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牛耳面粉业，王宽诚任港商会会长

第二十八章　由甬至沪　维大行执面粉业牛耳　另谋商机　王宽诚任港商会会长

（一）维大行革故鼎新执同业牛耳

王宽诚

王宽诚，1907年出生于宁波南郊农村，与许多宁波帮名人一样出身贫寒之家。他只念过三年私塾、四年小学，15岁在家乡鄞县永丰猪行当学徒，后在江厦街源吉钱庄做放贷业务。几年的跑街生涯使他在经营企业和管理业务方面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知识。

1932年，25岁的王宽诚被宁波太丰面粉厂聘为采购部主任，从此他由宁波到上海长期经营面粉业，独当一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按当时行规，采购部主任这一职务，可收取不少佣金。王宽诚一到任就改革陋规，把这种“肥缺”视之为发展企业的弊端，因此，他以果断的措施，崭新的方法，革除了这一陋规。他向采购人员提出，收取佣金以后，会让供应商牵着鼻子走，但拒收佣金又会使供应商感到不安，影响业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自己主动带头放弃佣金，同时推动所属人员也放弃佣金，并建议厂方，必须切实整顿，兴利除弊，改善经营管理，打开新的局面。

但是，王宽诚的革故鼎新却招来了守旧势力的攻击，流言蜚语、冷嘲热讽纷纭而起。当时有两家富商劝王宽诚离开是非之地，王宽诚便与他们合作开设了维大鼎记面粉号，在1935年正式开张，王宽诚任总经理。

“维大”开业后，王宽诚制定了一整套的革新方案，对人事制度、经营管理都有一套新的做法。用人方面，他不讲情面，以德才兼备取人；将学徒改为练习生，取消过去的拜师仪式，并打破学徒期三年制，凡办事认真、成绩优异者工作六个月之后即可提升为职员；对主任、会计、出纳、推销、勤杂等提出严格的责任制度和奖惩条例，大力开展面粉埠际贸易。

在运用现代经营手段方面，王宽诚独具胆识。“维大”开业那天，他出高价在《时事公报》上刊登广告:“顾客至上，信誉第一，‘维大’最讲信用，劣质面粉不卖”，连登七天。当时他的一些亲戚认为，七天的生意赚来的钱还不够登广告费。王宽诚对他们说:“我还要登，连登半个月，让全市百姓都知道‘维大’，生意就好做了。”果然，连续半个月的广告，使店门前排起长队来买“维大”的面粉和麸皮。

王宽诚在宁波打开了局面，就进军上海。他在泗泾路挂出“维大行”招牌，以经营面粉为主，兼营罐头食品。他以高薪和拆账分红等优厚待遇，聘请了几位在洋行中熟悉国外关系的高级职员，通过他们积极与海外面粉厂扩大业务联系，终于取得了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家公司开展外贸业务的机会，依托这些公司，广取货源，不断拓展面粉业，最后竟压倒上海各同业的进口面粉，稳执了全市面粉业之牛耳。

（二）以人舍我取的战略成亿万富翁

王宽诚经商具有非凡的机敏和投资手段，1937年在打开“维大行”面粉业务后，还经营呢绒、木材、房地产和轮船公司，特别是与爱国商人王康年合股接手中国钟厂，由王康年任总经理，生产三五牌钟表，蜚声中外。这几年的苦心经营为他日后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这段经历，王宽诚在日后回忆中写道:“我1937年从宁波到上海，先开设维大行，经营国际贸易业务，第二年即开设金城铁工厂，以后又投资五洲银行、新汇银行、永兴地产公司，接办生产‘三五’名牌的中国钟表制造厂，投资其他多家工商企业，几年间，各项企业蒸蒸日上。当时真想做一番事业。”

不料，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王宽诚的实业计划。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后，维大行被迫停业，次年到达重庆，想继续发展维大，有所作为。可是在国民党统治下，政府腐败，民不聊生，事业毫无进展。抗战胜利后，王宽诚回到上海，又见国民党官员南下“劫收”，横征暴敛，不久内战爆发，上海市场环境十分恶劣。于是，王宽诚决定将资产转移到香港，以图新的发展。

1947年8月，王宽诚举家迁居香港，在事业发展上经历了重大的转折。王宽诚首先注目于当时的金融货币。在日军占港时，曾强迫汇丰银行印刷大额票面的新钞，在香港市面上同时流通。香港人称新钞为“新票”，把日占前的汇丰钞票称之为“老票”。后随着日本败局已定，“新票”行情一跌再跌，最后竟跌至票面价值的20%。“老票”与“新票”之间的总价越拉越大。当时香港人都想把“新票”及时脱手，免得成为废纸。王宽诚经过反复研究有关资料，认为日军在撤离香港时，汇丰银行账目清楚，已印出的钞票绝不会作废。于是他倾其所有，还多方集资，大量收购“新票”。事实证明，香港政府当局为维护香港金融的稳定和银行信誉，果然使汇丰银行依法受理“新票”，并与“老票”的票面价值相等，十足兑换。王宽诚以逆反思维采取“人舍我取”的战略，其手中掌握的“新票”立刻增值5倍，获利巨大。

