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行为：历史逻辑和发展要求

2　多层双重要求

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现实状况和时代环境包含着多方面的矛盾，历史逻辑、时代特性和中国跨越式发展等，对企业和企业家提出了多层次的双重要求，形成影响企业家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

2．1　历史逻辑发展的双重要求

一个企业如同一个人，有一个自然的出生、成长、壮大和成熟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种逻辑的关系，而且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和统一。但是，我们不去考察和分析一个一个企业的历史发展，而是从许多企业的历史发展中抽象和概括出一般的逻辑关系，这就是历史逻辑。这种历史逻辑是任何企业都回避不了的，是所有企业家都必须遵循的。历史逻辑的基本规律是，不同阶段和环节有不同的条件和特性，对企业和企业家有不同的要求。

2．1．1　创业与发展：两个阶段对企业家的要求

每个企业都要经过创业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创业阶段，一方面是企业往往只处于某一领域或行业，甚至只从事一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经营；另一方面是企业往往实行专权，只由一个人或极少数人进行决策、管理和控制，组织是非规范化和非官僚制的。在1860年以前，大多数企业只有一个业主，或一个企业主带很少的几名助手。创业阶段的企业家角色是由创业者或企业主扮演的。企业家角色的特点是拥有资本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既充分地行使权力，又充分地发挥才能，完全地负起责任和独立地承担风险。对企业家角色扮演者的要求是，具有很强的权力意识和创业能力，对创业机会的认知和把握以及资源运用和风险控制的能力很强。

在发展阶段，一方面是大量利用他人或社会资源，包括财力、物力和人力；另一方面，仍然是个人或少数人专权，垄断决策权和控制权。发展阶段企业家角色的重要任务是把握企业发展的方向，使各种资源集中使用以实现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这一阶段企业家角色的特点是，利用社会资源，扩大所拥有和可支配的权力，建立组织，运用组织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经营和管理，开始实行规范化管理，但仍以非规范化管理为主。这一阶段的企业家角色仍然主要由企业主扮演，但是产生了对经理人的需要，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团队。从19世纪下半叶以后，企业规模才迅速扩大，产生成千上万个管理职位，首先是企业主的助手成了经理。这一阶段对企业家角色扮演者的要求，主要是有很强的权力意识和权力运作能力，同时又有较强的利用社会资源的意识和能力。

创业阶段和发展阶段对企业家角色的要求是不同的，其主要的差别是创业主要靠个人或少数人，而发展要靠个人与整体或少数人与多数人统一的力量。在创业阶段，企业家角色的扮演者可以是比较狭隘的个人或自我，而在发展阶段则必须是比较宽广的自我，能够容纳许多他人的自我。两者之间存在着自我与他人、狭隘自我与宽广自我的差别乃至冲突。同时，按照自然的历史进程，创业与发展是连续的，而且是自然连续的，因此企业家角色的扮演者可以在企业渐进发展的过程中逐步丰富和扩展自我，逐步地打破和改变狭隘自我，消除与发展要求及宽广自我的差距。但是，在中国今天的条件下，一方面缺乏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要求普遍和大批建立个体和私人企业；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具备迅速把企业做大的基础和条件，甚至可直接建立公众或公司企业。这样，在创业与发展之间就缺乏渐进的过程和自然的连续。于是，就可能使创业与发展之间本来就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大大加剧，一些创业者以非常狭隘的自我来对待企业发展，或者以非常狭隘的自我来创办公众企业，从而使公众企业和企业发展因缺乏合格的企业家而夭折或遭受失败。所以，中国今天出现的创业与发展的相间和融合对企业家角色提出了相应的客观要求，要求企业家既是创业者，又是管理者，还是领导者，包容他人和对工作实行委派等。

2．1．2　做大与做活：两大任务对企业家的要求

在传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发展就是要做大，尤其是重化工业，大就是实力，大就有效益，大就是强。而企业要做大，一方面必须大量地运用社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尤其是技术和物质资源的利用，把企业规模做大；另一方面，必须建立规范的组织，实行职能分工和建立官僚管理体制等。约翰·科特说，美国大公司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60～1930年。美国钢铁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都创立于这一时期。其企业家角色的特点是，注重规模，权力欲很强，实行强力控制，非常重视制度和规范，非常注重资金和技术，努力发明科学和技术。在美国大公司发展的第一阶段，数以千计的制造业大公司创建起来，并取得了大量史无前例的发明和重要的科学发现。伯勒斯造出了第一台现代动力机器，威斯汀豪斯发明了空气制动器，卡里尔发明了空调，斯佩里发明了自动导航器，伊斯门发明了照相机，等等。美国在1880～1930年的50年间的发明，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任何其他的50年发明的数量。企业家角色的扮演者往往既是资本家又是发明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激烈、不确定性很突出的情况下，企业只有“做活”，才有真正的竞争力。“活”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而“活”通常是“小”。“小而活”是一般的逻辑。杰弗里·蒂蒙斯（Jeffry　Timmons）搜集的数据显示，小型企业每个雇员的创新是大公司的2．5倍。每个R＆D（指研究和发展）美元创立的革新是大公司的两倍，每一个科学家的创新是大公司的两倍。“做活”对于企业家角色的要求是，注重灵活、应变和效率，重视买卖和交易，重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等。其企业家角色的扮演者是企业主、拥有支配权的经营者和有收益权的风险承担者。

“做大”需要集中资源和权力，加强规范和控制，因此容易出现官僚主义，导致滥用权力，以及两极分化和贫富差别拉大等问题。于是，美国从1930年开始进入大公司发展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制定和实施反托拉斯法。但是，到1970年为止的第二阶段，政府、劳工联盟和公司制定的数以百万计的条例限制了竞争，创造出了缓慢、昂贵而又无效率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数以百万计的“职业经理”和他们的“工人”已学会了接受这一体系，并把它们视为正常合理的。这导致生产成本和价格的提高，对市场需求和新技术的反应迟缓等。与“做大”相对应的“做活”不是创业时的“小而活”，而应该是“大而活”。“大”如何能够“活”呢？两者之间的差别太大，存在直接的对立和冲突。它会产生对企业家角色的双重要求，要使对立的双重要求达到协调、一致和统一是很大的挑战。

2．1．3　竞争与合作：两种方式对企业家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经济的效率主要来自于竞争。竞争产生刺激和压力，造成优胜劣汰等。企业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能竞争和会竞争，不断地提高竞争力。这就要求企业家角色成为竞争者角色，要求企业家角色的扮演者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不仅要敢于竞争，而且要善于竞争，要会运用各种手段进行竞争等。

同时，市场经济也是合作经济。市场经济的效率也来自于合作。没有合作，就不能调剂余缺，不能实现分工和专业化，不能实现优势互补等。尤其是到了现代，合作的作用更大。诺莎贝斯·穆丝·坎特说：“公司之间的联盟，无论它们是否来自于世界各个角落或者处于不同产业，现已成为企业界的一个潮流。”这就要求企业家角色成为合作者角色，要求企业家角色的扮演者具有互利的价值取向，以及强烈的互助合作意识，有诚意和守信用等。

竞争和合作对企业家角色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竞争”对企业家角色扮演者的要求是，从自己企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要有像熊彼特所说的"致敌于死地的残酷性格"。而“合作”对企业家角色扮演者的要求则是，要友善，不仅要考虑对方的利益，甚至是主动为对方的利益着想，而且要为了对方及自己的共同的利益而作出妥协，甚至是牺牲或损失自己的利益。虽然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具有互补性甚至是一致性，例如为了自己能把商品卖出去，而需要考虑买方的需求满足、支付能力和效用价值等，只有适当的妥协才能形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但两者有本质的差别。同时，虽然发展地看，竞争与合作是基本协同地演进的，但是现实地看，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侧重面，一个时期突出于竞争；另一时期则突出于合作，所以会有矛盾甚至是对立。更由于中国缺乏市场经济的自然历史发展，无论是内容的发展还是形式的发展都很欠缺，而缺乏宽广和丰富的基础性的竞争与合作，就更难以在高层面上实现竞争与合作的统一。例如，缺乏价格和质量竞争的基础，就很少会开展品牌和创新竞争。又如，缺乏买卖的合作和信用这个基础，就难以建立和实行资本的联合或联盟。于是，也就难以把技术、品牌和创新竞争与企业联合统一起来。要实现这样的统一，对企业家的要求是很高的。

2．1．4　稳定与变革：两种状态对企业家的要求

从历史逻辑的角度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首先需要稳定。不稳定就缺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因为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只有在稳定的状态下进行，才能维持和实现平衡与协调，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不稳定会使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出现失衡，使组织遭受破坏。而稳定是需要秩序的。这就要求企业家角色重视投入与产出的平衡，重视制度和规则，建立和维护秩序；要求企业家角色的扮演者具有很强的组织和制度观念、集体和权威意识等，把眼光主要放在企业内部，搞好内部的分工协作，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为此甚至需要适当地隔开企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扮演这种企业家角色的主要是那些优秀的高层管理者。

企业的稳定发展持续一段时间，其内部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会出现保守倾向。同时，企业稳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脱离环境，与不断变化的环境发生比较尖锐的矛盾。这就需要变革。变革对企业家角色的要求是，依据环境的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创新，改变制度，打破秩序，重建组织和调整结构。它对企业家角色扮演者的要求是，变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强，具有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实行变革的企业家角色的扮演者，除了中小企业主外，主要是大企业的少数优秀的高层管理者或领导者和多数的基层或一线管理者，也有那些保持良知和有良心的中层经理。

