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在人性论上，既不讲性善，亦不讲性恶，而是提倡“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老子》和《庄子》内七篇中，虽无“性”字，但并非无人性论思想。在《庄子·庚桑楚》中，道家对“性”字作出了明确界定：“性者，生之质也。”唐代成玄英释曰：“质，本也。自然之性者，是禀生之本也。”（《庄子疏·庚桑楚》）性即是生而具有的自然之性，本然之性，本真之性。
自然无为是人之本性
老子所谓“德”，其实就是“性”。《庄子·天地》曰：“物得以生，谓之德。”“德”者，得也，即得于“道”也。人和万物皆禀道而生，得于“道”而为万物之本者，即为物之性也；得于“道”而为人之本者，乃人之性也。老子所谓“道法自然”，即肯定自然无为是道的本性。禀道而生的人和物的性也是自然无为的。故《庄子·天地》云：“无为也，天德而已矣。”“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庄子》以马、泽雉为例论证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跳），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高台大殿）、路（大）寝（寝卧之榻宽大舒适），无所用之。”（《马蹄》）“泽雉（草泽里野鸡）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音‘其’，祈求）畜乎樊中。神（神态）虽王（音‘旺’），不善（不自在）也。”（《养生主》）
自然无为是动物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在人类社会初期，人处于蒙昧的自然状态，人的本性获得了充分的展现。《庄子》描绘道：“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扬）枝（君居民上，恬淡无为，任枝丫之自由扬空），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天地》）“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同‘嬉’），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民能自然自适地生活）。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如悬物相示，使人跂足以视）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相竞相高，逞其私智），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马蹄》）
“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人之天然本性
道家从人的自然无为本性出发，肯定“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也是人性的重要内容。“虚”与“静”二字见于《老子》十六章，“恬淡”见于《老子》三十一章，“寂寞”与《老子》二十五章“寂寥”同义。老子从“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主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三十七章）、“清静为天下正”（《老子》四十五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老子》五十七章）。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同“质”，实也），故帝王圣人休（休虑息心）焉。休则虚，虚则实（即禅学所谓真空而后实有），实者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各尽其责）矣。无为则俞俞（愉），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庄子·刻意》的作者亦指出：
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去知与故（伪诈），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燿（通“耀”，引自《老子》五十八章），信矣而不期。……虚无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故心不忧乐，德之至（极致）也；一（专一）而不变，静之至也；无所于忤（抵触），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惔之至也；无所于逆（违逆），粹（纯粹）之至也。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也是人之本然之性
无知无欲的素朴性，也是道家人性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老子》二十八章云：“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这里所谓“朴”，同“璞”，未成器也。在玉曰“璞”，在木曰“朴”，即未经人为加工的朴材。老子盛赞婴儿、赤子，因为婴儿、赤子是人之初始，未经后天社会习染，是人性的载体，是“常德乃足”的体现。老子曰：“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五十五章）“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老子》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老子》二十章）老子大力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而婴儿、赤子之“朴”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庄子·马蹄》的作者对它作出了具体的说明，指出：
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共同本性）。一而不党（浑然一体而不偏私），命（名）曰天放（自然放任）。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行为迟重），其视颠颠（直视之貌，朴拙无心）。……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民之寒而织衣，民之饥而耕食，就如马之“龁草饮水，翘足而陆（跳）”一样，完全是一种自然而自由的本性。“同乎无知”、“同乎无欲”是一种自然的素朴状态。只有在这种自然素朴状态下，人才能充分地显现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才不会丧失。正如明代焦竑在《老子翼》中所释：“见素，则知其无所与染而非文；抱朴，则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染，朴而不散，则复于性。”从“素朴而民性得矣”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无知无欲的素朴性，就是人的本质、常性。
仁义礼乐不是人之本性，情欲也不是人之本性
道家立足于“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不承认仁义礼乐是人的本性，并且对它进行了批评。《庄子·骈拇》的作者指出：(www.xing528.com)
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今世之仁人蒿目（独坐忧世之貌）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溃乱）性命之情而饕（贪）贵富。故曰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屈折礼乐，呴俞（爱抚）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自虞氏招（标榜）仁义以挠（扰乱）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牺牲）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者，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在《庄子》的作者看来，仁义礼乐不是人之常性、常德，因为它是外在于人性的。如果提倡仁义礼乐，只能“以物易其性矣”，乃是乱人之性，使天下人“伤性以身为殉，一也”，所以必须加以批评。
同时，道家也不承认情欲是人之本性。在道家看来，纵情欲，长善恶，有害于人的自然本性。所以，要保存人的真性，必须“黜耆（嗜）欲，掔（音‘牵’，去除）好恶”。魏国近臣平时取悦国君，横说以诗书礼乐，纵说以太公兵法，“以养耳目鼻口”。魏国隐士徐无鬼去拜见魏武侯，则对他说：
君将盈耆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受损）矣；君将黜耆欲，掔好恶，则耳目病（困病）矣。（《庄子·徐无鬼》）
《庄子·德充符》中，有一段惠子与庄子论“情”的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增益）生也。
《庄子·天地》的作者发挥《老子》十二章的思想，具体地分析了损伤自然本性的五种表现，即认为五色、五声、五臭、五味、是非好恶之心，为外物所驱使，破坏了人的自然本性，皆是“生之害也”。指出：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膻、薰、香、腥、腐）薰鼻，困惾（音“宗”，气味上逆）中颡（自鼻而通于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病伤）；五曰趣舍（取舍）滑心（乱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在道家看来，人性自足完满，无需人为损益。“骈拇、枝指”之人，“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歧；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如果“骈于拇者，决（溃乱）之则泣；枝于手者，龁（咬断）之则啼”，正如“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庄子·骈拇》）。在社会上，不管是仁义的增益，还是情欲的伤害，都会造成人“残生损性”的恶果，都是“非道德之正也”。如果“缮性（修治本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只能是“蔽蒙之民”。人只有“以恬养知”，做到“知与恬交相养”，顺其性命之情，“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方为“天下之至正（至道正理）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庄子·骈拇》），即使人不失其自然而自由的本性。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从管理学角度，为了保持和恢复人的自然本性，道家提倡“无为而治”。道家依据“无为而治”的原则，得出了四个结论：
（1）在管理主体上，提出了“上善若水”的理想人格论。
（2）在管理方法上，用“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理念，来构建“顺其自然”的管理思想体系。
（3）在管理境界上，追求“太上，不知有之”的最高“无为”境界。
（4）在人生智慧上，道家以“身重于物”、“少私寡欲”、“上德若谷”、“大巧若拙”、“不言之教”、“不敢为天下先”等“无为”理念，构建自由人生潇洒人生。道家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体系和自由潇洒人生，都是建立在“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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