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精神：乐以忘忧的有效方法

二、“乐以忘忧”的快乐精神

人生有乐亦有忧。在忧乐观上，君子与小人是有原则区别的。孔子指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意思是说，缺德的小人心里想的只是“富贵”二字，未得富贵之时，无时不想取得富贵，所以无限忧虑；既得富贵之后，又恐怕失去，时时忧戚，总是患得患失，永无满足之时，一生都处于忧戚之中。而有德的君子心里想的是“仁义”二字，不因富贵得失而忧愁，心胸坦然，光明正大，一生快乐。是“坦荡荡”还是“常戚戚”，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之一。

君子之忧乐

君子所谓“乐”，虽有食色之乐^[1]、山水之乐^[2]、音乐之乐^[3]和朋友之乐^[4]，但是孔子所追求的主要不是这些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之乐，而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纯粹的精神愉悦。这是关乎人的“安身立命”的整体之乐。这种整体之乐，既是人生乐趣的一种内心体验，也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不断地追求道德的充实与完善，才是人生真正的快乐。孔子也讲“忧”，但他讲的“忧”不是追求物质与权势之忧，而是一种如何能使道德更完善、更充实的忧。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所忧的，是“修德”、“讲学”、“徙义”、“改过”四件事，都是属于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范围内的事。

孔子一生所追求的道德之乐，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修德成仁”的人生价值理念。在孔子看来，人对快乐的体验，都是以道德情感和道德情操为基础的，离开“仁德”也就无人生的快乐。“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肯定“仁”是礼乐的根本精神，也是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只有仁德君子，才能享受这种人生乐趣。孔子认为，君子之道有三，即“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所谓“不忧”，是指君子安于仁，心底坦然，不为功名利禄所扰，故“仁者不忧”；所谓“不惑”，是指君子不为财富、权势和名誉所诱，也不为人的情欲、认知所惑，故“智者不惑”；君子“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不忧不惧即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这是孔子对君子心灵和道德境界的真实描述。在他看来，君子是仁德之人，待人接物皆光明磊落，一生不做坏事，不搞阴谋诡计，公而无私，故内心无愧。世俗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正是君子“内省不疚”的形象说明。

根据“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人生价值理念，孔子把“乐”分为三种。他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逸）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即人生有三种快乐是有益的，有三种快乐是有损的。以有节制的礼乐为乐，以称道别人之善为乐，以有许多贤友为乐，这是三种有益之乐。以骄横无礼为乐，以追求安逸、游艺为乐，以饮食酒色为乐，这是三种有害之乐。有益三乐，是孔子所提倡的；有害三乐，是孔子所反对的。

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三乐”思想，在《孟子·尽心上》中指出：“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5]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在一般人眼里，得到“王天下”之势，拥有“广土众民”，是人生的最大快乐，但是在孟子那里并不把“王天下”视为人生快乐。他认为，第一乐是父母身体健康，兄弟无灾无病，这是天伦之乐。第二乐是做一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的清白之人。孟子所谓“大丈夫”精神即“富贵不能淫（荡其心），贫贱不能移（变其节），威武不能屈（挫其志）”，就是这样一种人格之乐。第三乐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是君子人格价值的社会实现，这是一种事业之乐。孔、孟的“三乐”之论，所追求的人生乐趣，不是财富与权力欲的满足，而是一种对家庭亲情、道德人格和事业成功的自我体验。

“乐以忘忧”的快乐精神(www.xing528.com)

从本质上讲，儒家的“乐以忘忧”是一种“安贫乐道”的快乐精神。在《论语·学而》篇中，有一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进一步指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在世俗者那里，贫贱者在富贵者面前总是低声下气，赔着笑脸去奉承，而一朝成为富贵者，在贫贱者面前，又总是满脸骄色。“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比“贫而谄，富而骄”虽说好一些，但是远不及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因为贫贱者在缺吃少穿的情况下做到无怨言是很难的。富贵者因衣食无忧，只是去掉骄傲还比较容易做到。如果一个人能达到“贫而乐”、“贫而无怨”的境界，就是乐道君子了；如能做到“富而无骄”，就是好礼君子了。根据君子“安贫乐道”的精神，孔子在“饭（吃）疏（粗）食（饭），饮水，曲肱（由肩至肘的胳膊）而枕（枕着）之”的情况下，也能“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同时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竹器饭篮）食，一瓢饮，在陋巷（矮旧小屋的胡同），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孔子以此说明颜回是一位“乐以忘忧”的“仁人”。

“内省”与“外修”的修养之道

要想达到“安贫乐道”的道德境界，孔子认为必须通过“内省”和“外修”两种修养之道。

所谓“内省”，就是要通过个人的自我反省而获得道德之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孔子教的做人的道理）不习（练习）乎？”（《论语·学而》）即通过“内省”的办法，做到办事诚实，交友守信，做人依礼。孔子提倡“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不少人做不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所以，孔子由此感叹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责备）者也。”（《论语·公冶长》）孟子亦提倡“内省”。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认为万善皆在我良心中，只要能够做到内省，反躬自问是否诚实，真正做到天道之“诚”与人道之“思诚”的统一，便是人生的最大快乐。

所谓“外修”，就是通过人生种种窘困的磨炼而从中体悟出道德愉悦与精神满足。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就是提倡不为外界富贵、权势和声名所诱惑，以达到“克己复礼”之目的。这就是一种“外修”功夫。孔子为了推行他的学说，从55岁到68岁的14年间，周游列国。途经匡地，为匡人所拘；过蒲地，又为蒲人所袭；去曹经宋，宋司马桓魋拔树以害孔子；在陈绝粮七日，“从者病，莫能兴（起）”。子路满脸怨恨，不满地问道：“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在这种极端窘困的处境下，依然讲学、抚琴、诵诗不辍，并对弟子解释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鼓励弟子在窘困中坚持“安贫乐道”的人生理念，在窘困的逆境中体悟人生的道德之乐，这就是一种“外修”的功夫。

孟子发挥孔子的“外修”思想，根据“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狱官），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的历史事实，认为将要担当伟大历史使命的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困穷）其身，行拂（违背）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就是说，若不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去磨炼人生，就不可能触动人的心灵，坚忍人的性情，增强人的才干，也就不能获得事业的成功，更难以享受到成功者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