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脱和幸福：性福与生命真谛

谁解脱谁便幸福

幸福观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国民性中最基本的东西，它是在数千年来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最古老文明之一的印度文明，印度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幸福观，这种独特的幸福观，使得印度人具有一种罕见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执着而坚韧，不因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不因外界的看法而动摇。可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印度人靠这种力量，得以度过贫困、饥饿、瘟疫、战乱，使古老而伟大的文化得以延续。我们说印度人的幸福观独特，它究竟独特在什么地方呢？

享乐主义不怎么流行

幸福在许多人看来同享福是连在一起的。在中国，在西方社会，许多人追求幸福具体体现在追求人生种种享受，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交红粉知己，等等。为了迎合这种幸福观，商家广告词中常有“超值享受”“帝王享受”等词语。但是在印度，许多人追求幸福却表现在主动吃苦上，因而享乐主义不怎么流行。这是因为印度传统宗教文化主张独善其身，吃苦修行，贬斥享乐，突出奉献，这使得印度不少人，特别是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主张吃苦的思想，但是所谓“吃得苦中苦”，目的却是“方为人上人”；所谓“十年寒窗苦”，只是为了“金榜题名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对这种苦乐观的最好的注脚。

追求人生享乐，自然追求大吃大喝，精吃精喝，在中国还体现在有些人用公款吃喝或白吃白喝。吃得好不好，被许多人认为是幸不幸福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将进酒，杯莫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今朝有酒今朝醉”“但愿长醉不复醒”这些名句，应当说在某种角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但是，你如果认为印度人也这么看，那就错了。在印度，至少一半以上的人不吃荤，绝大多数人不抽烟，不喝烈性酒；越有文化、越有地位的人，越吃素，连鸡蛋都不碰一下。圣雄甘地晚年不仅严格吃素，甚至把牛奶都戒了。一些人甚至将是否吃素提到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高度，印度议会专门设有“素食论坛”，前总统文卡塔莱曼和一批国会议员，常常现身说法，向那些非素食主义议员进行游说，鼓动他们放弃吃肉，企图以此推动越来越多的人们吃素。在印度饭店里，满桌子都是菜，总是有余有剩，往往剩很多，且“千杯万盏会应酬”的人，十之八九来自中国，印度人点菜总是就两三样，以吃饱为原则。

瓦拉纳西恒河边的圣浴浴场与焚尸场仅咫尺之遥

追求人生幸福，自然免不了追求“性福”，“食色性也”，这也难怪。于是，在中国就有了皇帝老子可以享受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性福”的特权，就有了诗仙李太白“长相思，在长安，美女如花隔云端”的感叹，就有了“古往今来多少经，自此区区色与名，若问哪般为缓急，愿将铜像易倾城”的选择，甚至还有了“天子游龙戏凤，公卿怜香惜玉，绅士寻花问柳，草民偷鸡摸狗”之类关于“性福”的调侃。印度也这样吗？非也。印度历史上皇帝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祖制”，也没有依附于后宫祖制的所谓净了身的“阉党”。虽然，印度历史上不乏歌颂美好爱情的史诗传说，但总体上说，印度传统文化主张男性远离女人的“性力”，认为女人的“性力”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可以毁掉一个人的“解脱”之途。按今天的话来说，印度教男子认为，“解脱”比“性福”更重要，性福是一时之乐，“解脱”则关系到此生和来生之乐。印度心理学家卡拉尔在1987年出版的《龙与野鹅：中国与印度》一书中说：“一个恶性循环在印度人中间进行，成熟的妇女在性的方面威胁男人，男人在性关系中趋于逃避行为。”因而，印度教男子喜欢到宗教圣地进香，到圣河游泳，甚至出家当苦行僧。例如，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就这样说：“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开始经常出门，云游四方。所以，说我小时侯几乎不认识父亲，一点儿也不夸张。”对超自然的献身和对宗教解脱的永恒的追求，淡化了男女之间的关系，使印度男子对“性福”持有一种更为超越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印度教把人生划分为净行期、居家期、修行期和苦行期，到50岁左右，教徒便进入修行期。按照传统习俗，进入修行期的男子便必须放弃家庭，不能再过夫妻生活享受“性福”，只能潜心静修，然后一杖一钵，云游四方，置生死苦乐于度外，一心等待“解脱”的来临。在印度现代社会里，这样做的人虽然越来越少，但这样做的人却能赢得人们更大的尊敬。也正因为如此，“包二奶”“三角恋爱”或“多角恋爱”“以色行贿”等现象在印度并不普遍。