可见，稳定与变革对企业家的要求是根本不同的，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和矛盾，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其中包括重视集中统一与重视独立自由的矛盾，强调遵守和服从与强调创新和主见的矛盾，强调集体与重视个性的矛盾，建立组织、制定制度和维持秩序与改造组织、改变制度和打破秩序的矛盾等。要把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是很困难的。当然，按照自然历史进程，稳定的发展会为变革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但稳定与变革两者及其它们的要求还是有质的不同。更何况，当缺乏自然历史发展时，要同时实现稳定与变革就更难了。

2．2　当今时代发展的双重要求

正如一个人到了成熟阶段，具有丰富内容和不同特性。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发展，至今不仅规模和实力巨大，而且仍然富有青春和活力，具有成长性和竞争力。它们突出地体现后工业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性。现代市场经济是发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和特性，展现一种时代的逻辑。这是我们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客观存在着的，是不能忽视、否定和违背的，并且有形和无形地产生着影响，形成一种压力，对我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行为产生客观的要求。

2．2．1　全球化与地方化：两种趋势对企业家的要求

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1973年10月16日，海湾石油生产国第一次大幅度和统一地提高了他们的石油价格，提价75%，以及接着而来的削减石油产量和进一步提高价格，严重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从而标志着战后美国经济统治时代的结束和真正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开始。从1973～1991年，美国的进出口额增加了500%，而这一时期，日本的进出口额增加了700%。全球化除了贸易的大幅度增加外，还包括资本、信息和技术的国际流动，甚至是一个小组的人作出的经济决策会那么迅速地对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和数以千计的公司产生很大的影响。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世界知名的管理行为学权威科特教授概括地表述了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对工业、公司和职业的影响（见图2．1）经济全球化会对企业和企业经营者产生很大的压力，提出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对官僚管理者的挑战，不能固守家门和国门，不能按部就班，不能求稳妥，甚至不宜渐进。相应地，使企业家有更多的机会，并提出很多和很高的角色要求。要求向外扩张和成为扩张型的企业家；要求重组和变革而成为重组和变革型企业家；要求强力竞争和成为强力竞争型企业家；要求合作或协作而成为合作或协作型企业家；要求集聚和成为集聚型企业家；要求放权和外包而成为领导型企业家；要求跨文化经营和成为文化型企业家等。

图2．1　1973年后的经济环境对工业、公司和职业的影响

资料来源：约翰·科特著：《新规则——后工业化社会制胜的策略》，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全球化的经济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往往是相互关联的两方面或几方面，“更多的危害”与“更多的机会”相关联，“更多的机会”与“更大的竞争”和“更多的合作”以及“更多的变化”和“更大的重组”相关联。它们之间又通常是双重的关系。这集中和突出地表现为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内容和特性及要求。与全球化相伴随的地方化，表现出地方的集聚和竞争的加剧，要求的是运用地方资源和人才，反映地方文化和体现地方特色，形成和提高有地方优势的竞争力等。全球化与地方化虽然是互补的，但无疑又是对立的，是两种极端化的发展。这样的统一，对企业家是一种很高的双重要求。

2．2．2　竞争加剧与关系加强：矛盾强化对企业家的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规模普遍比较大，强者之间的竞争是激烈和残酷的。加上经济的全球化，来自于全球各个地方，各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或具有实力的比较优势，或具有产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或具有成本的比较优势，或具有技术的比较优势，或具有营销的比较优势等，因此竞争大大地加剧了。经济的全球化导致更多和更大的竞争。凯文1974年从哈佛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后到一家名列《幸福》杂志500家最大企业的大公司工作，他预见在1975年和1977年可得到提升，但他的雇主很快就遭到了来自远东的、意想不到的竞争，公司业务增长几乎等于零。他说，“长期以来，公司一直保持着10%的年增长率，然而，突然出现了新的竞争，销售增长几乎趋近于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亏本。进一步被提升的机会消失了，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已经失去了工作，整个的工作气氛变得令人不安。”^[1]竞争激烈程度是普遍显著提高的：竞争性行业有大量的外国企业加入，大大加剧竞争，来自外国的竞争者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垄断行业的放松管制也导致竞争的加剧，即有来自国内的竞争者，也有来自国外的竞争者。另外，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也加剧竞争，尤其是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发展，使新技术迅速扩散，新的生产经营方式被迅速模仿，竞争大大加剧。竞争的加剧要求企业家具有更强的竞争意识，更加积极和主动地出击，更加残酷的“致敌于死地”的性格等。

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时代，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的社会经济联系非常广泛和密切，不仅有本地和国内的客户，而且有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客户，有成千上万，甚至有几百万、几千万和几亿的客户；不仅与用户和供应商的联系大大加强，而且与同行的联系也加强了。在如此广泛和密切的社会关系体系中，任何一个企业的社会地位和在市场的竞争力，都受制于甚至直接取决于其所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而要建立广泛、密切和深厚的社会经济关系，就必须要有强烈的关系意识，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必须充分地尊重和考虑他人的利益及要求，要有仁慈的心肠，甚至可能需要为了保持、维护和发展相互关系而暂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可见，“关系加强”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要求根本不同于“竞争加剧”的要求，两者的差别很大，但是企业家必须同时反映这两种要求，同时具备适应这两种要求的素质和能力。

与竞争加剧和关系加强密切相关的是，不确定性和合作系统。经济的全球化和竞争的加剧导致更多的变化不定。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组织结构的不确定性，企业边界的不确定性等。这要求企业和企业家进行针对不确定性的决策和管理，经常或时常进行企业改组、调整、购并，有些部门被卖掉，有的企业买进来等。这种情况下，员工提升的机会泡汤了，工作很不稳定，脾气会变坏，愤怒、焦虑和失望会滋生和蔓延。它要求企业家进行妥善处理和安抚。这与不确定性管理往往是矛盾和冲突的。同时，在不确定性加剧时，企业与外部的咨询、金融、供应商和分销商的联系必须加强，扩展和加强经济合作，建立和发展战略联盟。经济合作和战略联盟对企业家的要求更是不同于竞争。

2．2．3　快速变化与持久竞争力：双重态势对企业家的要求

市场经济的自利、供求、竞争和流动等要素或要件，使其具有快速变化的特征和呈现加速度发展的态势。到了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变化更快。这主要因为有更多的要素进入市场，有更加广泛的供求关系，有更加剧烈的竞争，有更多和更快的创新，有更快的节奏，有更加频繁和快速的流动，更加变化莫测的商业情势，比以前所经历的所有事情都更加难以捉摸，远远超出预期。《21世纪CEO的经营理念》一书的第二篇就以“激变”为篇名。市场的新陈代谢的过程快得难以驾驭。企业处在其中，身不由己。这对企业家的要求是，更多的敏感，更好的洞察，更快的反应，更多的变化和创新，更加果断的决策和更加快速的行动等。按照世界著名的管理大师汤姆·彼德斯的观点是，“超越变化：准备放弃一切”。他说：“我们要学会对付一切变化，这样我们才能兴旺发展，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而且要毫不留情。但这仍不确切。我们必须超越变化；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准备放弃一切传统律令。请从你的词汇中抹去‘变化’这个词。”他进一步说：“疯狂的时代需要疯狂的企业管理。”要“增加我们的想像力！”他说，《纽约时报》的作家弗莱德·穆迪认为，“微软惟一的生产资本是人的想像力”。他还说：“宝贝儿，打破它！”他概括地说：“这场角逐的赢家一定是那些大胆好奇，疯狂进取，永不满足和敢闯敢干的人。”^[2]企业家必须是这样的人，很疯狂，富有想像力，会放弃一切。

但是，企业和企业家仅仅以疯狂和变革的方式来应对快速变化，也不一定见效，即使暂时见效，也难以保证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假使长期能赢，就必须造就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从事防毒业务的“趋势科技”趋势而起。正是有了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才得以迅速发展。但互联网的技术和环境变化太快。1999年7月，趋势科技纳斯达克上市前后，正是全球互联网经济最热的时候，可大概半年之后，以纳斯达克股市的暴跌为标志，互联网经济大缩水，而且长时间持续。一年多来，同样身为新经济企业的趋势科技，却获利。趋势科技的CEO张明正说，和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同的是，2000年反而是我们公司成长率最高、收益增长最快的一年。其原因除了趋势科技确定和实施正确的产品战略外，主要在于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网络防毒的基本面，创造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要造就和培育核心竞争力，就需要企业家有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理智，还要有很强的自制力，要能分辨是否有利于形成核心竞争力，要能抵制与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相符或相背离的诱惑。显然，这与“快速变化”对企业家的要求大不相同，不同于“疯狂”和“敢闯”等。“疯狂”要与“冷静”和“理智”等统一起来。正如彼德斯所说的，“疯狂时代——疯狂的企业管理”这句话是冷静的、严密的、理智的。“从1992年我写作《解放管理》以来，一种对现状逐渐清楚的认识常常令我彻夜不眠：当今的企业管理手段竟如此陈旧，乏味，毫无生机。然而，我们许多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却一再忽视创新和激情，虽然它们已经成了经济价值的主要源泉，实际上在许多新的理论中已暗含了一种对创造力和激情的压制和扼杀。”^[3]这就要求企业家既具有激情，又具有理智，是激情基础上的理智，是理智指导和控制下的激情。这是极富挑战性和很难做到的。

