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在2004年的中国有愈演愈烈之势,开年3个月内,就有4起专门针对“中国制造”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加上已经处于应诉过程中的塑料袋、彩电、熨衣板、虾产品等案,让被诉企业、进口商和主管经贸的政府部门挠头不已。
毫无疑问,WTO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3年来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中国在2001年11月11日加入WTO,2002年的出口总值就达到3255.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3%;2003年增长到4383.7亿美元,同比增幅为34.6%。不可避免地,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环境中,反倾销作为WTO框架下允许的“贸易救济”手段,开始被一些国家滥用。商务部官员前不久指出,反倾销的数量和国家双边贸易的大小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企业对反倾销案应该有足够的预期。
在国际贸易中遇到暂时的挫折,正是引起企业思考的良机。从短期来说,反倾销应诉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参与应诉,可以通过填写大量调查问卷,将企业在销售、成本、管理等方面的架构进行系统梳理,即使最后应诉失败,也有每年进行年度复审的权利;不参与应诉,等于放弃一系列权利,也放弃了自我成长的机会。
从长远眼光看,中国的企业必须培养成熟的跨国企业心态。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享受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普惠制”待遇的中国企业将越来越少,中国政府通过谈判取得的“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也势必在未来的某一天被取消。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与其为了微薄的一点利润互相压价,甚至是在反倾销调查中互相告恶状,还不如主动寻求产品档次的提高和企业品牌的建立,学会从自我产业整合中掘金。
有专家说:“要以平常心来对待反倾销,就是不要大惊小怪,人家告我们,这是家常便饭,是国际贸易的惯例。我们现在之所以被人投诉案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企业对内抬价收购,对外低价竞销。再就是短期内到货猛增。出口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看哪个产品适销对路大家蜂拥而上,最后把这个产品搞垮。”
中国遭遇国外反倾销增长的趋势很可能要延续很多年。被诉反倾销不完全是坏事。这恰恰说明了中国扩大出口的成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各地都是日本货,所以世界各国都告日本倾销。现在走到哪儿都是“Made in China”。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计算,中国的产业工人每小时的收入半个美元,一天劳动8个小时挣4个美元(人民币约35元),一个月1000块人民币。青海、甘肃的工人500块钱就可以招来。而美国的产业工人的工资一小时平均18个美元,是我们的36倍。便宜到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们现在就成了众矢之的。
有专家告诫媒体和企业:“国与国之间发生贸易冲突和贸易摩擦平常之事,做生意就会有矛盾,生意做得越大,矛盾会越多。一旦和别国发生贸易冲突,一定把它当一件自然会发生的事情,不要任意扩大态势,不要戏剧化。要从舆论上帮助大家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就要到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去解决问题,人家告我们、我们告人家,有时候我们胜诉,有时候我们会败诉。胜诉了不是‘伟大胜利’‘为国争光’,败诉也不是为国家丢脸,更不是国家的耻辱,总结经验教训更为重要。美国与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的贸易量大,因而贸易摩擦比我们多。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加强心理承受能力。今后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官司不断,一定要把这类事情当成贸易的问题来解决,不要把事情无限制扩大,扩大到整个国家关系的层面。”
我国现在有530多种产品被告,这当然有外国滥用反倾销的因素。但我们的企业自身有没有问题呢?比如存在低价竞销的问题吗?存在短期内到货猛增的问题吗?等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外贸企业再也不能只埋头生产适销对路的优质产品,还应当掌握对外贸易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应当学会如何利用这些规则来保护自己。
(2004-3-22)
如果要选2004年最令人关注的十大经济事件,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我觉得肯定位列其中。在出资12.5亿美元和承担5亿美元债务之后,联想一跃而成为全球第三大PC厂商。这是何等令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们精神振奋的壮举!媒体当然不会寂寞,这几天作了许多相关的报道。我注意到,有人兴奋地把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称为“蛇吞象”。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