对青史留名不那么在意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被许多人，特别是被中国社会的精英人物看成是重要的事情。青史留名，流芳百世无疑是一些人人生的最大追求，被其视为是最大的幸福。中国人看重的立功、立德、立言，说白了，都同立名有关。但印度人对这一点却不那么在意。马克思说，印度没有历史。印度人不看重历史，因而在乎什么青史留名的远不如中国多。这突出表现在印度历代朝廷不设史官，即使称孤道寡的皇帝，权倾朝野的贵胄，也难得费心设置什么史官来记载他们的什么丰功伟绩。在中国，从钦定官修的《二十四史》，到各种府志县志、族谱家谱、野史稗史，希望青史留名所采取的方式无奇不有。甚至有人希望不能流芳千古，亦要遗臭万年。同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相比，印度的历史书籍实在少得可怜，有几百年历史竟然是空白，不得不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古籍中寻找史料。

在中国，到处是名人墓地，名人有庙宇，如孔庙、关帝庙、武侯祠、张飞庙等，名人有墓志铭，有谥号，有祭文、挽联等，这些虽然都是为了寄托哀思，但都同注重青史留名有关。所以，中国许多文物保护单位是名人墓地。印度教徒死后当天火化，实在来不及就在第二天火化；骨灰抛入江河，不建墓地，不设祖宗灵牌，也就是说，不在乎在历史上有什么影响。因而，印度教徒在历史上没留下什么名人墓地（现代的甘地墓、尼赫鲁墓等属于罕见的例外，泰姬陵等则属于伊斯兰教文化的遗产）。印度没有历史，印度人不重视青史留名，不仅仅是印度人历史观念淡薄，而是由印度人独特的宗教观、幸福观所决定的。

万贯家财有人不那么看重(www.xing528.com)

不少人把幸福同富贵挂钩，虽然富贵并不意味着幸福，但幸福离开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是无从谈起的。这就是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人甚至认为，金钱不仅能使鬼推磨，而且能使磨推鬼。因而事实上，不少人把追求金钱当成了幸福的实现方式。在中国，不少人热衷于升官，也主要是为了发财，因为，即使是“三年清知府”，也是“十万雪花银”。中国古代社会是官本位，升官就能发财是根本原因之一。但是，印度古代社会是宗教本位，神本位，即使在穆斯林统治时期，也是宗教本位。受印度传统宗教文化主张独善其身，突出奉献的影响，不少印度人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有些人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应该说，在印度，这是万贯家财有人不那么看重的精神源头之一。印度耆那教的“五戒”之中，就有一条“戒私产”。由于耆那教严禁杀生，耆那教徒认为从事农业生产会误伤虫蚊，破杀戒，因而自古以来耆那教徒多数从事工商业，不少教徒都是拥有万贯家财的大富商。由于耆那教反对蓄财，到一定阶段，不少教徒就会舍弃一切，离家出走当苦行僧。例如，1992年，报纸上曾经报道一位耆那教徒舍弃万贯家财，出家当苦行僧的故事。主人公30多岁，经营珠宝等生意，正当事业有成、春风得意之时，突然看破红尘，决定离家出走。出家前，他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产捐给社会，骑马穿过闹市时，沿途抛撒各色宝石，引得路人纷纷争抢。他在一个耆那教寺庙受戒后，取了法名，开始了苦行僧生活。

这种例子虽然在现代印度并不十分常见，但万贯家财者在印度并不只是关心自己发财，还热心公益事业，慷慨施舍，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印度，人们可以经常看到印度富人赞助宗教事业、教育事业、文艺演出和其他公益事业。慷慨施舍，热心公益事业被印度教徒誉为最重要的美德，印度土生土长的佛教、耆那教强调这一美德，作为外来的宗教，在印度有重大影响的伊斯兰教也强调这一美德。直到今天，施舍并且不求回报仍然是印度人最主要的一个共识和理念，仍被作为最重要的一种美德为印度社会所提倡。媒体上经常能看到关于印度富人向寺庙、向穷人、向社会施舍的报道。

幸福究竟是什么

按照印度教的规定，印度教徒生活的最高理想是个人获得解脱。“解脱”（moksha或mukti）是印度教中最重要的思想，一般认为，解脱就是人通过各种形式的努力，使精神或灵魂从肉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实现个体灵魂（atman，或称“我”）与宇宙灵魂（brahman，或称“梵”“世界灵魂”）的合一，从而达到理想的境界。这个思想在印度教中称为“梵我同一”，在佛教中称为“涅槃”。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印度人把人生的最大幸福看成是解脱，谁解脱程度高，谁就幸福多，谁解脱程度越彻底，谁就越幸福。很显然，这种幸福是精神层面的，不是物质层面的；是宗教层面的，不是世俗层面的；是内省超验的，不是接触感知的。

