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又一个事关9亿农民切身利益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出台了。人们再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三农”问题。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扩大到3.1:1。即便是像杭州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沿海开放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不小，去年杭州市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898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5740元。
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确实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地步。
解决“三农”问题，当然要按照“一号文件”的要求，集中力量把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主要用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身上。但城市也应该为农民增收做点什么。来自农业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在10余年的时间内，城镇已接纳了大约1.3亿的农村人口。2002年，农民外出务工总收入约5278亿元人民币，其中，约有3274亿元返回了农村，接近于当年中央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全部财政投入。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亮点；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获得经济建设资金、逐步缩小和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有效渠道。
2003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离乡外出就业的人数继续增加，总数约为9900万人，比上年增加500万人。据权威部门最新统计，超过1/3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目前，仅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就约有1亿人。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农业户口劳动力已占57.6%。有些行业中农业户口的从业人员已占相当高的比重，如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占52.6%，加工制造业占68.2%，建筑业占79.8%。引导好、组织好、服务好这些人，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事实上，农民进城务工，不仅是农民就业的需要，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也是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始终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有了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才使产业成分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国经济发展始终保持着较低的运行成本，这是中国对海外资本充满吸引力的重要原因，才使城市，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在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广大农民工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劳动力成本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看，使农民进城就业的渠道更加顺畅，非常有必要。但是，许多农民工面临着工资拖欠、劳动保护和巧立名目乱收费等问题，在户籍管理、子女就学、住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种种困难。目前，在农业户口的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就业技能，影响其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
因此，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是当前城市亟需解决的两大问题。
善待农民工有利于城乡互动发展。这应当成为每一个城市居民的共识。
（2004－2－16）
把农民的素质培训当作一项全市性的重要工作来研究和部署，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是头一次。杭州市决定用3年时间对50万农民进行素质培训，以提高农民的创业、就业能力，并且已经确定了分年实施的目标任务。这是我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
目前，我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每年还要新增600万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劳动技能，影响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在9000多万跨地区进城务工的农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员没有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外来工素质亟待提高。
杭州市有379万农村人口，占了全市总人口的大多数。推进城市化、推进工业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焦点之一，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核心问题就是提高农民素质。杭州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要解决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素质。对农民进行大规模素质培训，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对农民素质培训，我以为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宜以定点和定向培训为主，当前的培训重点是家政服务、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等行业的职业技能。另一方面是引导性培训。引导性培训主要是开展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知识的培训，目的在于提高农村劳动力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树立新的就业观念。千万不能图省事而减少了这个方面的培训内容。
另外，还要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特点编写培训教材、采用培训方式。目前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是初中以下的文化，培训教材要注意降低理论难度，着重于技能培养，通俗易懂地将某一职业的基本技能介绍给农村劳动力，便于其理解和掌握。再一个，就是要十分注重给他们提供实际操作的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熟练地掌握技能，成为用工单位招之即来，来之立刻能用的人。
（2004－7－22）
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实在很不新鲜了，但是仍然不断出现。萧山萝卜今冬“卖难”，农民的利益因此而受损失，农民兄弟心痛，我们也心痛。是不是该深入地想一想了：在农产品供需完全市场化以后，为什么还会出现“卖难”的事？
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目前大部分还处于手工作坊的阶段，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底、加工设备落后。在这种状况下做出来的产品很不适应市场的需求。因为市场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品质要求有了很大提高，国家对农产品的质量标准越来越规范。这样的变化，农民不是看不到，而是看到了却无力改变自己的现状去适应市场。所以说，一家一户手工作坊的生产经营方式，已经很不适应农业发展的新形势了。农业需要集约经营，需要产业化大生产，这样才有能力提高技术水平、采用先进的加工设备，做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以实现规模效应来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
