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哲学导论：探索智、仁、勇君子人格

二、“智、仁、勇”的君子人格论

“儒商”是现代华人企业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道德境界。华人企业家要想把自己塑造成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绝不能凭空虚构。除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外，还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三达德”的君子人格思想。儒家的“三达德”思想，不仅为建构现代儒商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架构，而且也为现代儒商人格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既不能将中国古代儒家的“三达德”思想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也不能把儒家的“三达德”思想视为无用而弃之。这种文化复古主义和虚无主义态度，都是应当抛弃的。那么，什么是儒家的“三达德”君子人格思想呢？现在，简要地作一些阐述和说明。

君子人格的三要素

孔子在《论语》一书中，曾三次将“智（知）”、“仁”、“勇”三种美德视为构成君子人格的三要素。《论语·子罕》篇指出：君子“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颜渊》篇载：司马牛问“君子”，孔子答曰：“君子不忧不惧。”在孔子看来，君子不做过恶之事，故“内省不疚（病），夫何忧何惧”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又对子贡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在这里，孔子虽自谦“我无能焉”，但在子贡眼里，这正是孔子人格的自画像。

春秋时期，把“智”、“仁”、“勇”三者看成理想人格要素者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并非孔子一人。如《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向楚大夫申包胥请教如何战胜吴国。申包胥答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至极，无以铨称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在这里，申包胥认为越国要想战胜吴国，最根本的是越国将领要具备“智”、“仁”、“勇”三种美德。《国语·晋语七》载，晋国大夫韩厥年老而辞位，国君以其长子无忌为公族大夫。韩厥拒绝曰：“厉公之乱，无忌备公族，不能死。臣闻之曰：‘无功（国功）庸（民功）者，不敢居高位。’今无忌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难；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韩宗。”在这里，韩厥也是把“智”、“仁”、“勇”视为理想人格的三种高尚品格。

孔子之后，《中庸》作者从理论高度进一步将“智”、“仁”、“勇”概括成君子的“三达德”，指出“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把“智”、“仁”、“勇”视为通行于天下最基本的人类美德。释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中庸》作者看来，君子只有勤奋好学，以求仁德品格和渊博知识，方能明白天下事理、博爱于民，故曰“好学近乎知”。君子不仅好学求知求仁，还应尽力实行，使自己成为言行一致的仁德君子，故曰“力行近乎仁”。在知行中，君子难免做错事，只要自知羞耻，勇于知错改过，方能成为“过而改之”的君子。这同“小人之过也必文”的错误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君子具备这三种品格，“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从修身与事功相结合的高度，说明“三达德”思想是塑造君子人格的基石。

在孔子看来，智、仁、勇“三达德”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整体。认为“智”若离开“仁”，必将迷失方向而流于恶。“勇”若离开“仁”，就势必成为背义之勇。孔子云：“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论语·阳货》）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说明“智”和“仁”也离不开“勇”。在“智”与“勇”之间，只有两者互补，方可成就智勇双全的人才。只有以“智”明是非，辨善恶，方可爱所当爱，恶所当恶。君子只有具备智、仁、勇“三达德”，才能逐步地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精神境界。而这正是儒家君子人格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理想境界。现代企业家在塑造儒商理想人格时，可以从儒家的“三达德”思想中吸取什么文化资源和哲学智慧呢？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

仁乃全德之称

什么是“仁”呢？据统计，在《论语》中，“仁”字共出现了108次。

从内涵上，孔子把“仁”的本质规定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讲的“爱人”，并非特指爱某类人群，而是泛指爱一切人类，即孔子所说的“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或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原道》）。即要求以爱己之心爱护、关怀、尊重一切人，做到与一切人友善。这是人的相亲相爱的类意识的自然表现。

“爱人”有两条原则：

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自己欲立欲达的事，也要尊重他人立与达的权利和愿望。这是从正面而言。

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认为自己不愿做的事，也不要强加于他人。如此，才能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从负面而言。

从外延上，“仁”乃全德之称，兼统人的各种美德。这也就是二程所说“仁者，全体；四者（义礼智信），四支”（《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朱熹所说“仁者，本心之全德”（《论语集注·雍也》）；陈淳所说“仁含百善，能仁则百善在其中矣”（《北溪字义·仁义礼智信》）。孔子在《论语》中内在地蕴涵“自爱”、“亲亲”、“仁民”、“爱物”四个层次。这里不仅有人类之爱，也有宇宙之爱，既含有社会伦理，也含有生态伦理。它是一个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由近及远的推展过程。“爱”是具有远近和厚薄之分的。

