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流通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及索洛框架扩展

附录一　论现代流通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对索洛经济增长解释框架的扩展

一、索洛关于经济增长的解释框架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都对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斯密的交换、分工发展理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熊彼特的创新发展理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索洛经济增长解释框架，卢卡斯等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等。各理论派别从不同视角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解释，归结起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即资本品积累的增加、劳动力质量和数量的提高以及技术进步。

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R．Solow）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并从生产函数入手，说明了产量Q的增长如何分解为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和技术进步T三个部分。

索洛假定T的变化引起K和L边际产品的同等增加，因此，式（1－1）可以改写成

对式（1－2）两边全微分，得到：dQ＝dTF（K，L）＋TFKdK＋

在式（1－3）中，TFK是资本的边际产品，TFL是劳动的边际产品，这一表达式将总产出的增加部分dQ分解到dT、dK和dL上。在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条件下，TFL等于W／P，因此，（TFLL）／Q等于劳动成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记为SL，同样的，（TFKK）／Q等于总产量中的资本成本份额，记为SK，SL＋SK＝1。因此，式（1－3）可以写为

式（1－4）就是索洛关于经济增长的解释框架，它表明经济增长率（dQ／Q）等于以下三项的和：技术进步率（dT／T）；劳动投入的增长率（dL／L）与劳动在产量中的份额SL乘积；资本增长率（dK／K）与资本在产量中的份额SK。

索洛通过对式（1－4）的变换，得出技术进步率

即技术进步率等于可以观察到的人均产量增长率减去人均占有资本变化率与产出中的资本份额乘积的差，这就是“索洛剩余”，它是过去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核心概念。索洛对美国在1909～1949年40年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了索洛剩余为88%，即这期间美国经济增长的88%都可以解释为技术进步所作的贡献。丹尼森利用索洛框架对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与索洛相一致的结论。

二、现代流通的概念界定

流通（Circulate）是指商品、货币的流转通行，它是运动着的具有价值的流通物通过交换实现价值的过程，是经济社会中各种交换关系的总和。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流通经历了偶发化和流通一般阶段，进入现代流通也就是社会化大流通阶段。

马克思对流通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著名的《资本论》中，他用了一卷的篇幅（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对资本流通规律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在研究实物流通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价值形态的流通，特别是剩余价值的流通和实现。他将社会生产分为两大类，即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详细地阐述了两大类之间的流通和实现的条件，每个部类内部的流通以及货币流通的作用等问题。马克思提出的流通，既包括实物流通也包括价值流通，既包括有形要素的流通，也包括无形要素的流通，既包括商品的流通，也包括货币的流通，因此，是个广义的流通概念，它是现代流通概念的思想基础。

现代流通即社会化大流通，它是涵盖着一切可以用于交换的、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物质载体与非物质载体以及交换关系的总和。我们已经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而资源配置全球化也就是流通全球化，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就在于社会化大流通，社会化大流通是经济全球化的新要求。对现代流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第一，从流通物的形态来看，现代流通不仅包括生活消费品、生产要素等有形的、刚性的要素禀赋，也包括了无形的、柔性的、流动着的、更高级形态的要素禀赋。第二，从流通范围来看，现代流通已跨越了地区和国界，进入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也就是流通的空间容量和密度产生了无限大的发展趋向。第三，从流通的方向来看，现代流通已由原来两维的、平行的实物流动变成了三维或四维的开放化、立体化、多维化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流动。第四，从流通所实现的交换关系来看，现代流通不仅是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也是地区、国家、民族关系的总和，还是各种制度关系的总和。第五，从流通的时代特征来看，现代流通呈现出了高度的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高智能化和混沌化的特点。