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尽管有机构、有专家、有企业经营者对此提出了种种有关市场风险的担忧,但联想却对前景充满信心。现在说什么还为时过早,时间将证明一切。不管以后的结局如何,眼面前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联想此举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出手,3年前两家公司就曾为此事接触过;二、联想此举增强了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搏击于国际大舞台的信心。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与“蛇吞象”画等号。
全球PC业务在IBM所有业务中所占的比重有多大?2003年,IBM全部营业收入为890亿美元,其中PC业务的营业收入为95.6亿美元,占总量的10.74%。PC业务只是IBM这头“象”的十分之一。再者,IBM出售其全球PC业务,是主动“割肉”的一项战略调整,而非经营难以为继状态下被无奈地肢解。把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形容为“蛇吞象”,实在太夸张了。尽管这种夸张肯定是善意的,可对经济事件的评价却由此而失去了客观性。
其实,媒体更有必要做的是,在我们的读者,尤其是企业经营者们,在为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感到兴奋的时候,告诉他们IBM为什么放弃其全球PC业务以及联想的股权结构变化。恐怕这是更能也更有必要引人深思的。
IBM的CEO萨姆·帕米萨诺这样解释“蓝色巨人”出售其PC业务的原因:IBM的市场战略已经与PC业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中国的联想集团却在PC市场占据着优势;IBM将致力创建(及销售)更为复杂的计算结构及应用软件。联想此举使其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中方股东、联想控股将拥有联想集团45%左右的股份,IBM公司将拥有18.5%左右的股份。
这些会不会是今后引发联想和IBM新的变化的伏笔呢?走着瞧。
(2004-12-15)
美国最新一期《财富》杂志公布了2004年全球最大500家公司最新排名榜,读了这个排名榜,产生了一些“边缘”的想法。
非常令人称奇的是,位居500强榜首的,既不是高技术企业,也不是制造业中的佼佼者,而是连锁零售商——美国连锁零售商沃尔玛公司。这已经是连续第4年了。沃尔玛2004年的营业收入为2879.89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近250亿美元。沃尔玛靠卖别人的产品,居然做生意做到天下第一,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人们对生活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这里面蕴藏着无限的商机;服务于人们的生活需求,同样能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丝毫不比从事高技术产业和尖端制造业逊色;服务业对社会的贡献并不会比其他产业小(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服务业理当受到与其他产业一样的尊重、获得同样的产业发展支持。
在今年的排名榜上,有4家石油公司进入了前10位,有人说这是托油价上涨的福。油价屡创新高的背后是什么?主要是全球对能源需求的快速上升。其实,4家石油公司进入500强前10位并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当我们在为种种的现代化成果欢呼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消耗地球能源的速度过快了?这无论是对于环境保护,还是对于子孙后代的生存,都不是一件好事儿。尤其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比较小的国家来说,建设节约型社会真的是迫在眉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
让人高兴的是,在这份排名榜上,中国公司数量有18家,比去年多了2家。其中,中石化以750.767亿美元的销售收入位列500强第31位,这也是国内企业中排名最前的企业。此外,中石油也从第52位升至46位。500强中的中国企业还涉及银行、电信、汽车制造等行业,也算行业面还广吧。
(2005-7-16)
美国楼市正迎来继次贷危机后的第二波房贷违约潮,此次发源于中高收入群的优级房贷违约风潮,将成为美国楼市乃至其整个经济体复苏路上的一大麻烦。与次贷危机由监管不力和地产泡沫破裂所造成的原因不同的是,此轮违约潮来自美国已持续数月之久的就业危机。
根据美国通货监理局(OCC)以及储蓄机构监理局(OTS)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缴款逾期60日以上的优质房贷,2009年第三季已经比前一年增至83.8万户。而且最近三个季度优级房贷的止赎数量增速显著提高,增幅大大高于同期公布的次级房贷的新增止赎数,显示优级房贷违约激增正在成为美国经济复苏道路上的新麻烦。
专业机构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2009年10月份包括违约、拍卖和收到银行收回房产通知在内的止赎案件数量虽较9月份下降3%,但与2008年同期相比仍高出18.9%。该公司估计,2009年约有创纪录的340万家庭会收到房屋止赎通知,比2008年猛增48%;2010年该数据将刷新纪录,2011年也只会稍有改善。
随着失业率的节节攀升,占美国人口约65%到85%的中产阶级处境堪忧,导致了该阶级大量背负的原本风险较低的优级贷出现大量违约。美国雇主近两年共裁员720万人,创大萧条以来最高纪录。根据彭博社调查,美国2009年全年的平均失业率预估将在10%以上,将是1948年开始调查失业率以来最高纪录,超越2008年创下的26年高点9.3%。优级贷的房主很多在此轮危机中沦为失业大军的成员,是造成大量逾期未还贷违约的重要原因。
