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经济分析史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史及经济思想史

（c）经济分析史如何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史区分？如何与经济思想史区分？〕　但是，上面对于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陈述与价值判断所作的区分，不应解释为对它们之间同源关系的否定。这种同源关系甚至是为什么我想到要把经济学史——经济分析史——和政治经济学体系史以及经济思想史加以区分的一个主要理由。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我是指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而极力主张的。这些体系就其包含有真正分析工作在内而言，的确还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之内。举例说，A．斯密的《国富论》从事实上和意愿上说，都是我们刚才定义的一套政治经济学体系，因此与我们无关。它之所以使我们感到兴趣，是因为A．斯密的政治原则和方案——他谨慎提出的自由贸易及其他主张——仅仅是一项伟大分析工作成就的外套。换言之，我们对他为什么主张进行辩护倒没有多大兴趣，我们注意的是他怎样辩护以及他使用了哪些分析工具。他的政治原则和方案本身（包括意识形态——流露的价值判断）无疑对他自己和他的读者们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是他的著作在公众中取得成功、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崇高地位的主要原因。可是我准备把所有这些当作只是他的时代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表述，除此而外，就没有什么价值。

上面所说的同样也适用于所谓“经济思想”，经济思想是有关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公共政策的所有意见与愿望的总和，而公共政策是与特定时间与地点浮现于公众舆论中的那些问题有关的。可是公众舆论从来不是什么无差别或者清一色的东西，而是当时社会划分为各种性质的集团和阶级的结果。换言之，公众舆论多多少少不可靠地反映了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在这个社会中所形成的集团意向或态度，而且有的时候较另外一些时候更不可靠。既然这些集团意向有不同的机会表现它们自己，特别是有不同的机会在可供后代观察的文献著作中留下它们的烙印，于是怎样加以解释就成了问题，这一问题一般很难解决，有时甚至无法解决。一时一地的公众舆论不仅随阶层不同而有所差别，而且在同一水平或同一垂直阶层中，又因个人地位与知识而有所差别。对政治家是一回事，对这些政治家所“代表”的店主、农民与工人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公众舆论也可以由隶属于或依附于特殊社会阶层的作家把它形成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另一方面，它可以和分析工作紧紧相接或互相重叠，像常常出现于工商业资产阶级成员所写的论著那样。就后一种情况来说，我们当然要尽量从表达时代习尚的陈词滥调中挑出这种分析的成就，因为这些陈词滥调与改进我们的理论工具的努力无关，因而我们对其不感兴趣。无论在任何具体情况下实现这个想法有多大困难，我们对不同的思想素材所作的区分，原则上还是十分清晰的。

我想，和经济分析史相平行，另外再写一部有关经济问题的流行看法的历史，也是可以做到的。根据同样理由，也能写出一部经济思想史，追溯人们所抱的态度在历史上演变的线索，顺便提一提分析上的成就。这样一部历史倒是真的可以显示我们所说的舆论态度与当时使分析家感到兴趣的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分析家正是在这些问题所形成的一般态度与时代精神之下研究他们的问题的。我们自己的计划正好相反。当然，我们绝对不会忽视分析家在各个时期进行他们工作时所处的一般经济思想的环境，可是这些环境及其历史变迁绝不是我们的主要兴趣所在。这些东西有时对分析工作起促进作用，有时起阻碍作用，而在我们这台戏里，自始至终都是分析工作在扮演主角。从经常产生影响的舆论背景与分析工作的相互纠缠之中，理出分析工作的线索，我们将发现一个事实，在这里不妨立即加以注意。(www.xing528.com)

分析工作的发展，无论受到市场上各种利益与态度的干扰有多大，都显示出一种特性，完全不存在于我们所说的经济思想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之中。这种特性最好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古至今，经济分析家对于我们所谓竞争价格的现象都或多或少感到兴趣。当现代的一个学生在比较高深的研究水平上碰到这个现象，例如说在希克斯或萨缪尔森的著作中，他会接触到一大堆概念和问题，这些东西可能一开始使他感到困难，而对于比较晚近的作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来说，肯定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这个学生不久也会发现，一种新的工具所提出与解决的问题，是老一辈的作家们很难找到答案的，即使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虽然是常识，却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在穆勒与萨缪尔森之间已经有了“科学进步”是什么意思。这就和我们说在穆勒与我们这个时代之间拔牙的技术有了进步是一个意思。

我们之所以能说竞争价格理论取得了进步，显然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已经有一套公认的标准，当然这是存在于一个专家内行圈子里面的标准，使我们有可能把各种竞争价格的理论排出一个顺序，其中每项理论都可以毫不含糊地标明比前面的一项更为高明。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个顺序是和时间的推移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后来的竞争价格理论几乎在分析的完善程度上总是比前面的理论高一筹；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可能归咎于分析工作以外的干扰。不过，虽然我们能够谈到分析的进步，同时不能否认“进步”一词所指的事实，可是在经济思想领域和任何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中，却没有进步可言。举个例子，说从查理曼大帝立法与行政措施中表现的他对经济政策的观念，要比汉谟拉比王的经济思想优越一些；或者说斯图亚特王朝的公告所表现的一般政策原则要比查理曼大帝的政策原则高明一些；或者说有时写在英国国会法案前面的政策宣言更要比斯图亚特王朝的公告高明一些，这都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我们可以同情于上述任何情况下某些受惠阶层的利益，而不大同情于另一些情况下另一些阶层的利益，从而按照我们偏好的顺序把这些文件加以排队。但是任何一套经济思想在这种排队中占居的地位会由于判断者的价值观而有所不同，其余则留待我们在情绪上、在审美观点上对于这些文件所表现的各种生活方式的褒贬来决定，那时我们所处的地位，就很像人们问起高更与蒂希安两位画家谁更伟大一样。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唯一合理的回答是：你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意义。同样的情况当然也适用于一切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如果我们把它们技术上的优缺点排除在外的话。我们甚至可以选择现代独裁式的社会主义而不要亚当·斯密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或者相反。但任何这一类选择都属于同一主观判断的范畴，就像桑巴特所说的，一个人喜欢金发女郎甚于喜欢褐发女郎一样。换言之，在经济政策或其他任何政策问题上，进步这个名词是没有客观意义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在比较时没有一个适当的标准。不消说，以上论证看来可以满意地澄清经济学史家之间在这一点上的分歧。他们有些人想的是技术上的分析与掌握更多的资料，这时谈到我们这个领域的科学进步是完全正确的。还有些人谈的是习尚的变迁，而习尚本身一方面是社会条件变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改变了对政策的意见以及各种愿望；这对否认在我们这个领域有什么进步不进步的问题，则是正确的。这两部分人错就只错在忽视除了他们专门考虑的一个方面外，人类对经济主题的思考还有另一个方面。如果认为经济分析的发展不是别的，只是不断变化的公众舆论倾向的反映，或者沉溺于一种天真幼稚的信仰，认为政治态度只是进步的洞察力的表现，那就完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