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有五危与管理者大将风度

三、“将有五危”与管理者的大将风度

将帅的人格素质对于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孙子在“为将五德”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将有五危”的思想，系统地阐述和分析了将帅的性格缺陷。

“将有五危”

现代人才学证明，企业家的管理才能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理性因素，如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和思维能力等；二是非理性因素，如冲动性、自控性、独立性、坚持性等。一个人的行动，除了受理性因素支配外，还往往受到非理性因素的支配。企业家的管理行为也是由理性与非理性两种因素相结合的结果。同一种性格在不同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可能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即使是一种好的性格，如果过度地发展，也可能成为缺陷。如冲动性和坚持性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需要的，但如果冲动性太强就可能表现为急躁冒进，坚持性太强就可能表现为自以为是，等等。

为了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孙武对于将帅的性格缺陷作过深刻分析。他在《孙子兵法·九变篇》中指出：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五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这就是说，“勇”固然是一种好的品格，但如果有勇而无谋，只知一味地拼死，往往容易被敌方设奇伏诱杀，应力戒不顾客观实际的盲目蛮干。“贵生”固然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是将帅如果过于“贪生”而无勇，临阵畏怯，不敢闯战场，往往容易被敌人俘虏，应力戒畏缩守旧和优柔寡断。性格暴躁、急于求成、易于愤怒的将帅，容易被敌人以侮辱所激怒，从而轻举妄动，招致失败，应力戒浮躁轻敌和感情用事。廉洁本是人的一种好品德，但过分地追求个人的廉洁之名，就有可能因敌人散布流言飞语而感到受辱，失去理性，中敌诡计，这是很危险的，应力戒矫情自喜和虚荣心。“爱民”也是将帅的一种好品德，但是如果对民众过于仁慈，沉溺于儿女情长，不分“大仁”与“小仁”，就可能会被敌人的一些暴行所烦扰，顾此失彼，忙于应付，疲惫不堪，因不忍“小仁”而危及“大仁”，应力戒滥施小恩小惠。

在中国历史上，因将帅个人性格的缺陷而导致战争失败的例子是很多的。如公元前615年，晋国大将赵盾根据秦晋两国的综合实力，采用“深垒固军以待之”的持久防御战术，以抵御秦兵进犯，这本来是正确的。但是晋将赵穿因自己是国君的女婿而颇受宠幸，为人骄狂，刚愎自用。秦国正是抓住了赵穿这一性格上的缺陷，派兵袭击赵穿所在的上军，诱其脱离筑垒地域，进行野战，结果晋军大败。

将帅性格的缺陷，往往会造成“覆军杀将”的恶果。所以，“将有五危”是不可不察的。在现代管理中，企业家也应该注意加强自己理想人格的修养，否则也有可能因性格缺陷而导致企业失败。例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老福特，因富有自信心和判断力，富有开拓精神，对福特公司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样是由于他的这一性格特点，在成绩面前，过于自信和武断，而最终造成了福特公司的衰败。

不可以怒而兴师，不可以愠而致战(www.xing528.com)

根据“将有五危”的理论，孙子特别提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火攻篇》）的作战指挥原则。这条作战指挥原则的真理性，从中国历史上以怒兴师而导致战败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如公元222年，刘备因“耻关羽之殁”而不顾诸葛亮、赵云和众将的劝告，亲率大军战吴。结果被吴将陆逊以火攻破40余营，落得个“白帝城托孤”的下场，蜀国也由此一蹶不振。在公元645年，一代英主唐太宗因好大喜功，不听群臣劝阻，亲率大军进攻高丽，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刘备、李世民战败的例子说明，在战争指挥上绝不能感情用事。只有善于以理性控制自己情感的人，才是成熟的指挥员。

这一作战指挥原则，同样适用于企业管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难免会遇到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和不被人理解的埋怨，这时应该以冷静的态度控制自己的感情，不气馁、不怨恨、不急躁，努力做到在易发脾气时不发脾气，迟早会在实践中被人理解，闯出一条成功之路。这是一个成熟企业家的重要标志。

“静以幽，正以治”的大将风度

根据以上分析，孙子在《孙子兵法·九地篇》中作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这是说，军事指挥官要有大将风度，遇险情时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严正而有条理。在战场上，只有处变不惊，从容对敌，才可以化险为夷。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大勇。由于智慧卓著，故无畏于敌、无畏于难，而神定气闲，是谓大勇。三国陆逊从容退江东、东晋谢安下棋攻苻坚、北宋宗泽静守汴京，都是这种“静以幽，正以治”的大将风度的表现。

这一道理同样也适用于企业经营。在企业经营中，面对风云突变的市场，风险之事在所难免。一旦陷入险境，一个成熟的企业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冷静的理性来化解险情。如果不具有这种大将风度，而为情感所左右，必将铸成大错，危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被香港和海外华人誉为“亚洲影业皇帝”的邵逸夫先生，在电影业激烈竞争的20世纪80年代，被竞争对手挖走了手下的一大批明星，致使他每年的电影拍摄数量降至6部。邵逸夫先生没有被这一挫折吓倒，而是以冷静的态度采取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办法，即将投资重点由电影业转向录影带业务，并且开展多元化经营（如地产业等），结果仍然保持香港影视界“巨头”的地位。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于20世纪50年代创办的塑胶公司，每月可生产100吨塑胶，而台湾的月需求量只有20吨，致使大量产品积压，股东纷纷要求退股，台湾塑胶公司陷入了困境。王永庆沉着冷静，通过理性的科学分析，认为出路就在台湾岛上。他果断地决定在台湾“再建一个塑胶加工厂”，即把塑胶卖给自己的加工厂，然后出售塑胶成品。正是这种“我就是市场”的经营决策，使他的台塑企业走向辉煌。

可见，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从容处之的大将风度，对于企业家是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