分析人士指出,与次贷危机时爆发后政府再收拾烂摊子不同,此次美国政府在经历过次贷危机时的救援措施仍没有停歇,能够一定程度上控制风险,不至于酿成新一轮危机。
但是,美国第二波房贷违约潮至少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占美国人口约65%到85%的中产阶级日子并不好过,他们中有部分已经失业、有部分收入减少,美国中产阶级的整体消费能力不可避免地在下降。美国中产阶级是市场消费的主流,他们整体消费能力的下降,必然会影响到外贸进口。近期美国反倾销举措增多,既有贸易保护的因素,也有市场需求不足的因素。
根据我国海关总署1月10与德国统计局1月4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2072.7亿美元,同比下降13.9%;其中出口12016.7亿美元,下降16%,在总量上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在中国与世界经贸往来同时面临全面收缩的2009年,中国的出口下降速度低于其他传统出口强国。这虽然值得高兴,但未来国际经贸低迷的状况恐怕不会在短时间内明显改变,中国外贸出口步履仍将会非常艰难。
(2009-1-21)
近来,经济学家们对于近期中国经济乐观的声音多起来了,有的认为中国经济从低谷逐步回升的态势正在形成,有的甚至预言本轮经济增长周期的最低点是2009年第二季度,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可以走出“冬天”。
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乐观,大约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一是2008年中国GDP 为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9%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二是今年元旦、春节各地节日消费火爆,似乎与发达国家市场消费低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三是今年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明显回升。同上月相比12个指数中,只有产成品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下降,其余指数均明显上升,升幅多在3个百分点以上。其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采购量指数、进口指数、购进价格指数升势尤为明显,升幅超过6个百分点。
这些数字当然会坚定我们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但是这些数字并不能消除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三大难点。
难点之一:出口下降与扩大内需。今年2月11日,海关总署公布了1月中国外贸进出口的最新统计数据:进出口总值14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其中出口下降了17.5%,进口下降了43.1%。1月进出口首现十余年来创纪录的两位数跌幅,连续三个月出口负增长。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不断下降,即便我们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也会有个过程,要想在短时间内使外贸出口迅速增长,是不可能的。
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外需,内需相对不足,以及内需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矛盾,从促进中长期稳定增长的角度看,必须努力扩大内需。但生产结构的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长期以来形成的大量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生产能力,不论从总量上还是结构上都不可能在短期内由内需的增加所吸收消化。因此,扩大内需有一个过程,不可能在2009年内就消除结构性矛盾。
难点之二:就业压力与就业机会。2009年的就业压力非常大,据官方目前预测,有2000多万农民工和600多万大学生急需就业岗位。仅仅解决这两个群体的就业问题就已经非常难了,还不包括可能出现的企业用工数量减少的情况和城镇新增劳动力。那么,2009年新的就业机会有多少呢?不确定性实在太大了。
难点之三:扩大消费与增加收入。虽然各地出台了许多刺激消费的举措,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不能排除传统节日消费的重要因素。扩大消费,归根到底得有两个支撑点:第一,收入的增加;第二,对预期收入至少比较乐观。要做强这两个支撑点并不容易,至少得有个过程,也许这个过程还不短呢。
写到这里,想起了一句中国的老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国际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影响广泛。中国对外开放度越高,就越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立马走出“冬天”。我们既要有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还有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综合国力,但也不能过于乐观,现在就“莺歌燕舞”起来。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敏锐的眼光,有扎实的举措——坚定、清醒、有作为!