2．2．4　强权市场与人文生态：两种性状对企业家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企业是依靠经济实力和通过市场竞争而实现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的。这一本质特性不会改变，即使在现代条件下也一样，甚至更加剧对资源的争夺。因为在现代条件下企业的规模普遍很大，实力普遍较强，争夺有限资源就更加剧烈。所不同的只是过去主要争夺物质资源，现在更多地争夺人才资源和知识资源。另外是抢占市场。经济全球化虽然极大地扩展了市场，但也大大地加剧了竞争，从而使抢占市场的问题更加突出和严峻。在现代条件下，企业抢占市场的内容和方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一是更多地通过创造市场来抢先占领市场，成为市场的垄断者和领导者。“市场是创造出来的”这一经营上的黄金规则，在今天表现得非常明显。二是突出地表现为通过制定新的市场规则来抢占和垄断市场，成为市场的霸主。无论是哪一种内容和形式的抢占和垄断市场，都是一种强权。虽然以往的强权市场主要都凭借和依靠实力，而今天的强权市场更多地依靠创新和创造，但也往往以实力为基础，都是美国式的强权。它要求企业和企业家实行强权化经营，要有强权意识，要有强权经营的手段、策略和方式等。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环境条件下，企业和企业家经营必须充分重视人文和生态。在竞争加剧和资源流动加快以及企业兼并重组频繁的情况下，企业文化成了十分重要的竞争力。它有很强的凝聚力，可以降低管理成本，而又不易被模仿，不太会流走，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经济的全球化更是涉及多国和多民族的文化，不能否定和排斥其他文化，必须尊重、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要实行跨文化管理。至于人才，更是宝贵的经济资源，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本。而对人才的管理根本不同于对物和财的管理，要肯定和满足人的需要，要尊重人的意愿和要求，要给予其权力和自由，既要有约束更要有激励等。还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工业化和强权经济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掠夺与破坏，而知识经济和经济的全球化则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很高。生态环境不仅成为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与指标，而且成为吸引投资和形成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经营也根本不同于市场经营，不是一种分割，不是单纯的占有，也不是单纯的利用，而是一种整体和系统，不仅有保护，还要有奉献，要保证和实现其整体的协调和良性的循环，以及整体性能的改良和提高。这也是对企业家的要求。人文生态和强权市场对企业家的要求差别极大，要使它们统一起来是很难的，是很大的挑战。

2．3　超越历史发展的双重要求

中国的传统既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大一统”的体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严重不足，又是小农经济占很大的比重，尚处于工业化中前期，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与后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差距非常大。但是，我们却处于当今时代和现代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挑战。中国的传统历史与发展要求以及两者之间的差距，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提出了超越自然历史过程的发展要求。它产生对企业家众多的角色要求。

2．3．1　市场化与全球化：巨大反差对企业家的要求

＊我国市场化的欠缺和企业家的两难

虽然多数研究称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但那主要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放开和放松行政管制的角度说的，例如政府放开价格管制和由市场定价就被认为是市场化。其实，市场化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程度。从政府放开管制到市场发育和成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比较长，远滞后于政府放开管制。例如，资金市场。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1年对469位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9．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资金紧张。其主要原因是企业获取资金的形式比较单一。调查结果表明，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方式是金融机构贷款（77%），其次是民间拆借（20．6%），融资租赁、私募及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债券所占的比例均很少，分别为9．5%、6．1%、1．3%。至于民营企业，就连向金融机构贷款都受很大限制。这除了限制民营金融机构的创办和国有金融机构改革的滞后外，还包括没有放开利率，限制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更限制企业的直接融资。这既是政府没有放开管制，也是企业、投资者和股民、金融组织和中介机构、政府监管部门、国家立法和司法机关等的行为，以及市场连接、转换和协调等的落后，从而使资金和资本市场很不发展，不仅离现代化有很大距离，而且连传统的都不够充分发展。融资租赁和发行债券等基本属于传统的融资方式。这种情况对企业家是一个挑战，既要在市场中融资和生存，又严重地受制于金融市场的不足和残缺。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的市场是个什么样的市场呢——一个潜在市场巨大，而成熟市场有限，成熟商机被瓜分殆尽的转型市场。这个市场被行政条块和地方主义所分割，被行政垄断所限制，同时又是低水平的过渡竞争——一个消费潜力巨大而消费动力不足的市场。消费的趋势已经是舒适、便捷、游乐和健康，但消费的能力却往往要靠"深挖洞，广积粮"——一个历史发展不足，而又存在过剩的市场。我国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严重不足，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缺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作用，缺乏形成和发展规模经济的市场机制及功能。但是，我国市场又过早地产生过剩，甚至产生过剩破坏。技术含量低和质量差的产品充斥市场，普遍过剩。各种各样的东西一下子什么都进入市场，甚至是不该进入市场的东西包括国家行政权力等也进入市场，造成权力等对市场的破坏。还有，在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产生和存在大量的垄断。这种市场格局和状况，对企业家是一种严峻的挑战，是一种两难的要求。

＊全球统一市场和企业家的多重困难

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产品和服务以及资本和要素市场的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完整和统一的市场化。在今天的环境和条件下，对一个国家来说，“入世”就意味步入全球化。加入WTO，突出和显著地表明中国经济步入国际化，基本纳入国际市场经济轨道。同时，也突出地表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入现代化阶段。今天的国际化是以现代化为基础和背景的。加入WTO，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以多边贸易协定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企业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从事自由贸易及投资。国内外市场的一体化，一方面使中国企业将在更大程度上进入国际市场，企业不仅应该争取扩大出口，而且还必须向国外市场输出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在中国市场上，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更加剧烈。由于中国潜在市场规模巨大又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巨大市场，各主要工业品生产国不仅向中国更方便地输出其产品，而且更容易在中国设立独资企业，利用中国当地的资源和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

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市场环境的巨大变化已经现实地摆在中国企业的面前。张瑞敏说，"入世"之后，不存在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之分，都是国际市场，只是竞争的性质和形态不一样。全球化意味着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同等存在，外国企业本土化，本国企业失去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却有竞争优势，是弱者与强者同等竞争，从而使我们的企业处于严峻的强势竞争之下。张瑞敏说："我想中国家电企业在中国＇入世＇后，受到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中国本土市场上，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市场投入。过去他们已经投资建了一些工厂，但我认为他们下一步的投资策略会定位在把总部迁到中国来。要把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变成中国式的或者是本土化的企业。这个对中国企业影响会比较大，挑战也非常大。因为过去只是投资生产产品，现在是作为一种战略，要在中国扎根，这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另一方面，国外的市场会对中国企业的介入设置障碍，造成一些问题，比如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问题，可能会加大一些技术标准，如果中国企业达不到这些标准，他会说不是不让你进，而是你进不来。另外，他还可以提出反倾销的问题。我觉得对中国的挑战，就有点内外夹击了，过去我们的优势在于是本土化的企业，更熟悉中国市场，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但是他们现在在这儿扎根了，他们也会像你一样，用的是低成本，而且他们有更好的技术。另外，他还可以在中国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服务网络等，可以解决原来水土不服的问题。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费用比如广告费用会远远超过国内市场，一般是国内市场的一倍以上。张瑞敏说，我们加入WTO后面临更大的挑战，一些企业在国内可以生存，可以销售很多产品，但那是靠价格战来实现的。也就是把很多库存产品用价格战的办法销出去了，就感到非常高兴。但是，这种办法用于国际市场，肯定是没有市场。所以，现在看起来销售也是每年都在增长，但不是建立在有利的基础上。而且现在会计审计制度还没有完全跟国际市场接轨，有的还是自己来做的，这就很难有可比性，很难真正有国际竞争力。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先生说，要在国际反倾销战中打赢，就必须按国际规范做好财务会计。这对我国的企业家提出严峻的挑战，产生特殊的企业家角色要求，即要求成为全球化经营管理的企业家。张瑞敏说："就像采购要进行全球化采购一样，对于人力资源，我们的观点是进行全球资源的整合，而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我们有个观点：不在于企业拥有多少人才，而在于企业整合人才的能力有多大。能够整合多少人才，等于就拥有了多少人才。不是说在花名册上有多少人，这些人就一定是我的。他不在你的花名册上，但是你可以把他整合过来，他认同你的观点和企业文化，能够做出市场，在市场上非常好就可以。可是，中国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连拥有的问题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谈何非拥有的利用呢？即使解决了产权问题后，在国内市场超越拥有而广泛利用资源和人才，对我们的企业来说都很难，何况要使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才认同你的价值取向和为你所用，更是十分困难的。还有，中国的企业往往习惯于单一地利用某种资源，不善于综合地利用各种资源，更难以做到在全球范围内整合经营。

＊WTO对我国各行各业企业家的挑战

加入WTO，我国企业和企业家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其实，机遇也是挑战，有机遇能否抓住和利用是挑战，所以，挑战是普遍的。除了一般性的技术壁垒或绿色壁垒的挑战外，不同行业会有不同的挑战。咨询业巨头麦肯锡公司分析了中国入世对中国主要经济领域带来的冲击和为不同企业带来的商机和风险。入世带来的最大冲击将发生在商业领域。解除大多数产品的流通和分销管制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它为流通和分销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创造了机会，从而使流通和分销业的企业家有机会把企业做大，实行产业化经营；第二，公司将在售后服务、渠道管理这些构成关键竞争优势的方面展开争夺。这使竞争更加丰富和尖锐。后一点更为重要。中国的物流业十分落后。加入WTO，开放物流领域会引发规模经济，带来全国范围零售网络的发展。在中国，连锁零售商区别于非连锁店的惟一优势是通过统一购买和分销达到规模效益。入世会为新入场者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使其能够与现有企业争夺市场。新的商业机构可能会成长壮大，从前者手中夺取果实。这使新的企业和企业家得以更好地产生与发展。降低关税会抵制走私，堵住那些街头小店的主要货源，使其丧失成本优势，从而会使正宗零售商获益，有更好的发展条件。现在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就可以依仗他们的资产以及与政府的关系，在服务现代化和交通一体化进程中先行一步。全国性的物流公司可以发展和利用其遍布全国的网络，达到规模经济和规模效应。这类公司的纷纷涌现又会导致企业间合并结盟。如宝洁这样的生产商可以建立专门的物流渠道服务其产品，并将其发展为一流的物流公司。流通渠道的革新，会使制造商和经销商携手，共同打造中国的供应链以达到成熟市场所具备的效率和效益。这样，联盟与合作也可获得很大发展。

