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哲学导论：基本特征简析

四、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特征

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特质，就必须从“什么是管理”这一问题说起。由于东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人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不相同。

什么是管理？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在西方管理学界，对管理本质的解读，最具权威的要数法约尔的定义了。他在1916年出版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一书中指出：“管理活动，指的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由于这一定义的不完整性，他之后的管理学家在其基础上，采取管理职能叠加或突显某种职能的方法，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它。如赫伯特·A·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而穆尼则认为“管理就是领导”，孔茨认为“协调是管理的本质”，韦里克肯定“管理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而小詹姆斯·H·唐纳利则肯定“管理就是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过程”。西方对管理虽有各种界说，但是“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技术、时间等）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的说法，则为多数学者所赞同。从对管理的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在他们看来，管理学只是如何管理别人，而忽视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这就势必会在管理场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目前已出版的管理学著作和教材，几乎都是按照这一定义而构建起来的。

中国人对管理的界定不同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所以，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德性”文化，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一门大写的“人学”。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尽管不同，但对管理的本质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是中国人对中国管理哲学的科学解读。中国管理哲学的原则、模式和手段都是建立在“人学”基础之上的。中国管理哲学所谓的“人”，不限于是被物化了的“机器人”或“经济人”，还是有道德、有智慧、有理想的“全面人”。强调管理是一个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终于“正人”（或“治人”）的过程。“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落脚点。

“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一命题，不同于西方管理科学，它是从体用相结合的理论高度来立论的。孔子曰：“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正”即“正人”，既“正己”又“正人”。所谓“正己”（或“修己”），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内在道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实施成功的“形象管理”。在管理场中，管理者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或“修己”）是“正人”（或“治人”）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正人”（或“治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提高管理水平与管理艺术，实施有效的成功管理。“正己”（或“修己”）是“体”，“正人”（或“治人”）是“用”，这是中国管理哲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管理学既讲“道（体）”，又讲“艺（用）”，是一门体用相结合的管理哲学。

中国佛学如同儒学一样，虽不反对法治、人治，甚至主张无为而治，但是它首先要求的是对管理主体的管理。台湾星云法师在《老二哲学》一书中指出：西方的管理学“都是学着去管事，去管人”，“对于如何‘管理’自己，‘管理’内心，就很少设立如此的课程了”。他认为：“最好的管理，其实是自己内心的管理。心治则身治，身治则一切皆治。”“所以，管理的妙诀，在于将自己的一颗心先管理好，让自己的心中有时间的观念，有空间的层次，有数字的统计，有做事的原则。尤其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心里有别人的存在，有大众的利益，能够将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将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才算修满‘最高管理学’的学分。”在他看来，佛学的管理学，“是合乎自我的管理、自性的管理、自觉的管理、自知的管理”。

老子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三十三章）意谓能战胜别人的人是有力量的人，而只有首先能战胜自己的缺点、管理好自己、做最好的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管理者和企业家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自己能否战胜自己，能否管理好自己，只有先管理好自己，才有资格去管理他人。要战胜自己的错误、缺点和不足，就要通过修养使自己具备高尚品格，要求管理主体在人格上要具有“无为”的内在品质。只有内在地具有“无为”品格，才能在经营管理上有效地实施“无为而治”。

由上可知，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中国管理哲学，都强调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强调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然后再管理他人。这是东西方管理学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别。如果不从中国管理哲学的这一特定的本质出发，而是按照西方的管理观来剪裁中国管理学，就势必会忽视中国历来提倡和重视的“正己”的“自我管理”，造成管理主体在管理场中的“缺位”，从而将中国管理哲学变成西方管理学的一种附庸，这是我们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www.xing528.com)

在现代中国企业家中，“联想”柳传志提出的“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蒙牛”牛根生提出的“小胜凭智，大胜靠德”；红旗渠集团提出的“胜己者，胜天下”；“宛西”制药提出的“售药先‘售’人品”和“先学做人之道，再学经营之道”；香港李嘉诚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再而是一个商人”；华裔学者和企业家李开复博士提出的“做最好的自己”及“成功同心圆”的法则等等。这些至理名言，都说明做人是做事的根本的道理，都是中国管理哲学根本精神的集中体现与简要说明。

日本深受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思想影响。日本株式会社爱华路多集团董事长五十岚由人写了一本管理学著作，叫做《商道即人道》（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在长达42万字的著作中，反复论证的就是“商道即人道”。该集团的经营哲学是：人间是爱的体现，人生是奉献，商道即人道。书中所载的“爱华路多社歌”，集中地体现了它的“商道即人道”的思想。歌词是：

爱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让我们在爱的道路上前进，分享喜悦，赞美真理。啊，因为有我们的爱而欣欣向荣，爱华路多。

我们信奉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这光辉的思想，让我们满怀感激，和睦相处，用一颗明朗的真心。啊，驰骋在奉献之路，爱华路多。

经营之路是我们的人生大道，我们通晓人生意义的真谛，让我们分享幸福，繁荣之花在此时盛开。啊，我们的事业光辉璀璨，爱华路多。

这首歌歌词是从人生观、价值观、经营观三方面阐述爱华路多集团的管理哲学。五十岚由人提出的“商道即人道”的命题，正是对中国的“修己治人之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是对中国管理哲学真谛的现代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