(2009-2-19)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准确理解胡锦涛总书记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所作的判断,对于我们坚定信心、应对挑战、战胜危机,实现科学发展,至关重要。(www.xing528.com)
近半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同时中央和各地应对危机的举措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既不能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入而悲观失望,也不能因中国经济的某些方面出现积极的因素而过于乐观,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增强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还要增强机遇意识。一方面要充分认识世界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给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长期向好趋势。一方面要做好应对世界经济最困难最复杂局面的充分准备,另一方面更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善于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可以肯定地说,在一段时期内,我们仍将突出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突出面临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突出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突出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因此,我们要认真分析国际金融危机走势及其影响,增强应对危机的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今年是新世纪以来杭州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蕴涵重大发展机遇的一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通过金融、贸易、信息等多种传导机制,对我国对杭州的出口、投资、消费、民生、稳定特别是企业家、创业者、老百姓和干部的信心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面对金融危机、经济困难,丧失信心没有出路,悲观失望没有出路,无所作为更没有出路。只有直面挑战,我们才有可能危中求机、转危险为机遇。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又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注重在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展和培育有利因素,善于在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扎扎实实办好杭州的事情。
(2009-3-5)
当微观的例子与宏观的趋势相冲突,你愿意相信哪一方?
楼市回暖的信息已经时断时续流传了一些时候,近日一则“市民漏夜排队购房”的消息更是点燃了一些人的兴奋,似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将指日可待!
也就在同一时段,吹来一阵凉风——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近日的“克鲁格曼中国周”上接受媒体专访时称,“世界经济将停止自由落体式的崩溃,但我觉得要从经济危机中真正恢复过来大概需要经历5—10年的困难时期。”
有记者问,有一些意见认为,本轮经济危机已经结束。您对此有怎样的判断?克鲁格曼的回答很有意思,危机的极端阶段几乎快要结束了。从政府的角度,或许今年9月就会声称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但是我认为,经济的这种停止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好比疾病的急性期已经过去,不需要担心病人会突然死去。但是这个病太重了,转变成了慢性,这就意味着恢复需要很长时间。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会非常容易地发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向型来拉动的。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中至少有50%与外向型经济有关。所以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中国的产品遍布全世界,也就毫不奇怪了。可是,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大幅度减少,国际市场需求下降了,反应到中国,企业的订单减少了、出口减少了。这样的趋势至少目前还没有明显改变的迹象。
有专家支招:一是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二是外贸转内销。话都不错的,听起来很美,但是做起来一时半会还难以有效。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的趋势谁也无力快速改变;捕捉新的需求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便抓住了新的需求,研发、生产、销售也有个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再说“外贸转内销”,两者路数完全不同,就像船与车,虽然同是交通工具,可船能在高速公路上跑吗?