入世引发的服务业变化，会使外商获得很多有利条件，形成和发展更大的优势，对我国企业构成更大的竞争压力。对于物流／零售：过去只允许在华设立生产厂的外资公司分销他们自己的商品，严格控制分销和贸易权，从事售后服务和客户支持行业需要申请特许营业执照；将来将在3年内逐步解除所有分销服务上的限制，由此会产生多方面和深刻的影响。对于互联网：过去，严禁外商投资或控股；将来将被划归电信业，享受与电信业同等的开放程度，使互联网真正体现其特性和发挥其作用。对于电信服务：过去禁止外资控股或投资有线、移动和增值业务；将来外资可以在所有领域投资，股权不超过49%。

金融业外资机遇巨大，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挑战和压力很大。在银行界，WTO将扫除强加于外资银行的种种限制。外资银行将带来在零售和企业业务双方面的巨大增长机会。在零售业务上，外资银行拥有个人服务的优势，如投资品、信用卡和汽车金融。同时，外资银行在企业业务上的企业间交易和现金等服务上具有优势。当然，这也就使企业活动可以充分地实现与消费者和资本市场的联系，使客户资源和金融资源得以充分地开发和利用。还有证券业。一度将外国资本完全拒之门外的证券业，在加入WTO后也将有显著的开放，为外商进入日益发展的中国证券市场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投资基金、证券业务、证券代理机构以及证券监管等，使资本市场充分发展、健康运作和有效地发挥作用。保险业务也将大幅度开放。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显著和突出地表明金融市场的现代化，各种金融手段和方式充分的交融，产生融合和整合的效应和效果，对缺乏分业经营基础的我国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据报道，在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前，中国保险监管机构于2001年9月底又新批准8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内地开展或扩大业务，加上先前已有的，共有19家外资保险公司共27个经营机构在中国从事保险业务。中国的保险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可观。虽然2001年1～9月份中国保费收入同比增长30．26%，但保险密度和深度都很低，2000年我国的保险密度为127．7元人民币，世界平均水平为360美元；保险深度为1．8%，世界平均水平为7%左右，中国市场离饱和甚远。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的改革，为商业保险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家庭规模缩小、人均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加剧对养老保险提出了迫切需求。对于保险尤其是人寿保险来说，再没有比13亿人口更具有说服力的数字了。据1996年的资料，美国每百万人口拥有28．26家保险公司，日本1．17家，香港地区33．3家，台湾1．96家。而我国内地近13亿人口，只有保险公司28家，平均每百万人口拥有0．02家保险公司。但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保险公司已经拥挤不堪。各家都在使出浑身解数，不断地推出新险种以吸引消费者的需要，有的公司甚至利用高手续费、高返还、低费率等恶性竞争手段进行违规操作，种种市场迹象经常给人一种错位的印象，似乎我国的保险公司已经太多了。外国保险公司的大量进入，既会促使和推进保险市场的开发，有利于我国保险企业的发展，又给我国保险企业造成更大的竞争压力和生存威胁。

入世受中度冲击的领域主要是汽车业和能源行业。汽车和汽车零配件主要是由于入世后大幅度调低关税而发生巨大变化。降低关税将降低进口汽车价格，国内的制造商已经觉察这一前景，并已开始降低汽车价格。更大的变化在于分销领域的开放。本地的制造商将会获得自行分销产品的权力，因而会大幅度提高市场渗透率，并有机会更好地管理客户。分销领域的改变也将对汽车制造商和维修商的配件管理以及经营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能源行业主要是实行开放，发展一体化。

电信设备、家电和PC行业属于入世后发生渐变的领域。入世后，进口和本地制造的电信设备可以通过统一的销售渠道出售。关税的减免将使中国企业可采取在异地设厂生产的策略，建厂地点的选择将纯粹取决于商业因素。同时，关税的减免有利于市场后入者，日本和韩国的手机厂商，不再需要通过在中国建厂的方式来获得市场进入权，它们可从现有的世界一流的工厂将产品销至中国，其在中国的策略是以建立销售和营销基础为重心。对于家电和PC行业，由于本地生产商使用相当数量的进口零部件，降低关税也将相应降低他们的成本，提高其出口能力。入世将开放个人电脑的销售和分销渠道，竞争也将在更多的层面上激烈展开。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1年调查结果显示，当问及加入WTO后，企业将主要采取哪些行动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时，46．7%的企业选择“加快人才引进与培养”；41．2%的企业选择“增加技术创新投入”；39．7%的企业选择“加强对国际市场的了解”；38．9%的企业选择“进行管理创新”；36．3%的企业选择“培育名牌产品”。这说明加入WTO对企业家的诸多要求。

2．3．2　工业化与信息化：双重任务对企业家的压力

＊工业化的任务和要求

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还很重，路程还很长。工业经济属于物质经济，以获得和利用物质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为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很大。而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拥有量却很少，普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有的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4不到。同时，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每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量大，远远大于美、日、德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耗率。还有，资源的浪费也是我国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这样，我国工业化的压力更大，再加上工业化造成环境的破坏，工业化的制约很严重。

我国工业化面临的困难和压力，除了物质资源的稀缺和浪费外，还有人口和劳动力资源，以及生产能力和商品的过剩，受双重的挤压。根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我国900多种工业品中，半数以上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其中，国有企业占很大比重的制造业中，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以上的只占29．5%，利用率60%～80%的占36．2%，利用率在60%以下的占34．3%；机床制造、印染布、货车、彩卷等行业的过剩状况更突出，是一种低水平的工业化过剩。这种低水平过剩状况直接导致企业产成品大量积压，不少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亏损严重。

＊信息化的基础和要求

在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我国又面临世界发达国家早已进入信息化和主要发展知识经济的时代环境及要求。但是，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和以工业经济为载体的，离开或缺乏这个基础和载体，是很难发展的。一是缺乏财力的支持。信息化和知识经济需要巨额的投资，尤其是大量的前期投入，主要是研究和开发的投入，它没有直接的现金回报的。二是缺乏物质基础。这样，信息化和网络化等虚拟经济就成了虚无经济了，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三是缺乏财力和物力。它使知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关键性资源即科技文化资源（简称为知识资源）得不到充分和有效的开发，而处于非常稀缺的状况。

还有，我国以往的工业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是以城乡分割和限制城市化为条件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再加上由于计划经济遗留的影响，在城市化中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人员的过剩，变着花样另立机构，占据宝贵的城市资源，一方面是内部人员富余而又大量使用农民工，降低效率；另一方面是使得农民以自由和民主的方式进入城市的渠道受堵塞，限制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不足，严重地限制着工业化带动服务业发展的作用的发挥。因为工业化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城市为依托的。而服务业更是信息化的重要载体和依托，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和内容。

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两难，既必须实行工业化和加快信息化的发展，又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受低水平过剩的制约，受资源稀缺和环境破坏等的制约。这对企业家也是双重的两难要求。

2．3．3　一元化与多元化：多重目标对企业家的挑战

＊一元化的特性和内含

企业与人一样，其目标在开始时是简单的，往往都是一元的。人的最初需要是生理的。企业的最初需要是经济的，要投入和产出，要不亏本和有利润。正因为如此，企业自身的目标最初就是利润，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且直接是投资者的利润。因为企业最初是投资者花钱建立起来的，企业是投资者赚钱的工具，其赚来的钱自然要归投资者。所以，投资者或股东的利润最大化也就是企业的目标，甚至是企业的惟一目标。同时，企业在开始时所从事的业务往往是单一的，只有这样才能集中资金和精力，才能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还有，开始时，企业的技术、组织和生产经营活动方式等也是简单的。这是符合自然历史发展的特性及要求的。如此，一个人创办企业和扮演企业家角色的要求是简单的，比较容易能够胜任。

＊多元化的内容和目标

在现代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条件下，企业的技术手段、组织结构和经营活动等都是复杂的。在企业资本来源于社会而非个人，除了物质资本外，技术、信息、知识和管理等生产要素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重要作用，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与消费者或用户、供应商和分销商等的社会经济联系广泛和密切，受社会人文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时，企业的价值目标就必定不是个人投资利益的最大化，也不只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还有企业员工和管理者的利益、用户或消费者的利益、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利益，以及社会和生态环境等物质与精神综合的利益最大化，是多元化的统一。同时，在现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企业所运用的技术手段也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说，未来是多种技术的融合。这种融合必然体现在企业中，如工程技术与信息技术，化工技术与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多元技术的融合运用。还有经营活动和产品的多元化，尤其是在国际化的环境中。张瑞敏说，就家电行业来说，加入WTO是多元化比较好。他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要在美国做，如果只是做单一的产品，市场交易费用也只是由这个单一的产品来分担。但是，如果在美国生产多种产品，做广告的时候只做海尔就行了，其他的产品可以共享。这样，广告费用摊在每一台产品上，市场交易费用就会降低。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决定市场的多元化，尤其是在加入WTO和进入国际市场后。在未加入WTO之前，企业主要处在国内市场，甚至有的完全处于国内市场。就文化、习俗、语言、民族、政治和国家等而言，国内市场可以说是一元。而加入WTO后，国际市场是多元的。最后，各个方面和层次的内容的多元化的统一，必然体现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如果说物质经济是简单的，那么服务经济和体验经济则是复杂的。服务经济既有服务的内容，也有物质的内容和成分。至于体验经济更是丰富和复杂的，既有物质对象，也有服务内容，更有精神和情感体现。体验经济显然是多元的。(www.xing528.com)

