潮转变的核心人物，他奠定了儒家天人合一学说的基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32]“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33]孔子的这两句名言是他对天人关系的诗性感悟与理解。孔子还提出了著名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34]认为仁者不仅“爱人”，而且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视融入大自然为最大的快乐、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孔子学说的“仁”不仅仅是“爱人”，也包含了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的爱惜。“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35]即是告诫人们钓鱼时不要用大绳网横断江河将鱼一网打尽，射鸟时也不要射杀归巢之鸟，要让鱼鸟繁衍生息，维护生态物种的平衡。孔子的这些言论观点，集中体现了远古先人朴实的生态伦理思想，阐明了孔子热爱自然、维护生态、顺应天时的“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到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36]这里的逻辑前提是“人性天授”，所以只要充实和发挥人性，就可以达到“知天”的境界。孟子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且人可以掌握这些规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自求多福”。他反复强调《尚书》中的名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37]警示人们即使“天作孽”，人也可以想办法逃避，但如果是自己为非作歹招致的灾祸，就只有死路一条。孟子认为，只要按照自然规律行事，自然界就会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的资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38]可见，孟子已具有很明确的生态保护意识，注意到保护生态环境对人类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荀子是战国末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其天人之学千百年来受到广泛重视。荀子认为，天是一个自然环境，它为人和生物提供生存条件，它也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但与人事无关。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39]荀子认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特点、职能和运行规律，“人”的活动不能影响“天”的运行，“天”也不会有意识地给“人”降祸赐福。在荀子看来，人虽然处于非生物和生物发展阶梯的顶层，最为“天下贵”，但并非自然界的主宰，而只是与“天”、“地”并立的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并不因为“天人相分”而处于对立状态，相反，人类和天地万物共处于和谐的整体之中，“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40]儒家的这些生态伦理思想，反映出儒家对“天下宽容、万物和谐”理想社会的追求。

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国传统的天人和谐思想认为，人类和万物一样，是天地自然而然的产物，人类社会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人具有卓越的地位，不等同于自然界的万物。“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这万物之中，只有人，才可与天地相提并论，合称“三才”。“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41]天、地、人“三才”之学凸显人与天地万物的内在关联，归根结底，人是内在于天地万物的。“天人和谐”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研究、继承、发扬中国古代天人和谐的文化思想，对于研究与建设当代生态循环经济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中国古代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

在公元前700年前后我国就进入了传统农业阶段。我国循环经济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传统农业的“桑基鱼塘”模式就已经具有循环经济的雏形，特别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农学著作也在世界上最早对农业循环经济思想进行了可贵的探讨。早在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中就有《神农》、《野老》等关于农家农事的著作，西汉晚期农学家氾胜之纂修的《氾胜之书》，北魏时期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唐代韩鄂所著的《四时纂要》，元代初年司农司编纂的《农桑辑要》和农学家王祯的《农书》，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清代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纂修的《钦定授时通考》等，都记载和总结了我国几千年的农业实践精华，孕育了早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

中国哲学史上的先哲主张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协调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这一哲学思想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形成了“三才论”的传统农学思想。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把天、地、人“三才”的和谐协调作为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和价值取向。管子说:“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42]即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协调，即可使农业生产丰收、国富民强。《吕氏春秋·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先秦时期农业文献，主要体现了先秦时期的“三才论”思想；其中《审时》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说明庄稼是人种植的，是地上长出的，是天养育的。这里可理解为把农业生态系统分为三个基本要素:生物有机体（稼）、生物有机体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天地）、人的社会劳动（人），三者之间有机统一构成一个整体。从秦汉到宋元时期是“三才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强调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更强调人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西汉《淮南子·主术训》中把“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作为“群生遂长，五谷蕃殖”的重要条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归纳了农业经济“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规律性理念，强调农事要因时、因地制宜，方可事半功倍，否则便无功而返。这一思想理念发展到明清时期，把天地人之外的农作物的本身特性也纳入农业经济系统之内，强调天、地、物三者相宜，告诫人们农作生产要“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43]

