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哲学导论：发愤忘食勤奋精神

一、“发愤忘食”的勤奋精神

什么是“发愤忘食”呢？《论语·里仁》释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君子为了“成仁”，即成为有道德的人，哪怕是一顿饭的时间都不离开“仁”，即使在仓促之间，也必定在仁德上做人；在流离失所的困境里，也必定按照仁德办事。君子无时无刻不在追求“成仁”的人生境界。

孔子曾说自己“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即“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只是凭空瞎想，其结果毫无益处，还不如勤奋好学，对于“成仁”倒有些好处。根据这一“发愤忘食”的精神，一方面他对颜回在“成仁”上的好学精神称赞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离开）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其他学生只能短时间内做到“仁”德，而颜回则一年到头都离不开“仁”德。另一方面，孔子也批评某些学生在“成仁”上的懒惰行为，指出某些学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即整天吃饱饭，不在“仁义”上用心，这种人也是难以教化“成仁”的。他的学生宰予白天睡大觉，他批评说：“朽（烂）木不可雕（雕刻）也，粪（腐）土之墙不可杇（同‘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对于宰予这样不可教育的人，我责备他还有什么用呢？

“谋道不谋食”的价值理念

孔子一生“所发愤者何”？这是人生追求的价值取向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孔子坚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的人生价值理念。世俗之人一生所发愤者，皆为功名利禄。未得时，发愤以图；既得后，意遂而乐。孔子则不同于世俗之人，他从15岁起，所追求的是“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论语·里仁》）。认为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把追求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视作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

他的一生，是不断升华自己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境界的一生。他自述说：“吾十有（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把“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视作他的人生理想追求。

在话语系统上，“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即孔子一生很少言“利”，他大力提倡“天命”，赞许“仁义”。他由此对某些人批评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如果整天聚集在一起，而不谈仁义，专门喜欢卖弄小聪明，这些人要“成仁”是很难的啊！

在理想人格上，孔子把“成仁”（谋道）与“去仁”（谋食）看作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肯定“仁”是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如果丢弃了“仁”德，那还称得上“君子”吗？又说：“君子上达（上达于仁义），小人下达（下达于财利）”（《论语·宪问》）；“君子怀（思念）德（道德），小人怀土（安乐的地方）”；“君子喻（晓得、明白）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孔子还批评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这里所谓“怀居”，是指留恋家庭的安逸生活，过度地追求物质享受。孔子认为过度地追求宫室之华，声色货利之奉，就不够“士”的资格。在孔子看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论语·里仁》），即认为“怀居”的小人不可能长久地处于窘困的境地；若长久地处于窘困的境地，则必定为非作恶。他又批评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假如一个有“志于道”的人，却以“恶衣恶食”为耻，就不必同他谈论仁义了，因为这种人“志道不笃”。在世俗社会里，穿着一件破旧的衣裳的人不愿意同穿着狐皮袍子的富人并立而行，以为自己难堪；而子路却不以自己穿一件破旧的麻织袍子与穿着狐皮袍子的富人在一起感到羞耻。这是子路君子人格的表现。所以，孔子对子路称赞说：“衣（穿）敝缊（乱麻）袍，与衣狐貉（狐皮袍子）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

在出处之道上，孔子并不一般地反对做官，只是坚持“天下有道则见（出仕），无道则隐（隐居）”（《论语·泰伯》）的原则。“不仕无义”是孔子出处之道的基本准则。当原宪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可耻的事”时，孔子回答曰：“邦有道，谷（俸禄）；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国家有道的时候，做官吃俸禄，是应该的；国家无道的时候，也去做官吃俸禄，便是可耻的事了。因为在孔子看来，君子之仕是为了“行其义也”，而不是为了拿俸禄。根据“不仕无义”的价值观念，孔子赞许蘧伯玉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退隐不仕，如一张纸卷而藏于怀）”（《论语·卫灵公》），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懂得出处之道的君子。

合理追求富与贵(www.xing528.com)

孔子一生虽然坚持“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人生价值理念，但是他并不反对人追求富与贵的物质欲望。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肯定“富与贵”是人人所渴望、“贫与贱”是人人所厌恶的。就连孔子自己也承认，如果“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周游列国时，孔子感叹卫国人口众多。弟子冉有问道：如果老师执政，“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富之。”（《论语·子路》）在治国上，他大力提倡“富民”政策。可见，孔子对于人追求物质价值是充分肯定的。在他看来，对待物质利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是要不要“富与贵”，而是如何追求“富与贵”的问题。

第一，不要过度地追求物质享受。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指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里所谓“饱”，当作美味解；“安”当作华屋解。意思是说，君子饮食不必求美味，居住不必求华屋，只要做事勤敏，说话谨慎，亲近有道之人以匡正自己，就算是好学了。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即根据社会生产发展和家庭实际收入，追求不超过自身及家人生活需要的物质享受。

根据这一适度原则，孔子称赞卫大夫公子荆，认为他居家过日子，勤俭而不奢侈。家里刚刚有一点器物，就说“凑合着够了”；后来，器物又稍多了一些，就说“已经齐备了”；再后，器物又添置多了，就说“已经太华美了”（参见《论语·子路》）。