所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得假以时日,性急不得。我们曾经享受了经济全球化、外向型经济的很多好处,如今也只能接受它带给我们的“副产品”。这并不是悲观,更不是说可以无所作为了。我们当然要努力工作,尤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2009-5-29)
谁都知道出口的好处,没有哪个国家不希望多出口本国的产品。尤其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全球需求下降的时候,哪个国家都希望本国的出口产品规模不缩小,这样至少可以稳定就业。然而,客观情况是,全球需求下降必然导致总体上出口贸易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不让进口产品冲击本国市场,保持本国的产销平衡,变得非常要紧。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必然的。尽管哪国都明白,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经济全球化,不利于公平贸易,会损伤国际市场的完整性,所以,全球主要经济体早些时候一致声讨贸易保护主义。但是,现实的经济利益和短期刺激经济的需要,使得一些国家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
已经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多年来出口额一路上升。正因为出口量大,在这个非常时期所受到的出口遏制也特别多。今年上半年,中国有82.76亿美元出口产品陷入贸易官司,远比去年全年62亿美元的涉案金额高。这显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贸易保护方式正在不断创新,措施不断增多。我国去年全年遭遇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10起,分别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和71%。今年形势更加不乐观,15个国家对中国发起60起“两反两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定产品保障措施)调查。从鞋类、家具、建筑陶瓷、玩具、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到钢铁、铝材等资源大宗产品再到高新技术产品,中国越来越多具有出口优势产品遭遇贸易壁垒。
公平贸易在非常时期遭遇国家利益,一些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法进行贸易保护。目前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多样性,除了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以外,还采取技术壁垒、提高关税、进口管制、政治补贴、货币贬值等手段。一些国家的反补贴调查直接挑战我国宏观管理政策,在各个国家对我国反补贴调查中,我国被指控的中央经济政策达50项,地方经济政策上百项。尽管我们可以作出客观的解释,可人家不愿意认可我们的体制因素和金融贷款、土地、税收等政策。
可以预言,至少在全球经济复苏之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将有增无减。一方面,我们要建立应对机制,建立部门之间、省级政府和各市乃至县区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多个不同层面的协调应对的机制。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掌握、运用国际贸易规则,避免给人以口实。比如,地方政府在出台一些鼓励政策促进投资和出口时,要注意要遵守WTO规则,例如出口补贴是严格禁止的。
(2009-8-6)
中国女工怎么会“巧遇”诺奖得主呢?这是我把她们扯在一起的。因为在同一天里,两则国内外新闻让人产生了联想。
先说国内新闻。2009年10月12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珠三角第一代打工者没法退休》的节目:来自湖南衡阳的易承芳今年54岁,1987年她随丈夫来到广州,在一家生产化妆品的工厂打工,这一干就是22年。本想着明年就可以退休的她,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广州领取养老金。她从1998年7月开始,就在公司的统一安排下,参保了广州市的养老保险,到目前已经缴纳了11年半。按照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规定,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才能在退休后领取退休金,但是到明年2月1日,也就是易承芳55岁退休的时候,她的缴费年限只有11年半,达不到规定的15年。易承芳想一次缴完还差3年多的养老保险,可她不是广州市的户口,不行。按照广东省的规定,到了退休年龄但还没有达到年限的本省参保人,可以参照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费率继续缴费。但是由于易承芳的户口在湖南,不是广东省户籍人员,因此她不能适用这项规定。
易承芳只能选择退保,领回个人账户内缴纳的资金和利息,这也意味着易承芳缴纳了11年的养老保险,变成了银行的活期存款。她现在要么在广州退保,要么把保险转回衡阳老家,在衡阳领养老金。按照衡阳社保部门的答复,易承芳可以把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当地,但是目前养老保险只能转个人账户的资金,单位缴纳的资金,由于是统筹账户所以不能互转,这就意味着易承芳必须补缴过去11年企业缴纳的统筹资金。现在易承芳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只有11000多元,按照衡阳当地的标准,需要补缴3万元,如果再加上后面3年多要缴纳的部分,至少还需要自己拿出5万多元,而当地的养老金却只有400多元。这明摆着是自己给自己发养老金。
再说国际新闻。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1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在瑞典科学院公布: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以经济治理研究一同摘取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说,奥斯特罗姆以“涉及公共财产或处于公共控制下财产的经济治理分析”获奖,威廉森以“涉及企业边界的经济治理分析”获奖。