从秦汉到北魏时期，随着新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推广，犁耙、磨碾等农业装备广泛使用，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技术大为改进，农业经济获得空前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问题开始得到认知。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对此做了比较透彻的论述，他认为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本，也是治国安邦之本，当政者必须把农耕作为“为政之首”；同时，他认为“勤力可以不贫”，不要信天命而须重人为，反对因循守旧，重视农业技术发展，认为技术进步能给社会带来实际利益，主张主要采用精耕细作、轮作、注重施用有机肥等措施，以保持和提高土地肥力，实现农作经济的持续发展。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总结的我国古代广泛采用的绿肥轮作制，比英国的诺福克轮作制要早提出1200多年。《齐民要术》在养猪法上记述了放牧养猪和利用水生植物与酿造工业副产品酒糟等养猪的方法，“春夏草生，随草放牧，……，所有糟糖，则蓄待穷冬春初”；在养鸡方法中，推广“二月，先耕一亩作田，林粥洒之，刈生茅覆上，自生白虫”的技术，主张循环利用，变废为宝，这正是循环农业经济的思想萌芽。《管子·牧民篇》中写道:“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畜六畜、则民富”，《齐民要术》中还有“樊重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耻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等详细记述。^[44]在古代，人们不自觉地遵守生态学原理，重视农牧结合，使用有机肥，通过劳动和选择使农业自然生物种群逐渐演变为劳动对象和收获物，形成了传统的农业生态体系，即一种物质和能量闭环流动的封闭体系。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农业循环发展、多业协调的例证，更是现代循环经济思想形成的重要历史基础。

我国历代这些古朴的生态智慧、生态伦理和循环农学的思想萌芽，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它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精华。它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朋友，要参与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这些思想行迹奠定了中华生态文明的历史底蕴，传承着中华生态文化的历史渊源。当今，我们深入挖掘、传承和发展这些生态文明思想，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反思价值观念、重建生态伦理、形成和发展生态循环经济理论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五节　生态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生态学、系统论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

生态循环经济以国内外既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观念科学相关理论成果作为研究探索的理论指南和科学基础。生态循环经济的理论框架主要是建立在以下生态学、系统论和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最新成果的基础之上。

一、生态学基础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等都有密切关系。^[45]生物的生存、活动、繁殖都需要一定的空间、物质与能量。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周围环境某些物理条件和化学成分，如空气、光照、水分、热量和无机盐类等的特殊需要。各种生物所需要的物质、能量以及它们所适应的理化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称为物种的生态特性。任何生物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同种个体之间有互助、有竞争；植物、动物、微生物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断改造环境，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人类。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与多样化，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近代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生物个体、种群和生物群落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生态系统的复合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是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一）生态学的一般规律

生态学的一般规律大致可从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态平衡、人与环境的关系五个方面来概述:

1.种群

在环境无明显变化的条件下，种群数量有保持稳定的趋势。一个种群所栖环境的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只能承载一定数量的生物，当承载量接近饱和时，如果种群数量（密度）再增加，增长率则会下降乃至出现负值，使种群数量减少；而当种群数量（密度）减少到一定限度时，增长率会再度上升，最终使种群数量达到该环境允许的稳定水平。对种群自然调节规律的研究可以指导生产实践。

