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中国管理哲学导论(第2版)精彩呈现

一、“儒商”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

古代儒商

“儒商”这一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先秦文献中，虽有“儒”与“商”的名词，但还未提出“儒商”这一概念。春秋末年，由于工商业尚不发达，在政治上亦尚未构成对统治者的威胁。所以，统治者推行“通商惠工”（《左传·闵公二年》）和“通商宽农”（《国语·晋语四》）的政策。当时，除了“工商食官”外，自由市场和自由商人也相当活跃。士、农、工、商是不分高低尊卑的，彼此之间也是可以相通的。人们可根据工商业者的道德品格，把道德高尚的商人称之为“诚贾”或“良商”。《管子·乘马》篇指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即认为缺乏诚信的商人是无资格从事商业活动的。《战国策·赵策》亦指出：“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即认为品德高尚的商人从不与人斤斤计较买卖的价钱，而是善于观察和把握商机。如越国大夫范蠡辞官后居陶地，善治生，“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史记·货殖列传》）。周人白圭“乐观时变”，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策略，并且认为“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通‘与’），强不能有所守”（《史记·货殖列传》），是不可能成为富商的。孔子的得意门徒子贡本是卫国的商人，后从孔子习儒学。由于子贡善于预测市场供求关系，虽不受命于官府，也能“亿（同‘臆’）则屡中”（《论语·先进》）而成为富商。正如王充在《论衡·知实》篇中所云：“子贡善居积，意（推测）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子贡不只是一位富商，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子贡不但积极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而且还以他的雄厚财力到处宣扬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正如司马迁所云：“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范蠡、白圭、子贡不愧是中国古代儒商的鼻祖。

司马迁根据先秦商人的品德高低，又把他们分成“廉贾”（“良贾”）与“贪贾”两种，指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即认为贪得无厌的商人，一年长途贩运三次，高价出售商品，以获取厚利；有良心的商人，一年长途贩运五次，多跑多销，只获薄利，故“廉贾归富”（《史记·货殖列传》）。

从上述可知，从先秦至汉初，人们尚未把有道德、有智慧的商人誉为“儒商”，只是把他们称为“诚贾”、“良商”或“廉贾”。在这里，把“诚”、“良”、“廉”这些富有道德意义的概念与“商”结合在一起，在某些商人那里也能自觉地把“儒”与“商”两种职业集于一身（如子贡），这说明当时“儒”与“商”之间是可以相融相通的，并非是完全对立和排斥的。这是“儒”与“商”的初步结合。

但是，西汉以降，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士大夫，基于巩固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及其政治统治的需要，都把“重农抑商”和“右儒左贾”的理念奉为金科玉律。他们把儒者视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君子，而把商人则说成唯利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儒”与“商”是两个截然对立、互不相融的范畴。在“儒”与“商”严重分离与相斥的封建社会中，要把“儒”与“商”相结合，提出“儒商”这一概念，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明清儒商

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明中叶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人们冲破“重农抑商”和“右儒左贾”的思想壁垒，开始从“重农抑商”、“四民相分”的人生价值观向“工商皆本”、“四民相混”的人生价值观转变。如明弘治、嘉靖年间，黄崇德“幼习儒，有志于举子业”。他的父亲对他说：“象山之学，以治生为先。”于是，他便“弃儒从商，挟资贾于齐东”（歙县《竦塘黄氏宗谱》）。明成化、嘉靖年间，歙县人许大兴“累世农耕，不事商贾”。但是，在“弃农就商”的历史潮流影响下，深刻地认识到“吾郡保界山谷界，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耳”（《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遂弃农从商。

正是在这种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变中，大批士大夫投身于工商业中，出现了“弃儒就商”或“弃农就商”的历史潮流。以地域儒学文化为特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大商帮，即徽商、晋商、陕甘商、泉漳商、宁绍商、粤商、江右商、龙游商、临清商、洞庭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徽商、晋商、江右商、临清商、洞庭商等。在十大商帮中，出现了诸如徽商中宽厚仁德的程维宗，守信重义的汪福光、吴南坡，礼贤济贫的黄莹，以诚取胜的汪通保，薄利多销的程封，公正无欺的黄崇德，亦聚亦散的汪拱乾，墨业巨商胡开文等；晋商中尚仁尚德的李明性、范世逵、杨继美、王海峰等；江右商中重贾道、重义气的胡钟、李春华、梁懋竹，重乡情、守诺言的刘永庆，讲道义、守信用的左文升等。

