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哲学导论：理论架构和管理模式

五、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架构和管理模式

基于中国人及东方人对管理哲学本质的特殊理解，在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理论架构上也不同于西方。西方管理学体系，大体上都是按照“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这一理论架构创立的。而中国人则从他对中国管理哲学本质的特殊理解出发，认为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架构应由五个层次所构成，即人性假设、管理主体、立身行事、管理模式和管理境界。这是一个由主体向客体的逐步推展过程。

所谓人性假设，东西方的解读也有差别。西方文化虽然也有人提出过性善论，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性恶论，即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认为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为自己谋取私利，只要客观条件允许，人就会作出有损公众利益的事。所以，西方人构建管理学的主要原则就是通过建立完整的法治体制和控制机制，“使坏人无法干坏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荀子、韩非等人提出的性恶论和道家的“超善恶”自然人性论外，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性善论，即认为人不同于动物，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的善性。所以，管理学的主要原则是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育手段，去掉人的私心杂念，恢复和发扬人的善性。中国注重管理人格的塑造、价值观念的引导以及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等。

所谓管理主体，主要是指在人性假定的基础上，通过“自我管理”来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不管是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的君子人格，道家的“上善若水”的圣人人格，还是兵家的“智、信、仁、勇、严”为将五德的理想人格等，皆属于这一范围。

所谓立身行事，是指在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的基础上如何“做事”、如何“管事”，也就是如何在做事中努力打造一个有道德、有情义、有智慧的潇洒人生。儒家的“义以为上”、道家的“身重于物”和兵家的“以智治军”以及法家的人生哲学智慧等，皆属于这一范围。(www.xing528.com)

所谓管理模式，在诸子百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家，即道家（包括黄老学派）、儒家、兵家和法家。中国管理哲学虽然强调“正己”（或“修己”）的“自我管理”，但是从来也不忽视对“正人”（或“治人”）的管理手段的探讨。在管理手段上，尽管东西方管理都承认“以法治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是全部的管理手段，但是由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各自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由于西方是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西方人偏重于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刚性管理，而中国人则除了法家的“法、术、势”三结合的刚性管理外，还有比西方更加丰富多彩的管理内涵。管理是一种具有真正实践意义的行为。人的行为分为“有为之为”和“无为之为”。所以，中国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二是“无为而治”的模式。在“有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解读，又可分为三种主要管理手段：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二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三是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智治军”的智慧性管理。在“无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无为”的不同诠释，又可分为四种不同的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二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贤推德”的无为而治；三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式的“君人南面之术”的无为而治；四是以《淮南子》作者为代表的黄老式的“因循为用”的无为而治。

所谓管理境界，主要是指管理主体通过不同的管理手段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状态。“事在四方，要（指法、术、势）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是法家所追求的高度控制的理想管理境界。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通‘拱’，环绕）之。”这是说，管理者只要实施以德治国，他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就会环绕着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儒家所追求的同心圆式的管理境界。孙子通过“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仁德，努力做到“上下同欲（同心同德）者胜”（《孙子兵法·谋攻篇》）。这是兵家所追求的理想管理境界。

《老子》十七章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道家既不主张“循法而治”，使民“畏之”，也不主张“为政以德”、“视卒如爱子”，使民“亲而誉之”，而是以道治国，主张不干涉、迫害民众，使他们按照自然人性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而民众却感觉不到君主的存在，亦无爱恶恩怨于君主。这是道家所追求的“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在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过程中，必须在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把东方与西方、“有为”与“无为”、“柔性”与“刚性”、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如果只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管理模式来剪裁中国管理哲学，那就势必会将中国丰富多彩的管理模式和内容加以“窄化”，将它变成苍白乏味的教条，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