2.群落

一个生物群落中的任何物种都与其他物种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常见的关系有:①食物链。居于相邻环节的两物种的数量比例有保持相对稳定的趋势。如捕食者的生存依赖于被捕食者，其数量也受被捕食者的制约；而被捕食者的生存和数量也同样受捕食者的制约。两者间的数量保持相对稳定。②竞争。物种间常因利用同一资源而发生竞争:如植物间争光、争空间、争水、争土壤养分；动物间争食物、争栖居地等。在长期进化中，竞争促进了物种生态特性的分化，结果使竞争关系得到缓和，并使生物群落产生出一定的结构。例如，森林中既有高大喜阳的乔木，又有矮小耐阴的灌木，各得其所；林中动物或有昼出夜出之分，或有食性差异，互不相扰。③互利共生。如地衣^[46]中的菌藻相依为生、大型草食动物依赖胃肠道中寄生的微生物帮助消化、蚁和蚜虫的共生关系等，都表现出物种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以上几种关系使生物群落表现出复杂而稳定的结构，即形成一种生态的平衡关系，平衡关系的破坏可能导致某种生物资源的永久性消失。

3.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代谢功能就是保持生命所需的物质不断循环再生。阳光提供的能量驱动着物质在生态系统中不停地循环流动，既包括环境中的物质循环、生物间的营养传递、生物与环境间的物质交换，也包括生命物质的合成与分解等物质形式的转换。物质循环的正常运行，要求一定的生态系统结构。随着生物的进化和扩散，环境中的大量无机物质被合成为生命物质形成了广袤的森林、草原以及生息其中的飞禽走兽。一般来说，发展中的生物群落的物质代谢是进多出少，而当群落成熟后代谢趋于平衡，进出大致相当。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物质代谢的规律。一方面，在生产中只能因势利导，合理开发生物资源，而不可只顾一时，竭泽而渔。目前，世界上已有大面积农田因肥力减退未得到及时补偿而减产。另一方面，还应控制环境污染，由于大量有毒的工业废物进入环境，超越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降解和自净能力，因而造成毒物积累，损害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活环境。

4.生态平衡

一定的动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各种对立因素（相互排斥的生物种和非生物条件）通过相互制约、转化、补偿、交换等作用，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阶段。影响生物的性态和分布的环境条件主要有气候、土壤、生物、地理条件和人为的因素。当外界干预超过生态阈值，使生态系统自动调节能力降低或消失时，便会出现生态失调，进而可能导致生态危机，甚至可能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47]因此，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一定要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前提，努力促进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5.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物进化就是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生物在生活过程中不断地由环境输入并向其输出物质，而被生物改变的物质环境反过来又影响或选择生物，二者总是朝着相互适应的协同方向发展，即通常所说的正常的自然演替。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展，对环境的影响也越加明显。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了不少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损害了自身利益。如对某些自然资源的长期滥伐、滥捕、滥采造成资源短缺和枯竭，从而不能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大量的工业污染直接危害人类自身的健康等，这些都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大自然受破坏后所产生的一种反作用。

（二）共生共存原理

共生共存是指社会体系、经济体系与生态系统的共同生存。共生关系是指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生物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在一个需要共同维持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共同生活。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稳定、高效的共生系统，通过复杂的食物链和食物网，系统中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和能源都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从本质上讲，自然、环境、资源、人口、经济与社会等要素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共生关系，形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因素；而传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下则成为互为制约的因素，导致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恶性循环，复合生态系统走向衰退，甚至崩溃，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人类的末日就会随之而来。在传统的工业体系中，各企业之间的生产、排放各自为政，生产过程相互独立，没有建立起互利共生的发展体系，这是污染严重和资源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生态平衡与生态阈限原理