以上分析表明，多元化与一元化有多方面和非常大的差别，对企业家的要求大不相同。我国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生存的时间不长，还普遍处于其生命的早期，按自然历史进程还主要处于一元化的阶段。但是，我们企业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又要求实行价值目标、产权构成、技术手段和经营活动的多元化。这是很大的挑战，有很大的风险，可能造成多元价值目标、投资主体和经营活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要把它们统一起来是很难的，对企业家素质和能力等的要求很高。

2．3．4　快速增长与持续发展：两种态势对企业家的要求

＊快速增长的要求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既处于自身发展的工业化的中早期，又处于世界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和发展知识经济的时代环境中，必须快速发展，而且也确实能够实现快速增长。法国《费加罗报》2001年10月23日文章，题为“面对显示出强国气派的中国”。文章说，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动身重返白宫的布什总统仍感到困惑不解：1975年以后他一直没有来过上海，却看到上海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摩天大楼，这不禁使他感到“震惊”。从现在开始的3年内，中国人拥有的移动电话将翻一番，达到2．3亿部。中国现在的贸易额（不包括占世界贸易总额6%的香港和台湾的贸易额）占全球总贸易额的3%，今后20年内将提高到10%。过去10年间，中国吸引的外资共3200亿美元，今后外商投资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继续增加。因为中国的经济成本尤其是工业成本还比较低。北京一名工程师的平均月工资为500美元，仅是东京工程师月工资的1／10。两国装配工人的工资也存在巨大差额：中国的装配工人的月工资是220美元，日本则是3000美元。至少有30%的日本制造商已在中国建厂。他们来到中国已不再是为了雇用技术文化水平不高的廉价劳动力，而是要借助什么工作都能接受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以获取最大的生产利润。中国已有三四亿城市居民买了新房并装饰一新，这使得从1999年年底开始，中国国内消费以10%的速度递增。与此同时，个人储蓄也在不断增加。按平均计算，中国人存入银行的钱占其工资的39%。香港凤凰网2001年10月31日报道，题为“大陆发展吓坏了新加坡贸工部长”。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长杨荣文表示下月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无论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都会到大陆去投资。香港凤凰网10月23日报道：大陆加入WTO将改写全球贸易版图，丰沛的低廉劳工、数百万的高级工程师人才及良好的基础建设奠定大陆的竞争优势，因此，从半导体到汽车制造商，都争相抢进。中国的未来似乎是很光明的，以至人们忘记了面临的危险：由于世界危机，中国将无法避免全面、持久的经济衰退的影响；银行系统一直受到无法偿还的贷款的困扰……^[4]

中国总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要求企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并不意味着每个企业都能快速增长。总体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又由收入、储蓄和投资等总量关系决定的，而企业的快速增长则是由企业具体的条件决定的，主要是由企业家筹集资本和利用资源，以及扩张性的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等的素质和才能决定的。

＊持续发展的要求

中国经济必须长期持续发展。没有经过长期持续发展，我们国家就不可能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我们的企业也不可能发展到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规模和水平，就会被淘汰。而要实现长期持续发展是困难的，往往会有变化，需要调整和创新等。张舒英说，自1868年明治维新起，日本的经济发展史，是一部以发达国家为目标的追赶史。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跃居世界第二位。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不仅在经济规模上仅次于美国，而且在工业技术装备水平、高精尖加工能力、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已居世界前列。之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有其客观必然性。一是经济基数的增大。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1／25，总人口相当于中国的1／10，然而日本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却是中国的4．44倍。按照2000年中日两国GDP的比值来算，如果日本GDP增长2%，中国要在GDP绝对量的增加上与日本持平，就需要有8．88%的增长速度。但是，人们往往认为2%是低增长速度，而8．88%是高速度。二是后发展效应消失。后发展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往往表现出很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成熟的技术可以模仿和引进，而不必自己从头来摸索。伴随技术引进，过去国内没有的新兴产业部门相继建立起来，产业结构同时向广度和深度扩展，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大量劳动力由农业、传统工业等低附加值部门转向高附加值部门。于是，也创造了新的需求，而新的需求又反过来推动投资的扩大，从而形成经济整体的迅速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后发展效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目前的快速发展，都是后发展效应的体现。但是，随着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逐步缩小，可供模仿的成熟技术减少，新的产业部门难以像以前那样迅速地出现和建立，需求方面的新陈代谢也大大减慢了。^[5]经济和企业长期持续发展，除了不能简单地以增长率为指标，而必须以经济规模和质量以及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准外，关键是要进行创新，在后发展效应尚未完全消失前，就培育起自主开拓创新的能力和相应的机制，创造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保证和促使需求的增长。这也是对企业家的角色要求。

＊快速增长与持续发展的矛盾及要求

快速增长与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快速增长可能导致迅速衰落，而要实现持续发展就很难快速增长尤其是长期的快速增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指出，中国的企业家面临的第一困惑，是速度困惑，即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企业不能高速发展就不能算作成功；但是高速发展常常会导致企业的崩溃，常常昙花一显。我国的保险业发展速度很快，但市场出现的问题很多，主要是市场规范和风险规避问题。保险行业是个高风险的行业，它的风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被保险的标的物所面临的风险跟发达国家相比要大一些；另一个是收上来的保费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

企业快速增长难以长期持续，有一般的规律性的原因。据研究揭示，一个完整的长期增长过程大致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经济增长加速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经济增长调整阶段，然后进入到一个新的长期增长过程。两个周期持续的时间大致都为15～20年。其不同点为：在加速周期中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中间包括二个或三个小周期，5～8年不等，后面小周期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前面小周期的平均增长速度，即经济增长是加速进行的。相反，调整周期一般为减速周期，也包括2～3个小周期，但后一个小周期比前一个小周期的平均增长速度要小。形成这两种不同周期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或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加速周期，结构调整在新技术、新组织或制度创新的作用下顺利推进并逐步加快，新的主导部门形成并加速发展，最终取代了旧的主导部门。在调整周期，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力量仍是加速周期的主导性力量，但它的作用已开始减退，甚至出现明显的下降。同时，新的主导部门已经开始萌动，正在积极地酝酿之中，但对现实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不大，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日本经济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位居世界前列的事实表明，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追赶时代在日本已经结束。以追赶为目标建立的经济体制、生产关系以及经营思想等，面临着深刻的调整。但是，日本仍然延续过去的政策思想和发展模式。大量的过剩资本没有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相结合，而是流向房地产和股市，制造出泡沫经济。由此带来了难以消除的后遗症，如大量的银行不良债权，股市疲弱，投资信心不足，消费低迷，巨额财政赤字等，至今困扰着日本经济。

中国的情况具有特殊性，这主要是在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历史条件下又面临后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形势，在一个时期内有几个主导性的部门，或新的主导性部门比较频繁地出现。所以，增长速度很快，快速增长周期比较长。从1978年开始，到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9．87%。其中分为两个阶段，1989年前和1989年后，1978～1989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8．67%；1989～1996年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0．45%，即呈现加速过程。到1996年后，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大调整。即在小康向相对富裕阶段过渡时期，工业化的深化表现为重化工业化的特征，消费结构升级表现为一些新型的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逐渐普及，它们主要是汽车、住房和电子通信类产品等。但是，由于缺乏工业化的自然历史过程，缺乏历史的条件创造和积累以及逐步的渐进发展，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普遍出现和存在横向的模仿，普遍和大量的重复建设和生产，因而迅速地出现膨胀和饱和，可是却又缺乏向产业高级化发展以及新兴主导产业形成的基础和条件。这样，就使得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大调整过程进展非常缓慢。在需求上的表现就是传统工业品的市场已经或接近饱和，而新的高价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空调器、高档电子产品、住宅等的消费迟迟没有进入加速期，其占全部消费品总额的比重仍然偏低。如我国城镇居民人均GDP已超过1200美元，与发达国家相似时期比较，我国交通消费占全部消费总额的比重平均要低2～3个百分点，一些大城市更是严重偏低，如上海市人均GDP已到达4000美元，但千人占有小汽车量不到20辆，仅相当于按韩国1986年在人均GDP刚超过1500美元时的水平。这就决定小康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的关键性的新的主导型消费品不能普及，便严重阻碍了工业结构升级换代，再加上中低收入群体就业压力大，工资收入的增长缓慢等，从而制约着经济增长的空间。从供给结构调整看，汽车制造业仍然处于很幼稚的阶段，汽车国内销售价格是国际价格的一倍以上；国内的电信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住宅成本高和价格昂贵，普通老百姓“望房兴叹”；农村仍然较为落后，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较慢，尤其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需求和购买能力低。这主要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和所产生的后遗症，一些本来应该是过去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问题，都留给了现在来解决，再加上行政部门分割和垄断等的影响。

快速增长与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包括很快出现供过于求和有效需求不足等。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1年调查结果表明，有效需求存在不足。从企业订货情况看，55．4%的企业认为订货处于正常水平，但是认为订货低于正常水平的企业（32．7%）比认为订货高于正常水平（11．9%）的多20．8个百分点，比2000年的比重多2．1个百分点；企业的销售价格普遍下降。60%的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本企业的销售价格下降，32．2%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持平，仅有7．8%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上升，认为价格下降的比认为上升的多52．2个百分点。