奥斯特罗姆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利用认识科学中的研究成果建立可行的模型,以探讨和解释人类在不同制度安排下的选择问题;各种制度如何产生帮助个体进行决策的信息等。奥斯特罗姆的代表作是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威廉森对市场和以垂直权力架构为特征的企业展开研究,发现这两种治理结构在化解利益冲突时具有不同特征,也各有缺陷。缺陷体现为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大量意见分歧、争执不断,企业的缺陷则体现为管理层可能压制不同声音、滥用权力。全球不少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之际,企业管理层未能有效防范风险等一系列问题促使人们反思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治理机制。
尽管经济理论全面反映了市场的优势和局限,但传统上较少关注其他制度安排。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分析可用于解释大多数社会组织形式。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揭示了使用者组织是如何有效管理公共资源的。威廉森的研究则发展了有关公司作为一些架构安排解决利益冲突的理论。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介绍说,这些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使经济管理学科从经济学研究的边缘走向前沿。
通俗地说,两位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经济制度,他们发现的也是某种经济制度的优势与缺陷。如果我们立足于制度进行观察,就会发现,造成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制度缺陷,金融监管的缺失,或者说监管的不到位,还是这些使得华尔街的投机家们可以为所欲为。
其实,透过现象,我们会发现,来自湖南衡阳的中国女工易承芳没法在广州拿到养老金,也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假如,我们有了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那么易承芳就不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都有这样的基本共识,于情于理,易承芳都应当拿到基本养老金,而且不需要她四处奔波,求这个求那个。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外来务工者子女就学问题,某些行业市场准入问题等。如果去找找,恐怕制度的缺陷有不少呢。正是这些制度的缺陷,造成了许多社会不公平现象,造成了许多市场竞争不公平现象。制度缺陷不是个小问题。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我们比较注重开拓性,那么今后我们除了保持开拓性之外,恐怕要将相当的注意力放在制度的完善上。
(2009-10-22)
最近,媒体刊发了有关日本土地泡沫经济破灭的分析研究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在时间点上,现在正好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20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存在,世界经济前景复杂迷离的今天,回头看日本土地泡沫经济的破灭,更加发人深省。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经济在20年中基本徘徊在低增长率。1980年代,日本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经日本制造的汽车和电器在全世界通行无阻,曾经东京地价达到顶峰,曾经银行追着企业放贷,曾经三菱公司以14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1990年3月开始,种种的经济奇迹渐行渐远,都是因为土地泡沫经济的破灭。
土地是价值源头的观念,使得日本人手头的钱变得宽裕时,把土地作为投机的对象。在北海道空无一人的原野上,一块毫无用处的原本一坪(一坪=3.30378平方米)5日元的荒地涨到了一坪5万日元。涨了一万倍。这就是日本史无前例的泡沫经济。它的核心,是土地泡沫。1985年5月,日本国土厅发布的“首都改造计划”被认为是这一切的发端。这份计划写道,将来东京的写字楼将大幅紧缺。于是,针对东京都中心土地的投资一下子活跃起来,这导致了东京地价的飞速上涨,并迅速波及全国。“银座的‘三爱’附近的地价在1965年的时候还只有450万日元一坪,而22年后的1987年,却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5亿日元。”在当时的日本,谁都认为明天的价格会比今天高,没有人预测到这一切终有一天会停止。日本的金融都是以土地作为担保的。一旦土地价格急转直落,那么以土地作为担保的债权便全部变为不良债权——这些债权的价值接近于零。90年代“失去的十年”,正是银行受制于巨大规模的不良债权导致资金不足——即深陷金融危机的结果。
现实比照往事,往事联想现实。尽管中国与日本存在着许多方面的不同,但是,经济运行中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今年“两会”很多代表委员提出遏制高地价、高房价,然而就在两会闭幕的次日,北京又出现了三块再创纪录的“地王”。
目前新一轮的土地督察已拉开帷幕,国土资源部发起了全国重点城市土地情况调研和督察工作。去年年底,全国闲置的房地产用地约有1万公顷。如果以容积率1.5计算,其可形成的商品房供给量高达1.5亿平方米。对于这么多闲置的房地产用地,至少有三个问题要弄清楚:第一,土地使用权拍卖的标的是多少?第二,得到这些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企业是否付清了出让金?第三,房地产企业支付出让金的资金来自于何方?
有报道说,一些企业用“瞒天过海”的手段,将信贷资金转换成“自有资金”、虚构贸易获取票据承兑金额、夸大贸易额套取信贷资金、通过向子公司注资等形式“挪用”银行信贷资金,使之流向楼市。
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经济的外向度超过了60%,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市场大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在中国的经济总量中,房地产业所占的份额有多少?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存度有多高?如果房地产业出现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多大?这些都急需研究评估。
(20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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