生态平衡与生态阈限原理是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遵循的基本生态原理。由于经济体系是生态系统共生的子系统，因此必须遵循基本的生态规律，即生态平衡与生态阈限法则。生态平衡是指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在这种状态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从而使其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范围内，分别通过制约、转化、补偿、反馈等作用处于最优化的协调状态，表现为能量和物质输入、输出动态平衡，信息传递畅通和控制自如。在外来的干涉条件下，平衡的生态系统通过自我调节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稳定状态。循环经济的闭环物质循环模式，本质上也是在建立输入与输出平衡，结构和功能稳定，自调节、自组织增强的复合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虽然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如果人类干扰过大，超出了生态系统本身的调节能力，生态平衡就会被破坏，这个临界限度被称为生态阈限。在经营管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时，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生态阈限，使具有再生能力的生物资源得到最好的恢复和发展。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调节机制，而要充分利用这种机制，因势利导地开展人类经济活动。要实现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应尊重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不能随意开发。人类应在自然规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生产活动，特别是对区域发展进行规划时，应切实贯彻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以保证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而促进整体发展的可持续性。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的一种度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方法。“生态足迹”也称“生态占用”，它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里斯（William E. Rees）教授提出的。生态足迹就是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reas），其含义就是要维持一个人、地区、国家或全球的生存所需要的或者能够容纳人类排放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面积。生态足迹用以计算承载一定生活质量的人口，需要多大的可供人类使用的可再生资源或者能够消纳废物的生态系统，又称之为“适当的承载力”（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生态足迹将每个人消耗的资源折合成为全球统一的、具有生产力的地域面积，通过计算区域生态足迹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差值——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比较客观地反映不同区域对于全球生态环境现状的贡献。生态足迹既能够反映出个人或地区的资源消耗强度，又能够反映出区域的资源供给能力和资源消耗总量，也揭示了人类持续生存的生态阈值。由于生态足迹取决于人口规模、物质生活水平、技术条件和生态生产力，它通过相同的单位比较人类的需求和自然界的供给，使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指标真正具有区域可比性，评估的结果清楚地表明在所分析的每一个时空尺度上，人类对生物圈所施加的压力及其量级。比如说，一个人的粮食消费量可以转换为生产这些粮食所需要的耕地面积，他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可以转换成吸收这些二氧化碳所需要的森林、草地或农田的面积。因而，它可以形象地理解为一只巨大的负载着人类及其城市、工厂、铁路、农田……的脚，踏在地球上留下的脚印大小。生态足迹的值越高，即表明人类对生态的破坏程度越严重。生态足迹指标的提出，为核算某地区、国家和全球自然资本利用状况提供了简明的框架，通过测量人类对自然生态服务的需求与自然所能提供的生态服务之间的差距，即可知道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利用状况，可以在地区、国家和全球尺度上比较人类对自然的消费量与自然资本的承载量。生态足迹的意义在于探讨人类持续依赖自然以及如何做才能保障地球的承受力，从而警示人类高度关注未来的生存问题。研究表明，目前存在着全球性的生态赤字，人类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自然资源将逐渐枯竭。生态足迹理论作为定量测度发展可持续状态的一种科学方法，对于定量描述区域发展现状、判断发展中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作用。

（四）生态位理论

经济发展必须适当定位才有比较优势。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在生物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食物、栖息地、温度、湿度、光照、溶氧、盐度等），进而尽量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即受多种生态因子限制，而形成超体积、多维生态时空复合体。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之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了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正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在复合生态系统中，生态位不仅仅适用于自然子系统的生物，同样适用于“社会→经济”子系统中的功能和结构单元。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二、系统论基础

系统论（System Theory）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科学，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就是系统思想，它把一定环境中由若干相互联系与作用的要素组成的、具有相应特定结构和功能的要素集合看做一个有机整体，并全面而不是局部地、开放而不是封闭地、持续而不是间断地、动态发展而不是静态不变地看待这个整体及有关问题。系统论是区域生态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它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原理:

（一）整体性原理

强调要素与系统之间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要素与环境及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与作用，而使系统呈现出各单一要素所不具备的“整体功能”，表现出“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新境界；要求人们从系统整体及其整体运动规律层面上去认识、考察和把握一个系统及其分要素和子系统。

（二）联系性原理

强调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与相互作用来实现其整体功能、体现其整体属性；强调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并认为一定的环境是系统存在、发展和发挥其功能的重要条件，且系统在和外部环境相互联系与作用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换；要求人们要以普遍联系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考察和把握一个系统及其分要素和子系统。