农业的集约经营、农业产业化，以前我们讲过不少了，现在看来，老调还是要再重弹。虽然我们在推进农业的集约经营、农业产业化上花了不少力气，但还得再多加一把劲。希望萧山种植和加工萝卜的农民从今冬“卖难”中悟出一些道理来，主动推进集约经营和产业化；也希望杭州市其他地区的农民以此为鉴，加快集约经营和产业化步伐。
（2005－1－27）
阿拉伯数字虽然枯燥，但有时看起来很有味道。来自杭州市统计局的消息说，去年杭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创1996年以来的新高，达6382元，比上年增长11.2%。这样的消息真让人高兴。缩小城乡差别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农民的钱包鼓起来了，农村办啥事情都有了底气。如果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再做一点分析，我们对推进“三农”工作就更有信心了。
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林牧渔的收入达到1365元，同比增长9.1%，走出了近几年农民在第一产业中的收入徘徊不前的局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结果？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杭州市较好地贯彻执行了中央“一号文件”，各项扶农政策落实到位；二是都市农业迅速发展，提高了农业效益；三是推进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所得的收入大幅增加，人均达到1093元，同比增长19.6%，这一块增幅最大。目前，从事农民家庭加工业和农民家庭经营批零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的越来越多，这些方面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因为只有当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服务业的市场需求才会快速扩大，才会出现服务业跳跃式的发展。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人均工资性收入是最重要的一块，达3611元，占总量的1/2强。真是应了“无工不富”这句话。在“工业兴市”政策的强劲推动下，杭州市乡村工业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吸纳了大量农民就业，对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民致富，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市城市化进程和小城镇建设的加快，国家又不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劳务机会。
（2005－2－8）
农民钱包“鼓”了以后该咋样？花呗！
去年杭州市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993元，比上年增长9.1%。各路厂家商家，你们是否愿意听我大致上盘算盘算？农村市场的空间大得很哪！
先说吃的和穿的。总的看，是“一降一升”，主食消费量下降，副食品消费量上升。以前只要吃饱，现在不但要吃好，而且还要吃得方便。去年农民人均肉禽蛋及奶制品消费占食品支出的22%，同比增长13%；蔬菜消费占食品支出的8.2%，同比增长9.7%；农民在外用餐人均支出比上年增长18.8%，方便食品、休闲食品、保健食品也进入了普通农民家庭。如今农民对衣着的要求再也不仅仅是遮体御寒了，他们也讲究个性、时尚、品牌。去年农民人均衣着消费比上年增长16%，并且基本上是买现成的。你说这一块的消费潜力有多大？
再来说说其他的。如今家用电器对农民来说，很平常。其中，彩电的普及率最高，已经达到每百户116台，一户人家有两台彩电毫不稀奇；有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的农户也越来越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电脑的普及率在快速上升，每百户农户拥有电脑量比上年增长19.9%。农民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提高自身教育和健康水平的消费欲望逐步强烈，精神文化需求上升。去年农民人均用于教育服务支出比上年增长21.3%，用于文体娱乐消费支出比上年增长25%，用于医疗保健支出比上年增长12%。去年农民人均用于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总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达30.8%。
上面的盘算虽然还是非常粗线条的，但我想厂家商家完全可以从中发现农村市场的巨大空间。扩大消费一直是政府在极力推进的，一直是厂家商家苦苦追求的，因为只有消费进一步扩大，生产、销售、消费各环节才能顺畅地“荡”转来，厂家商家的日子才会好过，经济发展才能良性循环。而要扩大消费，农村市场的潜力非常大。如何占领广大的农村市场？无非是两句话：第一是发现需求，第二是满足需求。现在农村的消费现状就摆在这里，厂家商家你们就看着办吧！
（2005－2－9）
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靠什么？当然离不开党和政府富裕农民的政策，离不开科技的力量，但光有这些还不够，还要靠能苦干巧干的能人，尤其是懂营销、会做生意的经营能人。
最近，杭州市一项农村实用人才资源抽样统计调查告诉我们，全市农村实用人才总数为33581人，占农业人口的0.77%，平均每个村人才数仅为8.2人。我市有农业人口369万人，农村实用人才所占的比例这样小，是个大问题。在农村实用人才中，以种养生产能手为主，有2026人，占53.7%；能工巧匠557人，占14.7%；经营能人1193人，仅占31.6%。
农业发展需要埋头种养的能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现阶段恐怕更需要那些懂营销、会做生意的经营能人。为什么？因为农产品的产销已经基本市场化了，农业生产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要去发现新的需求，要与城里人谈生意，要给种养的农民下订单，要组织好农产品的运输，要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要创建农产品的品牌，要调度好资金……农产品经营方面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这些经营方面的事情，得有懂营销、会做生意的经营能人来做，而现在农村最缺的恰恰就是经营能人。农产品产销市场化在呼唤经营能人，加快农业发展在呼唤经营能人，促进农民增收也在呼唤经营能人。
看来，如何培育更多的经营能人，这个问题真该好好筹划筹划了。
（2005－7－19）
对于9亿中国农民来说，2006年是个特别好的年头。这不，在岁末年初的一周内，好消息接连而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农业税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三个高于”原则：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据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的有关人士透露，目前财政部已安排了3226亿元用于2006年支持“三农”，并且还有增加的可能。
虽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但是广大农民的日子还是不富裕，有的还很贫困。去年我曾参加“红色之旅”，目睹了老区农民的贫穷。即便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也不平衡。我曾到距离杭州200公里的山区采访，农民的贫穷超出想象。现在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很多社会问题，其根源几乎都是贫穷。不加快农村的发展、没有9亿农民的小康生活，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党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确实非常及时和必要，确实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情。(www.xing528.com)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给出的答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特别是要在多予上下功夫，真正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全面推进农村的发展。