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文化资源

三、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管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宝藏，它主要是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部分所构成。

在理论层面上，主要有四点：

（1）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为我们留下的治国之方与管理之道。中国是一个文化早熟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九流十家”之说。“九流”是指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九流”再加上属于文学范围的小说家，合称为“十家”。从管理哲学上讲，百家之中最主要的是五家，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管理之道。先秦以降的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总结出了丰富多彩的治国之道。例如唐代史学家吴兢的《贞观政要》、名臣魏徵等人的《群书治要》、宋代范祖禹的《帝学》、明代张居正的《帝鉴》以及历代的《名人家训》等，都含有极其丰富的管理智慧，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弘扬。

（2）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在中国历代文人学者的作品中，有不少说理深邃的政论、奏议、书信、杂说，对于现代企业管理也有某些启示意义。如韩愈在《杂说》中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全集·文集》卷一）这里说的是人力资源管理，要求管理者要具备“识贤”的慧眼，方可发现“千里马”。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认为，秦王“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是秦亡的根本原因。这里讲的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还是“群言堂”的作风问题。凡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的，不但使管理者“日益骄固”，而且也“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总有一天是要垮台的。宋代诗人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亦指出：“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这里讲的是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柔性管理。统治者单凭手中的政治权力推行严刑峻法，单凭金钱实施物质刺激，只能暂时压服或收买民众，而不可能长久获取民心。要想得到“匹夫匹妇之心”，只有实施儒家的柔性管理和塑造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明代洪应明撰写的《菜根谭》一书，也被日本企业家加以现代诠释，奉为现代企业管理的座右铭。

（3）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之道。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国家，历代兵书极为丰富。以先秦为例，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载兵书就有53家，790篇，图43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六韬》和《司马法》等。兵战与商战虽有相异之处，但也有相通之处，因为二者都是人类的竞争活动。所以，可以把兵书中的竞争智慧移植到商战中。中国最早将兵家智慧应用于商贾经营的是战国“善为商贾”的洛阳人白圭。他乐观时变，善于掌握气象规律，把握经营时机，在丰年时大量收贮粮食而在歉年出售，从中获取成倍利润。在经营策略上，他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在人格上，他根据《孙子兵法》的人格论，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机敏灵活、善于应变）、“勇”（判断果决）、“仁”（取予适时，不一味与人争利）、“强”（意志坚定）四种人格要素。实践证明，白圭的经营术及其人格论是成功的。所以，白圭被历代商人推崇为治生祖师，成为商人效法的楷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家将《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等兵书原理自觉地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形成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

（4）中国古典小说和史书中的管理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现代管理者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管理艺术和用人智慧。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孙权和曹操在争斗中使用的多姿多彩的战略战术和管理艺术往往为现代企业家们所津津乐道。《红楼梦》第56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识薛宝钗小惠全大体》描写的是，贾探春如何改革与管理大观园的故事。贾探春按照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管理原则，以“兴利节用为纲”，“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实行自负盈亏的承包责任制。这一大观园改革方案出台后，人们纷纷要求承包。他们把自己所承包的东西视为“永远基业”，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劳动并照看，生恐有人糟蹋。他们“照顾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动”。同时，按照薛宝钗的“小惠全大体”的管理思想，通过对未承包者施以小利，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www.xing528.com)

据《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记载，诸葛亮生前因蒋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曾密奏后主刘禅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蒋琬被刘禅任命为丞相后，要想稳定军心、民心，重振蜀国，他不但要有正确的治国方略，还必须具有令臣民敬佩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形象。他执政后，许多老臣不服。东曹掾杨戏同琬议事，“时不应答”，态度傲慢无礼。有人借机挑拨二人关系，曰：“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蒋琬深知计较此事势必酿成门派斗争，于国不利。于是，他为杨戏辩解说：“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告诫大家以后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是非。而武将姜维则没有蒋琬那样的宽容气度，当杨戏“酒后言笑，每有傲弄之辞”时，他就找个借口把杨戏免为平民。督农杨敏在背后诋毁蒋琬，骂他“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指诸葛亮）”。有人把此话告诉了蒋琬，主张惩办杨敏。他非但不怒，反而解释说：“吾实不如前人”，“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杨敏因罪入狱，蒋琬并未借机报复，反而秉公处置，未判杨敏重刑。从蒋琬的宽容待人、立公处事中，我们看到管理者必须具备容人、容言、容事的宽容气质。只有对同事和下属宽容大度，才能获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这样才有助于提高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实践层面上，主要包括三方面：

（1）明清商帮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自明中叶以降，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市民阶层的形成，不少士人的价值观念有所转变，或由儒而商，或由商而儒，他们把“儒”与“商”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儒商及其帮派，其中最有名的有徽商、晋商、宁波帮、潮汕帮等。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位杰出代表。在这些商人的商贾经营中，他们能够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运用于管理，并在实践中提出了新的管理思想。此外，还有明清以来的中华老字号店的经营之道，比如北京的同仁堂、全聚德、六必居等。它们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必有其成功的秘诀，需要我们认真探讨和总结。

（2）近百年来的海外华人企业家的成功管理之道。这些企业家在自己的工商业活动中，总是努力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经营管理活动结合起来，提出各种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这也是一份重要的文化管理资源。他们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近代民族工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源，一品三代封典巨贾王炽，近代工商业先驱郑观应，民族工商业巨子刘鸿生。现代在香港，有董建华、李嘉诚、霍英东、曾宪梓、汤恩佳、梁凤仪、邵逸夫、金庸、荣智健、杨钊、蒋震等人；在澳门，有爱国报国的马万祺等人；在台湾，有博士商人朱伯舜、台塑巨人王永庆等人。在美国，有华人电脑专家王安、华裔女杰陈香梅等人。在新加坡，有亦儒亦商的民间大使唐裕，有热衷于文教的橡胶大王李光前，亦文亦商的周颖南等人。在菲律宾，有南洋儒商林健民，菲航总裁陈永栽，亦商亦学的邵建寅，以诚取胜的吴彦进，学者商人云鹤等人。在泰国，有梦莉、胡玉麟等人。在马来西亚，有儒商郭鹤年、马华，文坛帅才云里风等人。

（3）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管理经验。这里有成功案例，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经验和历史借鉴。在这方面，山东“海尔”、内蒙古“蒙牛”、北京“联想”、大连“万达”、成都“恩威”、海南航空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此可见，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构成的中国管理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对于这些管理文化资源，必须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对其进行现代转换，注入时代精神，进行新的诠释。只有这样，才能为构建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提供有用的资源。在这一方面，日本、韩国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人企业家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