（三）有序性原理

认为系统的有序性是纵向有序、横向有序和动态有序过程共同综合构成；任何系统都是多级别、多层次的有机结构，不同层次系统具有不同性质并遵循不同运动规律；系统内部各层次的有序性是高层次系统支配低层次系统、低层次系统从属于大系统；在系统整体中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按一定渠道有序进行，并列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也按一定的秩序进行。显然，系统的有序性越高，结构与功能就越优化，这就要求人们应该尽最大努力改善与提高系统的有序性。

（四）动态性原理

主要揭示系统状态与时间序列之间的关系，强调系统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规律，要求人们必须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和思维去认识、考察和把握一个系统及其分要素和子系统。

（五）调控性原理

认为系统的（相对）稳定性是系统存在的基本条件，而系统的这种稳定性是通过调节、控制实现的，任何有序的稳定性系统都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能力。

（六）最优化原理

认为达到最优（功能最优）是系统理论的根本目的，要求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使整体功能达到最优，同时也包括系统结构形态最优、运动过程最优和性质最优。

各国、各地区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都已被涵盖于“世界空间经济系统”之中。系统理论认为，在世界空间经济系统中，各国、各地区是互相依存和互相依赖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当然，在这一大系统之下，也存在着许多层次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同样具有系统的一般特性。这一原理提示我们，在我国各区域之间必须协同运作、共同发展，以获得系统中“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最大效应。各区域都处于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而形成“系统”，使区域之间的经济与社会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而必然地彼此依存和相互联系。因此，各区域均有义务努力协同外区域，积极开展经济合作，以谋求自己在共同发展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各区域之间不仅是相互依赖的，而且都处于其上一级区域所构成的系统整体之中。在这样的系统整体里，所有区域都已成为其上一级区域的子系统。(www.xing528.com)

三、经济学基础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对区域经济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区域经济发展成为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一大主题。区域经济学经典理论是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础。

早期的区域均衡增长模型是建立在自动平衡倾向的新古典假说基础上的。它认为，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双向运动最终将导致区域差异缩小。该理论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也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因此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而且，它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主体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它要求在不同的区域内，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保持协调，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发展要建立在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逐步改善环境质量并保持良性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应当促进不同类型地区的协调和均衡，缩小区际发展水平的差距。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区域发展理论，是对区域发展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是支撑生态循环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

（二）区域分工理论

1.区域分工简释

区域分工是区际联系与合作的主要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区域在发展条件、发展基础、经济结构、资源赋存、生产效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因素或具体要素又不能或不能完全自由地流动。在这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面前，为了以最有利的条件、最低的成本和最佳的效益来满足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就必然会在区际关系格局中，按照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的原则，选择最适合自己和最具有优势的产业或项目来发展。在这样的逻辑原理下就必然会进行区域之间的分工。区域分工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充分发挥各地区在不同方面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不仅能提高各区域的经济效益，也能提高区域整体（一地或一国）的经济效益。

2.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区域分工理论的主体，由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组成。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源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地域分工学说，他在首先论证有效的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论证了区域分工理论。他认为，每个国家（地区）都有其绝对有利的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将各个国家（地区）生产同种产品的成本进行直接的比较，所花成本“绝对低”的国家（地区）就拥有“绝对优势”，由此强调各个国家（地区）应以这种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区际）分工和合作；但如果一个国家（地区）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这样的绝对比较优势，那么这个国家（地区）就不能参加这样的国际（区际）分工。显然，亚当·斯密关于“无绝对比较优势则不能参与国际（区际）分工”的理论，存在将比较优势绝对化的不足之处。因此，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无论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条件和经济状态如何，技术水平是高是低，由于它与其他国家（地区）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因此，可以根据其相对有利的生产条件来确定其“相对比较优势”，并以这样的相对比较优势去参与国际（区际）分工与合作。总之，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都认为，国际（区际）经贸合作（贸易）能够更经济有效地利用与配置本国或本区域资源，更充分有效地利用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的资源，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与效益，这对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3.资源禀赋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埃利·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提出了资源禀赋理论的基本观点，即认为产生比较成本的差异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两个国家（区域）的要素禀赋不同；二是不同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要素比例不同。贝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创立了完整的资源禀赋理论，而后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证。这一理论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与比较成本理论相并列的理论基石。它是用生产要素的丰缺（互补性）解释国际（区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商品流向的理论。其基本思想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1）认为国际（区际）贸易的首要原因是两国（区）商品价格的差异，并由此从价格的差异反推出生产成本的差异，再由生产成本差异反推出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从此得出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区际）贸易产生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和最根本的原因。