在《论语》中，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自爱”这一概念，但是“自爱”的思想是随处可见的。孔子认为，要“爱人”，首先就要“自爱”，“自爱”是“爱人”的前提。要想得到他人的爱，也要首先“自爱”，要想得到他人的尊敬，首先就要“自尊”。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喜欢卖弄小聪明）”，要想“成仁”并得到他人的敬爱，“难矣哉！”（《论语·卫灵公》）只有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把自己修养成“仁人”，真正做到“自尊”、“自爱”，才能由“自爱”而“爱人”。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自爱”、“自尊”是建立在“我欲仁”的基础上的。《礼记·大学》篇指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即认为仁者以分财济贫来获取自身的好名声，而不仁者则以身殉财。仁者，要“爱人”，首先要从“自爱”开始。

汉代扬雄把孔子的“自爱”思想视为“仁之至”，即是对“仁”的最高理想追求。他发挥孟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思想，认为要想得到他人的“爱之”、“敬之”，必须以“自爱”、“自敬”为前提，指出：“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法言·君子》）“自爱”、“自敬”是“仁者爱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www.xing528.com)

在“自爱”、“自敬”的基础上，进而要求由“自爱”推展到爱、敬自己的父母兄弟及其家族，这是“亲亲”之爱，因为这种“亲亲”之爱是建立在至纯至真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孔子弟子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悌之道所以是“仁之本”，因为一个人如果对于生他、养他、育他、护他的父母，对与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无仁爱之心，又怎能以仁爱之心去爱他人？认为“爱人”应从“孝悌”开始，再把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社会上，方可做到“泛爱众”。孔子在“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之后，马上就说：“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又说：“君子笃（厚待）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老朋友）不遗，则民不偷（薄，不偷即不薄）。”（《论语·泰伯》）“慎终（父母之死）追远（追思祖先），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一个人在家不孝敬父母，不慈爱兄弟和亲人，在社会上是不可能尊敬师长、上级和朋友的，一个六亲不认的人，是不会在社会上爱别人的。只有在家庭中真正做到孝悌之道，方可以爱心对待他人、尊爱他人，只有以爱齐家，方可以爱治国、平天下。

把这种“亲亲”的爱人思想，贯彻于治国之中，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德治”与“刑治”的对比中，他虽不否认“刑治”，但他认为“德治”优于“刑治”，“德治”是“仁民”的根本之道。所谓“德治”，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在政治上，孔子虽不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是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极力反对滥施刑罚的暴虐统治；在经济上，他主张减轻徭役和赋税，大力提倡“富民”、“利民”、“养民”、“惠民”；在吏治上，主张“举贤才”，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甚至设想以选举制选拔贤才。“尧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孔子“德治”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是“仁爱”这一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在政治层面的具体表现。“德治”是以“仁爱”为前提、为基础的。孔子所谓“仁爱”，在阶级社会里，虽具有抽象的、空想的性质，但它所蕴涵的崇尚仁道，追求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并由它在中国历史上所铸造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志士仁人，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最具光华的民族之魂。同时，它所包含的民本主义，也是现代人用以构建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文化资源。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并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提出“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但是当他将“仁爱”思想由社会领域进一步拓展到宇宙万物时，也提出过一些十分精辟的观点。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提出：“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效法）之。”认为天道无私、唯德是与，这多么崇高啊！在人间，只有像尧这样的圣君才能效法天道，让位于舜，亦唯德是与也。这是一种“天人合德”的模式。从这一模式出发，孔子提出两条“爱物”的原则。一是“不时不食”（《论语·乡党》）。孔子不但“爱民”，而且热爱自然，热爱生命。所以，凡是不合时令的谷物瓜果，未成的幼小动物，他是不吃的。有时，孔子把“孝”的内涵不限于子女对父母之孝。子女对父母之孝，这叫“小孝”；如能博施“仁爱”于宇宙，以成全天地万物之发展，这叫“大孝”。《礼记·祭义》篇云：“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在人类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能将仁爱之孝推展到宇宙万物，是一种可贵的生态伦理思想。孟子在“不时不食”的思想基础上，根据动植物依“时”（季节）变化而发育、成长的生态规律，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的生态道德观念。他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在《王制》篇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不时不食”思想，认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产卵）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山无草木）而百姓有余财也”。二是“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意谓孔子只用渔竿钓鱼，而不用大绳挂渔网，横栏在河道中捕鱼。他虽用带生丝的箭射鸟，但不用它射归巢歇宿的鸟，这叫“取物不尽物”。由此，后世儒家多主张捕鸟“不覆巢”，打猎“不合围”，以免杀伤过多，灭绝生灵。不管是由“不时不食”而引出的“取物以顺时”，还是由“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引出的“取物不尽物”的思想，都是今天我国制定生态环保法律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智即是明

