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分析的成就

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大不一样。在他的著作中不仅缺乏柏拉图的那种吸引人的魅力，我们所发现的反而是（如果这样说不致冒犯这样一位伟人的话）一套斯文尔雅、平淡无奇、带有庸人气味、而且很有点浮夸的常识。也不仅是亚里士多德远较柏拉图善于调和——无论如何，他远较柏拉图坦白——与论述当时浩繁的文献中盛行的意见。主要的不同在于一种分析的意向，这在柏拉图头脑中可说是不存在的，但却是亚里士多德的原动力，这从他论证的逻辑结构可以看出来。若观察一下他的工作方法，那就更清楚了。举例来说，他的政治概念和学说就是从他辛苦收集的希腊各国宪法中提炼出来的。当然他也追求“最完善的国家”⁽⁷⁾以实现“善良的生活”，追求“至善”与正义。他也满怀善恶的判断，而且和我们一样，看得很绝对。他也和我们一样对他的行为结果赋予规范的形式。最后，他还承担改恶从善的劝导责任（这是我们所不为的）。⁽⁸⁾可是，不管所有这一切对他、以及对二千多年以后所有的读者是如何重要，在这里和我们是完全无关的；我已经说过，而且还要利用每一个机会一再重复，这一切只能影响分析的目标和动机，而不能影响分析的本质。⁽⁹⁾

但是他的分析成就中仅有一小部分与经济问题有关。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他所著的《政治学》应该作为他对国家与社会的一篇论文或教科书来加以评价。他的《尼科马奇伦理学》（相传这本书是以这位哲学家的儿子尼科马奇的名字来命名的——译注）——这是从规范的角度对人类行为全面论述的一篇著作——也是如此偏重于对政治人、城邦中的人的讨论，以致我们必须视为《政治学》的姊妹篇。这两本书在一起，构成了对统一的社会科学最早的系统论述。读者也许知道，在霍布斯的时代以前，所有称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东西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摄取营养的。为了我们的目的，只须指出以下几点就够了：（1）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优秀的分析家，不仅非常注意所用的概念，而且他还将他的概念综合成一套理论工具，也就是一套互相关联、结合使用的分析工具，这是他对后代的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2）上面所提到的他的“归纳法”确实意味着他不仅研究了变化的状态，而且研究了变化的过程；（3）他曾试图区分根源于普遍的、内在的必然性而存在的社会有机体或行为的特征，与法律或习俗规定的社会有机体或行为的特征之间的差别；（4）他曾从目的性及其所呈现的利弊来讨论社会制度，以致使他本人和他的追随者屈服于一种特殊的唯理论亦即目的论⁽¹⁰⁾的错误。我们现在把他有关自然法则的概念暂时搁在一旁，先来考察他的三个典型分析样本。(www.xing528.com)

(10) 目的论试图以社会需要或社会目的来解释制度与行为方式，找出因果关系，显然也不是全然错误的。当然，社会上很多现象不仅可以从它们的目的来理解，也可以用目的来解释，从而确定其因果关系：在一切研究人类有目的的行为的科学中，目的论都有一定地位。不过必须谨慎从事；因为误用目的论的危险是经常存在的。最通常的误用莫过于过分夸大人们在行动或制定制度时，总是以最理智的方式，自觉地以他们所希望实现的明确目标为根据。这就是为什么目的论的错误可以说是更大范围内的唯理论错误的一个特殊例证。不过，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在社会科学领域以外的其他方面倒没有犯目的论的错误。例如在《生理听诊》（Ⅱ．8）中他承认，我们的牙齿之所以适合咀嚼食物，不是因为它们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有些人偶然天赋有一副好用的牙齿，他们就比那些没有好牙齿的人更具备生存的机会。好一个达尔文主义的论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