（2）认为国（区）际贸易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必要条件）是两国（区）内部各种商品的成本比例不同，且认为这种比例的不同是由两国（区）内部生产诸要素价格比例的不同引起的。

（3）这一理论的核心结论是两国（区）之间充裕要素和稀缺要素的交换，各国（地区）比较利益的地位则是由各国（地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相对充裕程度来决定的。由此认为，当两国（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比例不同时，每个国家（地区）应该出口的是那些在生产上密集地使用了本国（地区）最丰富的、价格最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进口的是那些别的国家（地区）在生产中密集使用了本国最稀缺要素的商品。其核心思想实际上也是一种比较优势理论，显然它在区际经济合作与协同发展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运用这一理论来指导和组织区际经济与产业的合作，可使区际合作的内容和结构取得优化，进一步提高由合理的区际经贸合作所带来的比较利益和综合效益，使我们在实施区际合作与协同发展过程中，懂得把握区际要素禀赋的差异，深入研究区际之间的互补性和比较优势，以实现区际合作和协同发展的巨大效益。

4.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地域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经济活动按地域空间进行的一种分工形式，分工与合作相互依存、相互给对方以保障与促进，并通过分工与合作提高效率、增进效益。其直接原因是区域之间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经济结构、生产效率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与比较优势，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优势互补，获得最佳的整体效益和个体（地区）效益。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发展到今天，其基本观点可归纳为地域分工发展论、地域分工竞争论、地域分工协调论、地域分工合作论、地域分工效益论和地域分工层次论六个方面。资源赋予差别与区域比较优势是区域之间进行劳动地域分工、优势互补与联合发展的重要依据。在资源赋予差异与比较优势清晰或可预见的基础上，就可以科学地组织合理的区际分工与经济、产业的合作，进行区际间优势互补式的资源整合，实现区域、区际“共同体”利益的同向增加。

（三）梯度推移理论

梯度推移理论指在一个大区域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发展条件、自然资源、历史基础等原因，社会与经济技术的发展在区际之间总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存在着经济技术梯度。当然，有梯度就必然会有空间的梯度推移，使生产力从高梯度发达地区向低梯度落后地区转移，从而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一国经济分布相对均衡。在此过程中，通常是首先扶持条件相对好的高梯度地区加快发展，然后再逐步依次向各级低梯度的地区推移。推移的速度随着经济科技实力的积累而逐步加快，地区间的差距也随着逐步缩小，其理想的目标是区域不平衡状况可最终消除。

梯度推移理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该理论是在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各工业部门、各种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其发展过程依次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老四个阶段，处于四个阶段之间的三类部门或产品分别为兴旺部门、停滞部门和衰退部门。其中，工业部门或产品从创新阶段至发展阶段为兴旺时期，由于部门或产品的创新厂商垄断着新产品生产的技术诀窍，同时，新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低，生产成本差异对区位选择影响不大，产品宜在国（区）内生产；发展阶段之后至产品成熟阶段就进入停滞时期，技术已经定型，此时需要大量的廉价且略有技术的劳动力，由于竞争者增加，价格需求弹性增大，降低成本成为竞争的关键，此时宜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区）外成本低的地方（需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同时推出另一种新产品。