这些著名商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或由儒而贾，或由贾而儒，都能自觉地把儒家的哲学智慧和道德伦理同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使自己成为义利合一的“儒贾”。他们都能够“用儒意以通积贮之理”（《陆文公集》卷七），“藉令服商贾而仁义存焉”，使自己成为“商名儒行”（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即“贾为厚利，儒为高名”的商人。在明清文献中，虽出现了许多“商名儒行”的商人，但还未见到“儒商”的提法，只有如“士商”、“商贾”等相近的提法，如明代李晋德的《商贾一览醒迷》、清代吴中孚的《商贾要览》、明代憺漪子的《士商要览》等。“儒贾”、“士贾”等概念在明清文献中的出现，正是明清社会和价值观念转型的思想反映，也是“儒”与“商”的进一步结合。(www.xing528.com)

近代儒商

中国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在“实业救国”的旗帜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民族工商业实业家。其中代表性人物有近代民族工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源，中国民族工业的先驱郑观应，“红顶商人”胡雪岩，状元实业家张謇，一品三代封典巨贾王炽，民族工商业巨子刘鸿生，航运救国企业家卢作孚，“荣氏家族”创始人荣宗敬、荣德生，化学家范旭东等。在他们身上，已初步具备了近代儒商的典型品格。一方面，他们在经营之道上凸显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重视在企业管理中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超个人成功”和“超赚钱主义”的新道德，十分重视廉洁自律的个人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他们根据时代精神和现代工商业的要求，对传统道德作出了改造和修正，大力提倡近代科学管理。但是，这些近代工商实业家虽具备“儒商”的特质，当时是否称他们为“儒商”，在近代文献中尚未查到，不敢妄言，只好存而不论。

从明清以来，虽然提出了“儒贾”、“士贾”等概念，也出现了诸如胡雪岩、卢作孚、荣德生等近代“儒商”，但是真正对“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群体进行科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后半期。

现代儒商

中国现代儒商，既包括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海外华人企业家，也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崛起的新型企业家。在潘亚暾等著的《儒商列传》中列举了40多位，大多数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以及香港、台湾和澳门等地区的著名华商，其中除了荣毅仁、王光英、董建华、何厚铧、霍英东、马万祺等“商而优则仕”的官方人物外，大多数是“儒”与“商”相结合的新型企业家，如陈嘉庚、李嘉诚、曾宪梓、包玉刚、邵逸夫、王永庆等。

随着中国大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下海”，千百万科技人才和国家干部进入了市场经济的主战场。随着四通、联想、方正、紫光、海尔、长虹、科龙、华讯、蒙牛等高科技企业的崛起，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的企业家，如王选、柳传志、王石、牛根生、倪润峰、张瑞敏等。

这些著名的企业家，不管是海外华商还是国内新型企业家，都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和中国经济崛起的带头人。在这里，必然会向世人提出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经济崛起的文化动因是什么？在探讨和回答这一问题时，人们不难发现：他们都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企业家们不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吸取了许多人生智慧和管理之道，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他们的个人气质、人格魅力和思维方式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印记。人们将他们经商成功的文化秘诀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将他们誉为“儒商”。他们自己也以“儒商”自诩。于是，“儒商”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海内外，不但成立了不少儒商研究机构，召开了上千次儒商学术研讨会，而且出版了多部儒商研究论著，如宫达非、胡伟希主编的《儒商读本》，潘亚暾等主编的《儒商文丛》，葛荣晋所著的《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戢斗勇所著的《儒商精神》，鲍建强、蒋晓东所著的《儒商之道》，等等。

从上面所述，不难看出“儒商”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中国经过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演变过程。从先秦到汉初，是“儒”与“商”的初步结合，称之为“良商”、“诚贾”和“廉贾”。从西汉到明中叶，从职业分工到价值观念，“儒”与“商”都处于绝对对立与分离的状态中，不可能提出“儒商”这一概念。从明中叶至现代，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儒”与“商”的结合也逐步趋于成熟，在“士贾”、“儒贾”提法的基础上，20世纪后半期才正式提出了“儒商”这一概念。可见，“儒商”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