我们高兴地看到，杭州已经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了筹划，市委“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重点，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以中心镇建设为突破口，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适当撤并乡镇，提升中心镇功能，更好地发挥中心镇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纽带作用，使中心镇成为集聚农村人口、提升农业产业、增强转移就业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平台。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加快新农村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努力办好“九件实事”，加大政府投入，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继续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和“乡村通达”工程，完善以路网、电网、通信网为主的农村基础设施。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推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健全对征地农民合理补偿机制和失地农民就业保障机制，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继续实施“49100”帮扶工程，加大对农村欠发达地区扶持力度，逐步改善农村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
（2006－1－4）
有些事情，粗粗一看，凑在一起是个“巧”字。待细细想来，却有“水到渠成”的意思在里面。眼下在杭州各地正火起来的“农家乐”，就值得说道说道。
20世纪末，富阳、桐庐等地农民利用自家院落以及依傍的田园风光、自然景点，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城市居民前来吃、住、游、玩、购。这样一种自发组织经营的乡村旅游形式，被称为“农家乐”。在双休日，城里人携家带口、呼朋唤友，自驾爱车到农村，吃吃土菜，住住农家，舂米、推磨、挖笋、垂钓、踏水车……特别地悠闲。还真有点陆放翁笔下“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味道。据说目前整个杭州大约已有近百个“农家乐”，而且大都生意蛮好，农户赚钱不少。
谁说农民不懂市场？“农家乐”就是农民们看准了旅游升级，推出的新产品。也许，经营“农家乐”的农民们说不出旅游升级的道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拿出旅游新产品来。他们从城里人喜欢到农村爬爬山、挖挖笋、甚至看看一望无际的油菜花中感觉到，城里人喜欢到农村去走走，喜欢亲近大自然。于是，腾出了自家的睡房，庄稼人做起了厨房师傅。“农家乐”就这样出来了，被城里人接受了，火了。
也没有哪一家发文件，更没有谁做动员，如此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旅游升级，完成了供需对接。就那么“巧”？“农家乐”应该有些经济学方面的解释吧？
生活水平上升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开始不满足于观光旅游，有了休闲的需求；竞争的激烈、工作节奏的加快、心理压力的增大，使得很多城市居民寻求放松身心的方式；浙江省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使许多村落完成了开发建设，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这些算不算是“农家乐”火起来“水到渠成”的原因呢？
2006年全国旅游主题是“中国乡村游”，杭州的“农家乐”倒也真有点引领旅游市场的意思。
“农家乐”式的乡村旅游虽然是由农民自发组织经营起步的，可到了现在，有必要总结总结，看看怎样有利于它的健康发展。我觉得可以提三个关键词：引导、规范、提高。
引导——因地制宜开发产品，避免产品雷同。
规范——制定相应的行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倡导有序竞争。
提高——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这三个关键词做深做透了，“农家乐”肯定会更火，在杭州发展休闲经济中的作用也会更明显。
（2006－4－19）
搞新农村建设，要有物质基础。物质基础从哪里来？当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得靠生产发展。所以，党中央确定的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生产发展”。农业是农村的产业基础，生产发展当然首先指的是农业生产，指的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指的是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是重要途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的农民由于生产生活分散，信息不灵，设施落后，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不但要企业化，而且要规模化，还要形成农户、基地、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销售产业链。
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产品加工企业是关键环节，它不但上连基地和农户，下达市场，而且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让农民有更好的收益。只要看看统计资料，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就一目了然了。一份专项调查显示，2005年末，我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1626家，吸纳从业人员7.8万人，共联结了1.15万个基地的48.71万农户，实现产品销售收入352.26亿元，创造增加值72.33亿元。“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农产品还是那个农产品，经过加工，身价大不一样，居然增值了70多亿元。还有什么理由不搞农业产业化？
农产品加工虽然大有可为，但也产生了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在1626家农产品加工企业中，产品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有486家，约占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总数的30%；产品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1140家，约占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总数的70%；从业人员在10人及10人以下的有655家，约占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总数的40.3%。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集约化程度还不高。集约化程度不高会带来什么影响？粗粗想了想，觉得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企业管理成本降不下来。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企业大小不论，总要有那么一帮子人去管。企业数量多了，管理人员自然也多了。管理开支自然也大了。第二，产能放空。办企业家家都要买设备，但使用的状况因经营能力强弱而有不同，有的企业设备满负荷运转，有的却时停时开。设备闲在那里，耗的可都是钱啊。第三，过度竞争导致整体效益下降。企业过分多，无论是原料收购，还是产品销售，容易产生无序竞争，增加生产经营成本。第四，环境保护难以做到位。企业规模越小，它的清洁生产投入体现在单位成本中相对越大，有的小企业无力投入，难免将就，容易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第五，不利于提高产业水平。小企业受到自身实力的制约，无力采用新技术和先进设备，更谈不上自主创新，难以提高产品的品质。
因此，“十一五”时期，我们要十分重视培育集团型农产品加工企业，以此提高杭州农产品加工企业集约化程度，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引进外资、联合、兼并、资产重组、股票上市等途径，把微弱的“个唱”变为雄壮的“齐声”，打造一批竞争优势明显和带动力强的集团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2006－9－18）
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外需减少，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过去主要从事外贸的企业用工量大大减少，许多农民工因此失去了就业岗位，这就是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
