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经济分析史(第1卷)》：超经验的理想城邦创作

就我们所知，在我们的文化祖先古希腊人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初步的经济分析是一个微小的——甚至很微小的——成分。像他们的数学与几何学、他们的天文学、力学、光学一样，他们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以后所有进一步工作的本源。不过不像他们在上述学科中取得的成绩，他们的经济学未能取得独立的地位，甚至没有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标签：他们的所谓经济（Oeconomicus，οῖχος即家庭，νóμoς与即法律或规则），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亚里士多德派的所谓Chrematistics（χeῆμα即所有物或财富）与经济学这个标签最为接近，主要系指商业活动的金钱方面。他们把经济推理与他们有关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哲学思想揉在一起，很少为经济课题本身而研究经济课题。这也许正说明了，与他们在其他学科内的灿烂成果相比，为什么他们在经济学领域内的成就如此微小。对这种成就给以较高评价的古典派学者和经济学家们，实际想到的是一般的哲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他们还很容易错误地把任何与后来发展似乎有关的想法都当作一种发明来加以喝彩，忘记了在经济学中，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有关基本事实的陈述之所以重要，仅仅是由于它们所负荷的上层结构的缘故；如果没有这种上层结构，它们就平淡无奇了。情况既然如此，那么遗留给我们的希腊经济思想⁽⁴⁾，也许在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著作中可以发现一鳞半爪。

希腊人的思想即使在最抽象的地方也总是围绕人类生活的具体问题而展开的。这些生活问题又总是集中体现在希腊城邦（polis）观念上，因为对希腊人来说，城邦是文明生活存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通过独特地综合处理在不同世界中总是与我们在一起的各种因素，希腊哲学家实质上是政治哲学家；他是从城邦的角度来观察宇宙的，他认为反映在城邦中的就是整个宇宙（其中包括全部思想世界和其他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物）。诡辩学者似乎是最先像我们现在这样来分析宇宙的一些人；他们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思想方法（其中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始祖。但柏拉图的目的完全不是分析而是一种理想城邦的超经验的想象，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作为艺术创作的城邦。他在《理想国》⁽⁵⁾一书中为“理想国”所描绘的画图没有什么分析，就像画家笔下的维纳斯不是什么科学解剖一样。不用说，就这一点而言，实际怎样和应该怎样之间的差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理想国》和以它为最高成就的全部文献（大部分已经散失），其艺术性质最好用一个德文名词staatsromane（从字义上来说就是国家传奇）来表述。由于英语中没有一个适当的同义词，我们只好用“乌托邦”这个词。读者也许知道，多多少少是在柏拉图的影响下，这种类型的文献在文艺复兴时期又行时起来，以后零零星星地继续出现，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为止。⁽⁶⁾

(5) 这是B．乔伊特的一个标准英译本，其中包括对柏拉图的生平、著述、哲学的介绍文章以及对这部著作的分析。

(6) 就我所知，对希腊“国家传奇”最好的一部解释——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是埃德加·萨林的《柏拉图及其希腊乌托邦》（1921），这部著作自然反映了它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讨论。同时参看罗伯特·冯·波尔曼的《古代世界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史》（1912）。

然而经济分析终于出现了。在画家笔下的维纳斯与科学解剖学描述的事实之间是有关系的。正如柏拉图的“马性”观念显然与看得见的马的特性有某种关系那样，理想国的观念与他观察实际的国家所得到的资料也是有关联的。对于这种明示的或隐含在柏拉图体系内的事实或事实之间关系的观察，其分析性或科学性（记住：对这两个词我们都没有附加任何补充解释）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在稍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分析性质的推理更为显著，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把它本身作为一种目的来追求的，因此也就没有走得很远。

柏拉图把其理想国设想为一个小城邦，其公民数目尽量保持不变。财富也和人口一样是固定的。一切经济与非经济活动都是严格规定的——战士、农民、工匠等等都组织在永恒的社会等级之内，男女待遇完全一样。政府即依托于其中一个等级，也就是监护人或统治者这一等级；他们共同生活，没有个人财产或家庭关系。在《法律篇》这本书中对此作了很大的变革——主要是为了和现实相协调——但并没有触及根本原则。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虽然柏拉图对后世许多共产主义的设想有明显影响，但把他说成是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或者这些运动的先驱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种充满力量与光辉的创造物是无法归类的，而必须作为独一无二的范例来加以理解，假使可以理解的话。基于同样理由，也不可能把他当作法西斯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要用我们自己制造的紧身衣或框框强加于他，则法西斯主义的紧身衣似乎比共产主义的紧身衣更为适合：柏拉图的“宪法”除了对于代表最完美理想的最高阶层外，并不排斥私有财产；同时，它对个人生活实行严格的管制，包括限制个人财富和严格限制言论自由；它在本质上是“团体的”；它承认领导阶级存在的必要性——这些特征都非常有助于给法西斯主义下定义。(www.xing528.com)