把解脱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把实现解脱作为最大的幸福，无疑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的贬低，对尘世幸福的压抑。把实现解脱当成幸福，无疑意味着对超自然的献身和对宗教解脱的无休止的追求，这必然淡化对尘世幸福的向往，淡化对家庭亲情的依恋。因为，按照印度教的观点，家庭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旅栈”，只是一个人死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子孙这个无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人生是一次旅行，是前世、今世和来世这个无尽轮回中的一瞬，个人不属于家庭，家庭也不属于他，大家都属于神。正因为如此，印度人放弃财产，离家出走，修行悟道，社会不仅不指责其抛弃家庭，不负责任，反而对其表示共鸣与敬意。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印度人看来，金钱美女、山珍海味、功名利禄等，所有这一切同尘世幸福有关的东西同解脱这一终极幸福相比，显然都是微不足道的。解脱不仅是历代圣贤、哲人智士反复探讨的永恒主题，而且成为千千万万印度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凡人自觉把这种追求当成最大的幸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去研究它，追求它，实践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用王勃这句话用来形容印度人对实现解脱这一人生幸福的向往和努力，是再贴切不过了。

来生幸福是首要的选择

印度教，以及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等印度本土宗教，都认为现世世界是一片苦海，都把解脱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为了摆脱苦海，为了进入与神结合的境界，为了在来生进入一个无苦无欲、自由欢乐的幸福世界，印度人，特别是印度教教徒、耆那教教徒等，做出了在中国人看来难以想象的种种艰辛努力，以求获得解脱。

要想达到解脱，获得来生幸福，就必须洗涤罪恶。人们相信，在恒河、哥达瓦里河以及锡布拉河等圣河里沐浴，能够洗涤罪恶，解除轮回之苦。前往圣河沐浴，是每个印度教徒一生梦寐以求的宿愿。他们为此不畏艰辛，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印度教徒在瓦拉纳西新月型的恒河湾两侧修建了大大小小64座带有很多石阶的码头，供印度教徒沐浴礼拜之用，这种码头又称“盖特”。印度教徒把在这里修筑“盖特”视为积德行善，历代王公政要愿意在这里留下善迹，故沿河的大小码头连绵六七千米。每天都有上万人来此沐浴，用恒河圣水洗涤自己的罪孽。尤其是清晨和傍晚，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宛如赶庙会一样。我曾早上5点就赶到恒河边，亲眼所见，许许多多善男信女乘车，甚至一路步行，扶老携幼来到河边，极虔诚地献上鲜花，更衣祈祷，然后慢慢走入水中，用右手捧圣水喝下，并把河水带回家。

到寺庙膜拜听经，也是获得解脱，实现永恒幸福的重要途径。我曾到孟买、班加罗尔、拉西克等地的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等神庙参观。在印度教庙宇中，看到那里成群结队的香客排着队，进庙后依次用右手将一悬挂的铃摇一下，不时响起的铃声仿佛在说：“神，我来顶礼膜拜了”，然后，极虔诚地向神膜拜，神庙的祭司赤着胳膊、淌着油汗，哼哼呀呀地唱着，不停地把燃着圣火的托盘从神殿深处端出又端进。香客们则争先恐后地抢盘中的灰烬，将其抹在自己的额前，以示已得到神佑。最典型的要算瓦拉纳西，这座印度教圣城虽曾被穆斯林征服500年，受英国统治200年，但仍保留了强烈的印度教色彩。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里，至今还有2000多座不同朝代、风格各异的庙宇和寺院，里面都敬奉着栩栩如生的神灵偶像，其中绝大部分属印度教，可谓印度庙宇之集锦。这些庙宇有的高大雄伟、金碧辉煌，有的小巧别致，也有的已破烂不堪，殆为废墟。外来香客要到主要庙宇朝圣一番，起码得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有的香客为了表示虔诚，往往步行绕圣城一周，这要走5昼夜。该城居民宗教思想浓厚，宗教活动是其主要生活内容。不管刮风下雨，从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开始，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纷纷来到恒河岸边洗圣水澡和进行其他宗教仪式。该市每年400多个大小宗教节日，多时一周就达9个。每逢节日，总要举行不同形式的宗教活动。一般印度教徒认为人生有四大乐趣：居住在瓦拉纳西、结交圣人、饮用恒河水、敬奉湿婆神。瓦拉纳西市民身处圣地，引以自豪。外来的印度教徒一旦有幸在这里落脚生根，就再也不愿离开这块宝地。

按照现在的印度宪法规定，印度是一个世俗国家，但宗教对人们的影响仍然超出我的想象。当一个人将精神追求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时，他所表现出的能量是惊人的，即便付出肉体的代价，也可能在所不惜。在印度这些沐浴者、膜拜者的身上，我看到了印度人追求神佑的巨大活力和忘我精神，印度人靠这种精神力量，使古老而伟大的文化得以延续。看到人们虔诚地将混浊的河水浇在胸前、额头甚至喝下，看到他们在圣河沐浴时脸上荡漾着的幸福感，谁都会为这种行为背后的精神所震撼，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幸福呢？我们是否太注重物质上的享受而忽视了精神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