农民工就业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日前表示，不久前农业部的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到春节前返乡农民工约占总数的38.5%，其中60.4%的农民工是正常的春节回家探亲，其余39.6%的人是属于失去了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根据这个数字测算，在目前13000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即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队伍的农民，今年共有2500万农民就业面临很大压力。另外，近几年来我国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其纯收入中约占40%，农民工就业数量的减少，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为应对农民工的大量失业，国家给出了政策：一是鼓励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尽可能不解雇或者少解雇农民工；二是对暂时没有工作的农民工，各级政府都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以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三是凡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都要尽可能地多吸纳农民工去就业，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政府要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鼓励他们去参加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四是政府采取一系列支持和补贴的办法，帮助农民工回乡以后自己创业；五是要求各地切实保障外出农民工的土地保障权益，回来以后如果确实没有其他的工作可做，家里的承包地还在，还可以保证他的温饱。
这五个方面的政策，对于今年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肯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至于政策的延续效应究竟有多长、有多大，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现在很难预测。我们一方面要着眼于当下，要千方百计缓解目前的农民工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是否有必要考虑考虑农民工的长远去向？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弱，再由于农村人口大大多于城市人口，农村劳动力价格低于城市劳动力价格，农民离开土地转而成为农民工，奔向城市、尤其是奔向沿海开放地区，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是这种必然，创造了中国、尤其是沿海开放地区经济的高增长；反过来，正是中国、尤其是沿海开放地区经济的高增长，给农民工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享受到现代文明。但农民工就业压力巨大的严峻现实，迫使我们思考：难道沿海开放地区，就一定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选择？就一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目的地”？
假如，国家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实行特殊政策，使得投资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能够得到高于投资沿海开放地区的回报，投资者必然会欣然前往投资，因为资本的流向总是在追逐更多的回报，就像当年沿海地区用“两免三减半”等政策吸引外资。如此一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能够在当地就业，还能免于奔波之苦，再也用不着为了春节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而发愁了。更重要的是，这种集聚投资的政策，能快速促进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009－2－12）
“新生代农民工”，这是一个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他们主要是“80后”和“90后”，总人数大约1亿，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60%。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在春运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那些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
几年前，在云南某个风景区，我与一位当地导游有这样一段对话：经常回家吗？很少。路远？不远。为什么呢？回家上厕所不方便，没得洗澡。这位20岁女孩子的回答让人感到意外。我又问，打算在城里安家了？想啊，可是没钱。她眼睛里的茫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一代农民工一般把在城市打工作为谋取收入的来源，最后又回到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则对农事一窍不通，做不了农活，也不熟悉农村的文化，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方式。多数80后农民工，都想在城市留下来。有的地区还有一种新现象，新生代农民工靠打工的钱买不起房，需要父辈把从农业上赚的钱拿来补贴他们在城里买房。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化倾向，但是，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尽管有着比内地更多的就业机会，要想真正成为城里人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生存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在东部沿海城市月收入2000元，只能勉强温饱。而在千里之遥的内陆城镇，800元的月收入就可以接近小康了。但是，获取800元月收入的机会在内陆城镇并非容易得到。所以，新生代农民工还是无可奈何地奔向了东部沿海城市。在城市化率已经不低的东部沿海地区，还能够为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生存机会吗？还能够使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扎根城市的梦想吗？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减少农业人口，但城市化并非是唯一的途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城镇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壮大县域经济。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中央“一号文件”是在推动城镇化的背景下，提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在关于三农工作部署的文件里，今年的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城镇化，并提出三项政策，第一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益；第二是有条件的城市要把农民工的住房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第三是强调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纳入城乡一体。
事实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就是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工业化程度会有很大提升；另一方面，对农民来说，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有很大提升，而农民收入的提升无疑会对扩大消费产生促进作用，家电、汽车等消费品有望在农村市场得到进一步普及，相关板块面临较好的投资机会。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将对城市公共产品产生很大需求，水电、医疗、教育等，而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这可能会进一步推动这些领域放开准入，使得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在城镇化过程中，社会保障将加快发展，保险等行业也有望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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