什么是“智”呢？儒家所谓“智”，就是一个“明”字。曾国藩认为：“智即是明也。”（《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四《书赠第六则》）“智”即是聪明、睿智、智慧之意。正如扬雄所云：“智，烛也。”（《法言·修身》）“智”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烛，只有在它的照耀下，人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理智的态度辨善恶、明是非、识利害，既自知，又知人，克服非理性的不良情绪，获得对人、对事的正确理解，并采取正确的行动。

“智”这一概念，既有道德论意义，也有认识论意义。作为道德论范畴的“智”，就是明是非、辨善恶。孔子云：“知（智）者不惑。”（《论语·子罕》）智者所以不惑，是因为他能以智明是非、辨善恶。所以，孟子肯定“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肯定“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孟子还从孝悌之道的角度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这些都是从道德论角度来规定“智（知）”的内容的。

作为认识论范畴的“智（知）”，就是识利害，明事理。孔子曰：“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意谓有智慧的人认识到“仁”对他有利才去实行“仁”。在这里，“知”含有正确认识利害的内容。除此，还包括对事物之理的正确认识。“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结局），见始而知其终。”（《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等，都是从认识论角度来规定“智（知）”的含义的。

“智”还要求君子善于知人。《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知（智）。子曰：‘知人。’”“知人”包括“自知”，也包括“知人”。荀子指出：“知者知人，知者自知。”（《荀子·子道》）《大戴礼记·主言》指出：“知者，莫大于知贤。”所谓“知人”，就是善于识别贤佞，选拔贤才，做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即要求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既要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也要认识到自己的短处，更要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知过之谓智”，是一句千真万确的真理。

勇者不惧

什么是“勇”呢？孔子答曰：“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即无畏无惧是“勇”的基本内涵。它属于人的意志方面的品格，要求人类在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过程中，面对困难、艰险、进犯、胁迫、压力、阻力而不胆怯、退缩、回避、气馁。这是君子应具备的美德之一。

儒家把“勇”分成“德义之勇”和“违义之勇”两类。孔子在《论语》中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论语·阳货》）因为“违义之勇”有害于社会，所以，孔子厌恶“勇而无礼者”，子贡厌恶“不孙（逊）以为勇者”（《论语·阳货》）。在儒家看来，只有符合道义的勇，才算是“德义之勇”。贾谊所云“持节不恐谓之勇”（《新书·道术》），即要求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守道义而不动摇，坚持真理而不顾安危，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是真正的“君子之勇”。这是儒家所提倡的。

宋明理学家在孔、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勇”分成“血气之勇”与“义理之勇”两大类。所谓“血气之勇”，即是由一时的感情冲动而鼓起的勇气，如暴行、蛮干、斗殴、自残等；所谓“义理之勇”，是指由道义而激起的勇气，如坚持真理而百折不挠等。儒家一再告诫人们“义理之勇不可无，血气之勇不可有”。

儒家提倡的“德义之勇”，还有另一层重要含义，就是善于知错、改过，敢于自我否定。在儒家看来，人皆有过，连圣贤也不例外。问题不在是否有过，而在于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失。孔子认为：“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即小人在过失面前总是采取文过饰非的错误态度，“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君子则与小人不同，“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对于他人的批评，应抱“闻过则喜”的正确态度。孟子曾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孟子·公孙丑上》）南宋陆九渊曾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陆九渊全集》卷六《与傅全美》二）这一正确态度，正是“德义之勇”的一种表现；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知过不改，则是怯懦无勇的表现。清代学者陈确指出：“知过之谓智，改过之谓勇。”（《陈确集·别集》卷二《瞽言一·近言集》）深刻地揭示了智与知过、勇与改过的内在联系。

上述儒家设计的“智”、“仁”、“勇”的君子人格，虽然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但也蕴涵人类普遍理想人格思想的胚芽，具有永恒的普世性，含有许多人类共有的高尚道德，为建构现代儒商人格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现代企业家要想把自己培养成现代儒商，就必须从儒家“三达德”思想中吸取其合理成分，努力寻求“三达德”思想与现代儒商的结合点和生长点，使“三达德”成为现代儒商必备的重要思想要素。不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吸取智慧和启示，要想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