像这样的分析背景，当我们提出“为什么有这种僵硬的静止状态”时，就会显现在眼前了。我们很难不这样回答（不管对于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这种回答是如何单调平淡）：柏拉图之所以把他的理想加以静态化，是因为他不喜欢他那个时代的混乱多变。他对当时发生的事变显然持否定态度。他憎恨西西里岛的僭主（tyrannos）（虽然我们决不能把这个词译成暴君〔tyrant〕）。他几乎肯定是鄙视雅典民主政治的。不过他知道僭主政治是从民主政治产生的，而且归根到底是民主政治的实际可行的替代办法。他转而又将民主政治解释成对寡头政治不可避免的反动，而寡头政治又是财富不均的结果；财富的不均，他认为是商业企业所造成（《理想国》VIII）。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而僭主政治则很不合他的口味。柏拉图主张的静止状态作为救治之方，不管我们怎样想，在这种诊断后面，不是有点儿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吗？

我们不需要继续考虑柏拉图偶尔接触到的许多经济课题，只要举出两个例子就够了。他的等级制度，是根源于对某种分工的必要性的认识（《理想国》Ⅱ，第370页）。他对经济学上这个永恒的、显而易见的现象特别小心地加以发挥。在这方面假使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地方，那就是他（以及亚里士多德）强调的不是分工本身所引起的效率提高，而是由于分工使每个人专做最适合他性格的工作而带来的效率提高；这种对人们内在能力差别的认识值得一提，因为后来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再就是柏拉图顺便提到了货币是为了便利交换而设计的一种“符号”（《理想国》Ⅱ，第371页；朱厄特曾将他的希腊文译作“货币—符号”）。这种偶然的说法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不足以把有关货币性质的任何明确看法归功于柏拉图。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他的货币政策——例如他反对使用金银，他认为国内货币拿到国外是无用的——在原理上确实是与一种理论的逻辑推断相吻合的；依照这个理论，货币价值原则上与制造货币的材料无关。鉴于这一事实，我觉得如果我们主张柏拉图是货币的两个基本理论之一的最先为人所知的倡导人，正如主张亚里士多德是另一理论的最先为人所知的倡导人，大概不算过分吧（参阅下面第5b节）。当然，这些理论不可能起源于他们，不过他们确实传授过这些理论，而且他们赋予这些理论的含义，与中世纪末期以来重新拣起这些理论的作者们所理解的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这样认为，因为那些作者们所显示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已经够清楚了。这种继承关系事实上是经得起严格考证的。

柏拉图的对话录（Eryxias）并非他本人所著，但却已夹杂在他的著作中传给了我们，其中并没有什么内容与他通常的看法相矛盾。在这里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它是柏拉图唯一残存下来的、专门谈论经济的著作，而且是为了经济而谈经济。否则对话录的内容——主要是和欲望联系起来研究财富的性质，同时小心地与货币相区别——就不会引起我们多大兴趣了。

(4) 我们这里不考虑经济背景和当时社会上的舆论，但是读者在上述两方面可以很容易地从G．M．卡尔霍恩所著《古代雅典人的商业生活》（1926）一书中得到启发。这本书还能使读者深切地感到，在对商业行为的反应方面，我们和古代希腊人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希腊的诗人和史学家的著作才和我们相干；虽然史学家中有些人，特别是苏西戴兹与波利比亚斯可以引起任何研究社会的人的兴趣，在这里就不需要考虑了。这里也不需要谈论色诺芬，虽然他的《经济学》（Oeconomicus）正是有关家庭管理的一种论著，直到十六世纪这类问题都是以相似的名称为题目；还有他有关雅典财政的论著Foroi，当然也使经济史学家很感兴趣（就像伪造的色诺芬论雅典共和国政治的一本著作，亦复如此，这似乎主要是在佩里克尔以后雅典激进政体的反对派所写的一部大书中残存的一部分）。在“哲学家”中间，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我们这样一本简略的评介中，只要引述他们这两个人就够了。有关他们的大量文献资料，对经济学当然很少注意，有时是粗浅地谈到。一般读者只要仔细看看M．G．W．莱思特纳的《希腊经济学》（1923）中代表作的部分译文，也就够了。同时请参阅奥古斯特·索琼的《古希腊的经济理论》（1898）。不过，似乎不能不提到以下几部经典著作，如菲斯台尔·德·库朗的《古代城邦》（英译本第12版，由W．斯莫尔翻译，1921年）；T．冈珀茨的《希腊人的空想》（由马格纳斯和贝里翻译，1901—1902年），以及U．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国家与社会》（第2版，1923年），这些著作很好地描述了经济分析以及其他许许多多重要事情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