我国大多数企业的快速增长与迅速衰落的问题比宏观经济的变动更为突出。这除了客观的环境和条件外，还由于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不能依据环境条件的状况及其变化而及时地调整企业的战略、组织结构和经营活动，不能超越历史和现实的限制，完全被环境条件所左右，甚至反而促使环境和条件的恶化。所以，要解决快速增长与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就要求企业家持续创新和适当超前调整产品、经营和组织等的结构关系。

2．3．5　自由竞争与合作竞争：两种性能对企业家的要求

＊自由竞争的限制和弱肉强食的特性及其要求

传统市场经济的特性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市场机制发育和健康发展以及走向成熟的关键。而自由竞争是以资本比较分散和企业规模比较小，以及独立自主经营为基础的。在自由竞争中，价格是由供求关系自发地决定的，单个厂商不能决定价格，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流向有利可图的地方，没有障碍和限制，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自由竞争是弱肉强食，其结果是优胜劣汰。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存在行政性的部门和地区垄断，存在种种限制和障碍自由竞争的东西，企业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靠政府，竞争往往是不自由，也不规范和不公正。例如，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不仅是体制改革的先锋，而且是进入国际市场的积极力量。数量众多的中国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中国丰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在加入WTO后，民营中小企业会有更大的机会和更好的条件。但是，民营中小企业却长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国民经济的很多领域和行业不对它们开放，它们进不去，也很难获得信贷资金，更难以直接融资。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却一直受政府保护，但也承担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

据报道，万德辉是一位台湾鞋厂老板，他1986年把鞋厂搬到东莞厚街，1999年把鞋厂建到越南河内。他今年曾以100万盾（相当于人民币620元）的月薪，挖到了有个制胶厂的工程师，这在中国内地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而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40万盾（相当于人民币240元）左右，不到中国工人月薪的一半。他估计，自己在越南的投资，2～3年便可收回成本。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是，越南现在更愿意倾听外国人的声音。比如，越南邮电总局公布决定，自2001年12月1日起，降低国际电话收费标准，下调的平均幅度为15%。越南现时的改革力度，已经远远大过80年代的中国。这表明，自由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性之一，当今仍然存在和起作用，其作用的结果是导致资本的自由流动等。

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是实施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性原则等，降低关税和促使自由贸易，其结果必然是推动和促使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竞争。法国《费加罗报》2001年10月23日题为“面对显示出强国气派的中国”的文章说，在上海APEC会议之余，世界500强企业几乎所有的总裁都热烈欢迎江泽民，因为他重申中国将严格执行世贸组织的开放规定。美国的农场主希望在未来10年内向中国出售730亿美元的农产品；英特尔公司在上海工厂的产量增加了一倍；欧洲人希望向中国免税出口豪华轿车、电信设施和做数十亿人寿保险生意。这必将扩大和加剧竞争。而且这种所谓的自由竞争，其实是往往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竞争。

面对严峻的国际竞争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是生存与发展的惟一出路。从经济学的意义看，提高产业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归根到底是在全球产业分工与市场竞争中获得国际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主要是指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或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涉及的主要是各国间不同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关系，强调不同产业间的生产率比较。竞争优势立足于各国产业发展的现实态势，强调产业发展与企业策略行为对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主要是强调各国间的同一产业的关系，强调相同产业之间的生产率比较。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本质都是生产力的国际比较。

＊“狼来了”与“先生来了”的差别以及共同要求

我们通常把加入WTO，大批实力雄厚、技术和经营管理先进的外国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称为“狼来了”。这是反映竞争的残酷性和对手的强大。美国《纽约时报》2001 年10月18日题为“跨国公司到了中国的大门口”的文章说，中国受到威胁最大的，包括处于困境中的部分农民。在过渡的过程中，进口的农产品关税将从平均关税为22%降至17%，而且对美国的某些农产品关税下降的幅度甚至会更大。进口配额将会放宽。这两项改革将大大增加农民所面临的进口产品的强力竞争。人才的竞争也会成为一个问题，许多具有聪明才智的管理人员和专家都被跨国公司吸引去了。在制造业中，中国的经验尚且不足的汽车制造业可能是最薄弱的，因而是最易受到打击的部门。国产汽车的销售价格是类似型号的外国产汽车的2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生产成本高。但是，到2005年，为限制竞争的限额将会取消，进口关税也将大大降低，按规定从现在的100%下降到只有25%。很难设想这些国内的汽车生产商——他们现在几乎没有几家是营利的——将如何能够同那些廉价的，高质量的进口汽车竞争。外国公司扬言还要在其他领域抢占中国市场的大量份额。在这些领域，尽管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给予刺激，但这些国内企业按国际标准来衡量仍然是效率极低的。比如，一旦外国银行开始经营商业金融、信用卡和先进管理业务，中国的银行以提供小酬金为基础的服务市场可能会失去多达一半。在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5年以后，外国银行将获准向在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客户提供所有这些服务。在3年内，外国金融机构将获准在从事资金管理的公司中拥有高达49%的股份，在中国的股票和债券承销机构中拥有高达1／3的股份。预计外国公司还将建立它们自己的现代化的零售和批发销售网络，它们很快将控制许多产品，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产品的销售领域。

外商进入中国石油业，交锋将从抢占加油站开始。事实上，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早在几年前就已悄然布阵。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包括壳牌、BP、美孚在内，外资加油站在我国的十几个城市已建有400余家，其中仅广东就有百余家。1999年，BP阿莫科石油公司称，要用100亿美元开发中国油品终端市场，就在中国加入WTO当天，这家公司对外宣布计划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在中国投资50亿美元。许多开车的司机愿意到标有壳牌、BP、美孚字样的加油站加油，问其原因，答道：油质好、量足、有信誉、服务好。面对外资保险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和获得快速增长，呈现出很强竞争力的同时，中资保险却“损兵折将”。中资企业除了保险产品较为单调，难以量体裁衣外，主要是可信度差，安全性受损（如客户的隐私得不到保密等）；专业意识不强，服务意识差；敬业精神明显不足，服务质量不好；技术落后，成本很高，形成恶性循环。在技术和服务差的情况下，高昂的成本导致公司对该赔付案件实行拒付，导致信用下降，从而更导致技术和服务的落后。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欧日跨国公司先后进行了三波改革，即战略调整、业务重组和管理改革，以及规模空前的购并浪潮，从而改变和加剧了21世纪世界市场的竞争环境。世界经济三强的跨国公司经过三波改革，显现出经营目的、经营重点、管理结构和企业文化一定程度的趋同态势。在美欧日跨国公司改革中形成的一些原则事实上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标准。这也就形成了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标准的竞争。在这同时，也就把中国的企业纳入全球统一竞争的范围，给中国企业造成极大的竞争压力。

美欧日跨国公司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已经把中国经济与其全球网络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经济纳入其全球战略。在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中，生产制造中心、研究开发中心和管理营运中心是3种重要的节点。经过十几年的投资，中国作为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已经初具规模。一些跨国公司也在中国建立技术开发中心，虽然这些开发中心多数还处于初级阶段，往往只进行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开发。在这三个经营网络的节点中，增加值最大的是营运中心。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落后和服务业开放滞后，中国还难以作为跨国公司的营运中心。但是，加入WTO必将加大和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而也必定加大和加快跨国公司营运中心向中国的转移。这使中国企业被迫进入跨国公司的全面的战略竞争格局中，直接处于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核心竞争关系中。近年来，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系统化的投资。跨国公司不仅规模大，而且系统化程度高。自1994年下半年以来，它们纷纷在中国设立投资性控股公司，统一协调管理其在华投资企业，最终实现投资管理的系统化。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展开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国际竞争。经过90年代的战略性投资，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安排中的一部分。我国企业在国门之内就已面临国际竞争了，并将面对经过战略调整的各国跨国公司更激烈的竞争。

实力雄厚，技术、组织和管理以及战略安排先进的跨国公司，既是“老狼”，也是“先生”，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如何应对呢？这是极大的挑战，既要勇敢地应战，更要虚心地学习，要防止被狼吃掉，要在与狼共舞和向先生学习的过程中增强与提高自己。

＊合作竞争的困难和潜在危险及其要求

在当今时代环境条件下，在广泛和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中，市场的竞争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从原来的单纯竞争发展和演变为“合作竞争”，企业与用户、供应商、分销商以及同行间的关系是既竞争也合作，有竞争中的合作，也有合作中的竞争。所以，面对技术和管理先进、经济实力强和经营有方的跨国公司大举进入我国市场，我们企业要进入陌生的国际市场的形势，采取的策略更不能是单纯的竞争，而应该是合作竞争。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也会运用合作竞争这种有效的策略。壳牌公司2001年与中国石化合资建立的企业将在江苏省的7个大城市中收购500多个加油站。据记者了解，在港上市的太平协和公司，其集团联营公司协和石油在国内拥有营业和建设中的加油站超过100个。2001年上半年，太平协和的营业额为2．08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116%。

合作竞争是有关各方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合作竞争，既发挥整合优势，使合作各方获得更大的利益，又发展和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香港凤凰网2001年10月23日报道：大陆加入WTO将改写全球贸易版图，丰沛的低廉劳工、数百万的高级工程师人才及良好的基础建设奠定大陆的竞争优势。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而外国企业具有技术、经营和品牌等的比较优势。因此，从半导体到汽车制造的外商，都争相抢进。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对中国的投资，除了主要投资于电脑、电子产品、电信设备、制药和发电设备，以及汽车等行业外，也争夺基础原材料项目。被认为还有投资空间的基础原材料项目，新近都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热点。2000年成立的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是由我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国巴斯夫集团共同投资26亿美元创建的世界级高科技石化基地，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中德合资项目。