三、现代流通条件下对索洛框架的深化

亚当·斯密第一次把经济增长与流通（交换）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是人的利己性的本能产生了一种“交换倾向”，所以交换是人类所共有的属性。他把国民财富的增长归结为交换发展的结果。在他看来，国民财富的增长首先决定于分工，而分工则是起因于交换，因此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尽管人类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流通的概念也不仅仅是原来意义上的交换，而且斯密的立论基础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我们认为其流通决定经济增长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存量的函数，那么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流通速度是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其函数形式又如何确定？流通速度如何决定经济增长？我们可以通过对索洛经济增长解释框架的扩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我们首先从著名的费雪方程式MV＝PT入手进行分析。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提出了他的货币数量论，他认为社会总交易量（PT）等于流通货币量（M）与货币流通速度（V）的乘积，即一定量货币所实现的社会交易总量，是其自身（存量）与流通速度的乘积，用公式表示就是后来著名的费雪方程式MV＝PT。如果把货币看成商品（货币其实就是一种特殊商品），把其所实现的社会交易总量看成是其对经济增长的一种贡献，我们就可以抽象出一般意义上的流通方程式，即一定量商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其自身（存量）与流通速度的乘积。

利用流通方程式，我们可以对现代流通条件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在现代流通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三个源泉即技术进步、资本、劳动力都变成了商品，成为社会化大流通中的流通物，因此，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表现为技术进步总量T、资本投入总量K和劳动投入L），就等于它们自身（存量）与其流通速度的乘积。我们分别用TM、TV表示技术进步存量和技术流通速度，用KM、KV表示资本存量和资本流通速度，用LM、LV表示劳动力存量和劳动力流通速度，利用流通方程式可以得到三个方程：

对式（1－6）求微分，得dT＝TVdTM＋TMdTV，两边同除以T，则有：

由式（1－9）可知，技术进步增长率（dT／T）等于技术进步存量的增长率（dTM／TM）与技术流通速度增长率（dTV／TV）之和。

将它们代入索洛解释框架式（1－4）得：

我们定义（dTM／TM＋SKdKM／KM＋SLdLM／LM）为要素增长率，记为d M／M，同时定义（dTV／TV＋SKdKV／KV＋SLdLV／LV）为社会流通速度增长率，记为dV／V，则式（1－12）可以改写为：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要素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社会流通速度的增长率，社会流通速度的增长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反之则经济增长越慢。(www.xing528.com)

随着现代流通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的决定模型还会有哪些变化？我们继续进行分析。现代流通社会，科学技术直接进入流通，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一种特殊商品。科学技术成果不仅可以转化为物进入流通，而且可以通过让渡所有权和使用权而直接进入流通，从而实现其价值，成为第一生产力。同时，受自然资源和人口增长速度的约束，依靠要素数量扩张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空间已越来越小，内涵扩大式增长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方式。因此，在假定人类可利用自然资源以及人口增长率没有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可以对式（1－13）进行修正，得到新的经济增长决定函数：

即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存量的增长率和社会流通速度的增长率，且与它们成正比例关系。在技术进步存量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取决于社会流通速度增长率。

四、社会流通速度增长率的决定

在上面我们曾定义社会流通速度增长率由三部分组成（SLdLV／LV＋SKdKV／KV＋dTV／TV），即劳动力流通速度增长率与劳动在产量的份额的乘积（SLdLV／LV），资本流通速度增长率与资本在产量中份额的乘积（SKdKV／KV），技术进步流通速度增长率（dTV／TV），现分别对这三个部分进行分析。

1．劳动力流通速度增长率的决定

我们认为劳动力的流通过程就是劳动力价值的实现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进行了科学全面的分析和阐述，他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他把劳动分为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和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他指出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劳动只是劳动力的实现形式。我们认为劳动力是人的劳动潜能，他内在于人格化个体，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劳动力不等于劳动，劳动是劳动力部分或全部实现的结果，是劳动力应用于生产的体现，它们的关系相似于人的消化能力与消化间的关系。劳动力要转化为劳动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劳动力的流通过程，也就是劳动力的实现过程。