梯度推移论科学地揭示出生产力由高梯度向低梯度地区推移的趋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实施的促进沿海、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和建立经济特区的经济政策，是对梯度推移理论最好的诠释和验证。

（四）民族经济学与劳动价值论

民族经济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民族经济学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民族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是基础。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民族问题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民族问题的内容是不同的。^[48]“民族利益表现为经济利益，民族关系表现为经济关系，民族问题表现为经济问题，故而经济问题也就成了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49]民族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状况。在我国，民族经济是少数民族存在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50]“民族经济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民族问题的科学，主要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研究各个民族或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史，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经济思想史，并且还要研究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史。”^[51]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族裔人口的经济活动与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关系、少数民族之间及其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及其与非少数民族地区间的经济关系和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外的经济交往与关系。少数民族族裔人口的经济活动及关系是民族经济学首要的研究内容。^[52]民族经济学揭示和论证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在丰富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务指导。

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观察，经济是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聚合成员、凝聚民心、延续民族的必要条件。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如果不能为其成员提供必要的生产和生活的条件，就不可能转变为民族；即使形成了民族，如果不能持续提供和改善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个民族也将可能被解体。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首要和基本的动因是经济。^[53]任何民族，要想保持其民族性，就得发展经济；否则，其民族就有衰落、解体的危险。同时，在民族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互动也是必然的趋势，从而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层次和水平。

民族经济与民族政治、民族文化是内在统一的，这三者构成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素。与之相应，民族区域是民族存在的地域条件，它既是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条件，又是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统一作用的结果。民族经济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民族政治是民族中人的社会关系的界定与制约机制，民族文化是民族中人和社会关系的意识，是对民族发展的制约与导引。“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发展教育与社会等问题，这不仅是各民族人民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对于各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直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民族关系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54]民族政治和文化都不是独立于民族经济之外的特别“领域”，而是内在于经济、作用于经济、表现于经济的因素。民族经济是各民族人的经济，人的经济活动不可能是“纯经济”的，而是人和社会矛盾在经济这个基础层面的集合。民族经济的主体是各民族的人。在民族经济活动中，人本质的劳动、需要、交往、意识四要素都同时存在并发生作用。经济的出发点、过程和归结点，都是人，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活动。^[55]政治是人交往的集中体现，主要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它不是外在于经济，而是内在于经济生活对人的关系及其活动的制约机制。政治是人的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的集合，也是调节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的社会机制。政治作为经济的内在机制，主要表现为:政治的总体形态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它既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又制约着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并参与和控制全部经济生活，调节经济关系。“中国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各民族文化经过长期交流与历史沉淀而形成的东方文明的整体体现。”^[56]民族文化是历史形成的，但历史的文化并不可能全部存留于现实，更不能用历史上某一时段的民族文化来界定现实的民族文化。现实的民族文化，主要是现实的人对人生及社会关系的意识，这里当然包含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融合于现实意识之中，是现实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7]

劳动价值论是劳动历史观在经济领域的展开。“劳动价值论所论的价值，并不是物的价值，而是体现于交换关系中的人的价值，它可以表现于物，也可以表现为服务，其根据就在于劳动。”^[58]由于交换关系的错综复杂，价值形式演化为货币，并以价格表现其价值量，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亦由此集合。价值的主体不应是商品，而是人，是劳动者。价值并不是物的属性，而是体现于物的产品和服务中的人际关系。正是由于发生了经济关系，人以其价值相互交换，人的劳动是其价值的唯一根据。^[59]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的经济观，是劳动者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

劳动价值论从根本上确认劳动者也唯有劳动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主体地位。劳动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者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经济社会发展是为了广大劳动者，而发展经济社会的主体也是广大劳动者。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是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并在经济生产活动中得到充分发挥而得以实现的。^[60]劳动者素质技能与其社会地位是内在统一的，素质技能提高的劳动者必然要求提高其社会地位，也只有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才能保证其素质技能的提高和发挥。