合作竞争可能造成双赢的结局。我国加入WTO虽会增加竞争的压力，但也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创造更大的市场。例如，加入WTO给我国保险业带来的市场的扩大可能比市场的竞争要更多一些。对未来的我国保险市场，一方面是大家分吃这块“蛋糕”；另一方面，更多的则是大家一起来做大这块“蛋糕”。

合作竞争也是一种博弈，能否造成双赢，取决于合作竞争的双方的具体条件、战略目标和策略手段等。双赢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实力接近和旗鼓相当。在强弱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其结果必定是强者和优者大赢，弱者小赢甚至大亏。事实上，也就有一些外商以合资或合作为跳板进入中国市场，待站住了脚，建立了销售网，占领了市场和赢得了更大的优势后，就甩掉中国的合作方，在垄断技术的基础上垄断市场。

可见，实行合作竞争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要求很高，要求企业要有比较优势，要求企业家在合作竞争中发展自己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要有灵活有效的策略手段，而且还要有远大和可行的正确的战略目标。而我们的企业和企业经营者离这个要求普遍相差很远。有的说，中国大多数经营者除了娴熟“厚黑学”外，对企业经营的科学方法知之甚少。企业坚持“带病作业”，却很难找到正确方法，根除病灶。企业经营者着眼于狭隘的眼前利益，行为短期化。这与跨国公司及其经营者的差距太大，根本不适应合作竞争的要求。我国企业实行合作竞争很困难，尤其是在缺乏自由竞争的传统和现实基础的条件下，但是又必须学会和运用合作竞争。

2．3．6　扩大规模与提高活力：两难任务对企业家的要求

＊世界巨头的竞压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加入WTO，中国企业面临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必须扩大规模。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不仅实力强，而且往往技术和经营管理先进，创造和发明新技术，创办新企业和占领新市场的规模大、速度快，因此竞争力强。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来华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2001年11月11日，就在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之时，国际电信巨头爱立信公司在香港召开战略和技术高峰会议，宣布在未来5年内将向中国投资50亿美元，用于移动通讯领域的发展。据悉，2001年的前9个月，爱立信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占其全球总销售额的一半。摩托罗拉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34亿美元。2001年11月份在北京举行的摩托罗拉公司全球董事会宣布，在未来几年内，摩托罗拉公司将实施“3个百亿”计划：从中国采购价值100亿美元的零配件和其他产品，使公司在华产值达到100亿美元，摩托罗拉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到100亿美元。同时，世界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北京投资2500万美元开设5家分店。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杜达富宣布，他的公司今后5年内将在华投资1．5亿美元，增建6个厂，以进一步扩大在华业务。此前，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已有23个瓶装公司，下属23个生产厂。

＊中国企业的弱小

我国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1996年，我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总额加起来还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年销售额大。在适合大规模生产的行业，与世界公认的最小合理规模相比，我国企业规模存在很大差距。如钢铁企业，公认的最小合理规模为400万吨。1998年，我国3500多家冶金企业中，年钢铁生产能力达400万吨以上的仅有5家，实际产量超过400万吨的只有4家；1998年，我国120家汽车总装厂的年生产总量只有160万辆，不及世界大型汽车生产企业1家的产量。小轿车生产的最小合理规模为15万辆。1998年，我国小轿车生产厂中只有1家的产量超过这一规模。一家中等规模外资保险公司的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而我国整个保险行业的总资产加起来也不过3374亿元人民币。1999年，我国保险业总资产为2389．58亿元，约合288亿美元，而美国仅一家安泰人寿保险公司的资产就超过900亿美元，是我国保险公司总资产的3．4倍。

＊加快做大的两难

中国要把企业做大，但是如何把企业做大呢？是通过自身资本积累而逐步把企业做大，还是通过资本集中而迅速地把企业做大呢？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热衷于收购兼并。先前，大多数在华投资企业都是外商独立或与中国伙伴新建企业。这种投资方式由于要经历征地、建厂房、安装设备全过程，周期较长。但是，信息化时代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更新速度加快，周期长带来了高风险。同时，中国各个行业都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有一定规模和层次的企业已不少，但相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无论是规模上，还是技术和管理上都还有较大差距。美国波尔公司与香港合资的富特波尔收购香港美特容器公司是一个典型案例。富特波尔公司先后在内地建立了7家饮料罐制造公司。美特容器公司在内地拥有13家饮料食品罐制造企业。富特波尔公司出资14亿港元收购美特容器，使集团的制罐企业增加到20家，易拉罐市场份额增加到50%以上。面对跨国巨头的竞争压力，在世界性购并浪潮的影响下，我国企业也纷纷实行低成本扩张战略，有的企业大搞收购和兼并，不仅搞同业的收购和兼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而且搞跨业的收购和兼并，实行多业经营。有的企业一下子把规模从几百万扩大为几千万，或从几千万扩大为几个亿。可是，其规模中不仅包含许多无法激活的“死鱼”，背上沉重的包袱和负担，而且其规模远远超出技术、人才、产品、品牌和经营管理的承载能力。于是，规模大了，而效益差了，企业很快地垮了下来。还有，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也相当普遍地热衷于把企业做大，但运用的是行政的手段和方法，行政撮合和“拉郎配”，建立起来的企业集团是砂石堆积，没有集团化的效益，但有集团化的成本和代价，其领导班子是貌合神离，甚至是公然闹对立和搞派别，包含很多的误区和危机，潜在和现实的风险很大。张维迎说，企业不搞大不行，不涉足多个行业不行；但是规模大了，经营多元化，企业也就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大企业做活更难

要把企业做大不容易，而要把大企业做活更难。市场经济是活力经济，无论是传统市场经济还是现代市场经济都一样，企业都要有活力。尤其是在进入后工业化的阶段，在信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环境条件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和新产品层出不穷，供求关系和市场行情瞬息万变，竞争异常激烈，新企业大量产生，后来居上、弱胜于强和小胜于大的情况屡见不鲜。所以，企业必须有活力，即使是大企业也必须充满活力。国外的大企业早已在做大的基础上，经过逐步的发展和超越，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地把大企业搞活。而我们的企业则缺乏这样的基础和过程。把企业搞活根本不同于把企业搞大，更何况是要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就要提高企业活力，是很困难的，这对企业家是很高的要求和挑战。

2．3．7　基础建设与上层建筑：两难选择对企业家的要求

＊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及其要求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普遍和严重地存在，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应市场经济特性及要求的东西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其传统力量很强，所以，我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很薄弱。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相当混乱：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偷税、漏税活动猖獗；走私、骗汇、骗取出口退税等屡禁不止；社会信用很差，合同违约、商业欺诈、逃废债务现象突出；操纵市场和恶性竞争的行为层出不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行贿受贿和官员腐败恶劣，等等。资料表明，早在1998年时，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就达到了近300万件。工商总局曾对49万个企业的850万份，金额为12535亿元的经济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履约率为50%左右，有的地区仅为30%。国有企业利用其国有背景不负责任的滥融资造成了银行系统一万多亿元的不良资产。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1年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制造假冒伪劣商品”（69．9%），其次是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包括“执法不严”（51．2%）、“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42．8%）、“不正当行政干预”（33．0%）等。当问及同行企业近两年内有那些不良行为时，43．4%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拖欠或压低职工工资”，37．8%选择了“偷工减料”，33．5%的选择了“欺骗用户”，18．9%选择了“生产污染环境的产品”。

陈淮说，市场经济秩序是为保证社会经济系统顺畅运行的社会共同约定。依据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规范化的社会共同约定，或者说社会共同行为规范，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或“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三个基本方面。当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在“无法可依”与“有法不依”两方面中，有法不依是主要原因；“体制内因素”和“体制外因素”两方面中，政府、司法机构腐败及“猫鼠串通”等体制内因素失控是主要原因；在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两方面中，依托行政权的垄断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等非市场机制是主要原因。维护制度的人或机构本身也在从破坏制度中捞取“好处”。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排斥竞争的行政权力介入资源配置。干扰甚至损害市场机制作用的行政性垄断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等非市场力量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假冒伪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社会的“自净化能力”缺失。^[6]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必然使守规矩的厂商和经营者得到不公正的结果，使正常的市场经营活动难以进行，交易成本非常高，效益很差，利益受损害，但是又无法通过社会规范来获得及时纠正，于是，他们也就往往会随大流，选择违规行为，甚至以破坏秩序的方法实现自我补偿。但是，其结果是市场秩序更加混乱，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更是普遍地和严重地受损害。企业和企业经营者与政府的关系也一样。张维迎说，中国的企业家不傍着政府是不行的，但是傍着政府，又容易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变成了政府的一个“托”，最后企业仍然没有办法发展。可见，在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环境中，企业家是一种两难的选择，是选择遵守规则还是选择违犯规则呢？一种选择是近期利益受损；另一种选择是长期难以生存和发展。