劳动力流通（实现）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二是劳动力商品交易费用的大小。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指劳动力产权界定、实施、交易、保护的，由一系列法律法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等组成的制度安排。一个以充分私有权为基础的完善的产权制度，是对劳动力所有者也就是劳动者最大的激励。劳动力产权界定越明晰，实施和交易环境越宽松，保护越充分，劳动力所有者越有实现劳动力价值的动力，劳动力流通也就越快，劳动力流通速度增长也就越快。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还是劳动力商品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之一。我们认为，劳动力的实现（流通）是劳动力供需达到均衡的过程，它是供需双方进行搜寻、谈判、培训、使用、监督、评价、考核等一系列交易过程的综合。这一系列交易的成本，即劳动力商品交易费用的大小，与劳动力实现的速度即劳动力流通速度密切相关，劳动力商品交易费用越大，劳动力流通速度越慢，劳动力商品交易费用变化率越大，劳动力流通速度增长率的变化也越大。由于劳动力商品交易费用也取决于劳动力产权制度，所以劳动力产权制度是劳动力流通速度增长率的最终决定因素。

2．资本流通速度增长率的决定

资本的流通就是社会总资本的周转循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按流通所处阶段的不同，社会总资本可以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社会总资本的流通速度是货币资本流通速度、生产资本流通速度和商品资本流通速度的函数，这三种资本流通速度越快，社会总资本的流通速度也就越快；这三种资本流通速度增长越快，社会总资本的流通速度增长率就越高。

货币资本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我们将货币资本流通速度定义为货币的交易周转率，它表示在既定时期内，为支持经济中交易的总价值，货币周转的次数。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因素比较多，其中直接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货币存量，二是社会交易总量。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存量成反比，与社会交易总量成正比，在货币存量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交易总量越大，货币周转率越高，货币资本流通速度越快。根据鲍莫尔—托宾模型我们进一步对货币交易周转率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货币周转率V＝（2iQ／b）1／2，其中i为名义利率，b为生息资产转变为货币的实际交易费用。因此，在名义利率和交易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交易周转率也就是货币资本流通速度与实际交易费用b成反比，b越小，货币资本流通速度越快，b下降越快，货币资本流通速度增长越快。

生产资本是生产阶段的资本形式，它可以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所谓固定资本，就是在物质形态上全部参加生产过程，而其价值却在生产过程中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生产资本；所谓流动资本，就是经过一次性生产过程使其丧失了原来的使用价值形态，因而其价值一次性、全部地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生产资本周转速度取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确切地说，主要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周转速度，即固定资本的折旧率，因此，折旧率的变化是决定生产资本流通速度增长率的主要因素。

商品资本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资本，一般来说，商品资本的流通由商流和物流组成，商流是商品产权的转移，物流是商品实体的流动。物流速度受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设备等硬件条件的约束。而商流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信息技术以及由金融体系、信用体系和产权制度等组成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的完善，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迅速改变商流环境、提高商流速度，进而影响商品资本流通速度的增长率。现代流通条件下，商流已成为商品资本流通的主要形式，因此，制度环境、信息技术状况和交通基础设施（设备）条件是决定商品资本流通速度增长率的主要因素。

3．技术进步的流通速度增长率的决定

本文所指的技术进步是指所有导致产量增加或成本减少的经济要素，即凡是能促进生产函数向更高生产率方向变动，促进经济增长，又不能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解释的所有其他因素，均属技术进步的范畴。严格地说，导致技术进步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自然条件的改善，三是制度环境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指科学技术存量的增加和扩散（流通）速度的加快，自然条件的改善是指天文、地理及自然资源等发生了有利于生产率提高的变化，制度环境的变迁是指文化、道德、习俗、意识形态、政策、体制、组织及法律法规等非正式和正式制度发生的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变化。因此，技术进步的流通速度是科学技术扩散速度、自然条件改善速度和制度变迁速度的函数。由于自然条件的改善速度比较缓慢，相对于科学技术扩散速度的制度创新速度而言，它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非常小，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科学技术扩散速度和制度变迁速度对技术进步流通速度的影响。