王宽诚继而又看中香港地产行情。在日本投降后，城市建设很少进展，荒山荒地甚多。当时香港富商大批离港去加拿大、英国等地移民，王宽诚估计香港地产必然会大涨，于是，又一次采用“人舍我取”战略，在香港政府公开标售大批荒山野地时，王宽诚买下了许多山地，将山整平，以石作料，建造了一幢幢高楼大厦，他将这些高楼定名为“海国公寓”。至1949年初，上海和国内不少工商人士转入香港，“海国公寓”房价升高，王宽诚一跃而成为亿万富翁，后被选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多年。(www.xing528.com)

（三）毕生为祖国作贡献

王宽诚一生从事的事业都力求做到有利祖国的振兴，其爱国之心，始终如一。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在上海曾承购当时国民政府所发行的战时公债22万元。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他冒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冲破重重阻力，率领香港观礼团回国参加开国大典。回到香港后，经他力争，获得香港中华总商会全体会董的同意，在香港总商会顶楼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引起全港的震动。

抗美援朝时，王宽诚率先捐献飞机一架及其他军用物资。他还卖掉一部分香港地皮，认购胜利折实公债21万港币，又以相当于2000两黄金的外汇从香港调入大陆，这事曾轰动报界。后来他又斥资在北京建造当时第一家利用外资的高级饭店——北京新侨饭店。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尚未与西方各国恢复外交关系，一些大国还对我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王宽诚以维大洋行名义为我国代办国际进出口贸易，还投资于广东和上海华侨投资公司、浙江信托公司等单位，斥资约2000万元人民币。为了打破外国轮船不准进入中国、外国口岸也不准中国货船进入的各种限制，王宽诚特意开创了远洋航运业务，由他出面为中国运送物资，并专程去欧洲订购远洋货船，全部租给中国的轮船公司，为大陆打开了通往世界各国的海上通道。1961年，我国向古巴订购了一批食糖，因运输困难，周恩来总理派人赴港就商于王宽诚。王宽诚不顾安危，亲自出面包租巴拿马海运公司船只，把食糖抵运中国。

当时中美尚未复交，王宽诚的种种义举，遭美方忌恨，维大洋行在美分行亦陷入困境，资金被冻结。王宽诚闻讯亲往美处理，一下飞机，即遭美方刁难，企图拒绝他入境。王宽诚大义凛然，申辩道:“我虽不是共产党，但我是一个中国人！难道中国人爱中国有罪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不是也号召美国人献资献财以示爱国吗？中国在遭受困难时，我为什么不能捐献物资以表我爱国之心呢？你们说我买共产党政府发行的公债就是共产党，那么我在抗日战争时也买过国民党政府的公债，莫非又是国民党了？”一席话使美方无词以对，终于让他入境。

1957年，周恩来会见王宽诚等一行

王宽诚对家乡事业十分关心。在他的创议下，1980年10月31日在宁波正式成立了“甬港联谊会”。香港方面，有宁波籍著名人士200余人参加，王宽诚被推选为会长；宁波方面，推选俞佐宸为会长。成立会那天，王宽诚亲率港会知名人士30余人专程前来祝贺，他在会上致词时，引用古人“作始也简，作毕也巨”的话，希望齐心协力建设宁波。

最令人感动的是，王宽诚在逝世前一年，即1985年，出资1亿美元，创立了“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他说:“我们宁波人有句老话:积财于儿孙不如积德于儿孙。我们国家要兴旺发达，培养后一代人才是件重要的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资助的重点是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深造。此外，这一基金会还向暨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提供了资助。王宽诚捐助上千万元给国内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如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等。

1980年，香港中华总商会成立80周年暨第32届职员就职典礼（右四为会长王宽诚）

王宽诚在慷慨捐献的同时，却自奉甚俭，不抽烟，不喝酒，衣服脏了常常自己洗，破了打上补丁再穿。他一生热爱祖国，艰苦创业，对待工作，严于律己，乐于为公，既守信用又善于经商，实为“宁波帮精神”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王宽诚历任中国人民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六届常委；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6年12月3日，王宽诚在北京病逝，终年80岁。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为他题词:“爱国忠魂，垂范华夏”。1998年10月5日，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4651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1985年邓小平接见王宽诚

宇宙星空中的王宽诚星