劳动价值论强调，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活动。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就不是社会的、经济的主体，他们的劳动生产就由掌控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劳动者人身权的统治阶级所支配。在资本雇佣劳动制下，虽然劳动者拥有了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但生产资料仍由资本所有者掌控，因而劳动者并不是社会和经济的主体。生产的发展决定经济发展，而生产发展的水平取决于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包括身体素质、技术素质、文化素质三个层次或环节，是人本质的体现，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不断探索和积累的。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技能的主动精神相当重要，而主动精神的形成和发挥则取决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及其面对的社会环境。^[61]人的要素是劳动、需要、交往和意识，其中劳动是人本质的核心。经济是人以劳动有意识地在交往中满足需要的社会过程，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是劳动主体的人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物质生产资料不论其多么精致复杂，都是人素质技能的体现，而且要人以素质技能来运用，是人素质技能发挥的条件。人素质技能的发挥形成劳动力，劳动力的社会集合与表现，就是生产力。人的素质技能包括身体素质、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其中身体素质是基础，技能素质是主体，文化技能素质是导引。^[62]妥善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而尊重和发挥民族地区劳动人民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是推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63]劳动者素质技能是生产力的内容，而在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又是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形式。劳动和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劳动者，其素质技能的发挥与提高决定着社会地位的实现与提高；反之，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又制约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发挥与提高。^[64]

劳动历史观是劳动者在明确其主体地位、明确人本质的前提下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是劳动者争取解放和自由发展、提高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指导思想。^[65]因此，劳动价值论强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劳动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无可争议的主体地位，劳动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也理所当然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这与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劳动价值论也是支撑和推动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之一。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1

[4]刘仁胜.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概述.绿叶，200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4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52～553

[9]刘仁胜.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概述.绿叶，2007（9）

[1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13

[11]任暟.生态思维与科学发展观.光明日报，2006-06-17

[12]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4-3-10

[13]王春正.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学习与研究，2005（12）

[1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6

[15]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4-03-10

[16]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7

[17]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4-03-10

[1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

[1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24

[2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20

[21]向玉乔.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经济学.光明日报，2006-06-19（12）

[22]向玉乔.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经济学.光明日报，2006-06-19（12）

[23]向玉乔.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经济学.光明日报，2006-06-19（12）

[24]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

[25]毛如柏，冯之浚.论循环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9～20

[26]汪恕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量化标准.绿叶，2007（4）

[27]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28]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29]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9～25

[30]庄子.齐物论

[31]易传·系辞上传.第四章

[32]孔子.论语·子罕篇

[33]孔子.论语·子罕篇

[34]孔子.论语·雍也篇

[35]孔子.论语·述而篇

[36]孟子·尽心上

[37]尚书·太甲篇

[38]孟子·梁惠王上

[39]荀子·天论

[40]荀子·天论

[41]易传·系辞下传

[42]管子·禁藏

[43]宋湛庆.《农说》的整理和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12

[44]缪启愉，缪桂龙.齐民要术译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

[45]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945

[46]地衣是一类低等的植物，植物体是菌和藻的共同体，种类很多，通常都生长在地面、树皮或岩石上。

[47]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947～1948

[48]施正一.施正一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59

[49]施正一.施正一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39～440

[50]施正一.民族经济学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132～133

[51]施正一.施正一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69～470

[52]刘永佶.民族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30～31

[53]刘永佶.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16～17

[54]施正一.广义民族学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53～54

[55]刘永佶等.劳动历史观.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94～196

[56]施正一.施正一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83

[57]刘永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403

[58]刘永佶.劳动社会主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74

[59]刘永佶.现代劳动价值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34～239

[60]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72～175

[61]刘永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137

[62]刘永佶.现代劳动价值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4～19

[63]施正一.施正一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68

[64]刘永佶.劳动社会主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78～82

[65]刘永佶等.劳动历史观.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