科学技术扩散（流通）是指在一个不断拓展的空间范围内，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吸收和利用。科学技术扩散（流通）的速度主要决定于科学技术势差和科学技术扩散（流通）的通道。这里的科学技术势是指某一时期或某一时刻，相对于某一参照系，某一区域或单位所具有的科学技术能级的状态。科学技术势能存储在资本之中特别是人力资本之中。科学技术势差就是同一时刻两个区域或单位之间，相对同一参照系所具有的科学技术势的差。正是科学技术势差的存在，才促使科学技术从科学技术高势地区（单位），向科学技术低势地区（单位）转移和扩散。而且，科学技术势差越大，科学技术扩散（流通）速度也就越快。科学技术扩散路径包括静态和动态路径。静态路径主要是指科学技术扩散的模式，即科学技术扩散的渠道或科学技术传播的载体。动态路径既包括科学技术扩散的各个阶段，也包括了科学技术扩散的周期性。静态和动态扩散路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因此，制度环境是决定科学技术扩散通道的主要因素。

制度变迁是指从一种制度安排到另一种制度安排的变化发展过程，它包括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形态。制度变迁的速度是指新制度替代旧制度的快慢程度，一般来说强制性制度变迁时间短、变化快，而诱致性制度变迁时间较长、速度较慢。决定制度变迁速度的根本因素有两个：一是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比例关系，二是制度变迁中创新与保守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在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比例中，收益成本既包括社会收益、社会成本，也包括集团收益、集团成本，还包括个人收益、个人成本。制度变迁收益成本比越大，制度创新的激励就越强，制度创新的动力就越大，制度变迁的速度就越快。制度变迁速度还直接受到创新与保守集团之间博弈的影响，取决于两大集团的力量之比，包括人口数量、智慧、策略、资源支配权及其他制度创新初始条件。对这些初始条件做出有利于创新集团的改善会有效提高制度变迁的速度，提高制度变迁速度的增长率。

由于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商品交易费用、名义利率、生息资产转变为货币的实际交易费用、固定资本的折旧率、科学技术势差，科学技术扩散（流通）状况、制度变迁收益成本比、制度创新初始条件等因素，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环境状况，因此，社会流通速度最终取决于制度环境状况（用I表示）、交通基础设施（设备）条件（用T表示）、社会交易总量（用Q表示）和信息技术状况（用L表示）。

五、打破流通“瓶颈”，提高流通速度，保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许多专家学者对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一是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处于高位，实际GDP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平均为7．3%，80年代平均为9．7%，90年代平均为9．6%。二是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来实现，是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实证研究表明，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78～1990年平均为75．8%，1991～1997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了63．2%，科技进步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三是我国的人均GDP还很低，综合国力不强，国际竞争力较弱，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因此，在今后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我国经济都需要一个高增长率。四是受资源的约束，我国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因此，我们既要保持高的经济增长率，又不能采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采用内涵扩大的增长方式，即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来发展经济。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实际上就是现有要素存量（包括资本存量、劳动力存量和技术进步存量）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优化配置问题，其核心就是社会流通问题。在要素存量一定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取决于社会流通速度。这也是本文对索洛框架扩展得出的结论。

我国的流通是先天不足，基础较差。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调配，基本无流通。改革开放后，流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与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要的流通环境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依然明显存在；二是流通产业始终未能确立经济运行中的先导地位；三是地方封锁、条块分割的体制依旧存在；四是依托互联网的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新流通模式远未形成；五是流通方式陈旧，科技含量低，基础设施落后；六是与社会化大流通体制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不健全，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流通不畅已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瓶颈”，不打破这个“瓶颈”，我国要想长时期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可能的。

为此，我们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大力改善流通环境，提高流通速度，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一是加快流通市场化与市场制度化的建设进程，全面实现流通制度创新。要继续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特别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流通管理体制，建立起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流通制度体系。二是要大力推进专业化与规模经营，加快流通业的组织创新。要在社会化、市场化的基础上推进流通组织的分工专业化，通过兼并和连锁实现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三是要加快以电子商务为主导模式的流通技术创新。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培养高素质人才，改变流通方式，努力提高流通的科技含量，建立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新型流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