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韩非的“以法治民”还是“以术治吏”，其刚性管理的理论根据，都是他的“自为”人性论。
韩非的“自为”人性论是对荀子的性恶论的一种极端发展。荀子所谓性恶，并非是就人性本身而言，因为在他看来，人的情欲乃是人的生理质素，本无善恶之分，它只是就人的本然情欲在群体社会中所造成的暴乱而言。而韩非之言人性，则是就人性本身而言，即肯定人性本身是“自为心”，整日地为其私利而忙、为其私利而计较，故言人之性恶。
人性“好利恶害”
那么，韩非“自为”人性论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他论证说：
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长行（高尚行为）徇（殉）上（君主），数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子·难二》）
国有擅（专断、控制）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表达）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趋向）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遭受）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韩非子·奸劫弑臣》）
民之政（正）计，皆就安利如（而）辟（避）危穷。今为（使）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不过问），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权门豪族）而完（修）解（通“廨”）舍（修缮官署房屋），解舍完则远（避开）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依附）当涂者（当权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韩非子·五蠹》）
韩非从上述诸方面揭示了“好利恶害”的人性，并且进一步指出人的本性是生而具有并非后天学习得来的。他说：“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韩非子·显学》）这里所谓“智”，并不是人的认知之心，而是自为计算之心。在韩非看来，人的“自为”本性是天赋的，具有先验性。
人与人之间皆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
韩非从人皆有“自为心”这一人性论出发，认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自为心”来对待他人的，根本无什么仁爱、信用之心可言。(www.xing528.com)
在家庭成员之间，皆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根本无亲情可言。他指出：“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又指出：“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之受贺，女之杀之者，虑其后便，计其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这些说明，即使在具有血缘关系的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一种利害关系的结合，并没有什么“亲情”存在。
在君主与群臣之间，他援引田鲔的话说：“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是一种买卖的商业关系。他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韩非子·饰邪》）“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怨）。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韩非子·六反》）
韩非认为，地主与佣客之间也是一种交换的买卖关系。他论证说：“夫卖（当为‘买’）庸（通‘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花费家财）而美食，调（挑选）布（货币名）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锄草）者熟（精细）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整理）畦陌（田埂）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从表面看，地主和佣客之间好像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实际上也是以“自为心”相待，并非是以“仁爱”相待。
韩非还认为，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以“自为心”为其出发点的交易关系。他在《韩非子·备内》中论证说：“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吸）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之所加也。”“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毒狠）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
在社会上，无论什么人的行为，实际上都是一种“自为心”的利己行为，都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韩非“自为”人性的假定，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刚性管理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认为，正因为人性“好利恶害”，所以才有可能以刑赏法制驱使民众，控制群臣，达到治国之目的。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由此出发，他极力反对儒家的“以仁治国”。在他看来，只有君主重用法术之士，以术御臣，方可使臣下安于本职。他说：“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专权独断），近习（亲近宠幸）不敢卖重（卖弄权势）；官行法，则浮萌（游民，‘萌’通‘民’）趋于耕农，而游士（游说之士）危于战陈（阵）。”（《韩非子·和氏》）
基于“自为”的人性论，韩非认为君主只有“以法治民”，方可使民劳于农战。故“圣人之治也，审（详细考察）于法禁，法禁明著（明白清楚），则官治（官吏做好本职之事）；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偏私），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韩非子·六反》）。所以“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韩非子·心度》）。正因为“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其结果是“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所以，必须实行明赏严刑。“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韩非子·心度》）
由上可知，韩非所提倡的“人治不如法治”、“任贤不如任术”的刚性管理之道，都是建立在他的“自为”人性论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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