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利益关系演进论：制约因素与反馈效应

2.5　利益关系演进的制约因素与反馈效应

利益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断变化和丰富的利益的需求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利益关系变化的直接原因则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变迁，尤其是分配制度变化的结果。但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待利益关系演进这一问题，利益关系的演进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即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因此，经济增长是利益关系演进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我们可以形象地说，经济增长是从“做大蛋糕”的角度影响利益关系的演进，而体制变革则从如何分配“蛋糕”的角度影响利益关系的演进，至于产业结构调整，其本质就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制度变迁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落脚到体制改革，并通过体制改革对利益关系的进一步变化产生影响。

首先，我们来考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制度是不同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博弈的结果，随着利益关系的演进，社会利益关系体系中的利益主体也会出现分化与重组，不同主体之间力量的消长变化，必然改变他们的利益目标和追求利益的能力。这些变化进而必然要求重新修订规范和约束它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以满足变化了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对新的利益的诉求。这就是制度变迁发生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制度变迁的结果是新的游戏规则的出现并取代旧的游戏规则，这实际上是利益关系在新的条件下达到均衡的结果。但是，就是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作为经济增长内生要素之一的制度的变化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表现为制度变迁通过利益关系的变化改变经济条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制度变迁改变了利益主体努力程度与报酬之间关系的游戏规则，从而改变了激励机制；制度变迁改变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经济活动的空间；制度变迁带来了潜在利益收益的变化。制度变迁与经济条件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见图1.3）。

因为一定的制度结构具有特定的激励机制，而不同的制度结构所具有的激励机制不同，激励机制与交易中的交易成本大小直接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交易成本的大小。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交易成本增大，必然会带来总产出的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反之，交易成本减少，必然会带来总产出的增加，经济增长加速⁽³⁰⁾。见图1.4所示。

图1.3　制度结构与经济条件的关系

图1.4　制度框架与经济增长

一般地说，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以下四种组合:（平稳型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平稳型制度变迁，制约经济增长）、（激进型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激进型制度变迁，制约经济增长）。相应地，利益关系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促进经济增长或制约经济增长两种局面，至于是促进还是制约，则要视利益关系变化带来的制度变迁是符合社会利益关系演进的客观规律，还是违背了社会利益关系演进的客观规律。

其次，我们来考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近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发展变化的过程，增长的序列不再仅仅是总量的运动，它成了在一连串的部门中高潮的继起并依次关联于主导部门的序列⁽³¹⁾。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在要素边际生产率不均等的非均衡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³²⁾。麦迪森在更长的时间序列与范围内，也证明了结构变化是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独立源泉⁽³³⁾。

为了估算经济增长的结构动因，钱纳里等人从供给方面对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根据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国内生产总值的产出增长分解为要素作用和生产率增长两方面。在计算过程中，首先分析各个部门，然后再分析整个经济。结果表明，生产率的总增长部分地依赖经济的生产结构。增长方程简写为

G_V＝G_A＋G_F（G_K，G_L）

式中，G_V为总产出的增长；G_F＝βG_K＋（1－β）G_L，为要素投入对增长的总贡献；G_A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此，总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可以在3组相互作用的供给要素的变化中得到说明:（1）主要投入的变化，即资本积累和就业扩大；（2）部门内部要素利用效率的增长，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部门之间的资源再配置。

假定全要素生产增长率或技术变化率是希克斯中性的，在所有各阶段内以稳定的速度变化。对于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阶段，产出、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化率由增长计算方程联系起来

这里为部门的总产出增长率；分别为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率；λ_i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α和（1－α）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给定一定时期的产出和投入增长率，为了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只需对资本弹性α进行估计。生产函数严格的函数形式无需详细说明。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可以由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给出

式中，权数是每个部门在产出中的平均份额。在钱纳里的多国实证研究中，增长的总因素直接从产出和投入的总增长率中计算出来，而部门增长率在部门水平上计算。为此，生产率总增长率和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的差距就测量了在具有不同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之间资源再配置对增长的作用，这种差距被称为总体再配置效应（TRE）。计算公式为