孔子弟子公西华奉命出使齐国，其母找冉求请求给予生活补助。冉求去请示孔子，孔子说：“给六斗四升吧。”冉求希望再增添一些，孔子又说：“那就再增加二斗四升吧。”冉求还觉得少，就自作主张给公西华补助了八百斗小米。孔子生气地说：“赤（公西华之名）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救济急需的人）不继富（不必给富有者再增加他的财富）。’”（《论语·雍也》）根据“君子周急不继富”的原则，孔子认为公西华出使齐国，乘着高头大马，穿着又轻又暖的皮裘衣，已经够奢侈的了，还要给他那么多的生活补助，实在是太过分了。鲁国贵族季氏已经富于周公，而冉求还要帮他搜刮小民钱财，使之更加富有。所以，孔子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为什么孔子在物质生活上既不求“多”，亦不求“美”呢？因为在他看来，过多地追求物质享受是招祸之源。

西方思想家也深谙这一人生真谛，如古罗马著名雄辩家西塞罗虽身为贵族，却轻于财富、权势，淡于物质享受，一再告诫人们：“要谨防对财富的过分追求。没有什么比贪恋金钱更暴露出灵魂的褊狭与渺小了。相反，也没有什么比对金钱无动于衷更表现出一个人的可贵与崇高了。”英国思想家培根指出：“对于财富，我充其量只能把它叫做美德的累赘……财富之于美德，犹如辎重之于军队，辎重不可无，也不可留在后面，但它却妨碍行军。”德国哲学家尼采也说过：“我不要许多光荣或很多财宝，这是自讨烦恼。但没有好名声与一点点财富的人也是不能安睡的。”

孔子主张不要过多地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的观点，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仍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有人不懂得孔子这一思想的真理性，信奉金钱万能论，拼命地追求和享受美食、豪宅、美物、美声、美衣、美色……结果如何？因为贪吃美食，营养过剩，得了肥胖病，同时又引发了胃病、心血管病、高血脂、糖尿病等，这难道不是自己害自己吗？过于追求住宅的豪华，装修的高档，往往造成室内氨气、氡气、甲醛等超标，家电辐射过多，导致肺癌、败血症、头痛、发烧、嗜睡、食欲不振等疾病，等于埋下隐形杀手。如果过于追求美色，不但因为纵欲会伤身、染上性病，而且很容易触犯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一些人包二奶、嫖娼、吸毒；也确有一些女人不惜出卖灵魂，出卖肉体，或第三者插足，或去卖淫。由此引发的家庭破裂、情杀案件还少吗？现在有不少年轻人相信钱挣得越多越好，按照“40岁以前拼命赚钱，40岁以后以钱养病”的人生怪圈生活，结果是钱赚了不少，可人的身体也垮了，落得一个“英年早逝”的可悲下场。可见，人是需要物质财富的，但过度地追求物质财富，常常会带来种种恶果。如果沉溺于“美食”、“美色”和权势，过多地追求物质享受，必然会造成各种社会弊病。

第二，对于财富与权势应“以道取之”。

在如何取得财富和权势上，应以“道义”作为唯一正确的取舍标准。在孔子看来，富与贵虽是“人之所欲也”，但倘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所提倡的“以道取利”或“见得思义”的价值理念，在今天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致富、赚钱，问题在于如何致富、赚钱。如果违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原则，一味强调“利益驱动”，凸显个人利益与局部利益，误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坑、蒙、拐、骗，只讲获利，不择手段，大发不义之财，将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抛到九霄云外，就会变成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如果坚持这一错误导向，必然会出现数不清的假冒伪劣产品，使“金钱至上”的人生欲望极度膨胀，导致社会道德滑坡。要医治市场经济中这一“现代文明病”，使市场经济从无序走向有序，除了采取法律手段外，从人生价值取向上继承和弘扬儒家“以道（义）取利”的价值观念，也是一剂对症良药。

孔子提倡“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观，对于每个人构建自己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既要追求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建构自己的物质家园；又要注意培养与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和精神境界，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但是有些人由于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只注意建构自己的物质家园，而忘记和忽视了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结果把自己变成了“物质富有、精神贫乏”的畸形之人。他们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德”字；什么都不少，就少一个“魂”字。面对现代人的这种精神危机，我们需要重温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真正懂得不但要“以道取利”，还应该“清醒地使用财富，愉快地施与财富”，认识到在世上还有比赚钱更为可贵的东西，赚钱是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没有什么比利他主义和乐善好施更为可敬和崇高，真正把自己变成精神世界的亿万富翁，做金钱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仆。正如李嘉诚所说：“贵为天子，未必是贵”；“身价百亿，未必是富”。“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衡量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富贵才是真财富”，这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真正的富贵，“是靠智慧、靠辛苦、靠工作能力而赚钱”；“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更多的人受到关怀”。可见，孔子所提倡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观念对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和塑造现代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