＊制度化与人性化的差别及其要求

中国许多问题的关键，是缺乏系统的游戏规则。中国的企业家会经常遇到有关游戏规则的困惑，即中国的体制问题很多，政府管得太多，游戏规则不透明，如果企业家按照规则办事，循规蹈矩，那么什么事也干不成，更不用说谈发展了。但是，如果不按照规则办事又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是杀头坐牢的风险。所以，有话说，“不违规等死，违规找死”。但是，无论如何还得要加强制度建设。中国加入WTO，意味着我们从“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既可以享受到WTO成员国的各种权利，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WTO的宗旨是致力于建设国际贸易规则（有7项基本原则：一是非歧视原则；二是公平竞争原则；三是低关税开放原则；四是透明度原则；五是权利与义务平等原则；六是协商原则；七是例外原则），主持贸易谈判，调节贸易纠纷，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和提高各国贸易政策的透明度。WTO的目标是为出口企业的货物和服务产品提供自由、有保证、可预测的外国市场，以帮助企业能够在平等竞争条件下在国际市场营销自己的产品。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和企业都加强和提高规则意识，搞好自己的制度建设，规范自己的行为，尤其是社会中介机构更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切实履行“公正人”的义务，做讲信用和守信用的模范。张瑞敏说，市场竞争的一些必须要素，应该尽快完善。比方说，市场竞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有非常好的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这些在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些，企业进入市场之后，是很难参与竞争的。所以，制定和执行规则无论有多难都必须进行。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已经进入超越制度和规则的阶段，尤其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跨国公司在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同时，积极扩张研发中心并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少有29家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了32家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跨国公司越来越在重视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投资，不少跨国公司将年利润的10%投入开发研究。研究和开发的重大成果可以用来改变旧规则和制定新规则，使规则的制定成为非常重要的竞争手段。同时，它们非常重视企业的文化和道德建设，重视人性、人的需要和情感等，充分肯定个人的独立、自由和个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行人性化的管理。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重视人性的，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就是以人本化管理为核心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主要是群体性和道德性，甚至与封建等级和宗法人伦相联系，轻视个性和自由，更缺乏以民主为基础的规范化的制度建设。而离开或缺乏制度基础的人性化管理，往往效率很低，甚至会走偏方向，搞成个人迷信和崇拜、专制和独裁，以及任人唯亲等。由于制度是一种有边界和规范的、相互认同和接受的、相互制约和促进的社会平台，只有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平台之上的人性化管理才是充分有效的。

在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上同时实行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制度，使两者统一起来是很难的。因为按自然历史进程，是先打牢、夯实和搞好制度管理的基础，再推进人性化管理，使人性化管理具有制度的基础和保证。历史上工业化阶段主要是制度化管理，人性化管理只是补充。而到了现代的后工业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人性化管理才普遍化和成为主导。所以，在我国现阶段的基础上和条件下，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往往相互打架，往往使企业经营管理者陷入困惑。张维迎教授指出，一是家族管理的困惑。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家族化管理。企业要发展壮大，要有竞争力，不走出家族化管理的体制，不利用市场的人力资源和管理资源，不行。但是，当企业家试探着迈出这一步，引入现代化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体制时，又缺乏可以信赖的职业经理人，大量的资产被偷盗，痛定思痛，最后发现“任人唯贤”还不如“任人唯亲”，雇来的经理还是不如“自家人”值得信任，于是又要回到家族管理。二是利用资本市场的困惑。企业家在走进资本市场、获得外部资源的同时，他们又担心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三是面临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困惑。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将迫使政府部门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与此同时，也将使中国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习惯于在政府的保护和摧残下生存的中国企业家在期盼着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又在畏惧着恶劣的竞争环境。

＊大众化与个性化的不同及其要求

传统的工业经济是大众化的经济，产品的大众化，消费的大众化，文化和传媒的大众化。而大众化又与群体性密切相关，企业是群体性的典型。制度是群体对个体行为的控制，是群体性的集中体现。企业也是大众化的，基本是一个模式。而到了后工业化则出现了基于大众化的个性化，尤其是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出现产品的个性化、消费和服务的个性化，企业的个性化，企业的组织和治理结构也出现个性化。而体验就更是个性化的。当有一位专家问托夫勒：未来的体验经济是大众化还是个性化？托夫勒肯定地回答说，是个性化的。当然，这里的个性化是以大众化为基础的，是超越于大众化的个性化。

大众化与个性化的管理大不相同，不仅方法不同，而且原则也不同。一个是理性化、规范化、制度化、简单化和统一化的管理，其中包括群体对个体的约束和控制，对个性的限制甚至是否定与排斥；另一个是感性化、知性化、情感化、具体化、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管理。要把这两者直接地协调和统一是相当困难的，是对企业家的一种特殊要求。

2．3．8　正常管理与非常管理：双重逻辑对企业家的要求

＊正常管理的含义和要求

管理是理性与实践的结合。合于自然历史进程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管理，我们称其为正常管理。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基本属于正常管理。因为那是基于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实行符合每一时期的特性及要求的规范化的管理。虽然它也有一个超越于以往的和常规的管理问题，但还是基本符合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西方管理学所说的“生命周期管理”、“危机管理”和“变革管理”等都属于正常管理。虽然基于对未来管理的认识和判断，而提出诸如“情感在新管理方式中的重要性”等问题，但还是把管理的“变革时期的信任基础”确定为“可预测性和能力”。^[7]当然，在现代和未来的正常管理显然是不同于以往的正常管理。以往的以传统工业活动为对象的管理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现实，对未来的预测是次要的，而且未来也基本是可预测的。而今天，在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主要不是基于现实，而是基于对未来的了解和判断，而未来又是难以预测的。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未来有的事情是可预测的，大的趋势可以作出一个大致的判断，但总体的情况是不可预测的。2001年12月2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的主持人张蔚问参与者和嘉宾，未来是什么或什么样的，没有两个人的回答是相同的。有的说，未来是生物经济；有的说，未来是前途和道路宽广；有的说，未来是在脚下；有的说，未来是探索和思考；有的说，未来是希望和梦想；朱丽兰说，未来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和统一；托夫勒先生的夫人说，未来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和有起伏的；托夫勒先生说，未来是蓝色的，是天空的蔚蓝色，是努力，是希望，是激情，等等。

＊非常管理的含义和难题

我国经济在没有完成工业化的情况下，又面临逃脱不了的信息化的挑战；我国企业在没有完成市场化的情况下，又面临逃脱不了的全球化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我们不得不在进行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进行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战略应对，将两大任务一起完成。中国的发展是超越于自然历史进程的，我们把不符合自然历史进程的逻辑与历史不相一致的管理，称为“非常管理”。中国的企业家面临着：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规范的管理还很欠缺的情况下，就必须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需要进行超越规范的管理。这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实现现代化的要求，而与西方企业管理不同。正如我国著名导演陈凯歌说的，中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显著区别是英国人很讲规范和规矩，而中国人则突出变通。我们所处的时代需要超越规范，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变通。但是，在缺乏规范的基础上实行变通，却有很大的问题。正如俗话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变通是一种方圆，管理不以规范或规则为基础是成不了方圆的，是会乱套的。所以，在缺乏正常管理的传统和基础上而直接实行非常管理，是不合常理的。正如中国的现代化虽然不能循着自然历史进程走但又不能跳过历史阶段。因此，中国的企业管理必须是正常管理与非常管理的统一。

＊应对环境变动的管理两难

企业管理的要害是反映环境的状态及其变化，使企业能够适应环境，在客观环境及其变化中生存发展。管理本质上就是组织对环境变动而必须作出的一系列变革活动。（1）环境变动的频率影响着管理变革的速度，且环境变动是个快量，管理变革是个慢量；（2）环境变动的方向影响着管理变革的方向，高层管理者的过人之处应当体现在对未来环境变化方向的准确判断上；（3）环境变动的范围影响着管理变革的现实空间，而由于组织成员心理素质而决定的对组织承受能力，则极大地制约了管理变革的空间。简言之，环境变动是管理变革的界区。对环境要素的分析主要在于分析环境的不确定性，关键在于把握两个维度：变化程度和复杂程度。管理者的功能就是要努力使环境的不确定性对组织的影响降至最低。即管理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在变动的环境中激发人的潜力，将组织的有限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以达成组织既定的目标。但是，企业产生和建立以后通常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虽然环境在变化，但企业着重于自身的建设，建立制度和实现规范化管理。当环境变化到一定的程度，企业不变革就不能适应环境，无法继续在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时，就必须进行管理变革。环境变动迟早是需要管理变革与之相适应的。据有的研究表明，历史地看环境变动与管理变革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时期，企业无法改变既定的外部环境包括产业环境，管理变革以内部变革为重心；第二时期，虽然企业无法改变既定产业，但企业可以通过对不同产业的投入产出率进行比较，选择有优势和吸引力的产业，以适应环境的变动；第三时期，产业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在于培育产业先知和核心专长。但是，这第三时期环境变动的速度非常快，企业很难跟上环境的变化，更何况还要先知和先行。这给管理者增添了把握管理变革方向及深浅的难度，对管理的要求很高，要求管理实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说是处于这第三阶段，它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要应对尚且很难。何况，中国的企业大多是刚建立或者是建立不久，还缺乏稳定发展的基础就需要进行管理变革，而且还是三个时期管理变革的任务都同时摆在了面前。这种挑战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在缺乏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要适应环境的迅速变化，而必须既实行变革管理，要开放，要改变规则和打破秩序，要放权，给予下属独立性和自主权，要肯定其个性和鼓励其创新，又必须建立稳定发展所需要的规则和秩序，要集中和统一，甚至要适当地封闭，实行等级制等，要把两者统一起来是非常难的。

【注释】

[1]约翰·科特著：《新规则——后工业化社会制胜的策略》，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美］汤姆·彼德斯著：《管理的革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7 ～23页。

[3]［美］汤姆·彼德斯著：《管理的革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 ～10页。

[4]《参考消息》2001年11月2日。

[5]张舒英：《全面估价日本经济》，《环球时报》2001年12月4日。

[6]陈淮：《市场呼唤铁序》，《经济管理》2001年第11期。

[7]简尼·丹尼尔·杜克：《管理变适：平衡的艺术》，载于德鲁克等著《未来的管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