表1.2是钱纳里等人的多国实证模型的结论，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人均收入100—2100美元逐年递增，即年平均增长由3.81%增至6.58%，而后略有下降。其中，总配置效应是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巨大组成部分，尤其在人均收入1120—2100美元阶段，达到其贡献极大值11%，它的变动模式与总产出的增长及劳动生产率的最初加速和随之而来的放慢状况同步，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的动因。这也符合麦迪森的结论。因此，在部门之间要素收益存在显著差异的非均衡经济中，产业结构变化就成为说明增长率和增长模式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如果产业结构转变的速度太慢，或者其管理效率不高，那么，它就可能阻碍增长；另一方面，如果它改善了资源配置，就可以促进增长。

表1.2　多国模型中增长因素的分解

说明:TRE包含在全要素生产率或TFP之中，即，其中平均部门比例省略其数字。

资料来源: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第334页、第346页。

国内理论界也有学者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分析，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证明了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很强的相互作用关系⁽³⁴⁾。

最后，我们来考察产业结构调整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从静态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是资源流动与配置的结果。当我们进一步来看资源配置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状况对于资源的流动配置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转配置来看，之所以会出现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本质的问题在于要素所有者追求最大化的自身利益，超过当前利益的潜在利益是引导要素流动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产权制度，潜在利益的实现与分配就处于极度的不稳定状况之中，那么，要素所有者是不会有积极性实现要素的流动合理配置的。

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还需要其他相关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例如，资本的流动就需要一个健全和完善的资本市场制度的支持，土地资源的流转配置必须有相应的土地使用、交易制度的规范，劳动力的流动也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就严重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有理论工作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认为中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着的农业生产率低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高、服务业十分落后、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等问题产生的根源皆在于中国的制度供给不足、制度创新的滞后，尤其是产权制度创新滞后是制约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原因⁽³⁵⁾。

其次，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来对技术创新的成果加以明确的界定，就会造成技术创造的成本负担与享受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利益之间的不对称，这会严重损害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技术创新乏力和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相反，假如有健全的产权制度，比如专利制度等，对技术创新的成果予以明确的界定，能够使技术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对等，或者说，实现了技术创新成果的所有权与分享技术创新所创造的剩余之间的对等，那么，就会为技术创新提供一个健全的利益激励机制，将会大大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体制改革对利益关系演进产生影响。但是，在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制度变迁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利益关系的演进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局面，恰恰相反，利益关系的演进也会对上述三个方面产生积极的反馈效应。也就是说，利益关系的演进，通过影响利益关系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状况，和改变它们追求利益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并带动制度变迁。至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制度变迁与利益关系相互作用的具体内容和机制，本书将分别在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进行阐述。

【注释】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2)洪远朋等:《经济利益关系通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3)参见余政:《综合经济利益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www.xing528.com)

(4)余政:《综合经济利益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5)孙锦华:“试析‘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载《特区理论与实践》1996年12月。

(6)余政:《综合经济利益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9)同上书，第8页。

(10)蔡继明主笔、刘澜飚辅笔:《中国三大阶层收入分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11)参见恽希良:《经济利益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章。

(12)参见洪远朋等:《经济利益关系通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洪远朋等:《经济利益关系通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4)洪远朋等:《经济利益关系通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16)同上。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9页。

(20)同上书，第15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22)《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757—57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

(24)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5)摘自《市场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冯招荣:“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载《理论前沿》2002年第1期。

(27)参见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再分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28)Kuznets，“Economic Growth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5，No.1，March，1995，p.18.

(29)陈宗胜著:《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30)参见周振华:《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31)罗斯托等，贺力平等译:《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2)钱纳里等，吴奇等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33)麦迪森，李德伟等译:《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34)参见刘志彪、安同良:“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载《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蒋振声、周英章:“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中国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含义”，载《财经论丛》2002年5月。

(35)参见江春:“中国产业问题的制度分析”，载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